溫楨文

胡適的日本觀衍義 張崑將
一、前言
胡適雖沒有如郭沫若、戴季陶還有魯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留學日本，也沒有專門的日本文化研究作品，雖未能稱為「日本通」，但根據歐陽哲生的分析，胡適前後有十九次訪日經驗，從戰前到戰後，跨越了半世紀，與日本知識界、新聞界、學術界頻繁打過交道，累積不少書信及與日本人交往過程的日記，同時胡適的作品也有不少被翻譯為日文，顯見日本人對胡適其人及其著作影響的重視。以上雖點出胡適與日本各界重要人士的來往及胡適本人著作受到日本學界的重視，但仍缺乏關於胡適對日本觀點的研究。有關胡適有無系統性對日本的評論，周質平早年寫過〈胡適筆下的日本〉，雖然江勇振批評周質平這篇文章是「欠缺歷史的眼光」，沒有很清楚地交代胡適一生思想蛻變下對日本各階段的評論，但周文認為胡適對日本文化的評論褒貶互見，不像他對西洋文明的一致推崇，並且常有愛恨雜揉的情緒表現，確實點出胡適對日本評論的多變想法，亦多有見地。
　　當然，論及胡適的日本評論，不能忽視江勇振所出版《舍我其誰》的系列大作，特別是《舍我其誰：胡適　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中的第二章「中日現代化，還是中國行」已有大量篇幅討論胡適的日本看法，不僅細分各階段的轉變，也理出胡適前後看法的矛盾，雖然一些細部論點有待商榷，未能視為定論，但在階段的分法上，仍可參考。
　　既然胡適對日本看法的階段性轉變已有江書的詳細研究，因此本文採取另一種策略，即針對胡適對日本評價有關的某些重要環節進行「衍義」。之所以說是「衍義」，而不言「商榷」，乃是胡適的日本評論要商榷的論點太多了，且江勇振的專書中已做出很多的「商榷」甚至糾謬工作，不需筆者再另撰專文，意義也不太大。至於「衍義」，即是推演其意義以進行補充，深刻理解胡適日本論中的某些精要處或是遺漏的環節處，將之推演出來，或欣賞其洞見，或深化其內容。過去南宋真德秀（1178-1235）著有《大學衍義》、明代夏良勝（1480-1538）也撰有《中庸衍義》，均從理學觀點去推演並重新闡釋《大學》意義。以上所謂的「衍義」均是過去儒家一種註解經書的闡釋方式，加入作者所要發揮補充的意涵。不過筆者不是理學家，與胡適也沒有師生關係，所說的「衍義」純是一種針對胡適有關日本論課題時所未能說出或不及說出的重要論點，加以推演其觀點，使其日本論達到更深化的可能。例如胡適常用「中央集權控制」與「廣漫的滲透」來比較中日現代化改革的不同，這樣的理路，在衍義的過程中，既可補充其限制性，又能深化其理論的內涵。又如青年胡適與青年芥川龍之介（1892-1927）的見面，雖只是一兩則的簡單日記，但二人的對話涉及深刻的「自由」命題，筆者想更「入乎其內」進行衍義。再如胡適已在1919年欣賞過戴季陶的日本論，但研究者都輕易滑過這個紀錄，檢視胡適的日本觀是否取材自戴季陶的日本論，也是令人值得可以衍義與比較的環節。
二、從「實驗主義的信徒」看胡適日本觀的演變
　　胡適在近代固然是西方文化的追求者，但深入其著作，也會處處感受到他一生思想多變，尤其處在那樣風起雲湧的大時代裡，世界詭譎多端，他評論世界局勢、西方文化甚至他對中國文化的評價，以及對中國緊鄰的蘇聯及日本的評價，存有許多階段性的不同。例如早期有李敖寫過〈胡適對蘇俄看法的四階段〉，描述胡適日俄戰爭時期渡過中學的少年梅溪學堂中痛恨俄國，到1917年美國留學期間看到了俄國的革命，給予社會主義的實現真誠的祝福與嚮往。胡適到了中年時代則對蘇聯尚抱期望與懷疑，對唯物史觀、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蘇維埃聯邦的看法存有許多矛盾與混亂的地方，直到1947年開始失望，並在1954年發表「公開懺悔」自己過去曾憧憬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潮流，但事實上世界經歷了37年的社會主義實驗被證實是失敗的，從而放棄對蘇聯的希望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從胡適對蘇聯革命思想的變化，李敖最後總結指出胡適是個「實驗主義的信徒」。後來，余英時在《中國近代思想上的胡適》也稱胡適為「實驗主義的思想性格」者，這種性格是將杜威的實驗主義，結合了中國考證學，成為他的「科學方法」。
　　 胡適既然是「實驗主義的信徒」自然也可用在他諸多思想上的矛盾，因為「實驗」需要「時間」觀察結果，而這個「時間」又往往短則數年，長則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看出。例如江勇振指出他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從1926年的否定到1935年成為肯定，又如指出胡適對中日現代化孰優孰劣問題在中英文呈現相反的陳述等。比較胡適的中英文著作時，研究者也往往注意到胡適的「兩面性」，如翻譯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編輯者即說：「在胡適參與國內的中西文化論爭的文字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帶有濃厚西化色彩的胡適，是一個尖銳批評中國文化惰性的胡適；而在胡適發表的英文作品中，我們看到的又是他的中國情懷，一個為中國辯護的胡適。」這就是研究胡適思想的難處，胡適可能不只兩面，甚至有多面，無論如何，如果將胡適放在「實驗主義的信徒」下，這些矛盾似乎都可釋懷。
　　如果將「實驗主義」的態度用在胡適對日本的評論或觀察，其實也很適用。江勇振就很清楚地分析胡適對日本有以下五階段的轉變：24歲以前胡適對日本看法經歷三次轉變：第一次是他赴美留學路過日本時視日本為島夷的天朝心態（1910年），頗帶有種族主義的偏見；第二次的轉變是他留美中期視日本為「完全歐化之國」，立志要到日本去當人道主義的「傳教士」；第三次的轉變，是在他進入國際仲裁主義，領悟到日本的軍國主義對中國的威脅的時候。第四次轉變是1927年開始讚嘆日本現代化的成功，欣賞日本用了西方的物質文明在日本建設出西方才有的精神文明。第五次轉變是1933年左右，胡適對中日現代化正反的評價完全對調過來，中國現代化看似遲滯、迂迴，卻是徹底、民主的；反之，日本現代化看似成功，卻完全只是表象。尤其是第五階段，江勇振進行胡適對日本看法的中英文之對照，詳盡分析這個關鍵轉變。
　　 胡適對日抗戰或想法的多變，尤其在九一八事變以後，研究者多關注胡適對日本侵略中國到底是抵抗或是妥協的態度？根據江勇振的細密研究，從1931年到1933年，兩年之間就轉變了四次。從妥協、到有條件的妥協、到不妥協，然後又回到了妥協，最後在為紐約在中國同學會所作的〈太平洋變色〉這篇演講的結尾清楚說自己在1935年6月10日開始已從一個和平主義者變成一個抗戰的支持者。但在1937年4月18日發表〈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卻又成為用區域性的和平機制來抵抗日本的侵略，這是第六次的轉變。但胡適主戰的態度維持沒多久，蘆溝橋事件爆發，7月30日的日記又成為求和心切者。到了九月初又主張「苦撐待變」。以上江勇振所言「妥協」一詞頗待商榷，胡適當是求和心切，主張用和談方式解決中日爭端。
　　另外，耿雲志所撰〈七七事變後胡適對日態度的改變〉一文也注意到胡適對日本人有前後不一、複雜矛盾的心態，往往是毀譽交加，愛惡難定。耿雲志此文也指出胡適對日本現代化的成功，對他們善學別人長處、爭強求勝的民族精神，以及愛整潔與愛美的習慣，他都極口稱讚，然而對於他們某些保守的陋俗，也時有譏評，而對他們的黷武的軍國主義更是毫不掩飾其反感。
　　1935年至1937年之間由於日本的華北政策節節進逼，學生組織抗日運動等，全國主戰氛圍高漲，這期間不免也影響胡適的「和平主義」立場。1936年7月胡適在出席「太平洋會議」路過日本時，接受日本記者室伏高信（1892-1970）的採訪，室伏也發現胡適從一個「去年夏天以前極力反對獨裁政治（按：指蔣介石）、主張民主政治的胡適之先生的言辭。若說是變說，自然是變說，而且是很鮮明的變說。」換言之，胡適當時言辭的轉變，連日本人都看得出來。儘管胡適對日態度有江勇振及日本記者的分析變化，不過胡適曾在1936年2月的演說自稱：「20多年來我一直是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但若是「屈辱的和平」與「破壞的戰爭」，胡適寧可選擇後者。質言之，胡適顯然不是甘地氏的非暴力哲學的和平主義者，他的想法多變也不是針對日本而已，對蘇聯、對西方文化乃至他常批判的中國文化之態度也是如此。胡適不愧是「實驗主義的信徒」，許多觀點會因人、因時、因地、因事而改變，用這樣的角度觀察胡適，當會很自然體認為何胡適會有很多前後矛盾不一的言論。不過，胡適看似不斷變化、前後矛盾不一的論點中，我們也須從「變」中看出胡適仍有其「不變」的價值觀，如余英時說胡適承襲杜威的實驗主義的哲學方法，目的在「改變世界」，而不只是「解釋世界」，換言之，胡適的「變」中都想「改變世界」，這與傳統儒學的關懷是一致的；又如胡適講究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這種方法有如余英時所說「將一切學說都必須化約為方法才能現出他們的價值」，這當是胡適變中也有不變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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