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恬恬的見證者─井上伊之助先生
毫無疑問的，原住民（包括所謂的高山族及平埔族）一直是台灣社會最弱勢的族群。他們原本是台灣島嶼的主人，但長期以來卻在外來殖民勢力的壓制與剝削，以及漢人移民的侵佔與掠奪下，逐漸喪失文化和族群的生機。不但土地權、經濟權被剝奪，連「族我認同」也幾乎喪失殆盡，成為一個僅存「認同之污名」的「夕陽族群」。在這種困境下，他們或自屈於苦悶破敗的老舊部落裡殘喘掙扎，或被迫在現實無情的現代都會底層裡流竄。他們的故事往往令人聞之欲哭無淚，思之欲振乏力。可幸的是，近廿年來風起雲湧的原住民運動，至少已經為爭取人性最後的基本生存尊嚴而發出過沉痛的吶喊。不過，可悲的是，就連這個曾經令人燃起些許盼望的運動，也在統治者的刻意操弄下隨時可能面臨崩離的命運。從台灣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發現過去真正用心關懷原住民的人，實在太少。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原住民在教會中的處境似乎也未能有顯著的改變。自基督教傳到台灣以來，原住民往往成為宣教最直接且最有效的對象。不過，基督的福音所帶給他們的，卻是兼有正負面的印象的雙重感受。一方面，他們經驗到「靈裡的自由與解放」，更在基督徒的新「信仰認同」裡找到生命的尊嚴與意義。但另一方面，早期宣教師對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忽視、不了解，甚至壓制，也讓他們逐漸喪失原本賴以生存的價值體系及「文化認同」；此外，在「集體改教」（mass conversion）的宣教模式下，原住民教會雖然被譽為「二十世紀的神蹟」，但這同時卻也隱含著將他們僅僅化約為「宣教之數字」的危機。近年來，有識之士都已深深體認到，原住民仍然是台灣教會在資源上、經濟上、以及權力分配上最為弱勢的一個族群教會。坦白說，台灣教會史中能真正用心關懷原住民的人也是不多。
翻開台灣教會史的記錄來看，如果我們跳過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時期的宣教不談，近代台灣的原住民教會史，其實是開始於日治時期的「禁教」處境中。在那種艱難的環境下，有兩位宣教師開始在原住民當中散播福音的種子：一位是以六十七歲之高齡來台灣東部擔任自給宣教師，與阿美族及卑南族（普悠瑪族）人相處，因過著清苦簡樸生活而被稱為「聖人」，後因「營養失調」而死在台北馬偕醫院的加拿大聖公會葉資牧師（Narcissus Peter Yates）；另一位則是在日本聖書學院唸書時，得知父親在台灣東部太魯閣山谷內被太魯閣族人殺死，矢志要以耶穌基督的福音來向台灣原住民報「殺父之仇」，在「理蕃政策」無法直接傳道的環境下，前後三十多年間以醫生的身分在台灣各地為原住民服務的日本人井上伊之助先生。雖然他們倆人的宣教並未有實質的成果，甚至從「得人」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失敗的，但是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信仰熱誠及宣教精神，卻是充沛無比、感人至深。這種出於信仰，發之於愛的「精神力」，可以說是基督教宣教史上最重要的見證。無疑的，他們是台灣原住民宣教史上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恬恬見證者」。
《台灣山地傳道記》一書，就是井上伊之助先生根據其在台灣原住民當中行醫傳道的經驗與探查所寫成的。他於一九一一年抵台，在新竹州加拉排地區工作六年，後來一度因為健康關係返回日本治療，其後並在種子島傳道，一九二二年再度來台，在平地巡迴傳道，並順路訪視各原住民部落且行醫，一九二六年起在台中州原住民各部落服務，太平洋戰爭後轉往台北仁濟院及松山養神院服務，二次大戰後還在羅東服務一年，一九四七年間才因二二八事件之政治情勢等因素，被遣送回日本。這本書是由井上氏於一九二六年出版的《生蕃記》以及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蕃社之曙》所合成，於一九六○年以《台灣山地傳道記》為名出版。今年（一九九六）剛好是井上氏過世三十週年，其三子井上進將其再版發行，以為紀念。
過去許多人都只知井上伊之助之名，而不知其人其事。數年前旅日台灣人黃聰美女士，因為長期以「井上魯鈍」之名捐款給致力於台灣獨立運動之「台灣青年社」，而在過世後引發許多海外台灣人的悼念，井上伊之助之名也因聰美女士之引用而受到台灣人的注目。事實上，在本書附錄中所收「井上伊之助的生涯」一文，就是由黃聰美女士之夫婿伊藤邦幸醫師（於一九九三年過世）所著。正因如此，這次井上先生的遺世之作經由中崙教會石井玲子執事之苦心翻譯，而得以在台灣面世，讓更多人得以從井上先生之自述而一窺其事蹟，實在是極具歷史意義。事實上，本書除了充分反映井上先生的個人觀點之外，它也能讓讀者對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之歷史、文化、生活實況，以及宣教經驗有更深刻的了解，更提供了不少有關當時日本基督徒如賀川豐彥、內村鑑三等對台灣處境之觀點的資料，可以說是彌足珍貴。
井上先生在本書中，對台灣這塊島嶼以及台灣原住民之未來命運所表現出來的真實關懷與疼惜，著實令人感動。譬如，他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三日所著「台灣將往何處去」一文中提到，毛澤東主張台灣當然是屬於中共的，蔣介石主張台灣應屬於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從日本手中接收之國民政府所有，英國政治家主張應歸還給日本，美國政治家則主張台灣應交由聯合國處置，而在那之前，是屬於日本的。相對的，對井上先生而言，台灣雖然歷經荷蘭、西班牙、鄭成功、滿清、日本的統治，但就台灣原住民族的觀點來看，這塊土地歷代以來就由其先祖所治理，他們理應享有主權。這段寫於「舊金山對日和約」簽訂前四個月的文字，可以說充分表露出井上先生對台灣處境的深刻理解，更真切反映他對台灣的關懷與大愛。認真分析起來，他的這段描述，至今仍有其適切性，令人沉思再三。
另外，他在「論台灣原住民之命運」一文中也明確指出，原住民雖被日本文明人視為野蠻人，但他們並非「異人種」，而是肉體與精神都與我們相同的人。任何人若願意去觸摸他們的心靈，就必能與他們培養合一且互相認同的感情。正因如此，井上先生早在一九二五年為《生蕃記》所寫的序言中就已明白表示，他向來就不贊成「蕃人」、「生蕃」等帶有輕視意味的名詞，而寧可稱該族人為「泰雅族」或稱全體原住民為「高砂族」。他本身就是最早主張廢除這些用語的人。另外，在該序文中他也指出，他之所以會使用這些名詞，主要是怕讀者難以理解而沿用俗稱，絕無輕蔑之意。也因如此，石井女士在本譯文中一律使用「台灣原住民」來取代上述舊稱。我想這實際上正是延續了井上先生的寫作精神。
因為協助《台灣山地傳道記：上帝在編織》一書的再版工作，再度加以細細展讀，發覺本書的幾個獨特之處，在此簡單分享：首先，本書展現了井上伊之助這位獨特歷史人物的一生及其內心世界，往往在平實的語調中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他那沈潛內化的信仰熱誠和深厚情感，當我們讀到他面對父親遇難的心境，以及在艱險的生活環境中面對自己數度感染疾病、妻子患傷寒症，特別是1937-45年間長女路得子、次子正明、次女知惠子接續過世的情景時，不禁令人悲從中來、不能自已。其次，井上的敘事呈現出他眼中的台灣和原住民世界的美好風貌。本書雖然不像馬偕的《福爾摩沙紀事》那麼豐富多元地呈現台灣島國的風土人情，但井上對泰雅族傳統文化、習俗、語言、倫理規範的描寫，以及他對台灣於荷西時期宣教事蹟的回顧，都顯示出他對這塊土地與人民的委身和熱愛。第三，藉著井上的述說，讀者更可以一窺當時代發生的重大事件或議題，例如霧社事件、日本軍國主義、二次大戰後的台灣歸屬問題，甚至二二八事件等。另外，由於井上獻身台灣山地傳道的決心與熱忱受到當時日本督教界相當的注目，因此，本書有不少敘述他跟當時對台灣教會深具影響力的重要人物（包括矢內原忠雄、內村鑑三、賀川豐彥、河合龜輔、植村正久、大谷虞、上與二郎、中田重治等）第一手相處、會遇的經驗，非常珍貴。當然，書中也有述及一些本地人物如高俊明牧師、樂信 瓦旦（林瑞昌）醫師等。整體而言，再次閱讀本書，深深感覺到它的歷史價值與意義，誠摯地向讀者們大大推薦。
最後，要特別感謝石井玲子女士在翻譯和審閱上的用心與堅持，林文欽社長的大力支持，安力．給怒（賴安淋）牧師提供的畫作，達亞．尤命（Taya Yumin）先生從頭到尾審閱泰雅語的人名、地名及專有名詞，林婉君小姐在美編上的細膩與用心，以及在審訂和編輯過程中出力最多的盧啟明先生。沒有他們的熱誠參與和付出，本書是無法完成的。
誠願所有讀這本書的人都能因井上先生「恬恬的見證」而心有所感。
鄭仰恩
2016 年1 月17 日
嶺頭台灣神學院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