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習禮

序熊習禮先生《沉思——1957》

武宜三（香港五七學社）

熊習禮先生的《沉思——1957》要出版了，先生要我寫幾句話，我當然答應。

熊先生是毛澤東“陽謀”的受害者之一。

從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運動，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到底把多少知識份子和其他階層的人——其中包括為數不少的中共黨員、各級領導幹部、軍隊官兵，推下陷阱？由於中共當局封鎖檔案的關係，至今還不能知道。

但是，全國地方誌和各種透露出來資料，我們可以做些基本測算。

例如湖南省衡陽市——

1957年只有255,822人（湖南省人口普查辦公室、湖南省統計局人口處編：《湖南省人口統計資料1949—1991》，1992），“挖出右派集團118個，劃右派分子3,854人(其中中共黨員187人)（《衡陽市志》），占全市人口1.5%，照此比例，全國就有超過979萬的右派分子。

黑龍江省嘉蔭縣——

全縣6千餘人，打了15個右派分子。那麼就是人口總數的0.25%，照此比例，全國就有右派分子162.5萬。

河南省——

有9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郭維敬編：《共和國早期的故事》），占河南省人口總數4,840萬的0.186%。按河南省這個比例計算，全國有右派分子120萬個。

當然，抓右派比例更高的應該是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省會城市等知識份子濃度比較大的，所謂“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

而反右派最賣力的有四川、安徽、山東、河南等省。

1957年12月底止，經北京市各級領導機關審查批准的右派分子就有7,787人(其中極右分子1,779人)（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整風運動進展情況和今後工作部署向中央的報告》，1958年1月13日），《人民日報》在1979年2月3日《北京市一批錯劃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一文中承認，北京大學劃的右派分子有715名，未戴右派帽子卻受各種處分的有842名。這些數字都是被縮小了的，因為僅僅1958年從中央機關一機部、文化部、教育部、商業部、外交部、建工部、國家計委、財政部、僑委、中央氣象局、新華總社、對外文委及軍委各部被送去北大荒勞動教養的右派份子就有1,417人（楊崇道：《一份陽謀災難的民間檔案——中央單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單（1958年3月—1961年3月）》）。部隊其他系統，北京市機關、工廠企業、商店和大中專學校以及社會各階層的右派分子還沒有統計在內。

山東省青島市——

到1986年為止，“糾正”了幹部、大學生中的右派分子4,608人，工人、民警、營業員、聯合診所大夫、民辦教師、社會人士、修女等人中的右派分子或戴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的737人，因鳴放言論未戴帽子而受到各種不同處理的617人，總人數為5,962人。5 X$ p1 h7 Z7 ~% D4 d

遼寧省大連市——

全市在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確定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中右分子共5,690人，經複查改正5,643人，1979年“不予改正”的還有47人。

由此可知，從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運動，毛澤東和中共把許多知識份子和其他各界人士打成的各類分子，其中除右派分子，極右派分子外，還有中右分子、右言分子、內控右派、右傾分子等，從“右派言論”引出的各色“分子”，“未戴帽而受處分”者；同時還以“同情”、“劃不清界線”等罪名株連了更多的人。

如果算上“其他分子”，數字更加驚人。

再看一些例子。

山西省——

1957年全省總人口數為1971.65萬人。1957年僅右派分子就打了10,241人，1958年以後，在右派補課、拔白旗插紅旗、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等運動中，又批判和處理了295,791人。山西省不是最左的，受害人數已經達到總人口的1.5%，照此，全國受害人數可能達到450萬。

雲南省普洱縣——

1957年只有5.5萬人口，卻有226人被打成右派等各種分子，照此比例，全國就有受害分子257萬。

湖北省沔陽縣——

1957年沔陽縣人口75萬左右，打了946個右派分子。假設中右等分子與右派持平，全國有右派分子和類右派分子160萬左右。

襄陽縣——

襄陽縣70萬人，右派分子852名。假設中右等分子與右派持平，全國有右派分子和類右派分子也是160萬左右。

建始縣——

建始縣296,700人，共劃右派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420名（其中：女性16人；年齡最小的16歲。處理結果是：槍殺1人，判刑勞改7人，降級留用178人，其中留用教師81人，機關幹部97人，免予處分2人，其餘均作開除勞教、管制勞教、保留公職回家監督勞動、開除或解雇回家等形式處理回家或送勞動教養。運動中自殺5人。建始縣幹部教師總數為1,857人，右派和反社會主義分子共占22.6%。文教戰線總職工700多，就有237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占三分之一；其中原文教局職工5人，就有4人被劃為右派，占80%；茅田區三岔小學9個教師，就有6個被劃為右派分子，占66%。）按此比例，全國有右派分子和“享受”右派分子待遇的人有92萬個。

反右派運動本來是違反《憲法》、於法無據的政治運動，但是在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指揮下，在唯上唯左的鄧小平督辦下，甚至沒有任何程式，沒有任何手續，沒有任何標準，中共各級黨委和領導人就肆意妄為，隨心所欲地把人們打成右派、某某分子而送去勞動教養，以致有些人勞改了20年，最後竟然被說“不是右派”。江蘇省揚州市著名的評彈演員黃異庵，1957年被以“右派”罪名，送青海省勞改；到1979年要糾正的時候，又說他不是右派了，因為檔案裡查不到他的大名；黃異庵說：“不要做右派時偏要你做右派，要做右派時偏不給你做右派，真是苦啊！”

根據專家研究和個別材料的披露，全國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的，大約在180—310萬之間。（丁抒：《陽謀——反右派始末》，郭道暉：《“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

現在流行的“右派分子552,877”或者簡稱“55萬”，只是中共在1979年所“糾正”的數目。1979年後，各地仍然在繼續在“糾正”，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由於種種原因（死亡、失去聯絡、檔案被丟失、檔案被銷毀，甚至因為非法無序操作而完全沒有檔案等等）並沒有被統計在內。

這180—310萬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都遭受到長期、殘酷的迫害，有的被槍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殺；這180—310萬人之中，除極個別如章伯鈞、章乃器等頭面人物被“養起來”，極少數如馮雪峰、陸侃如等被留原單位改造以外，絕大多數都被強行送到邊疆、山區、農村及沙漠、寒冷、貧瘠地帶等氣候、生活和生產條件都極為艱巨的地方去服苦役。設立在這些地方的勞改勞教農場、林場、茶場、礦山、工廠，收容了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和其他各種分子；這些勞改勞教場所，實際上是中共集體屠殺知識份子的集中營、是對中國人民實行群體絕滅的屠宰場。

由於極度的饑餓、惡劣的氣候和環境，服超體能、超時間、超強度的苦役，在這被非法地送去“勞動教養”、“勞動改造”的群體中，發生了大面積的死亡。)

例如遼寧省淩源縣新生焦化廠的一個300人的右派勞改中隊，死去227人，死亡率達75%。

關押了3,000多人的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由於刻意饑餓、超體力超強度勞役、嚴酷的寒冷、精神和心理的摧殘，以致在農場撤銷的1960年，只有200多人存活下來，死亡率達90%以上。

戲劇表演家吳亞山(文徹赫恩，上海戲劇學院教師、演員)所在香日德農場是青海省第二大農場，有4萬多勞改、勞教犯，到3年人禍過後，只剩兩千多人了。死亡率達95%。

遼寧省錦西煤礦勞改隊，經過大饑荒後，1,200名右派、犯人餓死1,000人，沒有餓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地臥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戴煌：《九死一生》)顧雪雍（1957年的遼寧省《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後來證實，這200個人最後還是死了；也就是說，錦西煤礦這1,200個勞改犯，是全部被餓死。顧雪雍就是在這1,200人快死光的1959年被補充去的勞動力。

毛澤東和被他綁架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和知識份子的群體滅絕罪，一定要徹底清算，也一定會徹底被清算！

幾乎所有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都被株連九族，禍連幾代；有的妻離子散、有的家破人亡。

但在1979年只有“55萬”人得到所謂“糾正”；即使被“糾正”，也只是白紙一張，叫《改正通知書》，一錢不值；受害者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賠償；施害者至今不肯道歉，也沒有悔改的意思。

更甚者，這個歷史被刻意隱瞞、篡改，受害者幾乎完全“消失”，部分起而維權者，立即受到打壓。

“我們（共產）党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爺，反正不認錯，硬說有必要，如（19）57年反右。直到1979年，22年後僅僅承認反右擴大化，先定調不許給幾個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幾十（幾百）萬人，擴大十萬倍，再加上親屬，那就是幾十萬倍呀，幾百萬人受歧視。把那幾個人當年說的話拿出來讓大家評論一下，人家說的還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們党從來不道歉。1949年以來的冤假錯案不計其數，家破人亡，人財兩空，數以百萬計，從來不對受害人說一聲對不起，最多是公開平反，還要人家感謝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這樣就偉大光榮正確了。”這一段話，據說是趙紫陽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說的，我把它記在這裡，等待歷史的檢驗。

作者當時是華西大學醫學院口腔醫學系學生，畢業前夕，因揭發專職政治輔導員李良信的違法亂紀、政治流氓惡行，被報復而劃為右派分子。受“留校考察兩年”處分，在農村、銅礦、校園農場等處接受監督勞動。

1979年，右派問題被改正後，他在雅安地區醫院口腔科任副主任醫師、口腔科主任。醫術和學術上都有很大成就，多次在全國性口腔專業學術會議上宣讀論文。但是，如果他不受20多年迫害，他的成就不是會更大嗎？

反右派運動摧毀、消滅了無數的知識精英、無數的天才，對中國的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各方面都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

溫家寶在回答如何理解錢學森關於中國大學為什麼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時說：“錢學森之問對我們是個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但是“刺痛”了哪裡？“鞭策”了什麼？一向裝癡賣傻的溫家寶當然不會說。

大學要想培養出人才，首先就要接受1957年右派分子們提出的措施——中國共產黨退出學校，把學校交給教師管理，開放言論，學術自由，提高教育投入。

但是，這無疑是與虎謀皮，不說也罷。

熊習禮先生退休後，潛心致力於對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學術研究。寫有關於自己人生的回憶傳記體文章《魂兮歸來》和本書《沉思——1957》等著作。

本書有異其他的個人回憶錄，熊先生並沒有局限於個人的遭遇和苦難，他是以準確的時間、日期，描述所發生的事件，用數學的周密計算、邏輯推理來論證和論斷反右運動的發生和過程。並且以反右派運動為切入點，對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皇權專制文化與馬克思學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深重的民族危機——日本侵華及毛澤東的帝王情結、個人品質等錯綜複雜的因素對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加以探討。

他的悲天憫人，對民族，對國家的愛，對民主自由的嚮往，完全傾注在他的著作之中。

這是一個傳統的知識份子，也是現代的知識份子——一個歷經磨難、死裡逃生的倖存者。

謝謝他為歷史和後代留下他的血跡、傷痕和他的思考。

〔參考文獻〕

1、丁抒：《陽謀——反右派始末》。

2、郭道暉：《“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

3、有關省市地區縣的地方誌。

序熊習禮先生《沉思——1957》

武宜三（香港五七學社）

熊習禮先生的《沉思——1957》要出版了，先生要我寫幾句話，我當然答應。

熊先生是毛澤東“陽謀”的受害者之一。

從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運動，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到底把多少知識份子和其他階層的人——其中包括為數不少的中共黨員、各級領導幹部、軍隊官兵，推下陷阱？由於中共當局封鎖檔案的關係，至今還不能知道。

但是，全國地方誌和各種透露出來資料，我們可以做些基本測算。

例如湖南省衡陽市——

1957年只有255,822人（湖南省人口普查辦公室、湖南省統計局人口處編：《湖南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