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宋太祖及其時代〉
雷家聖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一
宋太祖趙匡胤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分裂，開啟了宋朝的治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歷史知識。然而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結束長期分裂局面、統一天下的皇帝，如秦始皇統一六國、晉武帝司馬炎結束三國分裂、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宋太祖與他們相比，又有何特殊之處？
筆者以為，唐朝自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問題嚴重，最後導致唐朝被朱全忠所篡，其後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相繼由節度使篡位稱帝；地方上各節度使更自立政權，這便是五代十國的亂局。這一亂局不但導致國家四分五裂，更可能由於政治的分裂進而導致文化的分裂，秦始皇以來中國大一統的局面有徹底分崩離析的可能。前輩學者經常引用的兩條史料，反映了當時中國北方文化凋敝的情況，其一為唐代晚期，已有「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鬬之事」（杜牧《樊川文集》卷九〈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的記載；其二為河朔地區出現「俗謂（安）祿山、（史）思明為『二聖』」（《新唐書》卷一百四十〈張弘靖傳〉）的現象。對此歐陽修感慨說道：「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傳〉）歐陽修的感慨絕非虛語。因此，與春秋戰國有諸子百家、魏晉南北朝有世家大族不同，唐末五代並無一脈明顯的文化典範與學術道統，來維繫傳統文化於不墜。故此時期在政治分裂之際，同時也面臨著文化存亡絕續的問題。
另一方面，自從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之後，使中原失去北方屏障，有隨時被契丹入侵的可能。而在南方，越南北部地區有吳權、丁部領相繼稱王稱帝，已獨立建國，脫離中國的版圖。如果此時沒有人能夠儘快結束五代分裂之局，則中國將可能面臨徹底崩潰瓦解的危機，如同羅馬帝國瓦解之後，便無統一重建的可能。趙匡胤建立了宋朝，完成了中國的統一，鞏固了中國的版圖，並為日後的學術復興提供了安定的環境。因此，宋太祖對歷史的影響可能遠超過我們一般的認知。
二
宋太祖趙匡胤原為後周的殿前都點檢，透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而篡位稱帝，稱帝的過程當然算不上光明正大，但是正因為其得位不正，深恐皇位被他人用類似的方法奪取，因此才有了「杯酒釋兵權」與收藩鎮事權等種種措施，此部分在本書的第三章與第五章有詳細的描寫，茲不贅述。故宋太祖即位後，兢兢業業，為鞏固其江山而努力，雖然可以說是出於個人的利益，但也不可否認他有安定天下的遠大志向與切實可行的政治手腕。王夫之《宋論》稱讚宋太祖：「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厎於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唯其懼也。……無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為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宋太祖的戒慎恐懼，除了「杯酒釋兵權」、收藩鎮事權之外，並逐步建立各種制度，例如設置轉運使掌管一道（路）的財賦，並兼有考核官吏、治理百姓的責任，使得宋代「路、府州軍監、縣」三級地方行政制度逐漸形成。在這一過程中，有一項舉措牽涉到宋代官制之重大變化者，便是在地方設置轉運使、知州、通判、知縣等「差遣」，派中央官員治理地方。
研究宋代官制者都知道，北宋前期（神宗元豐改制前）的官制相當複雜，有寄祿官、館職、差遣的區別。所謂寄祿官，原為唐代三省六部諸寺監體制下的各類職官名稱，如六部尚書與侍郎、諸司郎中與員外郎、諸寺卿與少卿、諸監與少監等，館職為各館閣學士之謂，差遣則為官員的實際職務。為何會有如此複雜的現象？在唐代，地方各州的長官為刺史，各縣的長官為縣令，宋太祖收地方藩鎮權力時，將原本由藩鎮控制的地方官任免之權，收歸中央。宋太祖乾德元年（九六三年）六月庚戌，「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祜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此處奚嶼等人並不是改任為縣令，而是仍然帶著中央的官銜，到地方上去「知」（管理）各縣的事務，這些帶有中央官銜的官員，到了地方上成為一縣之長，便不再執行原有中央官職的職務，因此這些知縣，雖然仍舊保留了中央官職的名稱，但是成為「寄祿官」，僅作為官員階級與俸祿的依據，不再負責原來事務，其實際執掌則由新指派的「差遣」決定。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彰顯中央的權威，讓這些「知縣」仍帶有中央官職，象徵他們是中央派遣而來的官員，與地方藩鎮自行任命的縣令作出區別。
這一做法在北宋前期被常態化、普及化，轉運使、安撫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知縣都是「差遣」，他們都另外帶有中央的官職（寄祿官）。舉例言之，宋仁宗宋夏戰爭期間，康定元年（一〇四〇年）五月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為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並為陝西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長編》卷一百二十七）起居舍人是韓琦的寄祿官，知制誥是原有的差遣，陝西安撫副使是新的差遣；吏部員外郎是范仲淹的寄祿官，陝西都轉運使是原有差遣，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是館職，陝西安撫副使是新的差遣。北宋前期官制為何如此複雜多變，其中有著宋太祖獨到的用心。
三
宋朝許多「祖宗家法」大致成形於太祖、太宗時期，因此我們可以將宋太祖與宋太宗的治國方式作一比較。宋太祖在治理國家時最明顯的表現，其一為收藩鎮兵權集權於中央，其二即是嚴懲贓吏（參見本書第八章第五節）。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四〈宋初嚴懲贓吏〉條說道：「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贓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之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在宋太祖的治理之下，宋朝逐步走向安定繁榮。
不過宋太宗時代的做法卻與宋太祖有許多差異。宋太宗時，集權中央已大致完成，宋太宗完成了集權中央的最後一步，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年）八月戊辰，太宗採納右拾遺李瀚的建議，將天下各州皆直屬於中央，「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長編》卷十八）。將藩鎮掌控的地方各州管理權完全收歸中央之後，集權中央已經完成，但宋太宗更進一步分割中央各行政機構的事權，以期達到互相制衡、集權於皇帝的目的。在宰相制度方面，淳化元年（九九〇年）十二月辛酉，詔從謝佖之奏，「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長編》卷三十一），宋朝宰相與樞密使對持文武大柄的體制正式確立，此即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所談之「相權的分割」，造成了「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四，〈國用考二〉）的嚴重問題。在國家制度的設計上，宋太祖強調集權中央，多著眼於完成國家統一，削弱藩鎮勢力；而宋太宗則是分割中央機構事權，加強了皇帝專權，卻讓中央官吏互相制衡掣肘，有減低行政效率之虞。
此外，在治國的心態上，相對於太祖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太宗的治國力道則日漸鬆弛，個人也流於奢靡，端拱二年（九八九年）八月癸亥，太宗耗費億萬計，在開寶寺修建的十一級佛塔完工，這佛塔即是今日的開封鐵塔。開寶寺塔雖然雄偉壯觀，但是當時知制誥田錫批評：「眾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長編》卷三十）太宗流於奢侈享樂，可見一斑。
透過太祖與太宗的對比，我們更能看出太祖在治國上的優秀之處。宋朝之所以沒有變成如同五代政權般的短命王朝，實有賴於宋太祖的雄圖壯志與治國手腕。
四
本書作者王育濟教授與范學輝教授，都是宋史學界的優秀學者，這一部《宋太祖傳》更是經過多年的撰寫，十年磨一劍，參考資料宏富，非常值得學習宋史或對宋朝有興趣者一讀。作者之一的范學輝教授，為本書付出心力甚多，但卻在本書尚未付梓之際，驟然早逝，這對宋史學界而言是巨大的損失。在本書出版之際，草此數言，區區不勝悼惋之心，聊慰學輝兄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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