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24年適逢「臺南四百」,本校「臺灣學」計畫在蘇慧貞前校長全力支持下,陳玉女副校長於文學院院長任內便已整合文學院跨院系教師社群,繼全校大一通識課程「踏溯臺南」推動落實之後,進行跨領域以成大為出發的臺灣學課程計畫「偎海e所在 Formosa」;2022年升任副校長,更著眼於成大不同部門都有一些與臺灣相關的課程、研究,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大學社會責任(USR)等計畫分別推動,因此進一步思考全校性「臺灣學」計畫之整合,遂將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偎海e所在Formosa」、博物館等臺灣研究相關的社群和計畫,整合為今日的全校型「臺灣學」計畫,以期匯聚研究能量,讓以臺南古都為立基點的大學,不僅能貢獻臺南這座城市的人文底蘊,同時也期待成大能真正成為國內外臺灣史研究的重鎮。沈孟儒校長接任後,更在原有基礎上持續推動跨域合作和深耕科技與人文,奠定永續校園、連接在地與國際。
誠如曹永和前輩在〈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乙文便指出:「海洋會隔離外界,也能連結外界,它的功能端看交通條件、世界潮流等」,「由此,我們可以問:每一個時代,臺灣島是如何透過海與外界連繫?建立的何種關係?這個連接對臺灣有什麼影響?」(《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5 期,1990 年 6 月)而「成究臺南」一書,就是首次集結成大人文學界不同領域跨院系的研究者,試著對於曹永和前輩在距今35 年前一連串提問後的一個小小回應。繼 2021 年 11 月 26-27 日發表於成功大學文學院舉辦之「Formosa 偎海 e 所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對於臺灣史的研究成果後,接著回應 2024 年「臺南四百」,將臺灣學的相關研究成果貫串進而跨越四百,讓讀者不僅看到 1624,而是超越 1624 和貫串原史迄於當代之跨領域研究專文,這也是本書命名為「成究臺南:偎海 e
所在 Formosa」的緣由。「成究臺南」所收錄的 11 篇論文,從考古、歷史、文學而至文資等各領域,歷經原史、荷鄭、清領、近現代各時期,從臺灣島上不同人群所面對的在地與國際環境的變遷,所共同營造、交織出的歷史長篇,而將共同聚焦於偎海 e 所在─Formosa 這塊美麗的土地上。以下,將本書各篇論著的要旨以曹永和前輩的引言所提示的「臺灣島史」概念,貫串摘述如後:
劉益昌所撰〈臺灣原史時期研究的現況與意義〉乙文,從考古學者的觀點出發,企圖擺脫歷史文字對臺灣歷史詮釋的窠臼,希望帶領讀者「撇開狹義的文字記錄歷史,廣義的歷史定義,當是土地上全部人類活動的歷史,那麼所有人文學科,如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地理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幾乎都涵蓋在此一範疇之內」。同時他認為「從考古學的立場指出臺灣人類活動史的定義,在於以土地為中心的人類活動史,呼應 1980年代以來張光直先生對臺灣歷史研究的倡議。原史時期的歷史書寫,即是這部縱深時間的臺灣土地人類活動史當中的某個特定時段,而此一階段實為史前史與歷史文獻記錄之間的接續階段,也是形成全貌觀與延續性臺灣人類活動史不可或缺的階段」。
長期旅居荷蘭的臺灣史家江樹生,特別在 2024 年為本專書撰述〈荷蘭人進駐臺灣初期三年和西拉雅人的互動〉乙文,利用荷蘭治臺初期的檔案,引領讀者重回四百年前的臺灣這片土地外來統治者與原住者之間交涉對話的原點。「本文就以這兩位初來臺灣的 VOC 主管在這三年(1624-1626)之間所寫有關原住民訊息的這六封信來探討荷蘭人那時所看到的臺灣原住民狀況以及他們和那些臺灣原住民交往的情形。」江樹生認為「四百年前荷蘭人進駐大員(今臺南安平),演變成荷蘭人殖民統治臺灣三十八年的歷史。在那短暫的期間臺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並使臺灣開始有了大量的文字史料,臺灣的歷史從此明顯清晰起來。今年是荷蘭人進駐臺灣的四百週年,想用這文字史料回顧一下他們進駐大員初期三年跟臺灣原住民的關係」。
鍾國風、段洪坤、許靜慧所合撰的〈走向「蕭壠」的西拉雅族原住民考古〉乙文,除了在歷史脈絡延續前面兩篇專文之外,更有著當代學術關懷與實踐的現實意義。作者們認為「2022 年憲法判決承認西拉雅族為『臺灣南島語系民族』,未來三年內可依法核定為西拉雅族,然而西拉雅族如何納入現行法定原住民族體系或另立專法規範;再者,個人的西拉雅族身分如何認定、個人實質權利等問題,仍懸而未決」。因此,「要探討西拉雅族人關心的身份合法性問題,需回到考古學關於歷史連續性與長時限的吉貝耍人祖源舊社的考古研究與文化遺產歸屬權的問題,故選擇仍保有口傳與歷史記憶的吉貝耍社祖源的蕭壠社場域。最終,持續支持與倡議西拉雅族人作為臺灣法定原住民族的合法性身分,以及擁有直接文化隸屬關係的西拉雅族舊社文化資產歸屬權利」。
考古學家不只是關懷當代,熊仲卿〈由歷史地圖與 GIS 空間對位試探 17 世紀魍港(Wanckan)地景與聚落〉乙文,更是結合科技與人文,探究四百年前臺灣西部魍港的地理位置與聚落發展的變遷。熊仲卿於文中提出:「首先,荷蘭人所稱的 Wanckan 是否即是中國歷史文獻中提及的16 至 17 世紀的魍港?其次,16 至 17 世紀中國人及荷蘭人繪製的地圖是否能提供除文字記錄之外的空間資訊,以協助我們了解魍港(Wanckan)的地理環境和聚落形態?最後,如何將魍港的文字記錄、歷史地圖和地理信息與近年來考古學者調查的遺址資料結合,以共同探究原史時期(17世紀前後)魍港的歷史、地景與聚落。」而且這只是一個開端,他期待「未來透過更細緻的地質和古環境研究,以及更深入的考古調查,或許有機會解決魍港地區原史時期,甚至史前時代的人群活動、文化變遷、聚落模式與人地關係等問題」。
而在原始時代到 17 世紀間,除了上述從考古和檔案的面向來思考之外,當時臺灣社會如何透過貨幣來從事島內外的經濟活動,陳計堯所撰〈通過福爾摩沙的黃金與白銀之流動(1620 至 1630 年代)〉乙文,則提供讀者另一個思考視角。文中陳計堯指出:「令人意外的是,到目前並沒有透過廣泛的資料基礎,對 17 世紀初期臺灣白銀與黃金流動進行探討。雖然白銀與黃金在 17 世紀初期是作為貿易商品,卻沒有相關研究根據存活的文獻,探討它們的流動模式。對東印度貿易研究更細膩的 Kristof Glamann,雖然也曾經探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的白銀與黃金貿易,但這些研究並未觸及 1640 年代以前。」最後,結論中提出發人深省的論述:「1620 與 1630 年代的經驗,尤其是從明國而來的貴金屬,證明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廣大的印太地區貿易計畫,產生不穩定因素。結果,熱蘭遮城在往後的幾個十年裡,必須在島內內陸地區,尋找新的機會。」
這種新的機會,不僅呈現於經濟、宗教、貿易等廣泛的人群與貨幣流通上,也展現於島上市鎮的發展。黃恩宇於 2024 臺南四百中,發表許多有關於熱蘭遮城市鎮的專文,而在本書當中透過〈1650 年代臺灣普羅民遮市鎮空間平面重建研究與議題探討〉,更進一步針對荷治時期另一座更象徵立足臺灣向內陸發展的普羅民遮市鎮的空間配置,從圖層分析與歷代文獻和現場的交叉比對,探討荷蘭治臺的外延與內伸。他明確指出:「臺灣的普羅民遮市鎮至少有三個重要性與特殊性:第一,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說,普羅民遮市鎮乃是東亞地區第一個企圖發展的計畫性城市(planned city),甚至早於大員的熱蘭遮市鎮;第二,對於 17 世紀以降荷蘭海外擴張史而言,臺灣的普羅民遮與熱蘭遮兩市鎮可謂距離荷蘭本土航程最遙遠的殖民城市;第三,對於臺灣的城市空間發展史而言,荷治普羅民遮市鎮乃是往後清代臺南府城、日治時期臺南市及戰後臺南市之城市空間發展的根源。基於這些重要性與特殊性,荷治時期普羅民遮市鎮空間實有研究必要,且應進行其空間平面之重建。」
同為建築史專家的蔡侑樺,則以〈臺灣府城道路系統與城門布局〉為題,除了可與黃恩宇乙文相接續,又呈現西方與中華帝國治理與空間配置的不同思維,也凸顯在作為臺灣島內「首府」的城市構建中,「本文主要利用歷史地圖,掌握不同時間各城門通往城內、外街道與道路關係,藉由分析各城門所在地點之區位變化及地形地貌狀態,從而解釋府城八門之大、小門分布與相關城門之甕城尺度大小關係」,作者指出「臺灣府城城門所處區位條件,的確隨時間而有所變動。最初興建的城門,有三座均位於城內十字大街的延伸軸線上,成為日後的大北、大東、大南三門,分別是府城通往北路、東側及南路之重要門戶。而未在十字大街延伸軸線上的門均被稱為小門,建城之初,應僅設置小南門,為聯絡二層行溪以南聚落之必要開門,後續增設的小北、小東兩門應僅作為大北、大東之輔助用門」。
以上專文針對 18 世紀以前的臺灣,從考古、檔案與建築領域的角度,提出了許多重要而關鍵的論述,也突顯出早期臺灣歷史的發展,土地與人群、港市與聚落、城鎮的規劃與發展,仍有許多值得後人進一步深思和挖掘的地方。接下來,作為第一島鏈前緣而存在的臺灣,以及作為世界貿易的轉運據點,在 19 世紀之後,更轉換為島嶼周邊各大帝國相互角力和爭奪的前哨站。
從 19 世紀後期國際社會所呈現出臺灣所面臨的外在處境,那麼 1895年因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清國戰敗而簽訂國際條約將臺澎割讓給日本帝國,臺灣社會面臨「未曾有之變局」,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展開殖民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夾縫之中,自荷治、鄭氏王朝和清帝國以來,始終作為臺灣島內首府的臺南,也迅速因政治核心的北移,成為島嶼上文化古都的代名詞。這股文化底蘊,似乎不因政治核心的北移而撼動,甚至反而因著外來政權移情別戀政治新都的臺北,讓古都臺南的文化底蘊始終不曾因政權易主而轉淡、消逝,反而更為凝聚強化、不斷地推陳出新。
秦嘉嫄從〈1930 至 1950 年間臺南私人營利劇場:娛樂、文士及國策〉乙文,以臺南的「國風劇團」為例,指出即使在戰爭時期,「國風劇團」的演出已非簡單的廟口搭戲臺、一桌二椅舞臺或者隨意道具擺設,而是規模宏大且備受推崇。但是,今日我們卻對其如此陌生。所以「本文便將從1940 年代『國風劇場』的追尋開始,以臺南仕紳邵禹銘為線索,回推至1930 年代黃欣『共勵會』演藝部及『大舞臺』(即國風劇場前身)的演出,探討仕紳文人、社會文化、以及政治動力如何相互錯綜拉扯。同時,藉由對消失人事物的考掘,將具體而微地呈現個人經驗與取捨,尋出過往精采的時局又是如何隱身為歷史的伏流,交織成此刻多元的劇場研究」。
廖淑芳所撰〈由烏腳病後遺效應書寫論臺南在地性的表出〉乙文,「表出」一語為日文,有表露之意,而作者藉由人類學所說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試圖從臺南作家黃崇雄與楊青矗筆下的烏腳病書寫,及其後遺效應相關書寫,探討這些小說中烏腳病後遺效應所鋪展人物與地方、事件的『認知化的常識』和『身體化的技術』在這些書寫中如何相互產生衝突與扞格,並且在小說人物身上產生強烈的衝擊與影響。同時,由這些相互衝突與扞格的情節中,我們如何因此看見『臺南』特有的『在地性』於此中被形塑」。
陳文松〈靠岸停泊:戰後渡海匯流小東門的文學家蘇雪林與歷史學家吳振芝〉乙文,則是探討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島內外動盪之際,「從離散到定居,在 1945 年二次戰後緊接而起的國共內戰,大江大海與『巨流河』的大時代動盪中,或輾轉或直接得以停泊在小島南部『靠岸』,自此『定錨』島上迎接後半人生。這兩位女性知識份子的後半人生,從此與成大結下深厚的牽絆。透過本文,希望能重新回顧並比較她們各自人生旅程,如何影響這所以理工起家的大學,而成就今日『鳳凰魂』的人文精神的原點」。也再次印證了曹永和先生所說的「海洋會隔離世界,也能連結外界」的論點。
本書最後一篇由榮芳杰、江篠萱、呂秀蓮合寫的〈臺南市市定古蹟興濟宮「藥籤文化」的文化資產教育課程設計〉乙文,不僅是臺南文化底蘊的撰述,更是一種在地文化學習的教育實踐。「本研究的中心思想乃奠基在文化資產教育是藉由各種不同類型的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以『現地教學』(on-site learning)的概念,藉由盤點現有體制及了解文化資產場域現地教學情形,透過教案開發及教師操作手冊的製作及推廣,逐步將學校內的教學課程帶往文化資產場域,藉由不同年齡的課程教學內容中,讓文化資產場域成為自然而然學習與融入至生活的一部分,讓受教育者願意或有機會可以多次的親近文化資產場域」,「透過一個文化場域的現地教學課程,除了能了解特定議題的歷史脈絡,同時也能檢視自己的文化養成與地方鏈結」。
綜合以上所述,本書由成大出發,再以臺南為核心,立基在地、放眼世界,邀集十餘位學者,在 2024 年這個對臺灣這座島嶼、對臺南這座古都皆具有深刻意義的年份,共同出版「成究臺南」這本專書,以臺南四百(1624-2024)為契機,並在迎接 2025 年府城建城三百之際,與讀者們一起來回顧過去,驅動現在,前瞻島嶼的未來。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博物館副館長
《成究臺南:Formosa 偎海 e 所在》主編
陳文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