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達．弗里克

不正義的另一種面貌

貶低一個人的人性，
並且剝奪一個人的力量的最好方法，
就是剝奪他的發言權

正義是哲學裡面最古老、最核心的主題，人們總以為只要了解正義是什麼，便能以否定的方式來理解所謂的不正義。然而，本書作者弗里克透過揭示認知活動的倫理向度，將焦點從正義轉向了不正義，藉由不正義開展的空間，更深刻反思正義是什麼。
在不正義的範疇中，除了女性和少數群體所面臨的社會或政治不正義之外，還存在著一種獨特的認知類型的不正義，叫做知識的不正義。

這種不正義又分成兩類。

證言不正義：我們常因一個人的身分，而貶低了他話語的可信度，這樣是對那人作為一個「認知者」的不尊重和傷害，更會產生不正義的後果，比方說那人無法伸冤。常見例子是兒童對於性騷擾的指控常遭大人漠視，或是警察因為你是黑人而不予採信你的證詞。在無法伸冤下，他們往往會繼續被騷擾或欺壓，因此可能懷疑自我的價值，認為自己低人一等，不值得被人所相信。
書中舉了哈波．李（Harper Lee）所著的《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為例說明。小說場景發生在1935年阿拉巴州馬州梅岡郡的法庭上。一個年輕黑人被控強姦白人女孩。儘管被告辯護律師已證明，年輕黑人湯姆無法毆打這女孩並造成她受害當天留下的傷口，但審判過程中，證據的力量與種族偏見的力量直接交手，清一色白人組成的陪審團所做出的判決最終屈服於後者。
小說場景呈現了作為一名發言者，湯姆如何被陪審團所認識，這個過程中有著相當複雜的社會意涵在運作。最終，陪審團成員堅持他們對被告所持的偏見，而這類偏見主要來自當時的種族刻板印象。

詮釋不正義：是指我們受了冒犯或者經歷痛苦，但因為集體詮釋資源的差距導致的認知劣勢，以致我們不屬於社會關注的團體，對相關經驗的語言甚至概念都還未形成，於是我們受苦但講不出來，講了別人也聽不懂，甚至有時自己也不太能理解。比如說，年幼的房思琪被補習班老師性侵，深感困擾，卻無法明確了解自身的經驗，而誤以為是愛情。又如一個人若不瞭解醫療相關用語與自己的身體器官部位，去看病時完全無法跟醫生溝通，就可能在很危急的狀況下，卻不理解自己情況危急。
書中以埃德蒙·懷特（Edmund White）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成長故事的自傳體小說《一個男孩的故事》（A Boy’s Own Story），呈現了在當時的詮釋資源下，一個男孩以扭曲方式理解自己的慾望，而覺得自己不正常。由於當時集體社會對於同性戀的理解如此強大，而個人經驗卻是如此孤獨和不明確，導致他覺得自己的欲望很可恥。

這本開創性的著作為這兩種知識的不正義清楚定義和命名，帶給我們的深層啟蒙。這本哲學界的重要著作，將有助於社會各界提升理解彼此的能力，並重視不正義的認知歧見，並消弭社會偏見，深具意義。

米蘭達．弗里克 MIRANDA FRICKER
英國哲學家，現任紐約城市大學研究中心哲學教授，亦為謝菲爾德大學兼任哲學教授。她在獲得雅各森研究獎學金後，獲得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後又取得倫敦大學英國國家學術院博士後獎學金。直到2012年，她都擔任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審稿人和哲學系主任，研究領域包括倫理學、知識論和女權主義哲學。2016年當選為英國學院成員。
　　弗里克最有名的是她對「知識的不正義」的探索，在她2007年出版的《知識的不正義》一書中，弗里克認為，除了女性和少數群體所面臨的社會或政治不正義之外，還存在著一種不正義，叫做知識的不正義，這種隱而未現的不正義，傷害了個人與社會。

黃佩玲
比利時魯汶大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碩士，專職譯者，譯有《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群學出版）、《別睡！這裡有蛇──一個語言學家在亞馬遜叢林》（大家出版），獲開卷好書獎（翻譯類）、《宇宙的鐘擺》（夏日出版），以及《大腦超載時代的思考學》(八旗出版)、《未來人類》(八旗出版)。

審定
賴天恆 (澳洲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

專文推薦
朱家安（沃草公民學院主編）
林雅萍（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副教授)
吳秀瑾（中正大學哲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好評推薦

◎整體來說，《知識的不正義》是對一個很少用清楚概念來談論的普遍問題所做的檢視，當這些問題可以被理解、被傳達，真是令人感到興奮，最終期盼能獲得解決。——女性主義評論

◎對當代知識論做出了原創且刺激的貢獻…….弗里克的書中有許多令人欽佩的東西。它清晰、流暢、結構合理、論證嚴謹、不流於資料堆砌。更重要的是，這本書透過密切關注我們的經驗，豐富了當代的知識論，並調遣倫理學、政治理論和女性主義哲學，深化我們對認知問題的理解。因此，知識的不正義不僅對知識論卓有貢獻，而是對所有學科都做出了重大貢獻。──Michael Brady，分析評論

◎在這個優雅且具開創性的作品中，弗里克為這種不正義現象命名，並分成兩類型，並針對每一種提出了相應的補救措施。正如書名所傳達的，弗里克在價值理論和知識理論的嶄新肥沃邊界地帶，積極地耕耘開闊。我們是社會性的生物—─在傳統的分析知識論中這常常被忘記；我們也是認知者——這則在癡迷於權力的後現代理論中常常被遺忘。這本書不僅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倫理學和知識論結合起來，一個美妙且雄心勃勃的嘗試，也是為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進行命名的美麗的有力嘗試。要有所進展，必須能命名敵人！管它是性騷擾還是知識的不正義！——Rae Langton, Hypatia

◎弗里克以經常會令人抓狂的方式，跨越了哲學的分支，揭露我們認知活動中某些更險惡的面相。任何對道德、哲學、社會和政治哲學感興趣的人，這都是一本必讀之作。──Francesco Pupa，Metaphilosophy

前言
導論
第一章：證言不正義
1.1 權力
1.2 身分權力
1.3 證言不正義的重要案例
第二章：可信度經濟中的偏見
2.1 刻板印象與帶偏見的刻板印象
2.2 沒有偏見的證言不正義？
2.3 證言不正義的傷害
第三章：邁向德行知識論的證言理論
3.1 草擬辯證立場
3.2 負責的聽眾？
3.3 道德和知識論的德行知覺
3.4 感知能力訓練
第四章：證言正義的德行
4.1 修正（認知者的）偏見
4.2 歷史、譴責和道德失望
第五章：證言正義的系譜學
5.1 第三個基本的真理德行
5.2 混合的德行：知性－倫理
第六章：原初的重要性：再探不公正的對待
6.1 兩種沉默
6.2 什麼是認知者？
第七章：詮釋不正義
7.1 詮釋不正義：核心案例
7.2 詮釋性邊緣化
7.3 詮釋不正義的傷害
7.4 詮釋正義的德行

結語
參考書目

4.1 修正（認知者的）偏見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呈現的，是聽眾如何在認知層面上感知發言者的圖像，亦即聽眾如何看待發言者所告知資訊的可信度。這種感知能力是在真實的人類歷史社會中訓練得出的，意味著在證言理解能力（testimonial sensibility）持續養成的過程中，存在於集體社會想像中的身分偏見會帶來特定危害。只要言談環境中存在著身分偏見，我們主要關注的證言不正義（亦即身分偏見貶低可信度）風險隨之而起。由此衍生我們要追問的問題：我們能否辨識出聽眾需要具有的特定德行，以減低這類偏見扭曲聽眾看法的風險？我們需要探討具體的反偏見（anti-prejudicial）趨勢，也就是有德聽眾需要具備何種理解能力，才不致被誤導犯下證言不正義的過失，甚至還可能錯失寶貴的知識。要瞭解這項特殊德行的本質，我們需要比先前更進一步分析明格拉（Minghella）的電影劇本《天才雷普利》。在劇中，赫伯特．葛利不公正地讓瑪姬．雪伍德噤聲。我將先著重討論他所犯下的證言不正義，以便繼續探討葛利在認知層面欠缺的是何種德行（epistemic virtue），並納入歷史背景說明葛利的道德地位究竟為何。
　　故事發生在五十年代，富有的美國實業家赫伯特．葛利造訪威尼斯。偕同前往的是受雇於他的私人偵探，目的是要協助解開葛利的叛逆兒子迪基下落不明的謎團。迪基．葛利（Dickie Greenleaf）最近剛與女友瑪姬．雪伍德訂婚，但隨即花了很長一段時間與他們的「朋友」湯姆．雷普利一起旅行—直到迪基神秘地消失。瑪姬對雷普利的懷疑日益加深，因為他似乎迷戀迪基，並可疑地牽扯上迪基詭異的失蹤。她也非常清楚，儘管迪基無疑是名不可靠的花花公子，卻不會在這種事情上開玩笑，更不用說自殺了；迪基已經自殺身亡是雷普利設法要人相信的假設。然而，雷普利從一開始就成功地巴結住老葛利，所以只剩瑪姬隻身一人抱持懷疑，而她的懷疑是對的—迪基被謀殺了，兇手正是雷普利。
　　赫伯特．葛利才剛要求雷普利盡可能地提供協助，向私人偵探麥卡倫（MacCarron）說明「迪基生活不為人知之處」，而雷普利回答：

雷普利：「我會盡我所能，先生。能幫上迪基的事我當然都會做。」
瑪姬鄙視地看著他。
赫伯特．葛利：「從這點推測，考量到他留給你的信，警察認為這是個明確的跡象，顯示迪基那時正計畫拿自己開刀。」
瑪姬：「我就是無法相信！」
赫伯特．葛利：「是妳不想相信，親愛的。我想和湯姆單獨談談—也許今天下午？妳不介意吧？瑪姬，男人對愛人說的話和他向另一個人承認的事是—」
瑪姬：「你想說什麼？」

　　書中此處，老葛利溫柔好意地勸退瑪姬。瑪姬斷定迪基萬不會自殺的信念，對老葛利來說只是她身為愛人一廂情願的想法。此外，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還錯誤地假設瑪姬對迪基低俗的生活面相一無所知，所以一方面是出於他對她抱持的主要態度，另一方面是考量需要保護瑪姬不去揭露迪基的真面目（雷普利利用並強調了這一點。當天稍後，當葛利和雷普利獨處時，葛利陰鬱地反思：「不，瑪姬不知道另一面。」而雷普利回答：「我認為她知道後可能會受到傷害。」）老葛利所言「男人對愛人說的話⋯⋯」等等司空見慣的言論雖然很可能屬實，卻削弱了瑪姬對於共同生活相當時間的情人所擁有的認知效力。葛利只曉得自己對兒子所知甚微，他可悲地熱衷於聘請私人偵探，指望能彌補自己認知上的空白，然而他卻無能看出瑪姬顯然是瞭解迪基的知識來源。
　　瑪姬正確地推定迪基死於雷普利之手，當中一項關鍵理由就因葛利的上述態度而遭到擱置：她在雷普利的住所找到好幾枚迪基的戒指，其中一枚是她送的禮物，迪基曾發誓永遠不會把這戒子拿下來。葛利忽視這點，有部分原因是他看輕了迪基對瑪姬的承諾，所以在他眼中，迪基對瑪姬許下的諾言幾乎毫無價值；但主要原因是雷普利成功營造出瑪姬「歇斯底里」的形象。事實上，不僅是葛利，連瑪姬的朋友彼得．史密斯─金斯利（PeterSmith-Kingsley）也開始這樣看待她，因此最後的結果是男人聯手看輕瑪姬的發言。知識的主題在對話中浮上檯面。我們一度聽見她的弦外之音，就在她發現戒指後不久，她的表達力似乎淪為一種自相矛盾的口號，她反覆地對心有疑慮的葛利強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就是知道是這麼回事」；就在此時，葛利以常見的奚落回應她：「瑪姬，女性直覺是一回事，事實又是一回事。」這些往返過招催生出了故事中的這一幕：當瑪姬被護送上船帶回美國時，她突然掙脫撲向雷普利，大聲喊著：「我知道是你 ，我知道是你，湯姆。我知道是你。我知道你殺死了迪基。我知道是你。」私人偵探麥卡倫從等候啟航的船上走下，出手制止了她，劇本上給演員的指示寫著：「雷普利看著他，好像在說：『你能怎麼辦，她就歇斯底里啊！』麥卡倫點點頭，將她拉上
船。」
　　在這裡，我們看到可憐的瑪姬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成為他人所營造的歇斯底里女性：明顯半帶矛盾地表達自己、堅持以直覺面對他人的理由、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這就是因果結構的惡毒機制。在這裡，我們看到一絲不尋常之處：這類因果結構如何為原本帶有偏見的可信度判斷提供最後的證成—也就是某些偏見所具有自我應驗的力量。我們不能回溯然後證成葛利貶低瑪姬的可信度這件事，因為當時他並未掌握證據支持他的判斷；儘管如此，我們必須承認，瑪姬的懷疑是透過既不成功也不夠清晰的形式表達，致使可怕的證成循環產生，所以根據葛利的觀點，如果他判定她不值得信任的觀察透過她的行為獲得證實，那麼他的看法就是經過證成的。然而正如讀者所見，這種建構不管在過去還是現在都非常不公平。瑪姬是對的。她非常瞭解迪基，包括他的不忠和所有其他事情，她都心知肚明，而這點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她現在擁有永遠只有她一人知道的知識：雷普利殺了他（她知道她不能指望迪基對她忠誠，但她也知道他不會放棄那個戒指）。瑪姬的懷疑應該被當作一回事；所有人之中就她值得一定的信任。但雷普利肆無忌憚地利用當時的性別差異態度，讓她周圍那些善良和好意的人與他串通，有效地導致她在認知層面看來不值得信任（epistemically untrustworthy）。
　　這個例子，就像我們之前提到湯姆．羅賓遜遭受致命性證言不正義一樣，呈現了聽眾的證言理解能力對發言者持有偏見。因此，我們看到的判斷錯誤是自發而未經反省的。葛利的證言理解能力之所以自發性地出現運作過失，部分是當時性別偏見養成的結果。然而，有時過失也可能在反省後出現，這取決於聽眾在該情境中具有何種責任該做出認知轉換，以主動並帶有自我批判的態度參與，反思自身的證言理解能力。當然，例如在像是法庭這樣的正式情境下，陪審員有義務主動反省其證言理解能力的自發呈現，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就會犯下嚴重錯誤。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上述兩則故事都顯示聽眾未能修正自身證言理解能力中所抱持的身分偏見。在這兩個例子中，聽眾並未帶著批判性的察覺，來看待偏見如何扭曲他們對發言者的感知，因此他們的證言理解能力自發運作的結果是扭曲而未經檢視的。接下來，我將說明因為歷史背景之故，葛利對瑪姬帶有偏見的感知終究稱不上是有罪的。但是兩相比較之下，審判湯姆．羅賓遜的陪審團就不能說是沒有過失的，針對他們有誤的理解能力所自發呈現的不信任，與妥當關注證據所喚起的信任—無論白人或黑人，顯然其他在場人士都能給予這樣的適切關注—這兩者之間的衝突，他們是有充分機會去掌握並彌合的。考量到陪審團成員的理解能力一直到審判當日都被彼時強大的種族偏見滲透，這部分值得原諒；但即便如此，他們仍然犯下明顯過失，因為他們無能適當地回應這場審判的關鍵證言經驗，也就是考量壓倒性的證據來判定湯姆說的是實話。
　　聽眾需要什麼樣的批判意識，才能修正既有可信度判斷中所包含的身分偏見？以赫伯特．葛利為例，他身為聽眾的慣性反應中充滿性別歧視主義所建構的性別觀念，而他無能修正—特別像是女性對於男性的真面目一無所知的觀點，以及她們有待保護以遠離這類真相的必要性；另外，還有女性直覺有礙理性判斷的看法，甚至女性容易歇斯底里的想法。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梅岡郡的陪審團身上，他們未能修正自身的聽眾慣性反應，當中充滿貶低黑人（Negro）的種族歧視主義—「所有黑人都撒謊，所有黑人基本上都是不道德的，所有黑人都不值得被信任來接近我們的女人。」兩個例子都呈現帶有偏見的刻板印象如何影響聽眾的證言理解能力，讓我們看見發言者和聽眾間的身分權力偏差運作。「黑人」或「女人」的社會想像觀念，讓聽眾在可信度的判斷上產生偏頗，而這種身分權力的運作，控制了誰才是知識的傳遞與獲取者。依據我們想要強調的情境面向，我們可以將焦點擺在葛利對瑪姬積極行使的行為人身分權力（agential identitypower）以及陪審團對湯姆．羅賓遜的態度上；又或者我們可以專注於身分權力的純粹結構性運作，是如何有效地控制了像是葛利與瑪姬，還有陪審團和像湯姆．羅賓遜這樣的人。如果我們希望強調，各方人馬在某種程度上都受性別或種族意識形態控制的事實，那麼後面這項純粹的結構性描述就很恰當。但是，既然我的目標是凸顯不正義的發生，以及聽眾阻止發言者傳達知識的意義，行為人描述（agential description）在這裡就最為切題。無論何種取徑，聽眾都被認為無能修正身分權力的反理性（counterrational）運作，因而扭曲了他們對可信度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