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本書第五章 吃苦)
一九六○年,步基在他四十歲那年進入電機工程業。當時在美國的華人,只有二.五%從事高度技術方面的工作。傑出的專業人才如王安,專業也是電機工程,而且還創立了電腦公司;其他如IBM 和西屋(Westinghouse)也都開始聘請華人科學家。步基在一九六○年年底進入洛杉磯浩夫頓(Haughton)電梯公司,研究控制電梯升降的電流,開始將他在大學學到的知識應用在新工作上。
他除了不斷增加學識,也需要繼續在學校學習,才能向美國移民局證明他的合法身分,於是在南加州大學申請入學機會。這樣一來,他不但有全職工作,同時也是全職學生。「南加大真是個好大學,各種課程都有白天班,也有夜間部。」步基說。他在南加大申請再念一個科學學士學位,對他以後的工作會有幫助。當時美國大學所收的亞洲學生有規定名額,申請到學校的亞洲學生在畢業後也很難找到有關教學、醫學或公務體系的工作。
一九六五年以前,美國移民局一直有一條因歧視而拒絕華人入境的明文規定,因此在這條法令取消前,華人留學生無法取得永久居留權,更不能接家屬來美。當時步基必須拿到居留權綠卡才能申請成為美國公民,於是他請浩夫頓公司的總經理幫他申請居留權,公司同意了,顯然步基的才能和工作表現很好,加上他性格平易近人,因而得到公司的賞識。「他們都很器重我。」步基喜形於色地回憶道。沒多久他拿到了綠卡,然後依照一九四五年美國「戰時新娘法案」(War Bride Act),申請妻子雙如和兒子以移民身分來美。
就這樣,雙如和孩子得以到美國了。樓一年前的去世,讓雙如和孩子們極希望能和步基團聚。這個決定是雙如做的,她認為「我們要為孩子的教育著想,這是最重要的。」步基回憶道。
這麼一決定,步基就更拚命工作了。他說:「日日夜夜地工作,一點都不休息。」他不但沒有時間,也沒有閒錢休息,「朋友個個都沒錢。」休閒活動與他無關,只是專心一志的攢錢,等著雙如他們三人從台灣來。「錢要夠,工作要穩定,房子要找好。」他說。當時為了這個目的,他的確受了不少苦。
……
一九六五年初,步基在電機工程系念二年級,他買了一輛二手龐蒂亞克,但還沒上過高速公路;他買的房子也差不多能搬進去了;他在哈登公司的職位也很穩定。最重要的,是他與台灣的家人終於即將重新團聚了。
此時大一已十二歲,弘一十歲,兩個孩子知道要去美國和闊別七年半的父親重聚,都很興奮。大一記得,當時不必參加競爭激烈的初中入學考試,讓他鬆了一口氣。雙如辭了工作,準備行李;她將結婚禮服送人,也遵照步基的指示,把力行路的房子及房子裡的家具都出售了。「需要什麼,來這裡買吧。」步基對她說。她賣東西的所得,正好夠買三張從台北到洛杉磯的單程機票。
就這樣,他們三人帶著幾件簡單的行李,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初離開台中到台北搭機。一些親戚到火車站歡送他們,大家都感到黯然,因為當時台灣還沒開放出國觀光簽證,不知何年何日會再相見,於是在車站揮淚道別,只有逸文陪他們到台北登機。他們在東京轉機,雙如有機會練習多年沒說的日語,大一和弘一在日本機場看電視看得入迷。他們的心情很興奮,對生命裡即將改變的一切充滿了盼望。
……
後來,大一每次走過洛杉磯機場入境處的走道,就會回想起,一九六五年當他抵達美國時,父親就在通道另一頭等著他們,迎接他們展開新生活與新的身分。從英文名字開始,他們兄弟倆慢慢學習適應新的一切。步基從聖經為他們各取一個英文名字,大一是大衛,弘一是腓力,他們的姓現在拼成HO,而不是HE。步基自己也有英文名字,是保羅,也是從聖經裡來的,他也給雙如起了英文名字索妮亞(Sonia),跟她的名字日文發音相似。他們在美國多半使用英文名字。
一位朋友開車載步基從高速公路來到機場,兩人站在入境通道的盡頭等候著。當雙如和孩子們出現時,步基上前擁抱了雙如,隨後看見彷彿從相片中走出來的二個兒子,彎腰也抱了抱他們。
步基後來常把他們一家分散的那段時間戲稱為「七年之癢」,他也說,重聚後,有好一段時間要和兒子重新熟悉並不容易。林語堂的小說《唐人街》裡的兩個孩子,在紐約第一次見到從沒見過的父親時,感覺十分複雜,因為他們心目中的父親是個幻覺,是個傳奇,不是真人,跟現實無關。此時大一和弘一也有同感。步基離開台灣時弘一只有兩歲半,弘一憶道:「當時要叫爸爸都叫不出口。」還有,要和爸爸講國語也讓他們不習慣,因為他們和母親向來都說台語。
步基一家團圓了,這時是三月,新房子要到夏天才能住進去,因此他們找了一間暫時落腳的公寓二樓,離南加大不遠的瓦茲區(Watts),是當地的黑人區。
對雙如來說,丈夫把她和孩子都接來了美國,不像以前許多來美的已婚男人,多半將留在國內的妻子遺棄;有的即使被接來美國,也都要在舊金山外的天使島上接受長時間的移民局詢問,還要經過漫長等待才能正式入境。儘管雙如沒受這些苦,但此時她在這個新大陸仍需面對許多棘手的問題。
孤獨令人害怕,因為身邊沒有親朋好友能夠幫她了。同時,她還得適應加州的不同文化。這裡對所謂「理想女性」的想法相當不同。當時美國電視、雜誌和各種廣告上出現的都是金髮碧眼、曲線玲瓏的女人;華人崇拜的,則是像《蘇西黃的世界》女主角關家茜那樣性感而不真實的中國女人。
眼前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家裡經濟狀況並不穩定。雙如婚後生活環境一直不錯,但這時情況不同了。就在他們來美國之前不久,步基遭哈登公司解雇了,雖然他在全錄(Xerox)公司找到了新工作,但又能保證做多久?他們以後的生活水平能和其他美國一般中產階級相當嗎?等他們搬進新房子,每月的房子貸款怎麼付?
雙如剛來的第一個月,「每天待在家沒事做,真受不了。」她回憶道,但只懂一點英語,又不可能找工作。老三純一說:「母親不是能每天在家閒坐的人。」有一天,雙如搭公車到洛杉磯東邊的「小東京」找到一家職業介紹所,那裡的工作不需說英語,而她的日語很流利,於是在瑟高(Segal)公司找到了工作。瑟高公司專門為梅西(Macy)等大型百貨公司做珠寶首飾,老闆是猶太人,總監是日本人,雙如能用日語與總監溝通,因此介紹所對雙如說:「下星期一八點就去上班。」雙如回家後興沖沖告訴步基,他簡直不敢相信:「你可是連英語都不通,居然找到了工作!」那個週末,步基在地圖上仔細教雙如怎麼去上班;星期一早上,雙如五點就起床,給兒子準備好中飯後就去上班。這一去就做了整整三十年。
雙如帶著兒子來到美國時,美國移民規定的情況比以前好得多。美國的新移民法在一九六五年秋天付諸實施,接下來的十年裡,從台灣和香港來了二十萬五千人。同時間,新移民開始對本國的一切文化感到自豪,不再像以前那樣羞恥或不安。當時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剛起步,也有些成效,有些美國人對社會更多元化抱著開放的心胸,不過還是有許多人不願承認當時生活水準下降、教育制度失敗、失業率高,以及黑人仍備受侮辱或歧視等不平等現象。
一九六五年春夏之交,步基一家才剛搬進打算暫時居住的瓦茲區,那裡就發生了大暴動,隨之而來的是趁火打劫、聚眾毆打、破壞公物,以及最可怕的縱火等,造成三十四人死亡,一千多人受傷,近四千人被捕。事件直到八月才逐漸恢復平靜,但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關係仍十分緊張,步基一家搬進當地的兩個月後,一名白人警察勒令一位開車經過的黑人停車,然後一槍將他擊斃。調查結果,這名黑人只是為了送即將臨盆的妻子上醫院,因而車速過快。
大一和弘一來到美國後所看到的美國,無疑讓他們感覺震驚。他們的這種心情,步基都看在眼裡,但他並沒有說什麼,只要他們儘快將英文學好,要他們記住他多年前寫的「英文五大句型結構」並好好運用。兩個兒子都覺得語言不好學,種族問題也很讓他們頭疼。「黑人看我們連話都說不好,覺得我們兄弟是笨蛋。」這對自小就是學校模範生的大一來說,讓他自信全失:「每天被同學恥笑,罵我是笨蛋,我在那段時間裡變成沉默寡言、內向的孩子。」雙如問兩個兒子喜不喜歡他們的學校,兒子異口同聲地答道:「不喜歡!什麼都聽不懂!」
不久,新房子的銀行貸款通過了,他們高興地搬了進去。這個房子是有兩個臥室的平房,相當精緻。雙如一直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只有在一九六七年生產三子純一時才請了一段時間的假。純一是在美國出生的,在英語上沒經歷過兩個哥哥受過的苦,但他不會用國語或台語和家人交談。
兩個哥哥在語言上苦了一兩年才能流利地說英語。弘一是東學一點,西學兩句,又在電視上學到許多美國的俚語。大一也從卡通節目學到很多實用英語,他說:「搬到新家以後,換了新學校,湯瑪士.金(Thomas Starr King)中學裡設有英語學習班,我的英文才開始有了進步。」這也是步基在這區買房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兄弟二人初中畢業後都進了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高中,大一初中時還因為成績好而跳了一級。高中老師很快就看出兩兄弟的潛力,如教數學的克羅斯(Cross)先生、教英文的希克曼(Hickman)先生,以及教物理的渥克(Walker)先生,他們都清楚這兩個孩子很聰明。當然兄弟二人在台灣受的死背硬記的嚴格學習方法,對他們在美國能克服語言的困難並迎頭趕上,也有一定的用處。到了高中畢業時,大一的數學全校第一,還拿了科學獎項。對弟弟弘一來說,這並不是驚人的事,因為他說過:「在任何方面都有一個人是第一名,大一總是這個第一名。」
……
多年來,步基一直想與江西的家人聯絡。一九五六年他離開台灣來美前,曾給弟弟步修寫了一封信,但沒有收到回音。到了一九六三年他又給江西去信,這次他說自己已在美國,而且提到了現已再婚,並有二子。信寄出後仍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他跟家鄉整整斷了十六年的信息。
步基並不死心;國際情勢讓他依然抱持著希望。美國從越南撤軍後,尼克森總統與國務卿季辛吉積極計畫與中國復交。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尼克森前往中國進行具歷史性的訪問前夕,步基又給弟弟步修寄去一信,向弟弟報告了許多他來美國以後發生的事:兒子大一已十八歲,即將進入美國最有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就讀大學;弘一已上高中,三子純一已五歲,快進小學了。自己和太太整天非常忙碌等等。
這封信記錄了他來美國後如何和雙如在此安家、大一兄弟如何學業進步的美國夢,但最重要的是他想知道親人在江西過得如何?他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他更希望江西的親人知道,他心裡常因離開他們而內疚。他問起母親,想知道她是否還在世;他問起棠祥、鴻蓮和香保是否已嫁娶,也提到無法善盡父職、陪在孩子身邊的難過;他更提到如果妻子顧氏改嫁他人也是理所應當的,他毫無異議。信的最後,他寫道:「弟弟,你和弟妹現在有幾個孩子了?我十分想念你們,亟盼你給我回信!」
這次他收到回信了,但信中說得含糊,雖然回答了一些問題,但步基並未完全得到他期盼知道的事。一直到二○○七、二○○八年重返江西老家,那些年裡慘絕人寰的真實情況才真相大白。
他家中這麼多年來的一切情況十分慘痛,極具悲劇性,和中國解放以後的歷史分不開。一九四九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政權,接下來的三年裡,在大陸充公了一億多畝舊地主的田地,步基家就是這些田地的典型地主之一。共產黨幹部實行了「土改」,利用土改過程向地主展開鬥爭。
當時共黨鼓動農民向地主有仇報仇,有冤報冤。江西過去雖是共黨的發祥地,此時也難逃劫數,地主與過去的高級官員都被點名,接受嚴厲的批判鬥爭。在鬥爭大會上,地主與舊日官員跪在台上,接受民眾的批判與侮辱,民眾也將心裡累積的怨恨狠狠發洩出來,將地主官員徹底鬥垮。
一九五○年,步基的家遭遇了相同的命運,全家被抄並且充公。最不幸的是,弟弟步修和全家人先被趕出家園,不久步修更被捕入獄,幾天後就遭槍斃。
步修去世時只有二十八歲。他慘遭槍決對何家是天大的悲劇,母親傅氏的兩個兒子都離她而去,大的不知去向,小的慘遭槍斃,這時成為無依無靠的孤老太太。步基的妻子顧氏和三個孩子則受到嚴厲的監視,因為步基人在國民黨執政的台灣。兩兄弟都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一個是殘害民眾的地主,一個是國民黨的走狗。
步修死後,何家的男性一家之主責任,就落在步基年僅十一歲的長子棠祥身上。棠祥後來談起叔叔步修受害的經過,雖然往事如此悲慘,但他只是將當時的情況如實道來,對共黨不帶怨恨,更沒有怪罪父親不在而為全家帶來殺身之禍。然而,叔叔步修如何受到迫害,在鬥爭大會上如何受侮辱,如何當著全村人面前被捕入獄,最後死於非命,這點點滴滴,棠祥都記得清清楚楚,一切彷彿歷歷在目,一旦說起就讓他悲從中來,淚流難抑。
當時步修如果想逃,不是不可能;他在城裡有熟識的幹部,在他被捕後也很可能會來救他,免他一死,但那時何家村沒有電話,根本來不及通知任何人。還有,就算他在被逮捕前可以逃出村子,他也不會走。那時步修的前妻去世,他已再婚,共有三個孩子,家裡又有老母,還有不知去向的哥哥步基的妻子和三個孩子,這一家老老小小,他怎麼放得下?
步修以為自己雖是地主,如果保持沉默,低頭認罪,也許能倖免於難,誰知這時何家村附近有個黨幹部被人綁架,藏在松林的後山,地方安全幹部抓不到主犯,無法對上級交代,狗急跳牆,就抓了毫不相關、無辜的步修,一口咬定他就是綁架的主犯,將他就地槍斃。
多年後,棠祥認為當時地方幹部冤枉步修並處以極刑,主要是因為何家村沒有其他男人,地方幹部覺得他們最好欺負。棠祥哀傷地說,何家一直待人以誠,慈愛為本,「我們家謙虛自重,從來不和任何人有爭執,從來沒找過麻煩。但我們是全村最富有的,逃不過別人的紅眼病,要置我們於死地」。
步修死後,他們全家被逐出祖宗留給他們的家,被打成「臭老五」、 「臭地主」,將他們發配到豬圈去住。「我們把豬圈的豬糞清理乾淨,搬了進去。」棠祥憶道。他們就在這豬圈裡住了二十五年,家裡的一切都被充公了,只有何家家譜他們拚了性命藏好,才沒被毀,因而保留了下來。
年紀還小的棠祥在一九五○年不但成了一家之主,也成為家裡唯一能幹活養家的男人。「在那之前我從來沒幹過地裡的活,所以連幹活的器具都沒有。」他平靜地回憶道。一位以前曾是何家佃農的老鄉看他可憐,就教他如何在過去屬於何家的田地上為別人種稻、種菜。棠祥很聰明,學得快,身體也結實了,很快就做得像大人一樣好。沒多久,他自己買了全套的種地用具,其中最值錢的是一把犁,但當時他養不起牛,只好背起耕犁,自己以人工耕地。
這時候,棠祥的奶奶和母親替人做針線活,貼補家用。日子並不好過,而且愈來愈苦,到了一九五○年代初期,他們和全中國各地一樣因饑餓而苦。當時中國的農產並非不足,而是由於共黨政權打算將農產外銷;毛主席一心掙外匯,希望中國很快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大國,但他的算盤打錯了,反而引起全國嚴重的饑民現象。
「饑荒對我們全家更是大難。」棠祥回憶道。他母親與奶奶成為乞丐,沿街乞討,全家落得吃番薯葉,啃樹皮或野草。「現在想想,都不知道那五、六年是怎麼活過來的!」棠祥一邊說一邊搖頭歎息,似乎想將這些痛苦的回憶從腦海中甩開。
在這種慘況下,步基遠在江西的一家人硬生生地分開了。步基的妻子顧氏一九五五年離開何家,在鄰村嫁了一個以前何家的佃農,第二年生了一個孩子,後來又生了兩個。雖然她改嫁讓一些恥笑她沒有丈夫的人閉了嘴,但棠祥說,母親是在幹部逼迫之下才改嫁的,而且這個男人還經常打她。同樣在一九五五年,步基的大女兒鴻蓮自動離家,嫁給中學老師李武唐,生了七個孩子。棠祥自己在一九六二年討了妻子張金香,和小妹香保、已故叔叔步修的寡婦嬸嬸、步修三個喪父的孩子,以及奶奶傅氏一起在豬圈裡過日子。
一九六三年,就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生活裡,棠祥收到父親步基從美國寄給他的信;他知道父親好好地在美國活著,雖然心中暗自慶幸,但絕不敢回信。當時給美國寫信是自尋死路。步基也說:「當時孩子收到我的信已嚇得半死,看完立刻就燒了。」他的信對家人非但一點幫助沒有,反而大有害處。他給家人寫信說自己人在美國,這消息馬上就傳到了村幹部的耳朵裡,讓幹部和領導對他家人添了疑心,幾年以後又抖了出來,讓他們受了更多的苦。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發起的「大躍進」竟又全面失敗,活活餓死了三千萬人,毛為了重整旗鼓,發動「文化大革命」,揚言「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鼓動全國青年紅衛兵到處抄家,根除舊地主階級的餘毒。
……
六○年代末,文革方殷,他又被稱為地主,在鬥爭大會上接受鬥爭,頭上被扣了裝滿糞的盆子,說是為他「加冕」,還押著他滿村遊行。「鬥我的人都是何家的親戚,」他說:「他們揭發我竟有個親爸爸在美國。」他們逼他自我檢討,寫悔過書,承認自己所有罪行。有一回他們毒打他,他全身傷痕累累,又不可能有藥,他情急生智,想到中國人說「苦藥治傷」,就將自己的尿喝了下去,希望能稍微止痛。
棠祥重述這些駭人聽聞、痛苦無比的往事時,絲毫沒有怪罪父親步基之意。文革結束後,他也沒去找那些親戚報仇。毛主席想盡辦法要中國人丟掉中國傳統文化裡的溫情包袱,但棠祥總沒忘記親情可貴,沒忘記他的父親是誰,以及他的祖宗如何教導他們以寬厚仁愛待人。
當時步基哪裡想得到,他在美國千方百計想拿到居留權,為他生命中的第二的家帶來新生活、新展望,以及所有美好的一切,但對他遠在中國不幸的第一個家,卻帶來了無窮的痛苦與傷痕。他完全不知道,他一九六三年給江西寫的家書,為他們惹來那麼樣的大禍,只知信寄出後又如石沉大海。幸好他不放棄,到了一九七二年又往江西寄了信,那時因世界局勢有所改變,中美關係改善,棠祥又接到父親的來信後,無限驚喜,並且立刻回了信。就這樣,為他們幾年後中國和美國的兩家相聚團圓打開了一扇希望之門。
(摘自本書第五章 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