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緒凱

在《共同體的邊界》一書中，普萊斯納對人類共同生活的諸種形式進行追問。在思考範式上，他繼承了滕尼斯關於“共同體”（Gemeinschaft）與“社會”（Gesellschaft）的著名區分，但他立足於哲學人類學視域，賦予這種理論圖式以不同的價值內涵：共同體秩序作為社會激進主義，對立於現代社會秩序。在他看來，只有社會才給人提供自我與他者、與自身之間必要的空間和距離，正是立足於這種空間和距離，人才能不斷地重新對自身進行構想和校驗。 《共同體的邊界》出版於1924年，時值魏瑪共和國的動盪歲月。普萊斯納的批判目標指向了當時的反魏瑪共和國的思想運動：無論是德國右翼青年運動所追求的“血緣共同體”，還是德國左翼運動所構想的“事業共同體”，都是在通過某種激進主義顛覆現代社會關係。在當時的德國知識界，這種理論聲音是孤單的。20世紀80年代，這部著作才被重新發現，引起國際理論界的廣泛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