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晨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中宣布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碳减排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期待。然而，在作出国际承诺的同时，中国的减排工作也面临着诸多困难。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而较大的国土面积也使得各地区发展状况差异显著，加之区域间经济联系复杂多变，使得减排工作具有较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在此现实背景下，本研究利用涵盖中国大陆所有省份、产品部门及其之间经济联系的多年定量模型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省份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特征、省际转移及区域平衡，并从多个角度探究了中国省份二氧化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而探讨所得结论的政策内涵。研究发现，（1）中西部省份与东部沿海省份之间的碳排放转移由2002-2007年间的中西部向东部大量转移，转变为2007-2012年间的中西部省份与东部省份之间的相互转移；同时，2007-2012期间，中国省际碳排放转移由2002-2007期间的出口、投资共同主导转变为投资主导。（2）特定的价值链参与方式决定着出口对中国省区碳排放的贡献率显著高于就业。时间上，这种不平衡呈扩大态势；空间上，这种不平衡在中西部省区更为突出。（3）中国碳排放的主导需求由2002-2007年间的出口和投资共同驱动，转变为2007-2012年间的投资主要驱动；资源型的高碳排放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改善，然而一些终端排放强度较小但产业链排放较高的部门的生产结构却呈现高碳化趋势。（4）从消费视角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增长始终是促进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而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的下降则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未来，在“双碳”目标驱动下，能源结构的低碳化或将成为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的优化对抑制碳排放的增长具有重要结构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