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青

序幕

任何一個地方的不義，都威脅到一切地方的正義。

──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來自柏明罕監獄的信，1963年4月16日（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April 16, 1963）

1996年10月在洛杉磯市中心的一個法庭內，發生了一個在美國都市歷史以及地理上重要非凡的運動。一個由草根組織所形成、代表公共運輸使用者的政治聯盟，在對洛杉磯大眾運輸局 (Los Angeles 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 MTA)所提起的集體訴訟中，與該局達成了史無前例的重大協議和解。根據這項協議，至少在未來10年內，大眾運輸局將提供依賴大眾運輸的都市窮人，也就是那些買不起汽車的人，最高優先預算來改善公車品質，並確保他們有權使用任何形式的公共運輸載具；這項措施是為了補償該局過去數十年來對這些窮人的歧視。

「勞工／社區策略中心等訴洛杉磯郡大眾運輸案」(Labor/Community Strategy Center et al. v. Los Angeles County 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的直接結果，也稱做公車族工會 (Bus Riders Union, BRU) 決議案，並非像打手心般簡單的處罰而已。根據協議和解內容，大眾運輸局不但得添購一定數量的環境友善公車，還必須降低擁擠度、維持現有票價結構、提昇公車保全、減少公車站犯罪，同時還要提供特別服務路線，讓民眾更容易到達工作地點、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果真按這些條文的字面來執行，那幾乎整個大眾運輸局的營運預算都將被耗䀆，使得該局無法繼續進行大規模固定軌道系統建造的炫耀性計畫，該計畫是為了要讓洛杉磯符合主要世界城市的形象。此外，一個由公車族工會和運輸局共同組成的工作小組也建立起來，以確保工會對於交通政策的影響力。

若將公車族工會決議案視為對種族主義運作的一種正面迎擊，那它不但標示了民權運動的重生，同時也讓人想到著名的1954年「布朗訴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Case)，後者的目標即在於廢除校園中的種族隔離。和該案一樣，本案認定在重要公共服務的提供上區隔兩個分離卻不平等的系統，乃是對某些人口權利的否定，而在本案中的公共服務乃是大眾運輸。在此同時，它也是環境正義運動中一個令人振奮的宣達，一方面對抗住宅區位所形成的種族不正義與歧視，另一方面則申明居住場所可能會對個人日常生活與健康產生負面的影響。

任何美國主要城市中都找不到類似這種與公共運輸有關的例子。如此重視內城居民，而且大部分是少數族裔的窮忙族(working poor)的需求，可說是相當亮眼地反轉了美國各地市政府與規劃單位慣常運作方式，因為這些單位所提供的服務，僅管打著減少貧窮的名號，實際上卻往往偏坦富裕的市民。這個成果也衝撞了當時美國新保守主義當道、社會福利縮減、市民權與反貧努力弱化的政治本質。全國沒有幾個草根社會運動能夠成功地影響都市規劃與治理，使其負起如此規模的財政承擔。質言之，這紙協議使得數百億美元從一個不成比例且偏坦富人的計畫轉移到一個對窮人較有利的計畫。

更令人訝異的是這個決議竟然發生在洛杉磯，因為不管對勞工組織或社區組織而言，這裡從來都不是一個進步的都市環境。洛杉磯曾經是美國歷史上最血腥的兩次因種族正義問題而引發都市暴動之核心，這兩次暴動分別發生在1965年和1992年。當初造成暴動的問題諸如貧窮與歧視的擴大以及帶有種族歧視的警察暴力等，在兩次暴動之後並未完全緩解。在1990年中期以前，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炫耀但卻昂貴的固定軌道修建計畫，這個計畫乃是為了滿足地方的自尊心，以及那種藉先進地下鐵系統來加入偉大世界城市行列的欲望。然而，隨著公車族工會決議案的產生，以及公眾不再支持這個昂貴且問題重重軌道計畫，結果除了少許例外，軌道不久之後就停建了。

這次的成功集體訴訟背後有兩個重要的組織，一個是公車族工會本身，另外一個則是本案主要原告勞工／社區策略中心。這個兩個組織發起了法律行動，並領導更大規模結盟的創生。公車族工會並非傳統的勞工組織，而是一個由大眾運輸使用者所組成、標榜多種族與反種族歧視的大型組織。該組織的目標在於改善公共運輸系統，以及改善洛杉磯超過40萬窮忙族的生活，其中絕大多數為少數族裔與女性。它隸屬於勞工／社區策略中心（或稱策略中心），這是一個成立於1989年的行動組織，用它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個反種族歧視、反企業、反帝國主義、並關注理論驅動之實踐的智庫／行動中心。它的目標在於發動勞工階級與受壓迫民族（特別是黑人和拉丁裔勞工社區）的大型活動。策略中心經營了全國策略性組織學校，同時出版了Ahora Now這份雙語政論雜誌。

在協議公告後，戰勝的公車族工會與策略中心組織人員用一種理所當然的劃時代語言來宣告其成就。他們「駕駛著歷史的公車」，在「大眾運輸、市民權、與環境的交义路口上」的持續鬥爭中「為公車生產了數百萬美元」，並且創造了「一種都市交通的新視野」以及「一種跨國資本主義時代都市反叛的新理論」。在一篇2001年發表在《社會學家文摘》（Socialist Register）的文章中，策略中心主任艾瑞克・曼（Eric Mann）將他們的努力描述為「一個同步進行的種族、階級以及女權鬥爭」。

好萊塢也注意到了這個決策的重要性。金像奬獲奬攝影師與導演，同時也身為社運人士的Haskell Wexler 花了3年的時間和公車族工會在一起，製作了長篇電影來詳述工會的奮鬥過程。這也在他早期關於勞工議題(Maerwan, 1987)、巴西的凌虐事件、墨西哥恰帕斯動亂等作品之外，加上了新的篇章。僅管公車族工會的勝利是建立於在地的環境之上，但在其領導人的國際性目標下，它也取得了全球性意義。

序幕

任何一個地方的不義，都威脅到一切地方的正義。

──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來自柏明罕監獄的信，1963年4月16日（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April 16, 1963）

1996年10月在洛杉磯市中心的一個法庭內，發生了一個在美國都市歷史以及地理上重要非凡的運動。一個由草根組織所形成、代表公共運輸使用者的政治聯盟，在對洛杉磯大眾運輸局 (Los Angeles 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 MTA)所提起的集體訴訟中，與該局達成了史無前例的重大協議和解。根據這項協議，至少在未來10年內，大眾運輸局將提供依賴大眾運輸...

譯者前言 ∕顏亮一

正義是什麼？如何才符合正義的原則？這乃是在哲學、法學、甚至神學上千古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然而，即使很少人能把這個概念說個明白，正義卻也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不斷追求的一個觀念與理想。遠的不說，在近年來與我們切身相關的種種公共政策的議題上，正義這個用語就反覆不斷地出現在公共論述上，信手拈來的例子就包括了社會正義、經濟正義、環境正義、居住正義、世代正義、工作正義、土地正義、乃至於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轉型正義等。且不論這些政治或運動標語實際的內涵與指涉為何，但社會大眾對於所謂正義的渴求與呼喚，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這幾年間，隨著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正義：一場思辯之旅》(2011)譯作的引介，以及桑德爾本人數度來台的訪問，正義的概念與原則，也逐漸在台灣受到一定程度的關心與討論。不過這裡要先說明一下，我們這裡所談的正義並非罪刑學上的應報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而是關乎社會資源的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桑德爾是社群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對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分配正義觀念提出了批判，後者知名主張是，當個人處在一個假想的「無知之幕」之後，因為無從考慮自己現實的身份地位或命運，因此對於社會運作原則會訂定某種「契約」，使不幸的人不幸的程度降到最低，這便符合了正義的理想。桑德爾對於羅爾斯的主要不滿在於，個人的存在並非如羅爾斯所設想那樣，像是互不相干的獨立原子，相反地，個人的存在是由社群所界定的，同一社群內的人互相負有責任與義務，正義的原則必須建立在社群成員對於道德與共善的思辯之上。

其實還有另外一位在台灣知名度未若桑德爾這麼高（可能因為不是哈佛的大教授）的政治哲學家艾莉斯．瑪利安．楊(Iris Marion Young)，她從更根本的立場對羅爾斯的正義原則提出判判。她在頗具影響力的《正義與差異政治》（2017，英文原著出版於1990）一書中，同意社群主義者對於自由主義的批判，但是認為社群主義的理想容易產生對內壓抑差異、對外排斥異己的後果，結果反而不利正義社會的形成。此外，她也批評羅爾斯的分配正義模型，認為正義的重點不在社會資源的靜態分配，而是產生不平等與不正義的動態過程，而這些過程強必須放在更具體的地理、歷史、與制度脈絡中來分析。楊的理論在此我無法討論得更多，但是重點是，她對正義的理論取向，讓我們更關心不公不義的各種結果，到底是什麼樣的過程所造成，因為這密切關係了我們可以採用什麼行動與什麼策略，去改變這些不公義的結果。這，正是愛德華．索雅(Edward W. Soja)寫作這本《空間正義》背後最重要的動機之一。

索雅可說是人文地理學界以及都市研究領域國際知名的重要理論家之一，他曾於2015年獲得有地理學諾貝爾奬之稱的瓦琴魯得地理學國際大奬(Vautrin-Lud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Geography)。我有幸於1996年至2001年間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都市規劃系求學時親炙其門下，當時他擔任博士班的導師，同時也是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之一。索雅早期從事非洲的區域研究，但是在1980年代初期，他開始將研究重心轉移至都市理論的發展，並且以洛杉磯作為印證他理論的基地。從1989開始，他陸續出版了「後現代三部曲」，包括了《後現代地理：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1989)、《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1996)、《後大都會：城市與區域的批判研究》(2000)，而這三本巨著也分別有了中文的譯本，繁體版《第三空間》(2004)以及簡體版《後現代地理》(2004)、《後大都會》(2006)，不過書名譯法與我稍有出入。貫穿他這三本著作的中心思想信念，用極簡化的話來說，乃是試圖突破我們對於空間在本體論與知識論上固有的認識，並且用這個新的認識來說明現代化過程下發展出來的城市與區域（至少在先進工業國）在1970年代以後，如何進入了一個解組與重構的過程，轉化成為一種新的地理局勢，形成了他所謂的後現代城市或者後大都會。

身為一位左翼的地理學者，索雅所發展出來的都市與區域觀點絕對不是學院中的時髦理論遊戲而已（僅管他的著作中確實少不了時髦術語），而是企圖從最抽象的本體論哲學出發，反省空間、時間、與社會的關係，開啟地理學研究的新途徑，並將之用來解釋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都市化的過程與後果。這些努力的目的，其實都是想要更深刻地了解世界，讓世界變更好，想回答的是列寧在1902年著名的提問：「該做什麼？」(What is to be done?)。不過，由於這樣的學術方案，勢必涉及當代西方的諸多理論，包括政治經濟學、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也必須跨足地理學、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門，再加上著作中具體案例也多以美國或西歐為背景，因此索雅的中譯著作對於台灣一般的讀者來說，多少會造成一種敬而遠之的效果（其實我懷疑英文的讀者也差不多）。

（未完）

譯者前言 ∕顏亮一

正義是什麼？如何才符合正義的原則？這乃是在哲學、法學、甚至神學上千古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然而，即使很少人能把這個概念說個明白，正義卻也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不斷追求的一個觀念與理想。遠的不說，在近年來與我們切身相關的種種公共政策的議題上，正義這個用語就反覆不斷地出現在公共論述上，信手拈來的例子就包括了社會正義、經濟正義、環境正義、居住正義、世代正義、工作正義、土地正義、乃至於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轉型正義等。且不論這些政治或運動標語實際的內涵與指涉為何，但社會大眾對於所謂正義的渴求與呼...

譯者前言
序幕
導言
1. 為何是空間？為何是正義？為何是洛杉磯？為何是現在？
2. 論不義地理的生產
3. 建構正義的空間理論
4. 在洛杉磯追尋空間正義
5. 轉譯理論為實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都市規劃學程
6. 在911之後追尋空間正義：延續與總結

謝誌
注釋與參考文獻
導論

譯者前言
序幕
導言
1. 為何是空間？為何是正義？為何是洛杉磯？為何是現在？
2. 論不義地理的生產
3. 建構正義的空間理論
4. 在洛杉磯追尋空間正義
5. 轉譯理論為實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都市規劃學程
6. 在911之後追尋空間正義：延續與總結

謝誌
注釋與參考文獻
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