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扶雄

第一章　繼續種植櫻花　異域的櫻花

「櫻花」堪依戀

地處亞熱帶、熱帶的臺灣，各地也有賞花名勝。
臺北市郊外的陽明山、竹子湖、烏來，中部的日月潭、霧社、九族文化村、武陵、阿里山等地都有。當中包括當年日本人以為心靈之寄託而在戰前所種植的櫻樹，以及戰後日本民間團體以臺日親善之象徵而贈送的櫻樹，而有些地方的櫻樹已成為老樹而碩果僅存。
花季則自一月底繼續到四月上旬。有如火焰般嫣紅的寒緋櫻（亦稱臺灣山櫻），怒放時正值農曆新年假期。與寒緋櫻差不多同時，深山中有野生的霧社櫻，將白色的靜謐蘊藏在花瓣中，一氣呵成同步綻放。迨至三月，來自日本的吉野櫻、富士櫻、大島櫻、八重櫻都含苞待放，直到清明節來臨，所有櫻花散播幽香，有如暴風雪般一齊狂飆飛舞。

櫻樹原產喜瑪拉雅地方，是薔薇科櫻花屬的落葉木。
就僅以亞洲而言，印度、緬甸、臺灣、中國、朝鮮半島，到處綻放櫻花，然而江戶時代的日本國學者，卻認為櫻花乃是日本固有之花。
江戶時代以前的日本人對在春日裡爛漫盛開的山櫻花、里櫻花，只是單純直率地稱讚其美，然而國學者卻在櫻花中進一步去詮釋那被稱為日本人特有之「美意識」中的虛無映照之美，以及恬淡的生活方式，進而討論起觀念上的「櫻花」。

若問東瀛大和心
晨曦　芬芳　山櫻花

本居宣長（注二）的這一首詩，極其高明地表達了山櫻花之美。然而隨著時代演進，不知自何時起，櫻花昇華為大和魂之象徵，邁入二十世紀，更以日本國花、武士道之象徵而聞名海外。再到昭和，軍國主義支配的時代來臨，於是櫻花之驟爾散落與凜然就義之形象重疊，美化櫻花之風潮已然確定了。
一八九五年，基於中日戰爭（甲午戰爭）勝利，日本領有臺灣。以邁向現代國家為目標，採取富國強兵制的明治政府，開始經營臺灣殖民地，對抗歐美列國。為尋找製造樟腦原料的樟樹以及優良建材的檜木而走入山地的日本人，於一九○五年發現竹子湖一帶野生的寒緋櫻，一九○七年發現類似日本彼岸櫻的白色霧社櫻。於是趁此良機，在大屯山、太平山、日月潭、霧社、阿里山等地熱烈試植櫻樹。官民一體的努力奏效，到大正末期，阿里山賞花之旅甚博人氣，熱鬧非常。
然而，日本戰敗後，在臺灣、在朝鮮半島，櫻花陸續被砍倒。引發這一場戰爭的日本帝國陸海軍曾以櫻花比喻為國壯烈捐軀，櫻花因而被認定為軍國主義之象徵而飽受怨恨。在臺灣，許多櫻樹或被砍下當薪柴，或遭推倒以拓寬馬路，有的是不適應土壤而衰弱，有的被剝去樹皮當漢藥材，有的就這樣任其自行枯萎。蔣介石政權時代（一九五○∼一九七五）優先種植中華民國國花梅花，因而櫻花的影子更形單薄了。
即使如此，戰前曾受日本教育的多桑們，未曾忘懷「櫻花」。「臺灣歌壇」的詠歌者，對著映入眼簾的櫻花映照自己的心懷。

百貨公司購得櫻花糕，聞到懷念的香味　　鐘春惠
與訪臺尋求日本心之友，同唱同期之櫻　　黃華浥
頃接東京花訊，遙憶皇宮之櫻　　　　　　許育誠
南洋櫻花瓣輕拂佇立風中人之心　　　　　林碧宮
春風憐惜凋零之櫻花，吹遍寂靜山野　　　游細幼
弟乎，或逝或留之櫻花，終有一日歸佛地　蔡焜燦
（以上皆意譯）

櫻花連結了兩國之心，悄悄依偎在戰後的多桑身旁，依然綻放到今天。

臺灣的開花爺爺

臺灣中部，有一處幾乎不見於日本旅遊導覽書的賞花名勝地。
那便是從南投縣埔里鎮通往山中霧社的埔霧公路。到一月底的時候，寒緋櫻的紅色一路像長長的布帛搖曳翻騰，逕自奔上全長二十一公里的道路。力薄勢單的多桑，花了二十多年的歲月，默默地種植了三千數百株的行道樹。不藉官方的助力，受盡周圍人們冷漠而異樣的眼光，仍一直埋頭繼續種植樹木。何以如此用心且在意櫻花呢？我很想見見臺灣的「開花爺爺」，直接聽聽他的話。十一月初旬，這一天，氣候終於降到三十度以下，難得地一大早便吹拂著清爽的秋風，我搭上臺北開往埔里的巴士。
自清朝起，以理蕃（教化、平定山地之原住民）政策之前線基地而開拓的埔里，是個山明水秀的地方。汨汨湧出的優質山泉水生產出紹興酒、香菇、野菜等豐富的地方特產。雖遭逢一九九九年「九．二一中部大地震」的摧殘，然而鎮上的傷痕已痊癒，防災植栽計畫已見進展，充滿了安居樂業之象。
我們相約在臺灣的地理中心點、立有「中心碑」的公園裡。入口附近聚集了一些攤販，賣著烤甘蔗、烤蕃薯等地方名產。此地的悠閒完全迴異於臺北，鄉村風味的時間在這兒流逝。
清癯的老人家拖著身軀，碎步靠過來。原來是「開花爺爺」王海清先生（八十三歲）。他似乎比約定時間早到，一直坐在路旁長椅上等候。
那笑容好像是在迎接遠來親戚。紅銅色的膚色，看起來跟青紫色毛衣、打鳥帽很搭配。他像是披著一件從容不迫的衣服，顯得很悠閒。
「我的日語講不好，都忘了，家裡窮，沒有辦法唸書。」
他握著手充滿歉意地表示。
我回說：「沒關係，我十分明白。」他微微鼓起鼻翼，滾動著眼珠子，做了個放心的表情。
用午餐時，或許緊張緩解了，也或許對櫻花有增無減的思念成為拖網，把沉澱在記憶底層中的話撈了上來，端出，擺在我眼前。

祕境．霧社之旅

午餐後，搭上往廬山溫泉的巴士前往霧社。大約是四十五分鐘的小旅程。大部分的乘客都是上街採購的泰雅族人。臉盤兒類似馬來系及玻里尼西亞島民的老人家，以像日本人般的日語開口：「從哪兒來的？噢，太荷苦（注三）嗎？」
七十八歲的老人，將臺北以日語發音說成「太荷苦」。
穿過兩側充斥攤販的熱鬧馬路後，不覺已進入田園，開始駛上埔霧公路了。在緩坡的左側，看到白色浪頭忽隱忽現的溪流伴隨而行。沿著河岸依次出現觀光養蜂場、苗圃、民宿風的小飯店。「清流小瑞士」、「夢幻山村」、「箱根」等，是光憑招牌上的店名便很想住住看的飯店。「這個，這個也是，是我種的櫻花。」
忽然間，清海先生欠身，並且手指路肩。
因非花季所以難辨識，但有寒緋櫻以數公尺的等距種下。已經開始落葉的黝黑樹枝深入蔚藍天空，為周遭景色平添舒適的興奮期待感。
行道樹列突然斷了，那是由於沿路土地所有者不同意種植，以致被迫放棄所致。不得已只有避開私有土地，栽植在路肩乃至開通的崖邊，以致有些櫻樹的樹枝對著道路成銳角而伸出去。從手植的行道樹列，隱隱約約地窺見所涉及之土地所有權者的複雜現況。
時時會遇到不懂得體恤種植者辛苦的觀光客乃至種苗業者，偷拔樹苗放進車上便揚長而去。海清先生說：「最近櫻花有人氣，可以賣好價錢的緣故吧。」這番話跟悠閒風景並不搭調，豈非現實冷漠的話嗎？
「想到櫻樹在別的地方一樣可以開花，並不傷心，被偷了，再種就是了。」
多桑似乎說的是，樹苗被拿走，也是將神明的恩典分賜出去吧。

巴士駛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已經爬到相當高的地方。坡度變大，地平線不知何時被中央山脈所取代，山峰與天相爭。覆罩在青灰色山頂的是白色的雲靄嗎？
「不是雲靄，那是霧社櫻。這一陣子有些樹偶而會開花，但平常是二月份開花。」
江戶寒緋之一種的霧社櫻，是明顯的臺灣原生種（在日本被稱為霧社櫻的高砂櫻是另一種）。未曾有曆法的原住民，自古以其為告知雨季之花而加以重視保護，如今仍然自生在深山裡。樹齡高而成了大樹的關係，微白的櫻花同時綻放的模樣，看來彷彿是霧氣裊裊湧上。
從開通的絕壁底出現了將樹枝伸出四方的大樹，海清先生提醒我看清楚「那個、那個」。「那是日本人種的櫻花，如今依然會開花。」
聲音稍顯高昂。對頻頻回顧的這一棵大樹，似乎有著一股特別的眷念。
不久，在左側可以見到為了紀念一九三○年抗日武裝事件而建的霧社事件紀念碑，巴士緩慢轉彎，停在鄉公所附近。從巴士下車，感受到外頭空氣帶有寒意，也微微地聞到燒柴的氣味。
霧社位於北緯二十四度，東經一百二十一度十五分，標高約一千一百四十八公尺，是周圍被三千公尺級的中央山脈環繞的小村落。東西有兩條溪流。自合歡山伸出的山脊貫穿了村子，再往南伸展。霧社正如其名，容易起霧，總醞釀出奇幻的氛圍。霧社以及散布在中央山脈深處的各村落，原是原住民自古的居住區，但約自三十年前起，休閒事業的開發日見進展，溫泉地以及觀光農場吸引了都會區的人們。
村子裡顯眼的道路不過是田徑場的距離而已。雖叫商店街，只聚集了旅館、工具店、便利商店、電腦店，還有幾間小食堂、雜貨店、服飾店而已。其中有三家店鋪是王海清先生的兒子們所經營的。可稱之為霧社的「東急HANDS」的工具店，店主是次子圳結君。我們走進那家店，接受廬山高山茶的款待。
海清先生光滑的雙頰裡含了口茗茶，同時瞇著眼睛享受其滋味。接著就緩緩打開話匣子。
「如果沒有在公學校的六年，絕對不會有今天的我。」
突如其來的告白，令我躊躇猶豫，不知該如何回答。自茶杯升起的花香，緩緩搖曳，在螺絲帽及鐵管等工具類之間環繞流動。
「哥哥、姊姊、弟弟都因為不能上學，無法擺脫貧窮。他們耕作人家的田地，就這樣過了一輩子。」
多桑的哀愁從那遙遠的記憶中如一陣旋風般吹出。

活在最底層的少年

王海清先生，父親為王主信，母親是吳毛，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誕生在臺中州魚池庄（今南投縣魚池鄉）。是五兄弟中的次子。
海清先生誕生的那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因關東大震災而延期的皇太子（後之昭和天皇）跟久邇宮邦彥王長女良子女王的婚禮在東京舉行。前一年關東大地震襲擊東京，為了結合災後的復興氣氛，政府盛大慶賀皇太子成婚大典。臺灣亦如日本本土，從地方乃至學校，無不舉辦祝賀節目，提燈遊行。

說到大正時代末期，日本統治臺灣已歷約三十年。各地抗日活動已遭鎮壓，財政也漸入安定的時期。總督府陸續進行治水工程、鐵路、水力發電等大規模建設事業，以期嗣後之工業發展。都會區出現了日本人經營的百貨公司並成為熱門話題，也是這時候的事。
但是，如果放眼地方，則出現貧富差距的問題。占有總人口數四百萬人之六成的農民一貧如洗。與總督府御用商人勾結，藉米穀及蔗糖之外銷（送至日本內地）而大貪暴利的地主雖然不是沒有，但幾乎全部的人都被糖業公司的佃農制度、耕作資金貸款制度、指定耕作地域之限制、農產品之價格制度等等所束縛，徬徨受困於社會之最底層。他們是降生在土地上命中注定的弱者。
不僅如此，王海清先生出身於最貧窮的階層。一家七口擠在半傾的小屋子裡，爸爸不爭氣，田地因無力償還貸款而落入他人之手，只有到別人的農地當臨時工。

海清先生四歲的時候，母親以三十一歲之齡病逝，父親帶著五個孩子，上自十一歲的長女到年僅十一個月的稚子，束手無策之下，只有到處找親戚求助。
「像你這般不爭氣、無路用的，哪會有人給你當後妻呢？」
起初冷淡應對的親戚，不忍見到孩子如此悲慘，自埔里農家帶來了剛離婚的女性。在臺灣，良家婦女在丈夫過世之後往往不再婚嫁，而跟著孩子過日子。來當後妻的這一位女性是被丈夫趕出了家門，不知何去何從，所以只好帶著三個孩子落腳在這一家。連處在這般境地的女性都對這一家之赤貧如洗啞口無言，像是走錯了地方般，立即去向不明。
不久，以放款為業的人介紹的第二位後妻從埔里來了。趁此機會，長女便到遠方街上去當女傭。
年輕繼母對丈夫的孩子們完全沒有付出感情。像是等不及海清先生長到七歲似的，告訴他為了減輕家中負擔，明天起要開始工作。
「你已經長大了，要認真去工作。」
小孩點了一下頭，雖弱小卻勇健地不敢稍露稚子之心。
天未亮就走出家門，照料牛隻、割草、曬稻穀，應雇主之要求不眠不休。蔓延的菅芒草以及切割後的餘株，馬上傷到手腳，在炎熱天氣下埋首苦幹，汗流浹背，汗水令傷口刺痛不堪。領取雇主給的食物返回家時，每天都是全身顫抖，失魂般昏睡過去。
與此同時，內地（日本）的農家也處於窘迫之境。經濟恐慌加上東北六縣稻米歉收，相繼有出賣女兒、母子自殺的悲劇上演。
但是，對從事生產甘蔗、米、茶、水果、麻及加工的臺灣農民而言，上述的慘劇卻是家常便飯。有一頓沒一頓的生活變成理所當然。尤其幼兒死亡率攀升跟虐待童工的問題變得相當嚴重。整理日治時代生活史的竹中信子女士，敘述生在貧窮農家的女孩的悲哀：

成了貧窮雙親的犧牲品，不到幾歲的幼小時，便被變賣為女奴，做些下女的活。雖有親生父母、兄弟，然無法分到他們的愛，身體永遠被錢給綁著，沒有一刻的自由。從早到晚不斷遭人使喚，犯了微不足道的錯，竹箠便如雨落下。不被允許遊玩。在主婦面前拚命幹活，受主婦虐待的下女，其悲哀不是內地人所能想像的。
（節錄自《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

農民因過度艱苦而加以抗議，立即有警察前來鎮壓。農運人士為援救他們而從事啟蒙運動，組織農民組合，也悉數遭到總督府彈壓，被當作共產主義者而遭逮捕。臺灣農民走投無路，僅能緊抱著土地苟活。

想上學而流下的淚

在此就總督府為臺灣人所實施的初等教育稍做說明。
日本在殖民地臺灣正式實施初等教育，是在臺灣成為日本領土的翌年，即一八九六年。
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一八五一∼一九一七），在臺北市郊外的芝山巖開辦國語傳習所，在新領土上點燃對日語教育之熱情。但是不到一年，發生了六名教師為人所殺害之悲劇。伊藤修二約在兩年後離開臺灣，嗣後由一八九八年就任民政局長的後藤新平著手學制之改革及規畫。後藤將當時的「國語傳習所」（除了一部分外）改為「公學校」。公學校乃是專供本島人（臺灣人）子弟就讀之教育機關，而內地人（日本人）則就讀小學校。雖同屬六年制，但公學校的就學年齡則配合地方實際情形，規定不那麼嚴格。
另一方面，原住民子弟的教育，則由各地推動理蕃（教化原住民使之恭順）政策的警察官負責。
依據一八九八年公布的「公學校令」，其教育方針為「對本島子弟施予德政，教授實學，使之精通國語（日語），進而養成國民性格。」（公學校規則第一條），可以充分明白總督府透過日語教學，向兒童教導日本精神（勤勉、誠實、禮儀、規律、清潔、公德心等）及日本文化，使之成為「優越的日本人」的用意。同樣地，對朝鮮半島的兒童也依一九一一年所公布之第一次「朝鮮教育令」施予教育，使其成為日本人。

導入「教育敕語」，如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以及第三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注一）所表達之意願，早就被提出討論。然而，基於語言問題等，遭受強力反對，實施並非容易。為此，自明治而大正期間，便只汲取其中精神，編入教科書中教導而已。教育現場普遍採用「教育敕語」，乃是往後的事。

一九一二年，以修正與內地之間的差距為目的之「新臺灣教育令」公布了，會說流利日語的臺灣子弟可以就讀日籍子弟的學校。在此之前，這類學校的學生限於雙親之一為日本人或曾留學內地之子弟，且需通過嚴格審查，始得以入學。以此看來，政策確實是進步了。然而名額訂於班級人數三分之一以下，以這一點而論，可以窺見改正的限制。所謂「一視同仁」，歸根究底，並非是在尋求「平等」，實際上是為了「同化」，所以即使被指摘是為同化而喊出的口號，也沒有辦法反駁。
涵蓋海清先生的故鄉魚池及埔里的臺中州公學校，就學率究竟有多少呢？
一九三○年，當他接近就學年齡時的統計，男生有十八．七％，女生則有九．一四％（《臺灣學事一覽》，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刊）。因當時沒有強制每天上學，因此實際上到校上課的兒童人數，恐要少於統計表上的數字。相對於內地人專用的小學校及原住民子弟就讀之學校以公款經營，本島漢人就讀之公學校則需負擔部分經費，更兼儒家思想依舊根深柢固，女生就學機會便被剝奪，以致就學率低下。就學率超過七十％，乃是實施義務教育的一九四三年以後的事。

年過八歲，王海清先生惶恐地懇求雙親讓他上學。原來雙親為了每天的生計奔波，毫不關懷孩子的向學心。雖是幼小，海清先生思考脫離赤貧的方法，得出的答案便是入學公學校。
「我不拖累你們，會工作，也會照顧弟妹。」
「上學？這是什麼話？」
父親停下劈柴。
「你這笨蛋，做田的不用什麼學問。」
正煮著蕃薯籤的繼母一巴掌打到少年。
「我想成為會賺錢的人，請讓我上學吧。」
海清先生拚命懇求。隔天，再隔一天也忍不住一再懇求。結果，是被吵煩了吧，繼母做出決定。
「到明年就讓你上學了。這中間你要忍耐。」
經過一年，經過兩年……他年過十歲，雙親依然不履行約定。少年的身高跟繼母差不多一般高了。
一九三六年春天，在田裡幹活兒的時候，有位親戚帶著穿上外出服的兒子走過眼前。說是為了要辦入學手續，正要前往公學校。海清先生反射性地跳出田裡。
「嚇人了，你這是怎麼回事呀？」
那位親戚目不轉睛地注視沾滿泥巴、打赤腳的少年。
「叔叔，我想上學。拜託，帶我去。」
「告訴過你爹娘了嗎？」
「說了也不會聽我的，所以拜託叔叔啊。」
「你真的想讀書嗎？」
「啊，想賺錢讓大家日子好過些。」
「好，既然這樣，就帶你去。」
少年丟下工作從後面趕上去。怎麼說都想上學。
在魚池的公學校由親戚充當保證人開始辦理入學手續時，教務主任說，還是需要家長表示同意的印章。因此海清先生跑回家裡，趁雙親不在家，任意取走印章到學校。入學手續費二十錢，由親戚當場寫好借據，少年自己借到。
說服雙親的便是這位親戚跟鄰居們。
親戚說：「就那麼一個，有個會寫字、懂算術的孩子，總有些有用的時候吧？」
繼母回嘴：「田裡的事都荒廢了，可吃不消。」
鄰居們紛紛幫腔：「這孩子聰明，就讓他上學了。」「讓他上學看看，如果不行再說吧。」
雙親終於答應了。
「只能到會寫自己的名字為止啊。」

可是另外附帶嚴苛的條件，要做比現在更多的家事跟農活。
海清先生的夢想便這樣終於實現，在十一歲入學埔里鎮魚池公學校。從這一天開始，與雙親及兄弟不一樣的人生，展開在他的面前。
達成入學公學校的海清先生，格外有強烈的向學心，是相當特別的例子。貧困家庭的兒童，幾乎頂多上各村落由總督府開辦的免費「國語講習所」而已。基本上，這是讓十二到二十五歲不懂日語的一般民眾，避開農忙期上課，在兩年之間習得日語、簡易算術、唱歌、體育、裁縫等科目的設施。一九三一年總督府公布十年計畫，打算在各角落遍設講習所，務使半數人口學會日語。托免費之賜，正如總督府所預估，入學者與年俱增，然究竟日語學得多少，卻難免令人存疑。

公學校的教育與教師的關照

在昭和初期之公學校，日語、修身、算術、日本史、地理、讀書、音樂、體操、裁縫與實用課程屬於施教科目，而漢文則是隨意科目。為使學生自公學校畢業之後，可立即進入社會，亦設有兩年制的高等科。但實際上，因繼續上中等學校之升學熱隨年俱增，高等科已形同預備升學班。
公學校的授課，與以內地人兒童為對象之小學校不同的是，充分分配日語科之授課時數，將重點擺在會話能力、日本精神之養成與近代知識之吸收。
在內地，自一九三三年開始，課本改換成有彩色插圖解說、以「開了開了　櫻花開了」起頭的《櫻花讀本》，但是在公學校，所有科目都是使用總督府編纂的教科書。《公學校國語讀本》以口語為優先，使學生能同時學習到文字與發音，又順應台灣之風土習慣，務使兒童在學習上不致碰上阻礙。
另外，自一九三六年起，臺灣開始使用與內地相同的教科書，但只限於小學校。

低學年由臺灣人擔任教師，盡力於學習片假名與會話。海清先生做了一陣子日本語的口頭練習之後，初次目睹教科書上的片假名，感受到未曾有的激昂。翻開書本，平常所見的植物、動物化為插圖，因想立即探究這裡面寫些什麼而情緒激動。上進心強烈的少年，不到一年已經會用片假名寫自己的名字。
到了高年級，教師換成日本人。國語課本混雜片假名以及漢字，內容的程度變得相當高。例如翻開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發行之《公學校國語讀本卷十一》（四年級適用），全部的二十五課當中，蜜蜂、寄居蟹、鯊魚、阿里山森林等取材自臺灣自然界的科學作品以及偉人傳記、歷史故事及民間傳說，占其大半，其餘則由深入淺出地解說生活習慣的故事所構成。
江戶時代官員建設防沙林的故事，提到調查風向以及土壤等，強調如何以科學方法完成有益人群的事業。也有一九二三年皇太子（當時為攝政宮）行啟臺灣的小故事。當考察製糖公司時，皇太子發現並指出休憩所的竹材萌芽了。於是公司職員就謹慎栽培照顧，結果成了一片綠油油的竹林。這被當成報效皇恩的故事而予以介紹。兒童從修身及日語課本學習到愛國、勤勉、公德心等，以及做為日本人應有之心態及科學心；從日常生活指導上，學習到日式禮儀及習慣，切身感受到日語課的啟發，而繼續努力做一個日本人。
入公學校的翌年，海清先生十二歲，遠方農家親戚願雇父親為長工，一家人搬到埔里。

不同於小地方魚池村，埔里公學校有很多兒童從附近來上學。赤腳上學的兒童，恐怕只有海清先生。兒童幾乎都是穿布鞋或日式木屐。
他放學回家，趕緊做完父母指定的工作，然後把就寢前的時間用來做功課，可是不久繼母就以浪費煤油為由拿走油燈。不得已只有在日出時打開課本，以小樹枝充當鉛筆，在菜園地上寫數字，做算術練習。
但是，即使他這麼努力，轉學後在公學校裡，成績仍落到班上第四名。
繼母口頭禪般碎碎念念，說已經會寫自己的名字，再也沒有必要上學了，逼著他退學。
「第四名嗎？拿不到第一名不必再上學了。嘴裡說想上學，其實是偷懶不想做家裡的事吧？」
即使得到好成績，繼母也不可能溫言嘉獎，而天天責備他。少年的悲哀淚珠有如朝露，沿著蕃薯葉滾落到紅泥土。
但是，不服輸的性格與努力有了回報，四年級的第二學期，成績漸漸進步，被選為副班長。

此時的優等獎狀，海清先生愛惜保存至今。生活再艱苦，輾轉遷徙中不曾把它給丟了。四個角落已經殘破，全部呈斑駁褐色的獎狀，有如古墳的出土物。

賞狀
第四學年　王海清
（右之）者成績優等二付之ヲ賞ス
（昭）和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埔）里南公學校

（括弧中之文字已破損）

僅有十三個字的語句，給予少年活下去的喜悅以及人生目標，並且，無疑地，繼續支持他的人生。
依慣例而言，班上第一名的成績優等生要當班長，但海清先生的情況是裝扮太寒磣了。無從縫補的舊衣服上有洗不掉的汙垢，終年打著赤腳。班長常有機會要在人前露面，這樣的打扮會傷及少年自尊。教師們考慮之後做出決定，只好讓他當副班長。熟悉少年家庭背景的日籍教長渡邊，有一天找他來安慰。
「你在班上的成績最好，這事我知道。但不想讓你有不必要的辛苦、負擔，所以你的級任老師叫你當副班長。」
教師們不僅認可自己的能力，就連貧困的家境也若無其事地默默關照，悄悄分送飯糰給無法帶便當的海清先生，說服文盲、沒有見識的雙親。教師的慈愛在各方面鼓勵少年，深深滲入滿身傷疤的少年心中。
被世間排斥、受到漠視的少年，能讓他丟開心頭壓力而自由自在過活的地方，能切實感受到只要努力必能歡喜收割的學習場所，便是公學校。少年由衷盼望更加用功，俾能賺到錢，也希望自己能成為造福社會的傑出之人。
到了高年級，學會乘除加減的計算之後，海清先生負責幫家裡繳納田租，應得的勞力報酬，也不再被地主給吞沒了。

當個日本人吧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爆發，中日正式開戰。這一年，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在蘇聯（今俄羅斯）留學十二年後歸國，就任江西省保安處（公安部）副所長。
戰況愈形險惡，為了轟炸蔣介石的根據地南京，飛行編隊一日數次自臺北市的松山機場起飛。
一九三六年就任總督的預備役海軍上將小林躋造（注四），基於海軍南進論，將「臺灣南進基地化、工業化、皇民化」定為政策大綱。小林總督以「培養忠良帝國臣民之素質」為目標，強力推動臺灣人皇民化，認定日語乃是「精神的血液，身為國家之一員而流通在國民之間」，本島人也不能不常用日語的思維成了最高指導原則。

在學校，漢文科目遭到禁止。到了一九四○年，改為日本名字的「改姓名」運動，接在日語家庭（一家人常用日語）的推廣運動之後，有計畫地在漢民族系的臺灣人之間實施了。
但是，取了日本姓名，就能跟內地人一樣嗎？赴神社參拜事實上成了強制的義務，慶賀農曆元旦的習俗以及本土的宗教祭典受到限制，佛寺廟宇的數量也遭到削減，然而臺灣人之精神社會，不仍依然確實存活下來嗎？然而，臺灣總督府卻急躁地推行皇民化。

總督府文教局所監修之《皇民作法讀本》（昭和十五年刊）當中，載有臺灣的兒童應遵守之十誡：

一、尊敬天皇陛下，身心都要成為日本人
二、敬神社，袪除迷信。
三、用國語，不說臺灣話。
四、維持身體清潔身體、服裝整齊。
五、注意衛生，不用外食。
六、蓋廁所，處理好痰、口水、鼻涕。
七、不要給人帶來困擾，為他人盡力。
八、做徹底誠實的人，消滅盜竊、謊言。
九、不賭博，認真專心工作。
十、舉止有禮保安靜，不吵架，不吼叫。

如今已經七、八十歲的多桑們，曾全盤接受昭和的皇民化教育。祭日時以惶恐心情聆聽校長先生恭讀「教育敕語」，遙拜皇宮後開始上課。每逢修身課就全班起立，祈禱戰地軍人武運長久，恭唱明治天皇御製之詩歌，不都是這樣的嗎？
請參閱附記在卷末的問卷調查（參照XXX頁）。問多桑們「在日本時代，學校教育所教導最重要的價值觀是什麼？」得到的回答，第一是愛國，第二是誠實，第三是孝順，而接下來的便是勤勉、嚴守時間、整理整頓、犧牲的精神。
接著問到，其中「到今天依然深透內心的價值觀是什麼？」（參照XXX頁），第一是誠實，第二是勤勉，第三是嚴守時間，第四是孝順，「愛國」原為最重要的教導，卻未達第五。歸根究底，有個看法認為所謂愛國是國家強制灌輸的，有的看法則認為「愛國」已轉變為「愛臺灣之心」。

「教育敕語」以自由作答而名列第五。作為統一的德目、人生的糧食，可知在多桑之間仍保有高度評價。他們感歎的是，戰後的日本人唯恐軍國主義復活，因而過度地將忠君愛國之思想視為禁忌，連帶遺忘了「教育敕語」所教誨的為人之道乃至公德心。

「教育敕語」之廢止，是出於ＧＨＱ（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的壓力。廢止的理由是由天皇來教導臣民應遵守之道德，此一想法有悖遵循主權在民精神之新憲法。
戰後之道德教育，雖終於自一九五八年復活了，但在教育現場變質為意識形態之爭的箭靶，最終仍未教導普遍的道德。一九九七年神戶發生小學生的連續殺傷事件之後，要求重新檢視「教育基本法」以及戰後教育內容之輿論乃開始興起。
探尋一九五○到六○年代自己在東京山之手區立小學就讀時的回憶，並沒有受過道德教育的記憶，只記得校長說過「讓我們當個愛好和平的日本人」這般程度的話。可能由於我所上的小學是東京都模範學校吧，設備上有齊全的最新視聽器材，課程中刻意汲取、採納和平憲法之精神，充溢著革新的校風。其後升上採一貫制教育的私立中學，剛入學後不久，在天皇誕辰的典禮上，原為文部省大臣的年邁院長三喊：「天皇陛下萬歲！」十二歲的我大吃一驚，目瞪口呆。中、高六年的在學期間，每逢典禮便反覆唱著昭憲皇太后（注五）以及貞明皇后（注六）御歌的緣故，不知不覺中已習得這學校的傳統德目，但自己終究無法融入校風。順便一提，本校校徽是櫻花。
曾經自臺灣多桑口中意外聽到我打中學、高中一路唱過來的〈金剛石．水是器〉（注七）。多桑低聲呢喃般唱起開頭時，映在一大片玻璃窗上的異鄉景色消失了，只有古色蒼茫的歌詞主宰控制了現場。

金剛石

金剛石，若不琢磨
珠玉光芒難有
人亦經歷學習之後
真實德性始可觀
鐘面雙針無休止
不停輟運行中
若能惜時苦勵
有何事業不完竣

昭憲皇太后御歌．奧好義作曲

翻譯發表這首歌的劉添根先生（七十四歲），至今仍擔任日文翻譯而活躍中。一九四一年當他十歲時，全家自廣東省移居臺北。添根先生回憶說：「因為是支那人，不屬臺灣籍，受到內地人嚴重的差別待遇。」他們兄弟無法就讀國民學校（一九四一年起公學校跟小學校都改成這個名字），最後才好不容易進入疏散地的學校。雖然如此，在不到二年的日本教育中，他仍把習得的德目奉為北極星般的人生指針，如此活了過來。
「我們一同唱吧」，聽到這喊聲我才回神，而早就該忘掉的歌詞，卻已未加思索地脫口唱出，我因而感到震撼。
將每一小節切開般唱出，那模樣卻傳來了以不屈不撓的努力開拓人生的魄力。

與恩師之羈絆

多桑們之所以懷念日本統治時代，很多是基於公學校、中學、職業專門學校時代教師的熱忱與個人道德。赴臺任教的日籍教師中，歧視本島人學生，以暴力相待者雖有，但大致上都是獻身理想主義的聖職者。被派遣來臺的教師大多出身九州，或許便是由於這一點，以致部分多桑的日本話總帶著些西部腔調。
生前任杏林大學研究所教授的伊藤潔先生（享年六十八歲，注八），把在國民學校時的回憶以珍惜語氣告訴我：
「我想日本做得很好。尤其日語科的教學很徹底。老師都很熱心，令人感受到竟然教到這般程度。我們的級任老師叫小野先生，是栃木縣出身，年輕的代課老師。雖在缺乏糧食的時代，還做些飯糰、和食給學生吃。除了熱心之外，他也像母親般慈祥。」
伊藤先生那回到少年時的眼神，如今我回憶起來依舊覺得懷念。
居住新竹市，擔任公司顧問的朱錫堯（八十三歲）先生感慨良深地這樣說：
「難以忘懷國民學校時代的恩師，充滿慈愛地教育頑皮的我。能有現在的我，全是遇到老師的結果。日本時代的教育是心靈糧食的人生之寶。日本精神是教養的財源。」
酷愛藝術的實業家許文龍（七十九歲）先生告訴我，與公學校還有中學時代的日籍教師相遇，幫他打開了心靈的眼睛。
下課後，級任老師叫因家境貧困而常挨餓的文龍先生留下來畫蘋果。喜愛繪畫的少年忘了飢餓，拚命寫生。畫好了，老師慈祥地說：「好，請吃。」
「不是以蘋果施惠，而是在你畫完喜愛的圖畫之後，再給你蘋果。這很體念到小孩的感受。」
上中學時，文龍先生遇到幾乎影響了他一輩子的恩師，即教授美術以及音樂的大友老師。
「他讓我們觀看米勒的名畫《晚鐘》，問我們：在專心禱告的農民身邊回響的鐘聲，你們可聽見了？這時候感受到難以言喻的衝擊。在最易多愁善感的時代，他引導我們去領會到接觸藝術之喜悅，以及為美而感動之心。沉睡於體內深處的對美的探求之心覺醒了。中學時代的情操教育，變成何等龐大的財產……」
也有多桑覺醒於文學之中。我與臺南市的葉俊宏（享年七十八歲）先生因一九九四年的採訪而相識，他能背誦李白、杜甫詩，及《萬葉集》（注九）裡大伴家持（注十）的歌，還有漢詩、短歌、川柳（注十一）、俳句，是一位多才多藝、永遠的文學青年。
「職業專門學校時代的秋山先生，把教科書擺在一邊，從《萬葉集》到島崎藤村（注十二）的詩，都朗朗吟誦給我們聽。尤其藤村的詩更是難忘。」
完全為詩歌所迷的他，加入了日語成績良好的學生聚集的文藝部。與友人討論文學理論，隨恩師學習詩歌，一再鍛練文筆。
「那些成了我日語能力的基礎。」
戰後經過了相當的時間，終於有了恩師的消息。老師在北海道有煤坑的小鎮中學執教，於是學生寫了一封信，附上掛念高齡恩師的短歌。

秋去山村嚴寒裡，
恩師如何度此冬。

不久來了回函。
「面對身為日本人，然連教科書都無法正確讀出的學生，朗讀你的短歌，再也難忍眼眶中之淚水。」
俊宏先生再三重讀回信，為那再也喚不回的往日及對恩師的思慕而嗚咽啜泣。

一九七八年，在申請許可制之下，臺灣開放海外旅行，學生只要有機會便訪日，為了與恩師重逢而落淚，至今也仍在臺灣與日本各地舉辦同學會，牽掛不斷，未曾或絕。

日本還有武士嗎？

成長在富裕家庭中且常用日語的兒童，可獲准進入小學校。但是不同於在學生全是臺灣兒童的公學校就讀，跟內地人一同念書的兒童，或被嘲弄日本話有臺語腔，或成績被刻意打低，或遭受言語侮蔑，曾發生很多傷及幼小心靈的事。
柯德三（八十五歲）先生在一九二八年入學臺北市南門小學校。他的祖父是臺灣日語教育先鋒「芝山巖學堂」的第一期畢業生，後來到拓殖大學教授臺灣話，擔任教育者。德三先生誕生在祖父的工作地東京，但全家遭遇到關東大地震，於一九二三年遷回臺灣。在雙語環境下生長的他，自幼熟悉日本話，因此被允許進入小學校。
他念小學校四年級的時候，有一次跟同班同學偷聊悄悄話而被新任的內地人教師注意到。被問到姓名時，內地人的同學立即報出名字，可是他卻開不了口報自己的臺灣姓名，以至於一直站在原地。他連便當都不吃就放學回家了，祖父聽到他的話時，很慈祥和藹地告訴他，要以自己的名字為榮。然後教他反覆說出「柯德三」，直到順暢為止。
少年時代的心境相當敏感，敘述如下：

不知何故，從這時候起，我為自己是臺灣人而感到自卑，於是盡量裝成日本人。並非因為臺灣人會受到欺凌，但始終很在意。在跟朋友聊天時，會小心不要用到在家中用慣的臺灣話。
中午的便當裝著母親苦心烹煮的滷豬肉、滷蛋之類臺灣菜的時候，日籍孩子就問：「你這是什麼？」「那是豬尾巴嗎？你吃豬尾巴嗎？」所以放學回家後就跟母親哭訴，拚命要求帶鹽漬鱈魚卵、煎蛋、鱈魚、沙丁魚乾、海苔卷、海苔便當等日本菜。當時臺北城內在今日的榮町（注十三）有家叫「酒卷」的日本醬菜店，母親特地前往採購給我。
十歲的我，恨未能生為日本人。

（節錄自《母國是日本，祖國是臺灣》，柯德三著）

即使像柯先生這般條件優越的孩子，若進入小學校，則不管你願不願意，總要意識到臺灣人那不由自主的立場。那就是殖民地的實情。通過嚴苛入學考試，脫穎而出進入帝國大學的精英人才，多數的志願是醫生、律師，恐怕是因為只能在專門課程中發揮其才華所致。
在戰前，精英分子就讀的舊制高等學校及大學，為了培育充滿愛國心且具有高尚精神的領導者，融合了中國古典及武士道的德目來鍛鍊年輕人。
一九○○年新渡戶稻造以英文著有《武士道－影響日本最深的力量》（注十四），該書之所以受世界領袖級人物所嗜讀，在於介紹了信義、勇氣、仁、禮、克己、忠義、榮譽心等普遍的德目。
經府立台北高等學校升學到京都帝國大學的李登輝前總統在他的著作中這樣說：

戰後回台後，痛切感受到以新渡戶先生為首的日本的先進們，如何認真真摯地為臺灣的經濟自立做獻身性的努力，也深刻回想到真正在日本文化之下，受過基礎性教育及教養是有益的。特別是，新渡戶先生在《武士道》之中強烈強調的像「信」、「義」、「仁」等德目，在之後我任為臺灣的總統而率領「新臺灣人」來推進建構新的國家的時候，成為無可替代的心靈上的支柱。

（錄自李登輝著《武士道解題》）

只要是精通日本文化的人，都能隨口說出：「花是櫻花，人是武士。」正襟危坐，以極其認真的表情質問：「日本還有武士嗎？」這是在問日本人，可以宣示為人之道於天下的領導者，果真還在嗎？
家住宜蘭的李英茂（七十六歲）先生，便是一位憧憬武士的人。

假如把棒球帽跟夾克換成武士頭盔跟武士服，便能就此以忠誠老家臣角色在古裝戲裡登場的他，做了四十一年的教員。透過他誠實正直的笑容，一板一眼的舉止，可以一窺他迄今的人生。他之所以想探究武士道，其契機乃是來自閱讀李登輝前總統的著作《武士道解題》。而短歌則是以「武士之嗜好」而「年逾古稀，開始自學」。
二○○五年的六月，在宜蘭縣訪問剛自日本愛知縣「愛知世界博覽會」參觀回來的英茂先生。到車站來迎接的多桑，在雜沓人群中挺直背脊，有如原野上綻放的百合花。
從站前搭車繞了市區，感受宜蘭市之美。
晴朗的日子，在長長的海岸線可以望見沖繩縣與那國島浮現在水平線上，還有據說西鄉隆盛的兒子（譯注十五）在明治時代擔任廳長（相當於縣長）時曾為其構築堤防的宜蘭河，以及水量充沛的稻田，再來便是聳立在背後的青灰色雪山（次高山），這些景致交織成一幅美麗的田園風景。
「次高山是昭和天皇在皇太子時代，訪問臺灣時所取的名字。」
英茂先生不愧是受邀為重要人士導覽的人，在鄉土史的說明上，暢言無礙。
退休至今，他「為回饋桑梓」沒有一天休息，致力於志工之職。他也擔任「臺灣民主運動館」的館內導覽，並為學習日語的人們指導童謠，在縣史館則從事整理資料、翻譯書籍的工作，有時應急件之需，也有熬夜翻譯的經驗。
他強調，自己獻身於志工之職，乃是「出於幸運的日本時代教育之所賜」。因為父親任總督府法院書記官，成長在全家說日本話的「日語家庭」，自幼稚園到中學，一路接受日本教育，所以確實受到日本教育很大的影響。可是，他的公德心不是來自和藹的父親以及管教嚴格的母親嗎？
二○○四年，直接受當時游錫堃行政院長之邀，在石原慎太郎東京都知事來臺時擔任翻譯志工。
當天，英茂先生在臺北迎接都知事一行人員，在翌日的歡迎晚宴上則坐在行政院長鄰座擔任翻譯。眾人相談甚歡，在出席某一酒會時，英茂先生向知事發表一首曾獻給敬愛的李前總統的短歌：

諄諄教誨武士道之義
亦啟迪櫻花民

「石原都知事高興地頻頻點頭。」
提起這一則插曲，或許因感動之故，他紅了臉。
我在他帶領下，也走訪太平洋戰爭末期曾經做為特攻隊基地的機場之遺跡。那兒如今只有一片寂靜，一人高的雜草叢生。多桑萬感交集之下，吟誦自己的作品。

君鎩羽頓以護國之花而凋落
染赭南海一片雲
（意譯）

他說：「宜蘭自古就是文武鼎盛之地，因此『臺灣武士』輩出。」
在他的心目中，那些特攻隊的少年兵、在南方戰場支援潰敗在即的日軍的高砂義勇隊、故鄉的民主運動先鋒，到戰後成為白色恐怖犧牲者而從容赴刑場的許多市民，也包括推動臺灣民主化的李登輝前總統，都是洋溢武士道精神的臺灣武士。

多桑是瀕臨滅絕危機種？

在此我想就被稱為「多桑」乃至「日本語族」的人們稍做說明。在本書所提到的多桑，限定為「臺灣人」。否則連曾有留學日本經驗，受過武士道薰陶的蔣介石也會是多桑了。
那麼，界定「多桑」之標準究竟為何？戰前出生之臺灣人的語言能力，還有對日本抱有特別感情，在這裡可列為多桑的標準嗎？
那些恐怕並不算。如王海清先生一類的人，雖然幾乎忘了日本話，但仍奉行日本時代受教的德目，作為一生之行為規範。另有一類人，他們的說、讀、寫的三項日文能力，優越如日本人，這一類的多桑也以日文來思考。《臺灣的萬葉集》的編者，本身也是詩人的大岡信（注十六）先生，曾將這一類臺灣詩人稱為「日本語人」。

於是我就教於臺灣之有識者，弄明白如何掌握「日本語族」一詞之涵義。

以著有《臺灣人四百年史》而聞名之歷史學家史明（八十八歲）先生，常常主張，若不以庶民視角，則無法看見歷史真相。多桑之問題亦然。
「不是可以擴大範圍，考慮到戰爭末期就讀國民學校高年級，當時十二歲前後的人嗎？」
依日式講法，則是包含「疏散兒童世代」。
他說：「不止是語言能力而已，自昭和十二年起，受到強化的皇民化教育洗禮之人，也可以納入吧？戰爭中，由於遭受美軍空襲，與日本人為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也加強了。」
依史明先生之意見，試算出多桑的概數。在一九四五年時年紀相當於國民學校高年級生的七十二歲以上總人口有一百二十一萬五千九十人（《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人口統計》，臺灣內政部發表，二○○六年七月）。把自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本年度入學者現年百歲）到戰敗時之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為止之公學校就學率，依年齡別得出的人數則為六十五萬三千多人。另外，考慮外省人之比率，以及因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而遭殘殺的人們，還有日本戰敗後從內地回臺的留學生以及一般人的大致數目，加加減減地調整，也頂多是六十萬人前後吧。

只能得出大約的概數，理由之一，是政府刪除了戶籍簿上的籍貫欄。基於希望消除省籍對立，共同以「臺灣人」而向前邁進，所以照時代之趨勢而言，乃屬當該採取之措施，可是因此而無法掌握一九五○年前後自大陸渡海而來之外省第一代如今究竟還有多少人仍然健在。結果在計算多桑世代時變得更加困難。
也有如下這種數字：臺灣總督府曾經公布，在一九四一年，有三百萬人懂日本話，相當於當時臺灣總人口之五十七％。但不能不認為這數字是在誇大皇民化成果。就算真是如此，先設定仍有近乎一半的人依舊健在，那麼，會說簡單日語會話的人，可以推測應該還有一百萬人以上。
其實這時候我是應史明先生之邀，在史明先生的工作地點同進午餐。因為他說：「剛好有臺灣產的野生香魚，過來用餐吧。」一面說明，老歷史學家一面將鹽烤香魚的魚刺處理得乾淨俐落。我為其手法之純熟而目瞪口呆。日式的用筷法、跟日本人相同的行禮，那些日本人自己久已喪失的優雅，在老人家身上，不論男女，仍能於纖細的小地方處處感覺到「日本」。

史明先生強調「不能僅憑語文能力來判斷」，若將這一番意思擴大解釋，那麼嫻習熟悉這一類的舉止動作，或者也算是多桑的特徵。
有人對於日本語族，當然也有別的看法。
試向中國文化大學日語系教授兼任日本研究所所長陳鵬仁先生（七十五歲）請教其看法。教授或許是因為自幼稚園起便接受日本教育，且長期留學日本，所以看來與日本人並無二致。

「日本語族……這樣子啊，如果是我，我會以此來稱呼理解日本文化的知識分子。多算些，不也是在一萬到兩萬人左右嗎？」
推進臺灣民主化的李登輝前總統、以國際法學者而聞名的彭明敏教授、企業界大人物許文龍先生、在司馬遼太郎《臺灣紀行》以「老臺北」登場的蔡焜燦先生等，如親日派之著名人物般會說日本話的人，「頂多兩千人左右吧」。
啊，這麼少嗎？
陳教授指出，若限於知識份子，那麼日本語族＝多桑之人數，將會驟然減少。其原因在於，日本政府自領有臺灣之初，雖熱心投入教育，然根本上僅限於推廣初等教育層次的日語以及實學。做為統治者的日本人，認為臺灣人沒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事實上，為本島兒童開辦中學校之運動，乃於一九一三年由臺中市市民發起。居民之請願、捐款及教師之熱心，終於使得總督府公布「臺灣公立中學校官制」（注十七）。但有別於為日本人而設之中學校，修業年限減了一年，成為四年，學習的科目也受到限制，如欲繼續升學，條件比日本人不利，須得克服差別待遇這一關。

在日本戰敗時，年逾十五歲之總人數，有八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五人。其中升上中學以上的人，不是不滿百分之幾嗎？陳教授所定義之知識分子，很遺憾無從得悉究竟占了全體之幾成。這是由於有異於公學校，那些相當於中高等教育的中學校、女學校、師範學校、實業學校、實業補修校、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大學的就學率統計，年代愈是往前追溯，愈接近零而難以掌握所致。某位知識分子多桑（八十三歲）以他自己投考中等學校之體驗所得出之「實際感受」，認為差不多在五％左右，換言之，日本語族約有四萬人之譜。

被喚作多桑的人究竟有多少？雖已無法知悉正確的數目，但若認為可稱為「日本語人」的精英是數千人，知識分子再多也在十萬人以下，而大多數的庶民派多桑在六十萬到百萬多人，這可說是粗淺大約的推定人數吧。唯一可確定的是，高齡的日本語族乃是屬於「瀕臨滅絕危機種」。

在海軍初次所學到的

請理解到多桑是可貴的「瀕臨滅絕危機種」之後，再將話題拉回到在霧社種植櫻花的王海清先生。
一九四一年，十七歲的他，自公學校畢業便就職於臺中州林業試驗場埔里分場的種苗科。因為喜愛培育新的生命，且自幼就跟大人一同從事農耕，所以在林業試驗場得以充滿活力地工作。在這裡由日籍上司充分傳授指導梨、桃、蘋果等水果，以及杉木、楓樹、檜木等木材的育種栽培技術，這一番可貴經驗，成為他日後人生旅程中所蒙受的最大恩惠。
公學校時代的渡邊校長轉任埔里街長，他也隨之遷移到水里坑的公所，從事造林工作。承蒙街長的提拔，領得與中學畢業生同等的三十三圓高薪，這才得以過上一般人的生活。
從這時候起，戰況吃緊，開始有披佩綵帶的軍伕在鄉民盛大歡送下出征戰地。一九四四年，在一億總體戰（注十八）之大號令下，受到一股龐大力量的推動，海清先生也入伍海軍。
「我負責食品採購。軍中生活嗎？沒有什麼辛苦。中隊長為人親切，叫我寄送牛奶糖給弟妹，待我很好。」
在高雄的海軍基地負責管理食品材料的小個子二等兵，反應機敏，加上比同期生加倍努力，因此在半年後當上軍官的傳令兵。
一九四四年十月，自中國大陸起飛的美軍轟炸機空襲沖繩以及臺灣各地，與起飛迎擊的日本軍機在臺灣外海進行激烈空戰。從那時候起，空襲日益頻繁，任何人都切身感受到戰爭之恐怖。在不明真實戰況下，海清先生曾率先志願搭上運輸船，航行在美軍魚雷艇出沒的海域。

當他亢奮地表達決心說：「我任何時候都有死的覺悟！我窮，什麼也不怕。」
長官曉諭他說：「真正的勇氣要發揮在正當的道理之下。」
原來被看穿了，他的覺悟，其實不過是勇而無謀而已。
「說老實話……」
海清先生滾動眼珠子，告白了。

「我只想前往海外一趟，想在船駛達的地方撈一筆。比起當兵，我更適合做生意。」
「那就是志願的動機嗎？」
海清先生靦腆地笑了。甚至在國家存亡之秋依然想實現自我野心，這庶民之心確是強硬有力。
在公學校學習日本精神，雖說瞻仰奉祀在奉安殿裡的天皇玉照，但在他心中未曾孕育「國家」意識。
他說：「到那時候為止，未曾有過為國而死的想法。」
一年多的海軍生活，對他而言不外乎是文化衝擊。高聲歌唱「同期之櫻」，繼續接受嚴厲訓練，他拚命培植不屈不撓、不向任何困境低頭的精神力。

命運的櫻花

日本戰敗後，從高雄返回埔里的海清先生，幸運地得以在原本的公所工作，擔任臨時雇員。但職場的氣氛卻完全改變了。獨占管理職位的外省人，不僅不懂林業及山上的植物，還跟木材商勾結，過著收賄的日子。業者採伐保護區內的樹木也好，轉賣國有地也好，一概視若無睹，肥飽私囊，怎麼變成這樣的世界呢？
「外省人只照顧有錢而會說北京話的人，我跟外省人不合，想法完全不同。」
海清先生不諳北京話，不斷被排擠冷落，很快地離開了公所。沒有工作，無法維持新婚家庭生計而遭遇困境的他，親眼見到日本人由統治者變成戰敗國民的模樣。很多日本人在路旁地上鋪上草蓆或者門板，將家財古董擺出來，很多人垂頭喪氣坐在地上。當時由於嚴格限制被遣返時攜帶物品之數量，不得已只有把衣物、家具、書籍等處理掉。

「那時日本人很可憐。」
海清先生想到一個主意，將日本人的腳踏車、收音機、衣櫃、衣服、縫紉機等收集後，送到埔里、臺中等地的市場出售，以換取現金，賺取手續費。收集人家要賣出去的物品，以低廉手續費出售物品的他，以「具日本精神」的業者而博得好評，每天都有人找他。收集裝滿手推車的物品，售完之後再把錢送給託售者。
戰敗之際，包含軍人在內，留在臺灣的日本人大約有三十萬。不少日本平民雖希望能留在住慣了的臺灣，但因中華民國政府不答允，因此有兩百餘航次的遣返船隻往返臺日間，遣返作業進行了約二年時間。不久，在日本人如潮水般退去了之後，王先生不得不考慮下一個工作。

活用在林業試驗所習得的技術，或者試試採伐杉木，或者將蔬菜苗出售到市場，能賺到多少錢，是可想見的。
那時候，那些食不飽腹的人們都流向一個地方，就是離埔里有二十多公里路程的山中霧社。
在流經山坳的濁水溪及碧湖淘洗砂金，一夕致富並不是夢。失業者以及自外地返鄉者從各地趕來聚集落腳，蓋起臨時的木板屋，就住在河邊。聽到這訊息，觸動了他做生意的靈感。他想蘿蔔的種籽一定可以賣得比現在要好，以偏遠地方之工作為據點，似乎可以賺大錢。
他心想：「結束在埔里的日子，往霧社去吧。」
於是請求朋友介紹，應聘當起林務局霧社分所的臨時雇員。
不成功則不回鄉，向妻子表明決心的時候，出身農家，只有公學校畢業的她，堅毅地點頭。

一九四九年一月，將三歲跟一歲的孩子放在水桶跟大籠子裡，兩頭以扁擔一挑，海清先生一家人就前往霧社。妻子楊宿背起薄棉被、家人換洗衣物，還有裝進鍋瓢碗筷的背包，氣喘吁吁地跟隨在後。一身的塵埃與汗水，全家人在漆黑夜裡掙扎前進，爬上山路。
連結埔里與霧社的道路，是雖經多次修復工程仍舊會繼續發生山崩的惡路。到中途點還有可共乘的車輛，然而剩下的最後一段長坡，可要靠兩條腿走上去。
剛剛走過日本時代被稱為「阻人之關」的艱險地帶附近吧，喘著氣的海清先生抬頭一看，突然間失神般猛地無力跪下，有如星雲降下般盛開的櫻花擋住了去路。往昔，日本人所種植的寒緋櫻大樹，在白色月光籠罩中浮現著。
幽雅且鮮豔的花色。

彷彿具有堅毅意志而超然綻放的櫻花。
海清先生從未曾見識過竟有如此美麗而充滿威嚴的存在。年輕夫婦恍如失神般跌坐在黑天鵝絨般的夜色之中。
「多麼美麗啊……」
在忘我的凝視中，難以形容之感動與要堅毅活下去的力量高漲著。
不自覺在口中念出：「要跟日本人一樣種植櫻花。」並且向自己發願：在霧社要成功。
這一夜的櫻花，於神不知鬼不覺中，在海清先生心中播下了一粒種子。

注一：乃木希典（一八四九∼一九一二年），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間，擔任第三任臺灣總督。
注二：本居宣長（一七三○∼一八○一年），日本江戶時代的國學者、文獻學者、醫生。號鈴屋。原詩為「しきしまの大和心を人問はば　朝日に匂ふ山桜花」。
注三：「臺北」北京音Taipei，而日本音則是Taihoku。一般來臺日本人常稱臺北為Taipei。
注四：小林躋造（一八七七∼一九六二年），一九三六∼一九四○年任臺灣第十七任總督。
注五：昭憲皇太后（一八四九∼一九一四年），明治天皇的皇后。
注六：貞明皇后（一八八四∼一九五一年），大正天皇的皇后。
注七：昭憲皇太后於一八八七年將該作品賜予貴族女學校「女子學習院」。
注八：伊藤潔（一九三七∼二○○六年），東亞政治史學家，原籍臺灣，舊名劉明修，後因故歸化日本。
注九：《萬葉集》是七世紀後期到八世紀後期，輯錄日本各階層人士歌詠的詩歌，日本最古的歌集。
注十： 大伴家持（七一八∼七八五年），日本奈良時代政治家、歌人，三十六歌仙之一。
注十一：川柳，日本詩體之一種。
注十二：島崎藤村（一八七二∼一九四三年），日本大正時代著名詩人、小說家。
注十三：榮町，日治時期臺北市行政區之一，相當於今日衡陽路一帶。
注十四：新渡戶稻造（一八六二∼一九三三年），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産局長、國際連盟事務次長等職。《武士道－影響日本最深的力量》，原文書名為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注十五：即西鄉菊次郎（一八六一∼一九二八年），於一八九七∼一九○二年間擔任首任宜蘭廳廳長。一九○五年，地方人士於今宜蘭河堤岸上立「西鄉廳憲德政碑」，迄今仍存。
注十六：大岡信（一九三一∼），詩人、批評家，現任東京藝術大學客座教授。
注十七：臺灣公立中學校官制於一九一五年二月公布。
注十八：日本舉國投入戰爭，當時日本總人口有一億人

第一章　繼續種植櫻花　異域的櫻花「櫻花」堪依戀地處亞熱帶、熱帶的臺灣，各地也有賞花名勝。臺北市郊外的陽明山、竹子湖、烏來，中部的日月潭、霧社、九族文化村、武陵、阿里山等地都有。當中包括當年日本人以為心靈之寄託而在戰前所種植的櫻樹，以及戰後日本民間團體以臺日親善之象徵而贈送的櫻樹，而有些地方的櫻樹已成為老樹而碩果僅存。花季則自一月底繼續到四月上旬。有如火焰般嫣紅的寒緋櫻（亦稱臺灣山櫻），怒放時正值農曆新年假期。與寒緋櫻差不多同時，深山中有野生的霧社櫻，將白色的靜謐蘊藏在花瓣中，一氣呵成同步綻放。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