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的頭三十年裡,德國致力於保護自身不受西歐廣為傳播的社會“疫病”——生育率下降——的損害。本書從追溯德國19世紀以來的人口政策講起,集中分析了魏瑪時期為應對出生率下降所進行的政策調整,闡述在面對這一人口危機時,一般認知中民主的魏瑪共和國如何通過引入政策法規刺激生育、調整人口結構,以及這種國家介入生育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與納粹的“生命之泉”計劃相勾連。
作者對魏瑪生育政策的討論集中於四個方面:懷孕生產、性行為、避孕與墮胎,從而分述不同社會團體與政府內部各個派別如何基於各自的立場,為生育問題提供不同的解決路徑。其中所包含的孕產婦福利計劃和勞動保護法,將德國置於社會改革和婦女解放的前沿,而開明的計劃生育政策和寬鬆的墮胎法也為德國女性提供了控制自己生活的新手段。
然而,在上述政策的導向下,女性“身體的政治化”趨勢也強化了國家干預公民個體行為的權力,以及每當民族處於某種“種族衰落”的危機時,為了國家利益而犧牲婦女權利的傾向。在國家與社會對生育的高度關注和持續介入之下,女性身體的控制權成為了各個社會和政治派別爭奪和博弈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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