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坎伯瑞

　　不是巧合，不是神蹟，是量子物理時代的榮格心理學

　　科學與宗教不是天生對立，特別是在臨床工作中，榮格發現了宗教性的科學。共時性，所謂「有意義的巧合」和「非因果性的聯繫律」，在這個不尋常的瞬間，自然與心靈以有意義的方式交會，合而為一。

　　作者把自己的科學訓練應用在身為分析師的工作對話中，以一種帶有新意又豐富的建構方式，為榮格的論述畫上背景、添上色彩，使之與當代的先進科學，如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產生連結，並深刻探討榮格的理論、實踐和臨床方法是如何影響了複雜性理論的場域。他以生花妙筆書寫而成的內容，成了極具珍貴的資料，不僅提供了獨到超凡的見解，更試圖探索各種文化的共時性，追古溯今，整理出歷史事件的潛在價值。

作者簡介

約瑟夫．坎伯瑞博士（Dr. Joseph Cambray）

　　是當今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理事長，也是分析心理期刊的編輯顧問。在過去十年裡，坎伯瑞博士對於「共時性」和現代科學相關性的研究，讓榮格的理論與實務上出現新的發展。除了是多篇文章的作者外，並和琳達．卡特（Linda Carter ）共同編輯了《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Jungian Analysis)。坎伯瑞博士在波士頓有自己的私人執業所，也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精神分析研究中心的教員；除了IAAP外，他同時也是新英格蘭榮格分析學會、紐約榮格分析心理學會的會員。目前定居於羅德島。

譯者簡介

魏宏晉

　　（負責主編序、謝誌、中文版序、引言和第一章等譯文，以及全書校訂）
　　哲學博士，曾從事新聞、政治、社運與教育等業。中年後，立志譯介正見知識。

曾冠喬

　　（負責第二章譯文）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生物統計所研究、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碩士及醫療政策管理博士。曾赴日本東京大學公衛系擔任訪問學者，於美國哈佛大學健康照護財務中心擔任研究員。目前為精神科專科醫師，服務於台安醫院精神科、台大醫院精神部。此外也從事心理治療工作，師事於楊明敏醫師。

陳俊元

　　（負責第三章譯文）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獲教育部公費留考法國，法國高等師範學院認知神經科學、社會認知發展研究。曾任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住院醫師。現任台灣大學附設教學醫院精神醫學部住院醫師。

周嘉娸

　　（負責第四章譯文）
　　台灣大學心理所臨床組畢業，高考臨床心理師。現任宇寧身心診所兼任心理師、新北市幼兒托育職業工會兼任講師、台北榮格發展小組組員、台灣沙遊治療學會會員、台灣臨床心理學會會員。其他譯作有《情感性疾病手冊：診斷與治療》、《心理急救操作手冊第二版》。

施養賢

　　（負責第五章和後記的譯文）
　　輔仁大學醫學系畢業，精神科專科醫師，曾任台大醫院精神部住院醫師、佑青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松山醫院精神科主任主治醫師及南光醫院兼任精神科主治醫師。現為新北市鶯歌區養賢身心診所院長，台灣精神醫學會、台灣老人精神醫學會和台灣睡眠醫學會等會員。

第1章　共時性：一個前衛理念的由來
第2章　相互關聯性：場域理論之視野和科學
第3章　複雜性、突現、對稱
第4章　同理心與分析場域
第5章　文化的共時性

〔中文版序〕

　　看到論述共時性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我自己是至感光榮與欣悅。榮格的思想出現了共時性所特有的概念，是因為接觸了中國文化，特別是經由他的友人兼同儕，漢學家衛禮賢醫師的引介而取得理解。榮格，自然替衛禮賢《易經》這部連結共時性的實務與哲學核心思想的譯本作了序。這本書至今仍高掛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暢銷書排行榜上。在他對共時性的理論建構過程中，榮格承認中國智慧的幫助，對偶然性的理解，以及機緣是伴隨各個獨特瞬間發生的觀點的。因此把我的文字翻譯成中文，就好似將它們放進一個原本出處的脈絡中，也許可以比英語原文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書第一章給榮格思想中的共時性一個背景脈絡，以及對其發展狀況做出解釋。然而，這些是寫作於2008年，當時詳細紀錄榮格如何與無意識互動的《紅書》（The Red Book）還沒出版。隨著這個資料的出現，現在得以看到榮格思想裡出現共時性時另一層面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從《紅書》以及其周邊研究看來，我們知道榮格在他停止寫作《紅書》之時，開始清晰闡述其共時性理論。在此之前，他處在瀕臨精神病的恐懼（看見歐洲充滿血腥等等的現象），因此引導他探索這一切幻想而產生了《紅書》。

　　脫離恐懼後，他轉移到另一種對自己有預言能力這一點（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預言）感到憂慮的內心掙扎狀態。如同他在《紅書》的「跋」中所寫的：「我與鍊金術在1930年相遇，將我從這兒帶走（譯註：指創作《紅書》）。一切的結束是開始於1928年底前，那時衛禮賢寄給我《金花》（Golden flower）這本中文鍊金術經典。這本書的內容找到了它們進入真實性（actuality）的方法，使得我無法繼續《紅書》的創作。」（360頁）榮格認為，從衛禮賢那兒收到這本書本身就是個共時性事件，讓他再一次與中國文化產生直接的連結。他進一步地藉由連結到先前出現徵兆的利物浦之夢（1927年），將一切轉換加以脈絡化。在這夢中他到了一個地方：

　　城市各個不同區域以廣場為中心呈放射狀分佈。中央是個圓形水池，其中心則是個小島。當一切都因雨、霧、煙而被遮蔽，燈光也昏暗朦朧之際，唯有小島卻被陽光映照得耀眼奪目。島上獨聳一棵木蘭樹，紅花綻放如雨瀑。這棵樹彷彿矗立在陽光中，同時又像就是光源所在。我的同伴談論著惡劣的天氣，卻顯然地沒見到這棵樹。他們提到另一位住在利物浦的瑞士人，對他竟然一直住在這兒感到訝異。我神馳於花樹之美以及陽光照耀的小島，心想，「我很清楚他為何長居於此。」然後就醒了。（1963年，360頁）

　　就榮格自己對這個夢的看法而言，他將「利物浦」（Liverpool）理解為生命之池。透過這個夢，他感到「人生目表已經很明白了……所謂的自性，就是定位與意義的原則與原型」。（出處同前，198到199頁）

　　檢視他一生的作品，這個擴張了的領悟指出，當時的她已經準備得更周全了，而且是可以「定居於此」（settle here）。事實上，榮格也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從這個夢之後，我不再描畫或圖繪曼陀羅（也就是停止創作《紅書》）……這一切已經花了我幾乎45年的時間，將我所體驗的一切加以提煉進我的科學作品裡，同時加以寫下來……我這些作品，是多少有點成就，將這個熾熱的東西在這世界的當代圖像中加以具體化。（出處同前，199頁）

　　類似的看法也出現在《紅書》的編輯沙姆達沙尼（Shamdasani）的話語中。他指出：「在回顧中，榮格把《紅書》描述為一個將一切事物重組來揭露顯現的企圖。他曾希望自己可因這努力而獲得解放，但卻發覺沒有。他於是明瞭自己必須回歸到人性的這一邊，以及回歸科學。他必須透過內省才能得到答案」（Jung, 2009, 219） 。

　　雖然沙姆達沙尼確實有一個地方連結到共時性，卻也只是提到1913和1914這兩年所見到的一切的重要性。關於這一點，可能會遺漏了榮格共時性概念真實的、原始的構想。如同本書第一章中所討論的，榮格在他1928年有關夢的研討課中開始使用這個詞。榮格在其中一次研討課中，因為許多夢與圖像自然地匯聚在一起，在熱烈討論後，他大膽提出這個概念。接著於1930年，在衛禮賢追思會上，榮格第一次公開使用共時性這個詞。就這些事實，我認為，很明確地，榮格整理說明這個新論題的能力，名符其實地提供了一個新的、科學的原則，促使他超越個人式預言的限制，將他從《紅書》創作的工作困境釋放出來。

　　共時性儘管是個激進再看見修正（re-visioned）的科學觀，作為一個經得起科學檢驗且具預言式遠景的企圖而言，我認為這就是榮格得以離開《紅書》的世界，把他的經驗轉化進入面對真實世界的理由。榮格不只在文化裡持續嘗試做出從神學的轉化到心理學的立場，我想他也一直試圖提出一個科學願景。這在我最近一篇論文裡有所討論（2011）。

　　讀者們不妨繼續這條思考路線，且在沉寂多年後，現在可以一窺《紅書》的面貌。本書具有引人入勝之處，且以其驚人的銷售量，代表它在歷史階段中有著這個時代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它的部分是我們宇宙新的整體性觀點的突現。我很幸運，大約在此同時，有這本符合現時需求的討論共時性的書本出版，提出這個議題的相關題材以及我所採取的研究途徑，看來本書也極為切合時機。而且，像這樣轉譯為中文來看，似乎也是在最能掌握這個思想的文化所在地，是一次這些理念得以綻放的特別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