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納德.弗雷澤

新版序
序

〈一〉 藏著：最初十年（1939—1949）
 
最初幾個月我一直躲在牆內的藏身處。我的妻子在裡面放了一個兒童椅，逼仄的空間讓我只能面朝一側坐，兩個肩膀挨著牆。我能站起來，但無法走動。從清晨直至午夜過後，我都被關在那裡。
 
〈二〉 曼努埃爾和朱莉安娜：年輕的日子、村子、政治（1905—1930）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在學校感受到的不公開始在其他方面變得明顯。我能說出幾千個這樣的例子……
 
〈三〉 共和國、革命和內戰（1931—1939）
 
要是我沒有保持鎮定，這裡就會發生一場屠殺。
 
〈四〉 藏著：又二十年（1949—1969）
 
（瑪麗亞）如果你不斷希望，有時它最後會成真，不是嗎？
 
〈五〉 釋放
 
他穿上鞋後不知道該怎麼走路。我們離開的那天早上我（朱莉安娜）必須攙著他，因為他一直滑腳。就算現在，他走路的樣子也和以前不同。我看得出他跨的步子很大，好像對自己沒把握一樣。
 
〈六〉 今天：曼努埃爾
 
重獲自由最初的那些天裡，我覺得很反常。我已經太習慣藏著，習慣了藏著的生活方式和節奏，以至於其他任何事都讓我覺得不正常。
 
注釋
大事年表
譯後記
 

新版序

2010年初，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報導，1850個未標記的公墓被繪製在了西班牙近一半的國土上。輿論認為，公墓埋葬的絕大部分遺骨，是西班牙內戰期間及戰爭剛剛結束後，因為政治主張、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被暗殺的人。內戰結束已經過去七十年，這個消息讓人不寒而慄。但實際上，這代表了執政黨社會黨做出的努力——根據1997年以《歷史記憶法》之名而為人熟知的議會法案，政府終於準備讓戰爭中逝去的靈魂安息。這項法案在特定情況下允許對遺體進行挖掘，內戰雙方實行的暗殺皆適用於此。事實上，此舉辯白了那些支持1936年合法當選的共和派政府的人的權利——包括左翼工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共產黨人、社會黨人，以及左派共和黨成員和反對反動叛亂的軍官。這一權利被佛朗哥政權剝奪了四十年。當年共和派政府與導致內戰加速爆發的武裝叛亂進行了對抗。根據最新歷史研究，叛軍為了剷除“反西班牙的破壞分子”並恐嚇民眾，總共謀殺了十萬人。內戰最初幾個月遭到槍決的那些人，被遺棄在了他們倒下的地方，一起埋葬在無標記的非神聖之地。這項法案規定，如果願意，逝者的子孫最後終於可以將他們的遺骨改葬，或者至少瞭解他們目前的埋葬之地。

儘管我瞭解整件事的背景和龐大的被暗殺人數，但寫下這些的時候，這個消息仍然帶給了我極大的衝擊：僅在西班牙半片國土上就有如此多的無名之墓——全國由社會黨單獨治理或與其他政黨聯合管理的十七個自治區即占了八個。如果本書的兩位主人公之一曼努埃爾．科迪斯（Manuel Cortés）不是如此聰明機智，他的遺體如今很可能就躺在這其中一個無名之墓裡。在由獲勝的佛朗哥支持者掌控的米哈斯（Mijas），等待他的幾乎必然是這種命運。這個安達盧西亞村子是他的家鄉，內戰之前他是這裡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社會黨村長。但他逃脫了這種命運，因為戰爭結束回鄉後，他在父母及其妻子的家裡藏了三十年。他以理髮師為業，終生秉持社會主義和工會主義信念；他家境貧窮，基本依靠自學，而且熱衷政治；他堅信村裡目不識丁的無土地散工和小戶佃農必須先接受教育並學會合作，然後才能肩負起迫在眉睫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以使農村從反動地主階級手中解脫出來；他極力反對暴力，包括回應武裝叛亂而在後方進行的暗殺行動——勞工們著手的革命事業，使得大約五萬五千名“資產階級”因為政治或宗教理想被大肆槍殺。作為村長，曼努埃爾在那段危機四伏的時期挽救了許多政敵的性命。他從大多數人那裡贏得的感激，卻是他們盼著看到他被槍斃在那條乾枯的河道旁，而他的一些同伴已經在那裡送命。

有兩年時間，曼努埃爾整日藏在一個不過兒童椅寬的空間裡。倘若沒有他的妻子朱莉安娜（Juliana）的支持，他不可能倖存下來。從多個意義上而言，她是這場磨難的另一位主角。因為她必須不斷應對外部世界，在戰後嚴峻的形勢下抵擋國民警衛隊的搜查和盤問，以及好事的冤家對頭和愛管閒事的街坊鄰居。她通過嚴厲的告誡確保了三歲的女兒對曼努埃爾藏在家的事隻字不提，正如多年後她的女兒瑪麗亞為同樣的原因讓自己的兩個孩子保持沉默。兩代年幼的小女孩被媽媽逼迫絕不許把家人知道的秘密向外透露——這是她們的父親和外祖父存活下來的條件。在一個人們相互熟知的小村子裡，做到這樣絕非易事。但這些年幼和年長的女人做到了，誰也不知道她們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除了保護丈夫，朱莉安娜如今還要養家。讀者會看到，她對這件事變得遊刃有餘。她帶著對利潤的精明考慮擴大了生意，曼努埃爾說這是他自己在幕後指導的結果。事實的確如此，但只說對了一部分，因為這否認了朱莉安娜在執行決定時發揮的作用。不過平心而論，曼努埃爾十分克制地未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強加給朱莉安娜和瑪麗亞，也不對她們參加教堂活動和她們的宗教信仰評頭論足。他自己則對這些事情毫不關心。但在更世俗的層面上，他對妻子和女兒便沒有這麼寬容。對於一個1969年時已六十多歲，並且剛剛從漫長的躲藏中走出的村夫而言，這並不讓人意外。

儘管重獲行動自由後曼努埃爾沒有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但他晚年一直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讓我好奇的是，他會如何看待《歷史記憶法》？我確信他會欣然接受對那些反對武裝叛亂的人的權利進行平反，同時再次譴責交戰雙方犯下的暴行，並且一定會指責中間偏右的人民黨（Partido Popular，PP）藉口法案只會重揭內戰傷疤而拒絕通過的行為。他可能不會像歷史學家一樣感激立法者的決定——將與內戰有關的眾多西班牙文獻單獨集中在薩拉曼卡的檔案室裡。但他也許會和我一樣，對這項法案的名稱感到困惑。歷史記憶？想必這裡合併了兩種記憶。我們通常所說的記憶是個人親身經歷的產物，對每個個體而言都是主觀而獨特的。從這層意義來說，歷史的記憶必然有許多版本。而且即便有些記憶有重疊之處，它們帶來的影響也會因人而異。所謂的歷史“記憶”只可能指代對過去的集體意識，是通過教育、影像、傳說、書籍、電影、新媒體等形成的一種後驗，因而無需個人的親身經歷，並且受制於操控歷史的爭議，以及它對現在的投射。正如人民黨做出的反應，這種現象在內戰問題上一直存在。對於20世紀30年代導致國家分裂三年的戰爭，西班牙國內尚未達成共識。

我們能否認為個體記憶在其所屬階層或社會群體中具有代表性？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每個人始終遠不止他代表的某一件身外之事。那麼，記錄個體的回憶——我們都知道其客觀描述難免經常出錯——用途何在呢？我想，只在於這些回憶最能告訴我們的——那些親歷歷史事件者的主觀感受。

最後我想以自己的觀點結束。在我有幸認識的所有人中，曼努埃爾是最不同尋常的幾位之一。他對民主社會主義的信念堅不可摧；他早從少年時代起便為改善周圍世界所做出的努力是令人欽佩的；他對包括其政敵在內的其他生命的尊重，體現了一種在其同時代的人身上少有的對生命的敏銳情感。我十分感激他提供的現代西班牙歷史和政治知識。他是一個真誠的人，果敢而沉著，但卻對自己和自己的成就表現得異常謙遜，毫無誇大之詞。我很榮幸成為他的朋友，並和他共同著述此書。

羅納德．弗雷澤
2010年3月于瓦倫西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