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莉安娜．亞歷山德里

名人推薦：【國際讚譽】（本內容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授權使用）

▲面對生命的黑暗與其中令人不安的真相，瑪莉安娜憑著勇氣、同理，以及某種近乎希望的東西，寫下了一本既屬於我們這個時代，也屬於所有時代的書。《負面不是病》精采絕倫，毫不退縮地直視漆黑。
──約翰．凱格（John Kaag），《生病的靈魂，健康的心：威廉．詹姆斯如何拯救你的生命》（Sick Souls, Healthy Minds: How William James Can Save Your Life）作者

▲《負面不是病》正是我們迫切需要的作品，為失控氾濫的有毒正能量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假如你心情焦慮，...

【第五章】學會焦慮

二○○九年，焦慮取代憂鬱成為美國大學生的頭號問題。自那時起，我在大學任教十多年的經驗，只見這些年輕人的焦慮問題愈來愈嚴重。 過去，四十人的班上通常會有一兩名學生在課堂中途消失，然後在晤談時間來找我，告訴我他們飽受焦慮所苦。但過去五年來，甚至早在新冠疫情帶來壓力之前，就常有好幾位學生在七十五分鐘的課堂裡數度離開教室。我起初很不安，以為他們離開是受不了我的課；接著，我的自尊心又搬出「螢幕看太多以致專注力縮短」這種老套說法，來反駁這個念頭。後來我才慢慢明白，推著許多學生逃離課堂的，其實是焦慮。我收到的電郵，以及和學生面對面晤談社交焦慮與個人焦慮的次數，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有些學生告訴我，他們正在接受心理治療或服藥；有些學生已向「學生無障礙支援服務」（Student Accessibility Services）提出申請，並獲准正式的學習調整；還有一些學生則是直到現在才開始為他們六歲起就有的感受命名。「只要我感覺到別人在看我，我就沒辦法看著對方」、「我只要坐在教室裡就會焦慮發作」、「我好希望自己能隱形」。有些學生請我幫忙約學校輔導中心的諮商，結果卻焦慮到無法赴約。由於相同情況一再發生，我不得不問：為什麼大學生的焦慮愈來愈嚴重？還有：哲學能幫上忙嗎？

像伊娃這樣的學生確實有理由焦慮。她主修哲學，她主修哲學，臉上總掛著若有似無的微笑，彷彿隨時都快冒出一個絕妙點子。自一九六六年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高塔槍擊案以來，校園槍擊就一直是真實存在的威脅；而奧斯汀位於我任教的大河谷分校北方，車程約五小時。那是美國校園發生的首起大規模槍擊案，伊娃當時都還沒出生。接下來五十年，美國又發生了八起校園槍擊案。伊娃十歲那年，我們一覺醒來，迎面而來的是房市危機與股市崩盤；相關消息徹底打亂了大人與孩子的生活。伊娃十七歲時，川普當選總統。步入成年之際的她，不論政治立場如何，都不斷接受到來自川普或針對川普的仇恨言論。到了二○二○年，換成是新冠肺炎讓伊娃感到焦慮。每次媽媽、爸爸、阿嬤（abuela）或阿姨（tía）出門，她都提心吊膽，祈禱不要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由於伊娃的父母被列為必要工作者，她某天早上醒來，便突然成了兩個年幼手足的主要照顧者；他們被隔離在家，不知還要多久才能結束遠距上學。伊娃沒有意識到的是，校內有數千名學生和她經歷相似，和她面對著同樣的存在困境。

當同一班有十名學生一個接一個走進我辦公室，告訴我自己飽受焦慮所苦時，我猛然察覺他們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的焦慮是不尋常的。他們不知道，昨天才對我說過同樣話的人，此刻就坐在他們旁邊。由於不能洩漏隱私，我決定在課堂上談論焦慮這個主題，好讓學生明白它有多普遍。幸好，在存在主義課程裡，討論黑暗情緒的機會比比皆是。我心想，要是學生知道彼此也有類似經歷，他們或許就不會那麼孤單，甚至可能不再那麼覺得自己壞掉了。

有一天，我們在課堂上討論丹麥哲學家齊克果對焦慮（即本章主題）的看法，伊娃開口了。雖然她之前上過我的課，但還是很難在課堂上開口。她低著頭，偶爾抬眼看我，述說自己如何與社交焦慮搏鬥。她將之前私下告訴我的事講給了全班同學聽：來上課對她來說很困難。輔修哲學、愛穿條紋襯衫、還自稱「怪胎」的大二學生山繆點頭附和。他坦言自己最近為了上課曾開車到學校，卻發現自己根本下不了車。班上更多人點頭了。這招似乎真的管用──至少對那天開車來學校並成功撐到坐進教室座位的同學來說是如此。我很感謝他們願意坦露自己的脆弱，也慶幸不再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他們之中有那麼多人正承受著類似的痛苦。

這些談話中有一點是我始料未及的，那就是這群學生還有另一個共同點：他們不只感到焦慮，也感到羞愧。他們不只感覺糟糕，還會因為自己感覺糟糕而更加痛苦，一心只希望自己能像個正常人。我不由得想問：校園裡四處可見、倡導精神疾病去汙名化的海報，難道沒有發揮作用嗎？既然焦慮如此普遍，我的學生為何仍對自己的焦慮感到如此羞愧？我忽然意識到，社會如何談論焦慮，可能正在讓大學生（以及我們所有人）感覺更糟，而不是更好。

目前盛行的各種關於焦慮的說法，讓我的學生根本無法坦然接受自己感覺很糟這件事。他們跟我說自己有哪裡失調了、患有某種疾病、哪裡功能異常或腦內化學物質失衡，並且正在用藥物、冥想、感恩日記與森林浴改善狀況。他們努力克服焦慮，也願意尋求協助，但每當他們無法馴服焦慮的念頭，就只會感覺更糟。儘管我的學生已盡了最大努力，他們所聽到的那些焦慮敘事，仍令他們感到羞愧：因為自己感到焦慮而感覺更糟。這又是「壞掉敘事」在起作用，而我懷疑不是只有大學生正在吸收「焦慮是一件可恥之事」這種訊息。

關於焦慮，流傳至今的最古老說法之一來自宗教。基督教作家陸可鐸（Max Lucado）寫過一本書《別讓憂慮困住你》（Anxious for Nothing），將焦慮和缺乏信仰畫上等號。陸可鐸和許多基督徒都認為，焦慮代表你不夠信任上帝的計畫。在上帝眼中，焦慮是一種罪，但可以得到救贖。只要相信上帝會看顧一切，焦慮就會逐漸平息。他們說，有上帝掌管一切，沒有什麼好焦慮的。

關於焦慮的第二種說法來自已故的哲學家，但仍透過當代心理治療師延續至今。古代斯多噶派認為，焦慮本質上是一種判斷上的錯誤。他們認為，你之所以焦慮，並不是因為你是罪人，而是因為你的信念出了問題。只要導正歪斜的想法，人就會好受一些。我們在之前幾章已經談到，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斯多噶派認為，人可以藉由控制想法來控制感受。奴隸出身的哲學家愛比克泰德就說，想法與感受都「操之在己」，不像名聲與財富，大多不受我們控制。當感受使我們受苦，我們可以改變它們，從而獲得心靈的平靜。藉由一系列終身實踐的方法（這些做法如今已在當代復興），例如寫信、寫日記、改寫有害的敘事、冥想、與朋友交談，以及想像暴露療法（imaginary exposure therapy），斯多噶派相信，人可以重新訓練那些失控的情緒，讓它們聽從理性。

認知行為療法復興了這種斯多噶世界觀，並賦予它科學上的可信度。這種療法對焦慮的解釋和斯多噶派驚人相似，提出的緩解之道也很類似。根據網站「好好心靈」（VeryWellMind）──一個「屢獲殊榮、針對你最關心的心理健康議題提供可靠、富有同理心及最新資訊的平臺」：

認知行為療法（CBT）的前提是：影響你的感受與後續行為的，不是當下處境，而是你的想法。因此認知行為療法的目標是辨別並理解負面思維與無效的行為模式，並以更接近現實的想法、更有效的行動與應對機制取而代之。

認知行為療法和斯多噶派一樣，認為造成「負面思維」和「無效行為模式」的罪魁禍首是我們自己，而非環境。當你感到焦慮時，認知行為治療師會幫助你與焦慮拉開距離，讓你看見那些念頭其實正在傷害你自己。數百萬人覺得這套邏輯給了他們力量，如今也被視為治療焦慮最主要的標準療法。認知行為治療師和他們的哲學前輩一樣，協助了不計其數的民眾控管焦慮。

我有些學生嘗試過認知行為療法，學習把焦慮理解成一種判斷上的錯誤。但絕大多數學生其實是用另一套敘事來理解自己的痛苦。他們最常告訴我的，是自己的腦內化學物質出了問題；他們覺得自己的大腦壞掉了。

西塞羅和其他古人都相信醫師的價值，關鍵的區別在於（也是古代與現代思維最根本的不同），古人認為哲學家也能幫人治療身體上的病痛，而我們不這麼認為。舉個例子，我朋友取得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學位後，他母親驕傲地四處向人介紹他是「doctor」（博士）。但為了避免親友搞錯，她會立刻補上一句：「但不是那種真正能救人的doctor（醫師）。」

西塞羅主張應由愛智之人（philosopher的字面意思）來治療焦慮，這不僅讓醫師不滿，也讓哲學家感到不安。希波克拉底和其他醫師不希望哲學家插手醫療問題。（就連二世紀的醫師兼哲學家蓋倫〔Galen〕也不認同斯多噶派常用「疾病」與「藥物」等醫療詞彙來隱喻哲學上的多洛。）而哲學家之所以不安，是因為他們不認為焦慮純粹是醫師該處理的問題。的確，焦慮會表現出生理症狀，但它同時也是一種心智與／或靈魂的擾動。斯多噶派提出「焦慮源自錯誤判斷」這套說法時（也就是今日認知行為療法仍在使用的那套說法），其用意是試圖奮力從醫師手中奪回焦慮，不讓它被徹底定義成純粹的醫學問題。斯多噶派不想稱焦慮的人為病患，但確實希望幫助他們獲得「阿塔拉克西亞」：免於憂慮。時至二十世紀，哲學家終究還是將焦慮讓給了「真正能救人」的醫師。當靈魂變成大腦，哲學家的工作也被精神科醫師取代。希波克拉底的希望實現了，焦慮如今已被視為名副其實的醫學疾病。但這種轉變並非一夕出現。直到二十世紀，由於佛洛伊德與克雷佩林之間的分歧，哲學家才正式被迫停止扮演醫師的角色。

（下略）

【第五章】學會焦慮

二○○九年，焦慮取代憂鬱成為美國大學生的頭號問題。自那時起，我在大學任教十多年的經驗，只見這些年輕人的焦慮問題愈來愈嚴重。 過去，四十人的班上通常會有一兩名學生在課堂中途消失，然後在晤談時間來找我，告訴我他們飽受焦慮所苦。但過去五年來，甚至早在新冠疫情帶來壓力之前，就常有好幾位學生在七十五分鐘的課堂裡數度離開教室。我起初很不安，以為他們離開是受不了我的課；接著，我的自尊心又搬出「螢幕看太多以致專注力縮短」這種老套說法，來反駁這個念頭。後來我才慢慢明白，推著許多學生逃離課堂的，...

【引言】要懷疑光

有時候，我們會直墜黑暗，而且往往不願說出口。一連好幾天的迷茫與陰霾，一連好幾個小時籠罩心神的懷疑，憂鬱深重，似乎看不到往前走的路。我們只希望有一點光、一點清明、一點太陽。我們渴望新一天的曙光。就算一切安好，我們也常將光掛在嘴邊，說自己「靈光乍現」，腦袋裡「燈泡」一亮，或是正在尋找「隧道盡頭的那一道光」。我們深受散發「光彩」、笑容「燦爛」的人吸引。至少在美國這個向來推崇白手起家、樂觀向上、正面思考的國家，我們都是被光養大的孩子。我們把光與各種事物連繫在一起：從安全、智慧、和平、希望、純潔、樂觀、愛、幸福、樂趣，乃至輕鬆愉快。所有美好的事物。這些對應關係一點一滴加總起來，就構成了光明隱喻：明亮比昏暗好，晴天比陰天更令人愉快，開朗的心情優於陰鬱的心情。

這本書談的就是將光明與好、黑暗與壞連在一起的衝動。我們將探討這種連結背後的深層根源、它給出的許諾，以及最終造成的有害影響。人想躲避黑暗情有可原，但一味追逐光反而會傷到自己。我們今後需要做的，不是繼續試圖用光去照亮黑暗，而是學會在黑暗中看見。

像我這樣的哲學家，兩千五百年來一直在思考：光明與黑暗如何作為隱喻，用來指涉知識與無知、善與惡。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就藉蘇格拉底之口提出了這種對應。蘇格拉底對朋友說了一個故事，大意是一群囚犯被囚禁在洞穴裡，卻不知太陽就在洞穴之外。許多哲學家年復一年地把柏拉圖的洞穴寓言硬塞給毫無防備的學生。我自己在哲學概論第一堂課也這樣做。

我會和學生一起讀柏拉圖對洞穴的描述，並請他們把那個場景畫出來。我告訴他們，意義之後再談，現在得先把場景畫出來，因為整個畫面實在很難想像。

「洞穴裡有什麼？」我問。

囚犯、穴壁、火、幾個傀儡師，還有穴口。

「先確定囚犯的位置，」我說。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這點很重要。一位之後主修哲學的學生告訴我，囚犯有三個部位被拴住：脖子、手腕與腳踝。他們只能坐著，沒辦法轉頭，連左右瞟一眼都做不到，只能看著正前方，但聽得見其他囚犯說話。柏拉圖虛構的囚犯整天只能盯著穴壁看，真可憐。

「很好，再來是穴壁，上頭有什麼？」這時我瞥見一名安靜的大一生在塗塗畫畫，但我猜她畫的應該不是洞穴。她看起來已經放空，而且不只有她。

「影子，」一名穿運動服的學生嘟噥道。

「什麼東西的影子？」我追問。

「動物、樹、人。」第一堂課時，學生通常只會很簡短地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從五歲起就一直照著這套腳本說話，現在也不敢偏離。但之後他們會慢慢放鬆，也更敢把正在想的東西說出來。

「影子怎麼來的？」我接著問。

一名循規蹈矩的學生說，穴壁上的影子來自傀儡。

「啊？什麼傀儡？」我問。

「洞穴裡有篝火，」另一名學生回答：「傀儡師利用火光將傀儡的影子投射到穴壁上。」

「你是說像小孩在房裡用燈光玩手影那樣？」我跟學生確認。

「對。」

「他們為什麼要將傀儡的影子投射到穴壁上？」我用一種像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的困惑語氣問道。我希望激起學生的好奇心，讓他們開始懷疑柏拉圖是不是哪裡不太對勁。這時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很快就會從確認故事內容的問題轉到讓他們感到不太舒服的問題。

沒有人說得出柏拉圖筆下的傀儡師為何要擺布洞穴囚犯的心靈？但他們知道囚犯將影子誤認為真實的物體。囚犯從未見過真正的樹，而是把樹影當成樹，甚至還試著比高下：誰能看到最多的樹？誰能看出哪棵樹最高？在這個洞穴裡，一個人的價值取決於他有多擅長在這個完全由影子構成的世界裡活動。

這時，我們就能想像那個洞穴了：洞裡陰陰暗暗，一群可憐蟲一輩子努力接近真實。學生都明白囚犯為何不反抗了，因為他們不知道眼前的真實一點也不真實。有學生說，柏拉圖在說我們都是囚犯。另一名學生說，我們都把媒體的謊言當真相。還有學生說，我們每天都開著自動駕駛模式過日子。但不論如何，所有人都同意柏拉圖在告訴我們某件事。他認為我們被囚禁在一起，而且完全搞錯了某些事，但我們不知道錯在哪裡，也不知道一生中有多少時間花在相信這些錯誤上。不少學生閉上眼睛，有些還長吁了一口氣。他們放鬆下來，不可置信地面面相覷，臉上寫滿了困惑。

這個寓言有一個快樂結局：一名囚犯在被拖出洞穴之前，鎖鏈就被扯開了。整個人猛地暴露在日光下，逼得他立刻把眼睛埋進手肘裡。接下來幾週，他都無法辨認日光下的事物，只看得見那些似曾相識的東西，例如地上的影子或湖中的倒影。在日落之前，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直到太陽落下，河岸的樹才逐漸清晰起來。

過了許久，我們的主角才總算習慣了光。眼睛適應後，他開始看見真實的樹。最終，他會接受一件我的學生也是頭一回意識到的事：連我們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也可能是錯的。

關於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我的學生往往得出一個再典型不過的詮釋：太陽拯救了一切。有信仰的學生認為太陽就是上帝，無神論者則傾向稱之為真理。但所有人起碼都能同意，是太陽讓那名獲釋的囚犯真正看見世界。有些人把適應陽光的過程比作教育：那是一段從無知中艱難爬出、走向真理，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歷程。學生們也都同意，不論陽光一開始有多刺眼，囚犯都因它而獲救。這點我們都能理解，因為我們也是從小就被教導要走在光中。

滿十八歲那年，我已累積了許多愛與光。我每年夏天都在紐約洛克威海灘（Rockaway Beach）的滾燙浴巾上度過，因此等我進大學後，學到光明隱喻的哲學起源，我立刻欣然接受。畢業時，我帶著一個確信離開，那也是我的學生會緊抓不放、用來讓自己站穩的信念：唯有光才能讓人認識真理。

但這個假定有個問題：在情感上，我一直偏向黑暗。我天生容易憤怒，也幾乎總是感到悲傷。我覺得這個世界充滿了悲劇，頂多偶爾照進幾道陽光。我就像小熊維尼的悲觀驢子朋友，心裡永遠住著一頭屹耳（Eeyore）。

如果你跟我一樣，你就會知道，在一個偏愛跳跳虎的世界裡，當屹耳並不容易，就像一朵總被說不如陽光的雨雲。像我們這種天性較為陰鬱的人，很難不被正能量砸中，而且是一顆接一顆，每一顆都帶著過分樂觀的勁頭。電視、推特、IG、Pinterest、Podcast、自我成長書、T恤、枕頭、保險桿貼紙、馬克杯和廣告看板，統統要我們活出最美好的人生。一九八○年代是歌手巴比．麥菲林（Bobby McFerrin）的〈別擔心，要快樂〉（Don’t Worry, Be Happy）和沃爾瑪的黃色笑臉，現在則換成「綻放你的光」。幽暗情緒在這樣的世界裡很難獲得同情，只會被期待矯正、治療或徹底改造。

為了融入這個陽光氾濫的世界，我們有些人會先裝出那個樣子，裝到真的變成那樣。我們會去想那些比我們更慘的人（通常只會讓我們在本來就難受的情況下，又多了一層歉疚），也會對自己說「這不過是第一世界的煩惱」（附帶獲得羞愧感）。我們還會去看那些教人如何變得更快樂的書。書籍的銷量告訴我，我不是唯一為了追逐光明而把自己搞到精疲力竭的人。

瑞秋．霍利斯（Rachel Hollis）二○一八年的暢銷書《女孩洗把臉》（Girl, Wash Your Face）大賣兩百多萬本，因為我們許多人都想相信，只要改變態度就能掌控自己的幸福。十多年前《祕密》（The Secret）與《吸引力法則》（The Law of Attraction）之所以熱銷，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都想提高正向思考的投資報酬率。這些書其實都只是一九五二年經典之作《向上思考的祕密》（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的現代變形。作者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一出道，美國人就將他捧成暢銷作家。於是，我們成了光明隱喻的馬前卒，反覆念誦那些宣稱光明比黑暗聰明、快樂比憂傷酷、平靜比憤怒潮、樂觀比悲觀神聖的咒語。我們對著逆境微笑，參加憤怒管理工作坊，教導孩子哭泣代表軟弱，並試圖用化學物質抹去焦慮、恐懼與悲傷。我們恪守光明隱喻三誡：閉嘴、壓抑、吞下自己的黑暗情緒。

還真的有效。我們戰勝了黑暗，把負面情緒硬生生押進靈魂深處的地牢裡，在那裡完全迷失，最後永遠消失。戰勝了最黑暗的情緒，強行安上笑臉之後，我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彷彿置身九霄雲外，臉上連一條憂慮的皺紋都沒有。
或許不是這樣。

為什麼不是？

因為柏拉圖錯了，至少他的讀者搞錯了，誤以為洞穴寓言告訴我們的，是真理只能在光裡尋獲。我們錯在以為單靠太陽就能拯救我們。最糟的是，我們從未去想，把太陽捧得這麼高，在思想、身體與情感上要付出什麼代價。

柏拉圖之後，光明隱喻開始大行其道。耶穌自稱世界的光，哥白尼宣稱地球（以及其他天體）都繞著太陽運行。光明成為世人的救主，黑暗則在那些醜陋標籤的重壓下沉淪。黑暗被詆毀（名副其實被抹「黑」）、被醜化，在哲學、宗教和歷史裡成為恐怖、醜惡、無知與罪過的象徵。「我感覺生活很灰暗」、「這件事我一無所知」（in the dark）、「我不想回到那個黑暗的角落」。光明隱喻不斷強調黑暗是醜陋、負面、悲慘的。

於是，柏拉圖之後很久才興起的啟蒙哲學，對深色皮膚的人自然也不太友善；他們甚至被「科學」證明不如膚色淺的人那樣具有人性，也較不聰明。在這樣的偏誤框架下，白人很難想像黑人也能擁有知識或智慧。美國奴隸解放後，黑人男性被描繪成性喜恐嚇白人女性的殘暴強姦犯，黑人女性則被塑造成縱慾、墮落的角色。這些刻板印象造成的傷害難以估量，我們至今仍未擺脫其影響。許多深色皮膚的女性仍在用美白牌（Fair and Lovely）乳霜，只因她們深信白皙才是美，暗沉是缺陷。像我們拉丁社群，人們總會特別誇讚寶寶的白皮膚或藍眼睛，但對黑皮膚或棕眼睛就不是這樣了。雖然我在本書關注的是黑暗情緒，而非社會對深色皮膚的偏見，但這兩種觀念其實是一起形成的。只要我們仍將黑暗與畸形、缺陷畫上等號，就永遠無法消除膚色歧視。

在崇尚光明的世界裡，黑暗被迫擔起百般不是，包括無知、醜陋、不快、陰鬱、痛苦、沉重、怪誕與所有不健康。黑暗情緒從一開始就沒有立足之地。

讀完柏拉圖的洞穴寓言之後，我的學生很難相信自己或許一直是在影子的世界中長大。同樣的，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也費了很大力氣，才敢去質疑光明的絕對美好。誰會反對培養樂觀積極的態度？又有哪個美國人膽敢懷疑幸福操之在己，或是開朗的性格能帶來財務上的回報？面對一個規模達一百一十億美元的自我成長產業，又有誰不想沉浸在它所散發的光芒中？

有啊，就是被光明隱喻傷過心的我們。任何曾被勸過往好方面看的人，你沒有想錯，對方就是把我們的憤怒、悲傷、難過、憂鬱與焦慮，當成一種自我陷溺。勸我們的人很少想聽我們傾訴此刻身處的黑暗，或是我們為何覺得這次事情不會有好結果。那些信誓旦旦告訴我們「幸福要自己創造」的人通常缺乏同理心，往往認定我們不夠努力。

這就是所謂的「壞掉敘事」（Brokenness Story），它與光明隱喻形成一組好警察與壞警察的搭配。當光明隱喻高唱「快樂是一種選擇！」壞掉敘事則咄咄逼人地大吼：「你現在又在那邊哀什麼哀？」每當我們做不到生活在光明裡，心情就是開朗不起來時，這個聲音就會出現。它會指責我們軟弱、不知感恩、自憐自艾、耽溺，還會以堅強之名，羞辱那些無法在痛苦中微笑（或至少也咬緊牙關忍受）的人。

會不會問題其實是我們努力過頭了？我們一直用力漂白的東西，根本就不該是白的？也許黑暗才是人的常態，也許連跳跳虎也做不到「像質子一樣，永遠保持正向」。如果真是這樣，自我成長作家與正能量導師一邊面帶微笑、一邊徒手把我們撕成兩半，最後留下的，只是一群內心黑暗、卻又希望自己不是如此的分裂靈魂。我們當中那些憤怒、受傷、悲傷、憂鬱或焦慮的人，非但沒有因此感覺自己更像個人，反倒有充分的理由覺得自己壞掉了。

把我們多數的黑暗情緒歸類為精神疾病，究竟是幫助還是傷害？西方醫學的光，對我們的黑暗並不友善。用來描述憂鬱、焦慮、悲傷、難過與憤怒的醫學術語，不僅沒有減少我們對黑暗的偏見，反而讓偏見加深。除了「可怕」「醜陋」「無知」「有罪」之外，醫師還將我們的黑暗情緒描述為疾病、失調、障礙、病理、衰弱、病症與各種疾患。這些醫學語彙，讓我們的破碎、我們與完整狀態的偏離，被包裝成一門科學。在精神醫學的日光燈下，我們很難在黑暗情緒中看見尊嚴，就像那位剛獲自由的囚犯，很難在大白天認出一棵真正的樹。我不認識任何一個人會覺得在浴室地板上哭到睡著是有尊嚴的；但這種狀態，卻經常是可以被診斷的。

好的心理學家會坦然承認，所謂「障礙」、「精神疾病」或「疾患」其實並沒有一致的定義。就連我在本書討論的五種情緒：憤怒、悲傷、哀痛、憂鬱與焦慮，究竟該歸類為精神疾病，還是應該用其他名稱來稱呼，他們也莫衷一是。然而，儘管心理學試圖表現得謙遜，這類說法仍屢見不鮮：青少年的焦慮是一種「流行病」，美國有數百萬人飽受憂鬱「折磨」。我們用來描述自身存在狀態的語言，往往充滿敵意或令人不安，更別說其中的貶抑意味了：不是被說成在「對抗」精神疾病，就是在自殺中「敗給」它。

詞語很重要：它們要嘛讓我們與自己為敵，要嘛讓我們與自己為友。「腦部疾病」這種說法，很難讓人正視自己的憂鬱；「診斷」與「尊嚴」也很難並存。「我們都有精神疾病」遠不如「焦慮讓你成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來得更能振奮人心。用光明的標準來看待黑暗情緒，只會產生一套難以讓人看見尊嚴的語言。要學會在黑暗中看見痛苦的情緒，就必須為那些舊有的痛苦，找到新的詞語。

（下略）

【引言】要懷疑光

有時候，我們會直墜黑暗，而且往往不願說出口。一連好幾天的迷茫與陰霾，一連好幾個小時籠罩心神的懷疑，憂鬱深重，似乎看不到往前走的路。我們只希望有一點光、一點清明、一點太陽。我們渴望新一天的曙光。就算一切安好，我們也常將光掛在嘴邊，說自己「靈光乍現」，腦袋裡「燈泡」一亮，或是正在尋找「隧道盡頭的那一道光」。我們深受散發「光彩」、笑容「燦爛」的人吸引。至少在美國這個向來推崇白手起家、樂觀向上、正面思考的國家，我們都是被光養大的孩子。我們把光與各種事物連繫在一起：從安全、智慧、和平、...

引言：要懷疑光
第一章　誠實面對憤怒
第二章　我受苦故我在
第三章　固執地哀痛
第四章　重新為憂鬱著色
第五章　學會焦慮
結論：練習夜視
誌謝
注釋
參考書目

引言：要懷疑光
第一章　誠實面對憤怒
第二章　我受苦故我在
第三章　固執地哀痛
第四章　重新為憂鬱著色
第五章　學會焦慮
結論：練習夜視
誌謝
注釋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