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的國家破產了
從提款機領不出錢的那一刻講起
芮可.史黛芬德(Rakel Stefánsdóttir)是一名年輕的冰島女孩,在英國布萊頓(Brighton)的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攻讀藝術與文化管理碩士。二○○八年十月初,她把金融卡插進提款機,想要領錢。
但螢幕顯示,裡頭沒錢了。芮可搞不懂為什麼會沒錢。到英國讀碩士之前,她已經在劇場工作了好幾年,銀行裡有足夠的存款。前一天,她才刷卡付了第一學期的學費。「我知道提款機的連線要透過跨大西洋的電話線路,有時候線路會有問題,所以當時我以為,應該是這個原因,」她說。
我們都有過從提款機領不到錢的經驗,因為我們的戶頭裡沒錢了。但是那一天,芮可和數以千計的冰島人的遭遇卻很詭異,而且令人不安。因為她之所以領不到錢,並不是因為她「戶頭」裡沒錢,而是因為「銀行」沒錢了。
事實上,不光是銀行沒錢,她的卡之所以不能用──簡直是《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裡才會有的情節──是因為冰島政府把錢花光了!十月六日,瀕臨破產的冰島政府,宣布把銀行關閉並凍結任何資金外流。芮可用她的信用卡付清學費的隔天,冰島克朗(króna)就崩盤了,於是她所要支付的金額,一口氣暴增了40%。
芮可直到三個星期之後,才能再度動用她的銀行戶口。但就算可動用,那時候她帳戶裡的存款已經無法支應她的學費了。現在的她,被迫放棄原先的求學計劃,回到雷克雅未克的家裡,也沒有工作。「我們那個前政府最讓我生氣的是,」她說:「他們毫無羞恥心。」
他們把金融商品包裝成一種天然資源
當一個國家的銀行搞砸時,就會發生這種事。冰島案裡的某些細節非常奇怪:基本上,一小撮非常有錢有勢的人,互相把資產買來買去,創造出一個假財富的怪泡沫。「三、四十個人所幹的好事,由全國人民買單,」一名雷克雅未克的計程車司機對我這麼說——而我還沒碰到不同意這個說法的冰島人。
但儘管只有一小撮的人要為這場泡沫負最後的責任,整個國家卻已經被拖下水了,因為,便宜信用的巨浪把冰島吹捧成經濟仙境;銀行,則是這個過程的核心。冰島的銀行部門在過去一直是國營,直到二○○一年主張經濟自由化的獨立黨(Independent Party)才把它民營化。而在民營化之後,出現了爆炸性成長——假的成長,但具爆炸性。一個人口三十萬的國家,除了地熱和漁獲之外毫無天然資源,卻突然發展出一個龐大的銀行部門,其資產是整個經濟體的十二倍之多。該國的硬幣以魚於圖案,應該就是一個警訊:五毛錢的是一隻螃蟹,一克朗的是鲑魚,十克朗是一群柳葉魚,一百克朗是一條鰈魚。數一數硬幣,你會覺得:冰島人對魚還真是內行;但對於銀行業,恐怕就不行了。
但沒人注意到這點。信用是如此便宜,幾乎等於免費。我和華格羅.布拉格森(Valgarður Bragason)談過,他是一名泥水匠,買了二棟房子和一塊地,只和銀行談不到十五分鐘,就貸到三筆款子,總計約六十萬英鎊(約三千六百萬台幣)。其中一筆貸款並不是用冰島克朗計價,因為克朗的利率很高,而是用五種不同的外國貨幣做成一籃貨幣來計算利率的。
這麼做聽起來似乎很瘋狂,但這個新世紀之初的冰島和其他地方,個人金融的傳統規則已經被束之高閣了。是的,這裡和其他地方一樣,許多消費者和貸款人缺乏責任感;而這種缺乏責任感的行為,還會受到鼓勵。在整個自由經濟的世界裡,銀行把不負責任金融視為有價值的商品,幾乎等於一種天然資源,要加以呵護和培育。
每個人被鼓勵享受便宜的信用,就像鵝被填得飽飽的以生產鵝肝醬
那段期間,到處都有便宜的信用,人們差不多每天都會接到放款銀行的推銷電話,以及事先填好、只需簽名就搞定的信用卡申請書。還有,當我打電話給我的巴克萊銀行時,語音系統在讓我選擇查詢帳戶餘額,或是轉接給專人接聽之前,會先播放一段邀請我辦一筆新貸款的語音。每個人都被鼓勵去大大享受便宜的信用,就像鵝被填得飽飽的以生產鵝肝醬。「我也知道要小心點,」一個朋友對我說:「但我的理專說,這就好像前面的道路空曠無車,這時不大腳重踩油門就太傻了。於是,我就重重給他踩下去。」
數以百萬計的人,都和他一樣。
有一陣子,冰島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現代經濟奇蹟。後來,冰島的經濟崩盤,就像麥克.坎貝爾(Mike Campbell)在《妾似朝陽又照君》(The Sun Also Rises)中破產的方式一樣:「二種方式,漸漸地,然後突然地」。
冰島貨幣克朗,在二○○八年初就緩緩貶值,而由於太多冰島人有外幣借款,讓情況急速惡化──40,500個人,總計欠了1,150億克朗。以當時的匯率計算,大約是每人欠了30,000英鎊(相當於180萬台幣左右,這些錢大部分都拿去買騷包的名車)。
在一個人口只有三十萬的國家裡,四萬人就算很多了。他們悲慘地曝露在克朗的貶值當中,因為當克朗下跌,他們的貸款成本就會猛烈上升。二○○八年的前九個月,是一場金融惡夢,而這場惡夢在十月六日突然化為真實,並且再也無法挽回,冰島總理哈德(Geir Haarde)在電視上對人民迂迴且不負責任地說:國家已經破產了。銀行倒閉,冰島所有的外匯存底除了支付食品、燃油、和醫藥等生活必需品之外,全部凍結。
這讓芮可和數以百計和她一樣的人站在街頭,看著他們手上的金融卡疑惑地皺起眉頭。為什麼突然之間,自己就沒錢了?而且,當時他們沒有任何人知道真實的狀況。
布朗(Brown),是一種大便的顏色
冰島的銀行成長太快、太大,以致於其銀行體系──套句俗話說──就像「一隻大象站在老鼠的背上」。英國政府引用《反恐怖主義法》,禁止冰島銀行的錢流出英國,從此冰島銀行的海外資產也被凍結了。冰島人到現在對這件事還是很生氣:我在雷克雅未克看到一件T恤,上面印有英國首相的照片和這個標語:「布朗(Brown),是一種大便的顏色」。這有點過分。但他們有權利找個人來出氣,因為冰島銀行的內爆,讓該國的每一個男女老幼損失116,000英鎊。
我們怎麼會搞到這個地步?我們是如何從一個銀行和信用都照章運作的經濟,搞到今天這種世界經濟「雷克雅未克化」的局面?
我認為,這場風暴建立在一個問題、一個錯誤、一個失敗、和一個文化上;但在這些東西之前,那是來自一種氣氛——這是資本主義世界戰勝共產主義,以及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的氣氛。
對我來說,這特別明顯,因為我是在香港長大的。當時的香港,是全世界最不受拘束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是經濟上的大西部。沒有規則、沒有稅(後來有 15%的上限稅率)、沒有福利政策、沒有健保或國民教育。在通往香港島山坡地的途中,貧民區到處蔓延;住在貧民區裡,沒有水電或醫療,他們的小孩也沒有學校。完全不受法令管制的血汗工廠,是這個殖民經濟的一大特色。資本主義無法無天的醜陋邊緣隨處可見。
但這個方式的資本主義,也同樣創造了隨處可見的成長和財富——你不可能沒注意到,這個一切自由、「落後者自己倒楣」的體系,使得當時的人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追求。來自共產中國的難民,以各種無法想像的方式游泳、爬行、和偷渡到香港,他們經常在偷渡中喪生;就算跨越了邊界,被抓到了還是會被遣返。除非他們到達九龍的邊界街,到了這裡他們就有權留下來。遊戲規則很清楚,宛如兒童遊戲的成人版──只要成功抵達終點,你就安全了;否則,就要回到暴政之下。
對於那些想盡辦法要到香港的人來說,這裡是一個希望與機會之地是錯不了的——而且他們明白,他們想盡辦法所要到達的,與其說是個「地方」,倒不如說是種「體制」。在這裡,土地和人民都一樣是中國,只有體制不一樣。因此,這個體制一定有某種非凡的力量。
至於共產中國,在一九七九年開放外人觀光之前,是一個恐怖和傳統的地方。當時,觀光客總是被帶到新界的最遠處去眺望中國。在香港端的山上有一個廓爾喀觀察哨,從那一眼望去,你會看到稻田和一條河,其他空無一物。如今,站在同一個地方眺望,你會看到深圳──中國成長最快速的城市——這個地方在三十年前,幾乎沒有任何建築物。
國家?閃一邊去吧!
當時的香港就像個實驗室,一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實驗室。在歷史和人口環境的交互影響下,香港成了全球獨一無二的地方。在我離開香港之後的三十年,香港成了世界的典範。從此以後,無拘無束、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場不再是罕見的特例,而是一種新常態:採用這個制度的國家,經濟成長比不採用的國家還快。你無法用人民的感受來準確衡量客觀的變化,但你可以用GDP的成長來衡量,而來自GDP的證據是不容否定的。在雷根執政的美國以及柴契爾夫人掌權的英國之下,「香港版」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佔領了全世界。如今我沒辦法回家了,但從某個重要觀點來看,根本沒差,因為家已經回到我這裡來。
這個散播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版本,理念基礎來自亞當斯密,並透過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裝扮得好像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有一個基本連結似的。我相信,後來的事件已經證明這二者並沒有基本關連——但這部分說來話長,可以寫成另一本書。這裡我要說的是,這個版本的資本主義──通常被稱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包含了市場自由化、經濟去除管制(尤其是去除金融部門的管制)、國家資產私有化、低稅賦、和盡可能降低國家支出等──占領了全世界。國家的角色?閃一邊去,不要阻礙個人和企業創造財富的力量。
美國和英國是這類政策的全球拉拉隊長,他們在GDP成長上的成就,讓他們可以不斷把經過改良的制度套用在紐西蘭、澳洲、愛爾蘭、西班牙(在某種程度上)、冰島、俄羅斯、波蘭和其他地方。當IMF介入需要金融援助的國家時,也會實施某一個版本的這種政策。實施這些政策之後,就會出現可觀的GDP成長,但分配不均也會隨之惡化。
對馬克思主義者,以及那些「反跨國企業」、「反全球化」的左派聲音來說,這種資本主義是「為自己的滅亡播下種子」。這本書,就是要講這個故事是如何發生的。
有幾十年的時間,資本主義西方和共產主義東方之間,進行了一場「意識形態的選美比賽」,雙方競相打扮成一種能對自己的人民提供比較好、比較公平的生活方式。東方所展現的,是壓抑;西方則是免費就學、全民健保、有薪休假、和開放的機會與權力。
結果,好人贏了,選美比賽結束,但西方為期數十年在平等和人權上的進步也同時宣告結束。在美國,中位數所得——在所得曲線上最中間那點的所得—— 對工人來說,自一九七○年代以來一直沒有變動,而頂層和底層之間的所得差距則大幅攀升。一九七○年以來,美國最高所得那五分之一的人,收入已經增加了六成,其他人的收入則減少10%。3在一九七○年代,美國人和歐洲人每年的工作時數差不多;現在,美國人的工作時數幾乎是歐洲人的二倍。4那還只是中產階級的情形。對頂層的人來說──尤其是最頂層的人,情況完全不同:在一九八○到二○○七年之間,美國最有錢的0.1%的人,看著自己的所得成長700%。5
有史以來第一次,資本主義打遍天下無敵手,成為全世界最優勢的政經體系。在這樣的氣氛下,可想而知,主導資本主義運作的金融部門,必然擁有一定的地位,因此他們開始瓜分經濟大餅以犒賞自己。沒有全球性的對手來指責、嘲諷肥貓越來越多、越來越肥的現象;讓富人如此快速地變得更富有,並不會受到責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