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國新文學革命從《新青年》發動以來到現在已二十年,其間起伏變化,不但使今日的人們已有遙遙之感,即當日曾經參加過這運動的人們,偶爾談及,亦不免回首煙塵,若話開元天寶的遺事。這運動到現在自然還要一直推演下去,然而過去的功績既不可湮沒,來日的演進亦要直承着這個基礎,則是毫無疑問的。
假如我們還記得當日熱狂的情形,假如我們還記得那時一片新鮮的朝氣,與那一瀉千里不可遏制的氣勢,與那腐化的思想退避的情形,我們將如何的會對今日又有復古讀經的聲浪而發呆,而慚愧?而假如我們更記得那時讀者們熱誠的期待,那時新書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那時新的作家的與日俱增,我們再看看今日文壇的空虛,再看看那高踞在文壇上的依然還是二十年來的舊人,我們彷彿從一個無限希望的赤心的夢裡,跌到書賈老闆的掌握中,跌到爭奪地盤的污齪中,跌到不為人期待的冷寞中。我們又看見以前望風遠遁的讀經復古的事大膽的搖搖擺擺而來,我們還不感覺得自己力量的退減嗎?讀經復古即使讓它做去也不過是一場無結果的事,我們做一番事業本來也是要能寧奈暫時的寂寞的,然而當我們漸覺得做得有點不太得勁了,回頭看看當年的盛況當可與我們以無限的教訓與自省,至少也將與我們以無限的勇氣的。
文學脫離了幼稚的時期,本來就成為較專門的努力,文學努力在沉默的試驗中,自然也只有待結果成熟後方能為一般所欣賞,這在今日亦並非沒有的,然而彷彿是很少數很少數個人的事業,而文壇上大家通力合作的那片熱誠,坦白純潔的虛心的嘗試已再不留一點痕跡了。建安以來是五七言詩試驗的時期,那發展從魏六朝是直貫到初唐盛唐的,而晚唐五代是詞的試驗時期,那發展亦直達北宋南宋而無懈。雖然文壇上可有暫時的沉默,而一種期待的心情必因沉默而緊張,這是我們所不可不得以自省的。而過去新文學的運動假如能與我們以清楚的借鏡,則過去的運動不但奠定了新文學一切的基礎,且留給後人一個應當如何做去的榜樣,其意義乃更重大了。
前奏曲
自鴉片戰爭失敗以後,中國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國,所謂天朝者已失其天朝的威嚴,所謂真龍天子者也漸漸失掉了一般人的信念,而歐風東潮,隨着外侮而來的,同時乃亦有歐洲的科學與文明。一八九四甲午之戰又現於日本,不但遙遠的西洋望塵莫及,即同在東亞的島國也得俯首屈就,朝野人士經過這一次大打擊後,才覺悟於中國的毛病除了沒有堅船利炮之外,全盤的文化亦都有需要改革的地方。於是朝廷亦遷人東渡留學,當時的學者如嚴復則出而譯西洋科學與哲學方面的著述,林琴南遂翻譯西洋司各特
諸人的小說,譚嗣同在《仁學》中更主張廢除漢字,其間關係最重要而與新文學運動影響最大的則為梁啟超。
戊戌政變失敗後,梁氏亡命於日本,於是創《清議報》,又創《新民叢報》,為中國報章雜誌的開端,之後復發現小說有改良政治的功用,於是又創《新小說》,均以感化社會為目的,如《新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及科學小說《海底旅行記》,他自己說他為文:
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這並非自己吹噓的話,當時稍為年青一點的及頭腦稍為維新一點的人,沒有不受他這魔力的吸引的。這新文體的目的,本來在能夠喚醒民眾,因為戊戌政變的失敗,使他覺悟於一般人太沒有知識,太如醉如癡,所以必須筆鋒常帶情感而條理復極明晰的文章,才能喚起全國的同情與贊助,然而在無意間,他帶到文人眼中以「平易的俚語」,以「外國的語法」,使得白話已開始得到它嘗試的機會,啟示了後人以一個偉大的運動的先聲。
與梁啟超同時亦以同樣目的而專致力於文字改革的,則有王照,他在他《合聲字母原序》裡說:
余今奉告當道者:富強治理,在各精其業,各擴其職,各知其分之齊氓,不在少數之英雋也,
朝廷所應注意而急圖者宜在此也。茫茫九洲,芸芸億兆,呼之不省,喚之不應,勸導禁令毫無把握,而乃舞文弄墨,襲空論以飾高名,心目中不見細民,妄冀富強之效出於策略之轉移焉,苟不當其任,不至其時,不知其術之窮也。
所以他更主張「官話字母」「專拼白語」,其實在他之前譚嗣同已主張應廢漢字,而粵之王炳耀,閩之蔡錫勇,廈之盧戇章,蘇之沈學,亦先後倡改造文字之說,盧戇章有「切音新法」,曾由都察院奏請頒行天下,蔡錫勇先有「傳音快字」,後更與其子蔡璋改良為「蔡氏速記術」,遂開速記之始。
不過這些字母都是方音字母,足以使「同國漸如異域」,所以他主張拼音應以北京話為標準,他說:
吾國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與當時語言無異,此一定之理也。而語言代有變遷,文亦隨之。孔子所謂述而不作,係指禮教之實而言,非指文字而言。故以孔子之文較夏殷之文,則改變句法,增添新字,顯然大異。可知係就當時俗言肖聲而出,著之於簡,欲婦孺聞而即曉。凡也、已、焉、乎等助字為夏殷之書所無者,實不啻今之白話文增入呀、麼、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俚,因聖人之心專以便民為務,無文之見存也。後世文人欲借文以飾智驚愚,於是以摩古為高。
他以為文、言應當一致,文、言能一致才能「便民」才能教民,他的字母在當日因此很得許多名人的贊助,袁世凱、吳汝綸、周馥、嚴修、勞乃宣,都是他的同志,勞乃宣並採用了「官話字母」作成《簡字全譜》,在光緒戊申(一九○八)年有進呈《簡字譜錄》摺,亦說明:
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其時張百熙、張之洞等的《奏定學堂章程》的「學務綱要」裡亦即規定:「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官話的使用遂暢行全國,當時並有白話報的諸叢書的刊行,至宣統二年(一九一○)中央教育會議乃更通過「統一國語辦法案」,遂成為民國前白話運動的最後的成績。
當時的白話其目的純為可以教民,因為民不懂得文,所以非白話不可,至於懂得文的人自然還是用文言,這彷彿外國教士們因為要傳教,所以把《聖經》翻成中國俗語,至於教士們自己自然還是用原來的文字或拉丁文。白話運動的意義當時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