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藍欣

其實這本書有不少到位的分析，如果有好好讀完本書也會發現其內容也並不是在歌頌至今歷史上的帝國主義，而是很實務的分析帝國主義的理想與現實差距與美國的問題等。

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繁榮的大唐已經煙消雲散，英國美國也將如此，這兩個殖民帝國雖掠奪了無數財富，歷史的偶然使其更早工業化，但經過二百年，他們自毫的民主政治並沒有令其長保富強，反而都瀕臨破產。

公民普選只是選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程序之一，與帝制相比較，其選出優秀領導人的機率不一定更高，但公民普選選出的領導人會受其背後政治獻金贊助者影響，而帝制不會，現代民主國家用投票這種程序培養了新的貴族階層，他們只以資本多寡論貴賤而不看血統。美國的民主體制早就被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最富有的100個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有的100個美國人足以影響白宮決策。

二〇一六年美國參議員當選人平均競選支出超過一千萬美元，掌握金錢就是掌握選票，民主始終是撒錢多的候選人更有機會贏， Julia Cagé所著之《民主的價碼》考察英、法、美選舉的開銷和資金來源，發現從智庫、媒體到競選活動無不深受資金的影響，民主制度看似立意良善，但已經被資本家破壞了，Julia Cagé說：「美國這種競選支出動輒數百萬美元的民主國家，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就其社經與職業背景而言，其實只代表最有錢的那個階層。換言之，勞工和受雇者是缺席國會的首要族群。」，英國《經濟學人》也說：「美國的民主已經變成了明碼標價的商品。」

一九七六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巴克利訴瓦萊奧案」（Buckley v. Valeo）做出著名的判決，認定政府設立候選人自費支出上限違憲，從此美國開始逐步解除政治獻金的相關管制。在二〇一〇年指標性的〈聯合公民控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EC) 之裁定以及其他決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對利用金錢影響政治過程的許多立法限制之後，就有一些負作用出現了。公共誠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一份報告指出：「2010年1月公佈的聯合公民控訴案之裁決，癈除對公司與工會關於獨立支出和資助競選傳播的禁令。此舉為公司和工會開了綠燈，允許它們在廣告和其他政治工具可以花費不受限制的金額，尋求個別候選人之當選或落選。」馬丁．沃夫說：「最高法院於2010年聯合公民控訴案之不當裁決，認定公司就是人，金錢就是言論，它證明，這是美國走向富豪政治的重要一步。」刑事賄賂罪變得合法，金錢可以公開影響公共政策的決定，普通大眾的利益、政治傾向和價值觀對政治的影響力，遠不及一位捐出巨額政治獻金的金主。

美國國會在1977年通過《國外腐敗行為法》，明文禁止美國公司賄賂國外政客，但同一家公司用金錢，不論是透過選舉或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去影響美國的議員，是合法的，被認為是民主程序的一部份。羅爾斯早已警告：「擁有最大私人工具的人，被允許利用他們的優勢控制公共辯論的方向。」，富有的人占有主導的地位，財富和政治權力就從普通美國人手中移轉到財閥。

普林斯頓大學兩位教授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班哲明．佩吉(Benjamin Page)從一千七百七十九個案例去研究，發現：「經濟菁英和代表企業利益的組織團體，對美國政府政策有相當大的獨立影響，一般公民和大眾利益團體只有少許，或根本沒有獨立的影響……在美國，多數人並沒有統治力——至少在實際決定政策結果的因果關係上，他們並不具有影響力。……美國人的確享有許多攸關民主治理的特色，譬如定期選舉、言論與結社自由……但我們認為，如果決策是由強大的企業組織和少數家財萬貫的美國人所主宰，美國號稱是民主社會的說法就受到嚴重威脅。」

政治經濟學家茱莉亞．卡熱《民主的價碼》（Le prix de la démocratie）說：「無管制國家的政治獻金自然多得嚇人……從過往紀錄看來，政黨越保守拿到的錢越多，而進步政黨想多拿政治獻金，往往必須放棄舊有的立場，不再為勞動階級發聲。」《民主的價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Le prix de la démocratie）

美國號稱是民主社會，但大眾對政策的影響力遠遠不及代表企業利益的組織團體是不爭的事實，比如槍枝管制問題。美國大規模槍擊案層出不窮，總統拜登在德州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十九名兒童與兩名教師死亡後，曾問「我們何時才能起身對抗槍枝遊說團體」，他指的是長期遊說政府，反對槍枝管制的全國步槍協會(NRA)。NRA是特殊利益遊說團體之一，是20年間資助候選人高達2.03億美元（約合新台幣59億元）的龐大勢力。只是記錄在案的錢，NRA就每年花費約三百萬美元（約台幣八千七百萬元）在關於槍枝政策的遊說上，還有另外一部分是透過政治行動委員會和獨立捐款花在其他方面，這些資金難以追蹤，所以NRA可在槍枝政策上影響國會議員。曾獲三屆普立茲獎的佛里曼說道：「NRA不在臉書聊天室中，而是在國會和地方議會的衣帽間裡，用一大堆金錢和選票獎勵那些聽話的立法者。」，還說「槍枝管制的支持者必須用選票和政治獻金發聲，否則政客不甩輿論聲浪、為利益罔顧人命的現況不會有任何改變。」佛里曼這句話是說，只有選票還不夠，還要有政治獻金，否則不能促使政客支持槍枝管制。

CNN《市政廳》直播節目，17歲的校園槍擊案倖存者卡斯基（Cameron Kasky）問共和黨參議員魯比歐（Marco Rubio）：「任何願意做出改變的人，就是我們需要的盟友......魯比歐參議員，你可以告訴我，不再收全美步槍協會（NRA）1毛錢嗎？」卡斯基的提問得到全場掌聲，魯比歐卻不願正面回答問題，根據NRA公布的2016年選舉政治獻金表，魯比歐收取NRA超過100萬美元（約新台幣3000萬元）資金。

研究中心《Gallup》的統計顯示多數民眾認為控管槍枝應更加嚴格。但NRA多年周旋於政壇，讓槍枝管制法案難以通過，阻撓政府對槍枝的管制。槍枝管制法案雖有更多的民意支持卻多年無法成功，見端以知末，此事已經可知美國民主的失敗，此外還有更嚴重的經濟、軍事和外交的政策都受資本家影響。

美國國會的議題被利益集團利用資金充裕、高度組織起來的游說集團來設置的；比如軍工利益集團、游說集團與戰略智庫是共存共榮的，戰略智庫各種報告誇大地緣政治的某種威脅，也被資本力量控制媒體跟著鼓動，游說集團除了影響政客，也請學者專家辦聽證會、論證會、寫文章刊載於期刊，讓輿論抄熱如「中國威脅」之類的話題，進一步影響民眾，於是軍工利益集團就為美國創造了一個敵人，軍費便不會被削減，武器采購讓該集團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石油產業努力展開近海鑽探作業，同時推動立法，「允許業者免於承擔漏油的全部責任」，這等於要求公共補貼，泄漏的原油覆蓋廣大海面，導致魚和野生動物大量消亡，自然環境改變，漁民遷往別處，石油公司獲利提升，但所負的責任很少。伊拉克戰爭會爆發，主因是覬覦石油，布希總統圈內人如副總統錢尼的哈里伯頓公司可獲得龐大的利潤，川普政府從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到環境部長都與石油業關係匪淺。頂層富豪從戰爭得到的利益極高，他們很少有子弟從軍，國家若因戰爭預算吃緊，先被刪除的也會是中產階級稅賦優惠和社會福利，富人的優惠租稅和租稅漏洞仍毫髮無傷，美國頂層1%大權在握，不必支付戰爭的代價，所以毫無平衡和節制。

美國的多黨制的黨派只代表了部份利益，部份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有時會衝突。歐巴馬醫改一開始就引起美國部分利益黨激烈的爭論，政黨、政客、議員都故意將意識形態的偏好引入爭論，全民醫保本是政策問題卻變成了政治立場，甚至有諸如：「政府強迫公民購買醫保，違反了憲法中個人選擇自由的原則」道德指控。所以有許多州就以此為由向最高法院控訴奧巴馬醫改方案。醫改涉及到的利益攸關方是很多的，如美國有70%的醫保是私營商業公司、保險公司提供的，奧巴馬醫改方案是在私營醫保之外，政府要向市場提供一個公共醫保的選項，於是公私兩種醫保便有競爭了，商業保險公司自然激烈反對了，美國商業保險公司是會要求體檢的，如有先天性的糖尿病，他們可以拒絕保險申請。

在中國像醫改這樣的大問題，是由共產黨領導政府相關部門負責推動的，世界上多數國家也是如此，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2012年就高度肯定中國醫改的巨大成就，說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實現醫保基本全覆蓋，其他國家也應學中國的經驗。但在美國，醫改這類政策都屬於「立法問題和司法問題」，研究美國政治的人皆知，美國「治理的司法化」是美國民主政治的一個頑疾，「治理的司法化」使國家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其程序最容易被各種利益團體所俘獲。如歐巴馬的醫改方案有2000多頁，這還只是醫改法案本身，具體執行的方案有20000多頁，這就是「治理的司法化」導致的結果，英國學者斯泰恩．林根曾說這就是「立法失控」，盤根錯節的各種利益集團競相游說，想讓他們所代表的各種既得利益方都要得到好處，所以要成為法規的一部份，所以法規條文就越來越複雜冗長。


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美國人是全世界花最多錢看醫生的國家，國民平均壽命世界排名只到50左右，沒有健康保險的人數還高達1/6。歐巴馬說自己最大的成就是醫改計劃，《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使醫療保險覆蓋面擴大到許多未投保人士，美國2013年民調，只有29％的白人支持這項法案，而支持的拉丁裔和非裔美國人分別為61％和91％。2016年川普上任後阻礙法案執行，還試圖廢除歐巴馬健保。西方多黨競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若換一個政黨執政可能就會被推翻，中國模式讓長期的規劃可以最高領導人一屆接著一屆進行，直到成功，西方則是這一屆否決了上一屆，美國民生福祉每四年搖擺一次。

中國人民民主和美國資本民主最大的不同，在中國利益攸關方不可能花錢請政治公關公司游說，以阻撓改革的進程，更不可能操縱中央最後的決策過程。美國商業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贊助各種游說公司，來影響國會議員的態度，或影響國會討論問題的議程設置，甚至影響最後相關的決策。

參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的《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美國政治與經濟政策互相勾結，資本家利用金錢影響政治，以獲得特權，且損害大眾的利益，從而使自己獲得收益，這一類行為即尋租，是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一再對銀行紓困，掏國庫的錢救大銀行的資本家們，民眾卻失業，信用破產與失去房子。美國政府讓銀行冒險而不必付出應有的代價，所以金融危機一再發生。

金融業對美國分配不均影響甚鉅：「金融業利用其政治力量，以確保市場失靈不會被矯正。」市場是由法律、政府的管理和各種機制所塑造。美國的市場經濟的塑造，只對頂層的人有利，對其他人不利，因為頂層的人有太多手段可以干預政治——在專制國家是非法的賄賂，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是合法的政治獻金。

美國製藥公司和軍事承包商擅長將高於市場價格的產品賣給政府，如2003年美國政府延長業界需要的醫療照護保險計畫藥物給付時，法律中有條款，禁止政府議定藥品的價格，等於讓政府每年送出約五百億美元或更高的金額給製藥公司。

資本家以政治獻金攏絡政客，或高價請政治公關游說，以影響法律與政策，美國是個法制國家，有些不為人察知的立法變動，就可以坐收高達數百十億美元的利潤。為了讓政府相信芝加哥學派的㰻吹——不要干預市場自由運作，即便有違競爭原則——銀行家派出很多說客，據估計，每一位美國國會議員就有2.5名說客，銀行家想要否決信念與自己不同的政客，柯林頓主政時，提名人選若是想要管制銀行業，反對聲浪就會排山倒海而來，使其不被提名，或者即便被提名也會被否決。美國若一家銀行倒閉，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求償權，優先於員工、供應商、或其他債權人，即便自始就是衍生性金融商品造成企業破產。美國前四大銀行占有全國約一半銀行資產，如此集中的市場，他們若想秘而不宣的串通並不難。

美國1%的人掠奪了大量財富，2007年也就是金融海嘯前夕，美國頂層0.1%的家庭，「所得」是底層90%平均值的220倍，「財富」分配很不平均，最富有的1%，擁有全美財富的三分之一。GDP看不出分配不均的問題，因為水漲不見得船高，史迪格里茲：「美國的分配不均，大多是市場扭曲的結果，不是針對創造新財富給予誘因，而是給人誘因從別人那裡取走財富。」2007年美國57%的資本所得流入頂層1%的人手中，30年來美國工資低的的人所得只成長了15%左右，中產階級的所得幾乎沒變，美國貧窮人數迅速增加，2009-2010年，每六個美國人就有一個是窮人。美國2013年的中位數實際收入比1989年的水平還要低，全職男性員工的中位數收入還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美國民主因政治獻金導致演變成貴族(金權)政制，史迪格里茲的嚴詞批判美國資本主義政經體制是劫貧濟富的流氓。

美國911事件損失1萬億美元，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共損失3萬億美元，2008金融危機損失8萬億美元，美國現在債務是10萬億到20萬億美元，若美國失去美元國際貨幣的壟斷地位，美國也已經破產了。美國是個債務深重的泥足巨人，若全世界認清這一點，美元大厦就可能崩潰——西方民主制度要改變資本力量獨大的病根，否則恐日薄西山，餘光無幾。但資本家已完全掌控了美國政治，如〈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本能對金融投機採取一些控制措施，在銀行業的遊說下1988年第一次嘗試廢除沒有成功，後於1999年被癈除，成為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

美國公眾大多數不知政府的行政、立法與司法分支，有將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中學生不曉得希特勒，2008年儘管主流媒體已經不斷破除謠言，仍有五分之一的人相信歐巴馬是穆斯林，可參閱Rick Shenkman的著作：《我們倒底有多蠢?美國選民真面目》，無知可以用學習彌補，這還並非公民普選無法選出優秀領導人的主因，真正的問題在於人一天24小時，大多數時間都是不理性的，而且人不能覺察自己的不理性，反而用知識合理化自己不理性的選擇。

優秀領導人為何難以用公民普選的方式選出，據演化心理學，是因為我們更新世已成形的大腦只適合在小的(人數不超過150)社群裡，從自己認識甚至共事過的人裡選出領袖，不適合從媒體的報導訊息中去了解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客，因為演化出大腦的環境不是現代民主國家，而是狩獵採集社會，我們無法在戰鬥中觀察誰更能坦然無懼，鄰居有紛爭時誰更能疏通協調，與其他部落談判時誰更能辯才無礙，有天災人禍時誰更能排難解紛——現在社會我們無法與候選人在日常生活接觸，我們演化出來的察言觀色——比如大腦令你無意識的分辨和你談話的人的瞳孔縮放——的能力無法發揮，所以投票時無法明智抉擇。此可參閱Rick Shenkman所著之《Political Animals: How Our Stone-Age Brain Gets in the Way of Smart Politics》書中有大量的學者實驗、研究報告。

人的不理性自己往往無法察覺，反會看似理性的侃侃而談其動機，想了解人的政治行為，研究群體比個人更有用，艾真研究證明。鯊魚攻擊人的事件對美國天堂灘地區選民造成的效果，居然和「經濟大蕭條」對紐澤西州選民的效果差不多，即便鯊魚攻擊的隨機事件和總統治理無關，仍然讓威爾遜得票率在天堂灘下跌了11個百分點。研究指出和政治不相干，人的許多感受、感官經驗都會影響選民投票選誰，但選民卻不能自我覺察；艾真後又發現乾旱影響了佛羅里達州多數選民投票，按歷史平均得票率來看，二〇〇〇年美國總統選舉佛羅里達州布希應該是不會取勝的，乾旱不只影響佛羅里達州，同時也衝擊亞利桑那、路易斯安那、內華達、新罕布夏、田納西以及密蘇里各州選舉，受氣候因素影響投票行為的總數大約有二百八十萬人，使他們在二〇〇〇年投票反對高爾——艾真和巴特爾後來將選舉研究廣泛應用，逐一檢視美國百年來的總統大選，交叉比對選舉結果和氣候，發現只要是遭受到洪水或乾旱的選民，便會遷怒於執政當局，儘管理性上知道沒有任何人可以控制洪災或旱災——這類研究還有學者發現，體育競賽也會感染民眾，贏球隊伍的粉絲比起輸球隊伍的粉絲，會更滿意執政黨的施政，如果投票前兩個星期，球隊贏球，其粉絲的幸福感會讓他們獎勵當局——投票決擇可以受不相干事件影響，隱而不顯的左右選民 潛意識，所以討論政客聲望時不能只依據政客言行或選民在民調時的說法。政治的評價是本能(及其觸發的偏見、情緒反應)和高階認知的拔河拉鋸。

班傑明、夏皮羅兩位學者找來264名學生實驗，有很多是哈佛的大學生，這些受試者觀看為時10秒鐘的影片，影片來自58場州長選舉辯論，看過後要回答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你覺得哪位候選人將贏得這場州長選舉?」結果令人吃驚，竟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學生正確預測勝選的候選人，雖然候選人的辯論能展現才智，但影片如果是靜音的，學生的預測反而會更加準確，可知這些候選人當時能夠當選，會不會是很多投票的民眾只是以貌取人?

托多洛夫的實驗，若只看一張照片判斷候選人的特質，7種特質中有一個是「能力」，他想了解其判斷與選舉的結果是否相關? 實驗受試者是普林斯頓的學生，照片是美國2000年、2002年及2004年的參、眾議員選舉的候選人，受試者只能看照片1秒，便要判斷候選人的特質是7種裡的哪一個，結果「被認為有能力的候選人約有百分之七十一點六選上參議員，百分之六十六點八選上眾議員。」這表示選民投票時所做的選擇和實驗的受試者差不多——民主的選舉等於兒戲，無法選出真正稱職的政客。

美國總統尼克森1974年8月9日因水門案下台，學者研究水門案發現，由此案可知民主政體的系統其實毫無功效，只是自欺欺人，因為水門案爆發於1972年6月17日，其間媒體報導總統連任競選委員會安全主管涉入水門大樓闖空門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就在水門大樓樓上)、購買竊聽設備的錢已經確認來自尼克森的總統競選經費、製造假新聞洩漏給媒體、尼克森幕僚陷害民主黨人等等——美國人在1972年秋天就足以知道尼克森濫用職權，只因水門案發生之前，美國人對尼克森的看法已經形成，這種心智的「固著偏誤」很難被後來相左的事實改變，所以尼克森在競選期間的民調都領先， 連1972年11月7日大選當天，媒體都滿是這椿醜聞的報導，尼克森仍然可以強勢問鼎連任，他贏得超過60%普選票，是總統選舉歷來最高紀錄之一。

許多支持尼克森的選民相信尼克森是好人，但1972年6月爆發的水門案裡尼克森卻很卑鄙，為了避免「認知失調」，他們就長期忽視水門案，11月尼克森仍高票勝選。歷史學者凱思．奧森研究後指出：「這椿醜聞對1972年的選舉無足輕重。」。尼克森直到1973年5月民調才降到48%，一年多以來美國民眾過半都是支持他的，因為他們都相信尼克森的謊言，他堅稱事先對水門竊聽案一無所知，一直到1973年初才得知有關的掩蓋行為。

公眾的問題不是無知，而是即便有知識，知識也不能為理性的抉擇服務。心理學家麥可．葛詹尼加指出：「百分之九十八的大腦功能都在意識之外。」因為在狩獵採集者的自然環境裡，生死存亡只在一念之間的判斷，迅速行動比審慎的評估更重要。依丹尼爾．康納曼的研究，人的認知系統有快速思考的系統一，也有深思熟慮的系統二，系統一大多發生在潛意識的層次，而潛意識的運作比意識層次的運作快了五倍，也更節能量。系統一喜走捷徑，事情若頭緒紛繁，我們就會高估其中我們能認得出來的事物的重要性，我們常常票投給一個只認得名字，其他則一無所知的候選人， 所以候選人花錢做廣告讓你認得他，還有他的微笑——候選人微笑著抱起小孩的照片比極有見地的國策還更能獲取選票。

除了上述人很難理性投票的研究發現之外，公民普選這種程序特別不適合人口眾多的國家，美國大選投票率一直在下滑，即便投票率有55%，而當選率為52%，如100個選民有55個去投票選舉，當選的政客是55票裡的52%的票，也就是20多票，請問這樣當選的政客能代表多數民意? 大陸有層級式的人民代表的選舉，也有協商民主，試想，若有一個政策90%的人贊成，只有10%反對，若是大陸，10%也是1.4億人口了，1.4億人口的意見亦不容漠視，否則足以令社會動亂，所以還需要協商民主，而無法像歐美的票決制，只要多1%選票就能贏家通吃。

民主始於選舉，但選舉並不是民主本身，選舉只是程序，另外，為何要強調民主，因為人民當家做主，治理國家才能以廣大人民的福祉為本。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有利於廣大人民的政策很容易被扼殺在搖籃裏，所以美國施政很難以人民的福祉為本，這裡，我們就要注意「民本」的概念了，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本」才是目的、終點，而民主只是驅動力。一個良政善治的國家，應該是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及資本力量形成一種能促進於大多數人利益的循環系統，做到「民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不能像美國因為自由而忽視平等，資本家自由放任的使用金錢扭曲市場、推動利己卻不利於民的政策、癈止不利於牟利法案、收買媒體煽動不明究理的大眾，以獲得社會力量支持，使得國家貧富差距急劇拉大、貧困人口飆升。

綜上所述，美國民主強調的公民普選國家最高領導人、多黨制和「治理的司法化」，二百多年來因出版、媒體資訊大多仰賴美英等國的輸出，較嚴肅的研究美國民主、經濟弊端的著作大眾不一定會閱讀，所以美式民主給開發中國家人民一種享譽全世界的印象，像是一輛嶄新溜亮的跑車，象徵著富裕及自由，而不知美國其實是富人自由的合法賄賂導致了窮人的機會不平等。而且英美都曾是殖民主義的帝國，可說是祖上有錢，所以後來可以任性，英美以前的繁榮，公民普選之類的民主化程序並不是主因。開發中國家可能剛掙脫殖民帝國的控制，民窮財匱，一旦效尤西方則無藥可救。全世界193個國家，除了少數歐美國家，曾經殖民主義掠奪過，先富裕了才民主化，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鮮少有能因為民主化而成為現代化的國家，現代化是指經濟、技術、工業、教育、城市化各方面的發展騰達，很多國家反因為快速民主化而沒落，永遠貧窮，難以崛起。可參閱的書有《富國糖衣》、《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中譯書名為《為什麼有些國家愈救愈窮？》，完全失去富國和窮國之間鴻溝的原意。)。

中國最高領導人是以「間接選舉」產生，簡略的說是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委員後，再從其中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而選舉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以十四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這樣更妥當。選出的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前都在基層長期工作過，其歷練遠遠超過西方領導人，一般都要治理過兩到三個省，治理的人數至少超過一個億，並且在黨政軍各個部門工作過，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制度是好到選一個傻瓜治理也行的，像冰島的領導人無能，使國家破產，希臘也是，美國領導人也並不出色。中國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90%來自普通家庭，而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也都來自普通家庭；就算少數紅二代領導人，至少也在各級崗位上經歷了30多年的歷練，積累了很多治國理政的經驗——「間接選舉」產生最高領導人的方式，使最高領導人之前的職業不可能是喜劇演員，由懂政治的人選出政府最高領導人非常合理，中國的迅速崛起並不奇怪，反而是民主政治有嚴重的問題卻被忽視才荒謬。

財富在美國這樣的公民普選、多黨制的民主政體創造出了新的政治階級，美國國會議員中富翁佔了50%左右，而美國民眾百萬富翁的比例只有1%，自從尼克森以來，每一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成為總統之前都已經是富翁了。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曾批評，今天的美國資本力量影響太大，已經是人民的「1%有、1%治、1%享」。英國學者斯坦．林根說：「在古希臘，當富人成為巨富並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府體制時，雅典民主崩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希臘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發源地；英國是西方議會民主的起始；美國是自由主義霸權的推動者。西方民主一路走衰的大勢只要觀察這三個國家即知。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已經破產了，英國政府的債務佔GDP的90%，也快破產了，美國債臺高築，靠著美元的霸主地位才不致於破產。西方民主制度要改變資本力量獨大的病根，否則恐日薄西山，餘光無幾。

要用四個字說明本書的話，大概就是「不幸言中」
作者在開頭簡要歸納一場美國亟欲脫身的戰爭為幾個階段:
1. 初期的重大軍事勝利
2. 錯誤估計當地人的情感
3. 採行有限戰爭策略，逐步升級武力鎮壓
4. 國內人民在看到美軍涉入當地曠日廢時和殘酷的衝突後，心生 
        幻滅
5. 讓當地過早民主化
6. 決策者優先考量國內經濟
7. 於是最終決定撤離
這描述大概會讓人腦海裡立刻浮現出喀布爾國際機場，逃難的人群爭相攀附在登機梯和運輸機起落架上的畫面，然而這段文字說的卻是1898年到1902年的菲律賓戰爭。
美國輕而易舉的從已然衰落的西班牙手上取得了菲律賓，但隨即陷入與追求民族獨立的當地人之間的對抗。險惡的叢林游擊戰爭耗盡了美軍的耐性，綏靖的手段逐漸殘暴化，演變成對土著的種族滅絕，引起了包括馬克吐溫在內的輿論界的抨擊。最後美國國會匆匆的通過了菲律賓自治法案，提供了將建立一個民主政府的允諾後，暫且拋下了這塊燙手山芋。
類似的場景也能在1975的西貢，還有911事件後的伊拉克與阿富汗看到。意識到作者是在2004年，就作出驚人切合於今日的預言，不難理解在將有的一波「美國為何丟掉了阿富汗?」的爭論中，本書將會是被頻繁引用的權威之作。
作者尼爾‧弗格森長期研究大英帝國歷史，大英帝國可說是工業革命以後，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霸權，透過大英帝國的興衰，來檢視美國這個後起之秀的得失，是很有趣的對照組。
弗格森認為「帝國」以及「帝國主義」一詞在今日已經被汙名化，但信史時代的人類生活，幾乎都是被一個又一個帝國所掌控的歷史。在作者的眼中，美國是一個動機基本良善的實質帝國卻恥於承認，這種精神上的自我否定，使美國在「帝國霸業」上的投入始終進退維谷，老想趕快弄一弄然後走人。相對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地官員，往往將之視之為一生志業，美國的菁英把海外事業當作商務旅行來處理，跑完巴格達的案子可以順便去喀布爾，還來得及在聖誕前趕回家。然而以「穩定經營」的全盤角度來看，作者認為那些美國大眾覺得「不划算」的「鉅額」初期投資其實是摳門的可憐，然而因為這種「事情老作一半」的政策風格，讓逐次升級的軍事與經濟投資打了水飄，損失就顯得非常巨大。簡而言之，弗格森覺得美國的大眾和政治菁英(這也是互為表裡的，政治人物的行為，反射了選民總體的想法)最需要做到的是心態上跟英國老大哥看齊，想學會游泳，就捏著鼻子跳下水，老在池邊上踩水是不成的。
不過大英帝國也逃不過盛極而衰的命運，弗格森的這帖藥是不是對症，也見仁見智，但如果對近期的時勢和美國的中東政策有興趣，本書絕對是值得參考的。也不用對它多達五百頁的篇幅心生恐懼，由於作者的陳述清晰，各章自成完整論述，是可以挑有興趣的章節跳著看就成了。

這是一本過時的書，一首緬懷帝國榮光的催眠曲。
十六年後的真實美國，恐怕己經讓作者無法辨識出絲毫帝國的身影。
貧富極度惡化，基礎設施破敗，健保和教育體系失能，花費鉅額而無法終結的戰爭，國際地位的衰落，族裔和兩黨尖銳對立，民粹堀起，為疫情所癱瘓的經濟..... 在這個時候還在談「帝國」？
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而是美國己經過度透支了自己的體制和資源，不再有能力稱帝了。
比較好的選擇應該是讀《以善意鋪成的地獄：菁英的僵化和霸權的衰落，重啟大棋局也注定失敗的美國外交政策》才對。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38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