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國教育在近代出現了巨大的變遷，古代教育與現代教育之間，形成一個斷層，以致古代一些優良的教育傳統被時代的洪流淹沒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何建構中國新教育，舊時代的教育有什麼值得借鑑之處，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我這一代是在新式教育制度下成長的，小學時代讀的是國語、英文、算術、社會、常識等科目，與舊時的蒙學教育完全沾不上邊，沒有接觸過《千字文》、《百家姓》之類的啟蒙教材。只有《三字經》，因研習書法的緣故，抄寫過好幾遍；唐詩、宋詞之類的古典文學和四書五經，在中學國文課倒是讀過不少的。
由於正規學校不強調背誦，現時一般小學生和中學生都對古典作品所知甚少；熟能生巧，其實好的作品能夠熟讀是有益處的。因此不少家長安排子女到補習學校，或參加課餘興趣活動，內容與閱讀古典著作有關，竟然成為新興的事物。去蕪存菁，以廣流傳，裨益學子，正是傳承文化的有效途徑之一。
一直以來，我認為中文方面欠缺一些可供兒童和青少年閱讀的書籍，坊間所見，多是外文著作的譯本。近年計劃整理一下中國歷來的兒童讀物，包括啟蒙課本、修身教材、成語故事、人物傳記和兒童文學等，然後在這基礎上，編寫一套少年歷史叢書。這本《童蒙啟程：中華幼學經典精選導讀》，可以說是一個起步，現時坊間已有不少供兒童和青少年閱覽的新版啟蒙讀物，圖文並茂，甚為精美詳細，但一般側重注釋和語譯，對讀物本身的重要性和內容探討都不足夠，一般家長和教師亦未必能夠清楚掌握這方面的知識。
本書旨在介紹各種主要蒙學讀物的編寫經過、主要內容、行文特色及其思想評價等，並載錄全部原文，這是一個創新形式的嘗試，可以對不同類型的蒙書加以比較，可以對歷代層累的讀本有全盤的領略，藉此對傳統教材作更深入的探討和反思。對象首先是教師，其次是家長，較高程度的學生也可以用作參考，尤其希望能夠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由於篇幅所限，原文不加注釋，讀者如有需要，可按參考書目選用新編印的啟蒙讀物版本。換言之，本書是認識中國歷代啟蒙名著的總綱，是重新探討中國傳統教育的一個途徑，也是認識中國文化的一個起點。中國新教育必須與本身悠久的傳統文化接軌，歷代蒙學經典肯定是開啟傳統文化之門的一條鑰匙。
周佳榮
二〇一六年四月四日兒童節的晚上
編著說明
1
本書總論敘述中國古代蒙學課本的概況，包括識字課本、四大蒙書、人物典故、詩歌讀本和學習音律格律的蒙學書等，指出啟蒙教材在中國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重要性，為今日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和使用中國這些文化財產提供參考。
2
本書正文重點介紹十八種著名的蒙學課本，每種著作都包括「導讀」和1「原文」兩部分，使讀者有概括的認識，同時可以綜覽全文。原文均有標點，分篇分段，不加注釋，方便誦讀。如於原文中需要增添字句加以說明，則以〔〕號表示。其他蒙學教材及相關文獻著作，亦有簡明的介紹。
3
蒙學書版本眾多，互有出入，或加修訂，或作增刪，本書主要根據北京中華書局的「中華蒙學經典」、「中華經典名著」和「中華誦．經典誦讀行動讀本系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學生國學啟蒙詞典系列叢書」，及上海三聯書店的「中國古典文化大系」等，並以相關書籍校對，務求表現各種蒙學課本的原貌。
4
讀者如要參閱香港出版的繁體字版蒙學課本，香港精英出版社的「兒童啟蒙經典」、小樹苗教育出版社的「國學啟蒙」、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的「傳統蒙學叢書」、星輝圖書有限公司的「星輝老土叢書」，及新雅文化事業公司的「六十分鐘學習古文」等出版物，都較容易入手。
總論
中國歷來的兒童教育和蒙學課本
引言：童蒙教育
中國社會在近代之前，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學校叫做「蒙學」，亦稱「蒙館」，有小學、書館、私塾、家塾、義塾、義學、村學等名。兒童一般於八、九歲入學，自宋代以後，至元、明、清三代，已成學規；學習無固定年限，因應現實情況而定，並採用個別教學方式，注重背誦和練習。專家指出，四歲至十二歲是記憶力特強的人生階段，先背誦、後理解的教學法有其可取之處；而因材施教的形式，也符合現代教育理論，在學校制度普及之前，不失為教養子弟的有效途徑。
古代專為教育兒童而編撰的蒙學課本，叫做「蒙養書」、「村書」或「小兒書」。主要作用在於識字讀書、訓練初步寫作能力，並且傳授各種基本知識。較早的蒙學課本多是字書，如《史籀篇》、《倉頡篇》、《急就篇》等；從北宋時起，就陸續出現一批分別以識字教育、道德教育、歷史故事、典章名物、詩歌詞韻為主的蒙學課本，最重要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字文》，有「三百千」之稱，加上教以做人處事規範的《弟子規》，就是「四大蒙書」。
（一）識字課本
《漢書．藝文志》收有小學十家，小學也就是蒙學，西周宣王太史所作的《史籀篇》，是最早見於著錄的蒙學課本。至秦代，李斯作《倉頡篇》，後與趙高的《爰歷篇》、胡母敬的《博學篇》在漢初合為一書；此外，又有西漢辭賦家司馬相如所作的《凡將篇》。這些都是古老的識字課本，其後皆已亡佚。《急就篇》流傳至今，不僅是語言學習與研究的寶貴資料，對於漢代的歷史文化知識，也起到保存作用。
《史籀篇》全書為四言韻語，字體為當時的籀文（大篆）。後世蒙學字書如《倉頡篇》、《凡將篇》、《急就篇》，及《勸學篇》、《千字文》、《啟蒙記》等，都繼承了《史籀篇》簡短有韻的特點，俾初學者便於記誦。
（二）四大蒙書
《三字經》是古代兒童入學的第一本教科書，文字簡潔，內容豐富，書中列舉的人物事蹟亦有助於推行品德教育。例如孟母三遷、燕山教子、黃香溫席、孔融讓梨、孔子拜師、趙普勤學等，又如蘇洵晚學、梁灝晚成、文姬辨琴、劉晏正字等等，對現時兒童和青少年學習古代的優良傳統，有一定的幫助。
教導兒童成長，除了識字學音、掌握知識外，更為重要的，是德育的教化和習慣的養成。對小孩進行良好的道德教育，《三字經》和《弟子規》是較有德育意義的。但近代國學家章太炎說《三字經》與《千字文》比較，有個不足，即「字有重覆，辭無藻采」，《千字文》是千字韻文之奇篇，「在文采上獨領蒙學讀物風騷，堪稱訓蒙長詩。」至於《百家姓》，則是敘述古代姓氏的重要啟蒙讀物。
（三）人物典故
中華民族重視歷史文化傳承，有眾多人物事蹟載錄於史書和詩文之中，這就是典故，時至今天仍然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蒙求》收錄了五百多個典故，涉及上古至南北朝的名人軼事，既有助於寫詩作文，也可以作為涉獵經史子集的橋樑。「蒙求體」可以分為歷史、掌故、常識三大類，至明清時期發展為廣泛流行的《幼學故事瓊林》。此書以成語和故事為脈絡，是較為普及的啟蒙讀物。
明代萬曆年間蕭良有撰寫的《蒙養故事》，至明末清初楊臣諍修改增訂而成《龍文鞭影》。此書採用說故事的方式，借事喻理，向兒童介紹古人奮發學習的感人事蹟，藉此培養做人的優秀品質。
至於清代周希陶的《增廣賢文》，乃據無名氏的《昔時賢文》刪補而成，是篇幅較大的一部啟蒙讀物，內容涉及人際關係、處世哲學以及對讀書的看法等，全書將格言以韻文的方式排列在一起，是古代人們智慧的結晶。清代同治年間周希陶曾經對《增廣賢文》進行過重訂，世稱《重訂增廣》，調動了語句的排列位置，使其內容更具連貫性。金纓編《格言聯璧》，共六百多條，以類編次，成為收錄最多格言的蒙學教材。
（四）詩歌讀本
蒙學教材之中，還有一類詩歌讀本。《神童詩》是思想教育和文學修養兩者兼備的長詩，相傳原為三十四首，後經增補，有六十餘首；《千家詩》是兒童學習詩歌的啟蒙選本，薈萃了唐、宋、五代及明代名家的名篇，題材多樣，廣泛地反映了古代社會的現實。前者為宋代較有影響的蒙學書，後者自明清以來風行至今。
仿《神童詩》體例而編撰的《續神童詩》，也曾流行一時；《千家詩》一開始就大受歡迎，以「千家詩」作為書名的，清代有《國朝千家詩》、《續千家詩》，民國時期有《醒世千家詩》，現代又有《嶺南千家詩》、《少兒現代千家詩》、《中國現代千家詩》等，蔚為大觀。
（五）音韻格律
學習音韻格律的蒙學書，以《聲律啟蒙》和《笠翁對韻》最為主要。二書都以上下平聲三十韻為目，每韻各有對文三則或四則，每則各有對語十對，熟讀這些句子就可以學做對聯和詩詞。《聲律啟蒙》的作者是清代康熙時的車萬育，《笠翁對韻》的作者據說是康熙時的李漁。
此外，同類型的啟蒙書，還有明代司守謙撰《訓蒙駢句》、清代楊林蘭著《聲律發蒙》，以及不知名作者的《時古對類》等。
（六）女子教材
中國古代也有專為女子教育而編寫的啟蒙讀物，大約寫於明代的《女兒經》便是較普及的一種，以及由此演化而來的《改良女兒經》等，因為受到「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書中對婦女提出一些規範式的表達，在今日已經不合適，但也有很多提示，在現代社會和日常生活中仍具教育作用。
此外，女子蒙學教材有《女三字經》、《女千字文》等。至於明代王相編的《女四書》，包括《女誡》、《女論語》、《內訓》和《女範捷錄》，則是較高深的婦女讀物，正如《四書》、《五經》是蒙童成長後的進階讀本一樣。
結語：文化傳承
中國古代的啟蒙課本，名為「小學」，雖然是「小兒科」，但歷來都受到重視。編撰這些教材的作者，往往是那個時代的有識之士；一些未能斷定著者的課本，則是幾代文人日積月累編訂而成的用心之作。
論者亦予指出，「因為是初學啟蒙用書，想必也擁有當時最多的讀者」，從而強調：「我們研究文化史，應當着眼全民族和各階層人民文化的演進，着眼以往各時各地社會上多數人的文化狀況。」
啟蒙書籍不但用來教達官貴人的子弟，受過教育的平民百姓也都是讀同類著作而成長的。《新五代史》的〈劉岳傳〉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或謂《兔園冊》的編者是唐代虞世南，時至今日仍可得見其殘篇。南宋陸游《秋日郊居》詩第三首自注：「農子十月乃遣子弟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可見長樂老和陸放翁那樣的文人雅士，對這類通俗的小冊子是頗注意的，不至於如當代某些專家學者，對中小學課本、教材之類的書籍採取不屑一顧的態度。
近代著名史學家周谷城強調，歷來的蒙學書不論是否為名家所撰，「也不一定只為村夫牧子誦讀，但當時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們通過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觀、神道觀、倫理觀、道德觀、價值觀、歷史觀，在這類書中，確實要比在專屬文人學士的書中，有着更加充份而鮮明的反映。」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新式學堂陸續出現，至二十世紀初，教育當局頒佈新學制。隨着時代變遷，蒙學書籍也就相繼退出教壇了。但應指出，早期編寫的小學課本仍然帶有傳統蒙書的色彩，白話文普及後，反而失去了原先的「文采」和「韻味」。時移世易，當大家不再視中國文化為進步障礙之時，中國人對國家民族恢復自信和重拾自尊之際，也就是我們開始思考兒童教育門徑和少年栽培涵養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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