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維德・克爾瑪尼

名人推薦：林育立（作家）

張雍（旅歐攝影師）

房慧真（作家、記者）

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閻紀宇（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 鄭重推薦

媒體推薦：「如果想要一窺近東與中東這些危險地帶人民的日常生活，甚或他們在新聞報導背後的真實人生，就應該讀一讀納維德・克爾瑪尼細膩而敏銳的報導。這些報導會讓讀者立即愛不釋手。」 －－德國文化廣播電台

「緊湊、精采、情感細膩、見解獨到。」－－《西德匯報》

「在閱讀之後，讀者會在幸福中釋卷，因為不僅在情感上深受感動，在知識上同樣滿載而歸。」－－《新蘇黎世報週日版》

※義大利蘭佩杜薩島

「不，你錯了，難民們對這裡的居民不是什麼大問題，」前市長表示，「他們從不是家庭、酒吧或餐廳裡的話題，他們基本上是隱形的。」

「難道居民不覺得他們是種負擔？」

「會啊，剛開始的時候，一九九三年，當第一批難民過來時，是會這麼覺得。當時還沒有收容所，沒有照顧他們的經費、衣物和食物。當時我們還得自己照顧這些難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只能自己承擔。確實有些人頗有微詞，不過安全方面倒是沒有造成什麼問題，當時那些難民的確整天在島上閒晃，有些人甚至就睡在沙灘上。可是如今呢？」

「我可以想像，難民的到來對島上的居民造成的心理負擔。」

「什麼啊，難民的到來其實創造了就業機會，光是在收容所裡就雇用了六十位在地居民，此外，還有更多的投資、更頻繁的航班，更不用說，那些蓋給外國組織的員工居住的房子。」

「不過，那些與難民有關的消息，對於這座島應該也不是什麼正面的宣傳。」

「沒錯，我們的形象受損，」這位前市長坦承，「觀光客變少了。不過，到底是誰在整個義大利大肆宣傳蘭佩杜薩島就快完蛋了？我的繼任者。他所在乎的不是那些難民，而是能讓他從中得利的緊急狀態。」

「你指的是貝魯斯柯尼法則？」

「是的，貝魯斯柯尼法則，只不過是村莊版的。我的後繼者所要的是，能夠照顧他朋友的標案，能夠幫他贏得選民的補助。他宣稱，卡賓槍騎兵隊太累了，嚴正要求收容所周圍要裝上鐵絲網。接著他又要求建立一支私人警隊，因為若不如此，無法恢復安全；蘭佩杜薩島上的安全，你能想像嗎，在一個人人夜不閉戶的地方。這些年來，難民唯一曾經犯下的罪過就是，點了啤酒卻付不出錢。我的後繼者有何必要要求建立一支私人警隊？無非就是為了能夠發包一些新的標案。最近，他居然在抱怨收容所的狀況讓我們感到痛心，它太擁擠，臭氣薰天，如此對待難民簡直毫無人性。那麼，人們要如何改善他們的處境呢？由市府接管收容所；再度創造了新的職位！當他想要利用這些難民時，就說他們是一群可憐的人，等到利用完了，他就馬上變臉表示：就算這些黑鬼再怎麼清洗，也還是臭氣薰天！」

「這是種族主義嗎？」

「不，這是一般的偏見，只此而已。這種人不像過去的法西斯。這種人從所有在蘭佩杜薩島靠岸的難民船獲利。由於引擎、電池與金屬等東西不能任其沉入海底，那些難民船必須當作特殊垃圾處理，處理這些船得花上一萬兩千歐元，他們拿到錢後，付給某人兩千歐元，讓他把那些零件丟入家庭垃圾裡，或是乾脆直接把船弄沉到海裡。」

「現任的市長難道沒有借助反對難民的口號贏得選舉？」

「他是利用操弄卡賓槍騎兵隊的問題當選的。他宣稱，卡賓槍騎兵隊過於嚴厲，會刁難這裡的人，一如建築監督機關，甚至是這整個國家，他們應該放過這裡的人，讓這裡的人自己處理自己的事情。這裡的人，我不禁感到好笑！他們所指的『這裡的人』只是他們自己。一切都應當民營化。只有那些賺不了錢的事情，就請國家繼續承擔，譬如飛往蘭佩杜薩島的飛機，國家就應該補助。對於他們而言，國家只是一個業務範圍。」

這位前市長大概花了半分鐘的時間靜靜地攪動第四杯espresso，彷彿在思索著，還有什麼反對自己後繼者的話要講。他自己是個義大利的老左派，在年僅十三歲時，他已是共產黨在蘭佩杜薩島上的總書記，因為在讀寫能力在南義大利還不是很普及的時候，他就已經能夠可靠地讀和寫。他一直是位領袖，早在青少年時期他便已取得自己的政治首勝；他催生了設在島上東邊的龜蛋保育區。照片如今還掛在牆上。蘭佩杜薩島基本上是傾向於基督教民主主義，他表示自己的勝選其實是個例外。不過，過去的基督教民主主義者，至少還是可敬的對手。如今這些新冒出頭的傢伙，讓他十分地鄙視；他們的無知、失德、機會主義！他表示，這些人對蘭佩杜薩島的歷史一無所知；他說自己正在撰寫一本關於蘭佩杜薩島歷史的書，問我在德國是否找得到一家願意翻譯這本書的出版社？

「真要說起來，我們自己其實就是個由移民、難民所形成的族群，延伸至突尼西亞，因為當時在非洲有工作可做。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娶了阿拉伯人，另有一些人則是在那裡出生，後來才跟著父母移居蘭佩杜薩島。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其實是阿拉伯人，雖然這並非他們所樂於聽到的事實。」

※阿富汗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清晨時分，我探訪了喀布爾的一座墓園。與城市裡總是塵土飛揚、人聲鼎沸的街道相比，這裡可說是個十分清幽的地方。這片墓園簡直一望無際，由於它位於城市邊緣的一座高山上，因此所有的廢氣煙塵全都只在它的腳下。四處都有可以遮蔭的樹木，人們或許很難相信從前的喀布爾其實曾是座美麗的花園，如今美景卻只能從數十年前的照片中回味。這裡更特別的是它的寧靜，完全聽不見絲毫車輛的噪音，只有遠方兩頭驢子在那兒嘶吼。當我見到第一個、第二個、然後接連許多個張在家族墓園柵欄間的防水布時，我不禁開始擔心找不到任何人讓我詢問一下，十多年前與三十多年前那些死於戰爭的受害者何在。後來我發現這裡頭其實住著一些家庭，只不過喀布爾墓園裡的居民多半是年長男性，其中不乏獨居老人。

我有幸與一位先生對話，他很用心布置自己的家，地上鋪有地毯，架上放有鍋子、水壺和一台收錄音機。雞在帳篷前跑來跑去，有隻剃了毛的羊則依偎在努爾・阿格哈（Nur Agha）──明亮先生，從前所有的人都如此稱呼他──的大腿旁。他的鬍鬚中只有幾根白毛，額頭上沒有半點皺紋，及肩的長髮烏黑閃亮。我猜他應該年屆六旬，頂多六十五歲左右。事實上，他現年已八十一歲，努爾・阿格哈一邊估算，一邊頑皮地微笑著。

「你做了什麼讓你看起來這麼年輕？」我不禁好奇地問道。

「我很小心，」努爾・阿格哈邊說邊用手指著自己的左胸，「別讓憂傷在我的心臟裡打結。」接著他回答了我，在死於戰爭的三百多萬阿富汗人中（三千多萬阿富汗人中的三百多萬人），包含了他的多少家人，「我家有七人罹難。」

二十年前，當戰火在喀布爾街頭蔓延，每個房子都成了戰場，隨時也都可能從山上射來飛彈。努爾・阿格哈自己先開車前往賈拉拉巴德（Jalalabad），為家人的逃亡預作準備，在返回喀布爾接走家人途中，一顆炸彈摧毀了他的房子，他的妻子連同五名子女與一位姊妹全都當場身亡。他花了兩週的時間，才將他們全部安葬。「不，不是在這座墓園，而是隨便找塊受到防護的地方。當時沒有人能夠踏上這座墓園，這裡到處都是狙擊手。」

「從那之後，我便一直是孤身一人。」努爾・阿格哈說道。他拍拍自己的羊，彷彿不想承認自己的孤單。

在人們又能將死者安葬在這座墓園後，他便在此搭了一座小茶棚。「地點不錯，」他笑著說，「畢竟，戰事頻仍。」房子他是再也沒有了，更沒有力氣從頭來過。於是，就連夜間他也都待在這座墓園中。一晃眼，二十年就過去了。我問：「如今的情況比較好，還是在塔利班的統治下比較好？」

「當然是現在比較好。」努爾・阿格哈回答。

如今人人又都能前來這座墓園探望自己過世的親朋好友，就連婦女和年輕人也不例外。過去婦女不許出城，年輕人也不敢在街上遊蕩，因為附近總會有個塔利班的成員，他們會去糾正人們的外表，強迫人們去參加集體祈禱。

「那麼，在塔利班的統治下，你的生活是否很拮据？」

「不，不會，」努爾・阿格哈回答道，「在塔利班的統治下，我的收入其實還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塔利班會發救濟金。如今，即使是在齋月，我都會有好幾個晚上餓到睡不著覺。」

「既然如此，為何說現在比較好？」我接著追問。

「因為如今我們是自由的，」努爾・阿格哈用類似某個PowerPoint簡報裡的說法出人意料地回答我，「再也沒有人會強迫我，必須做些什麼、說些什麼、將鬍子留多長。」

「是喔！」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過了正好十年之後，身為一位西方的記者，我有義務追問一下對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這天，他有什麼看法？努爾・阿格哈不曉得我問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就是，那一天在美國發生了多起攻擊事件，有幾架飛機飛去衝撞了一些高樓。」努爾・阿格哈搖了搖頭。當時根本沒有任何電視機，可以幫他填補這些資訊上的缺口，就連收音機也都不許收聽。

我們接著又聊了一些在這座墓園裡比起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更為重要的話題，像是不再拿來燒水的俄式大銅壺。努爾・阿格哈如今再也不賣茶了，一方面，是因為他已老得做不動，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再也提不起任何興致。憑藉死者家屬捐給他的一點錢，他還能勉強度日，只不過他的人生早已殘破不堪，老婆和小孩全死了，如今只有一隻羊陪他獨活在這世上。

「如果有人幫助我活下去，我樂意接受，萬一再也沒人幫助我活下去，我也樂於一死。」

※敘利亞

我夥同攝影師凱伊・維登赫佛前往小城蓋爾亞廷（Qaryatain，從大馬士革往北大約兩小時車程）參加聖艾利恩節。往年全國各地的基督徒都會前來參與這場節慶，不過今年卻只有在地的居民出席。在這座上千年的小教堂裡，他們分坐在一些長椅上，男性穿著打摺西褲與短袖襯衫，女性穿著及膝短裙，青少年塗了許多髮膠在頭髮上，兒童則身著一些閃閃發亮的衣物。整場禮拜幾乎全是歌唱及與誦讀《古蘭經》聽起來差不了多少的吟誦祈禱。在吟誦主禱文時，信眾全都伸出雙手，將手掌朝上，如同伊斯蘭教徒在吟誦〈開端章〉，在進行聖餐禮時，長鬍子的教士們則跪了下去，用自己的額頭去觸地。在讀經時，教士肯定不是恰巧選擇了，以色列民族在法老的暴政下獲得解救的篇章。這位教士隸屬於馬爾穆薩修道院（Dair Mar Musa），該院受到政府與國家教會嚴密監視，因為義大利籍的修會創辦人保羅・達爾歐格里歐（Paolo Dall’Oglio），曾公開談論政府民兵的暴力行為，並且呼籲與反對派人士進行對話。自從他被驅逐出境後，該修會改由一位敘利亞人領導，雅克神父（Vater Jacques），只不過，他同樣經常會大鳴大放。

在禮拜結束後，雅克神父請我到他簡樸的辦公室去聊一聊，那裡同時也是他的住處。「敘利亞的國家教會，」他完全不拐彎抹角地直接談起該國當前的局勢，「犯了和在伊拉克一樣的錯，在那裡，由於害怕伊斯蘭主義者，他們明明白白地站在政府那一邊。如果教會不想談論鎮壓，至少應該保持中立，否則將來可能會被拖下水。遺憾的是，就連在各教區中，特別是鄉下的教區，基督徒自己也十分恐懼，在一個革命的敘利亞裡，將再無自己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雖然目前已有許多年輕的基督徒被抓入牢裡，可是偏偏在鄉下有許多教區成員不曉得自己的歷史，誤將伊斯蘭教視為夢魘，渾然不覺自己這段時間以來已變得越來越有基本教義派的傾向。」

我問，敘利亞的基督徒在看到自己在伊拉克的弟兄們的遭遇後，難道沒有理由害怕嗎？

「並非只有我們基督徒，其實所有敘利亞人全都站在地獄的入口。不是因為人們想要活在自由裡，而是因為人們以暴力來因應自己有權享有的事。」

「萬一敘利亞最後變成第二個伊拉克，到時會怎樣呢？」

「屆時或許會有一場大逃亡，」雅克神父說完隨即強調，「基督徒融入敘利亞社會的情況要比在伊拉克甚或埃及好上許多。此外，相較於其他阿拉伯國家，基本教義派對於敘利亞的伊斯蘭教，其實只有很小的影響。無論如何，這個修會與伊斯蘭教徒相處的情況，甚至比與其他某些基督徒來得更為融洽。」

我問雅克神父，歐洲某些政治人物要求，只收容來自敘利亞的基督教難民，對此，他有何看法。

「這些歐洲的政治人物，與其在那裡用他們不負責任的言論，去助長那種威脅我們的宗派主義，還不如盡自己的所能，讓任何人都不必逃出敘利亞。我們基督徒屬於這個國家，即便這不是我們這裡或歐洲那裡的基本教義派所樂於聽見。阿拉伯文化是我們的文化！」

馬爾穆薩修道院曾五度遭到入侵，請注意，是被罪犯，不是被伊斯蘭主義者，五度，雖然在第一次遭入侵後就沒有什麼東西可被偷的了。「不，」一位修女輕聲地說道，「我一點也不覺得政府會保護我們，我的感覺其實正好相反。」

※義大利蘭佩杜薩島

「不，你錯了，難民們對這裡的居民不是什麼大問題，」前市長表示，「他們從不是家庭、酒吧或餐廳裡的話題，他們基本上是隱形的。」

「難道居民不覺得他們是種負擔？」

「會啊，剛開始的時候，一九九三年，當第一批難民過來時，是會這麼覺得。當時還沒有收容所，沒有照顧他們的經費、衣物和食物。當時我們還得自己照顧這些難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只能自己承擔。確實有些人頗有微詞，不過安全方面倒是沒有造成什麼問題，當時那些難民的確整天在島上閒晃，有些人甚至就睡在沙灘上。可是如今呢？」

「我可以想像，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