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伯恩斯坦

前言

1976年秋季我與妻子海倫在蘇聯政府邀請下前往莫斯科。由於我是說服蘇聯1973年加入世界版權公約的出版社代表，所以他們政府希望能帶我們認識當地的作家。雖然他們當時將我們的行程安排得很緊湊，我們對此行卻有不同的計劃。我們抵達莫斯科的第一晚， 《紐約時報》的分社長克里斯多夫．雷恩和他多才多藝的同事大衛．希普勒便為我們安排了一場晚餐派對。

當我和海倫抵達派對會場時，見到出身原子物理學家後來支持改革的異議人士安德烈．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與他妻子葉連娜．邦納（Elena Bonner）坐在沙發上。當時是我擔任蘭登書屋總經理的第10年，已經出版過幾本沙卡洛夫著作與演講的翻譯，但我從未見過他本人。前一年他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但被蘇聯政府禁止前往領獎。在他太太葉連娜的邀請下，海倫與我一同去了奧斯陸見證她代表她先生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經歷過頒獎典禮感人的那一刻後，彷彿已經與他們夫妻倆熟識已久，於是我們立即上前打招呼。

對於沙卡洛夫的成就我感到無比讚嘆，但他本人卻非常謙虛。他年紀差不多50 多歲，頭髮有點禿，戴著一副大眼鏡，說話音調柔軟細膩。無論什麼場合他總是身穿毛衣，還記得那晚他穿著一件前面帶有紅色格紋的灰色毛衣，搭配一條灰色休閒褲，顯然地他對衣著並不是很在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沙卡洛夫在氫彈研發獲得突破性發展，讓他頓時成為蘇聯眾所矚目的英雄，為蘇聯核武科學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政府提供優渥的福利犒賞他：知名度、華麗的房子、專屬轎車與司機，並給予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榮譽。

但身為核武科學權威的沙卡洛夫卻為此感到困擾而選擇挺身而出。1960年末他發表了一篇文章譴責蘇聯與美國之間的核武軍備競賽。儘管之後他失去了原來政府給予他的特權，但仍持續宣揚政治開放、民主與和平主義，同時也協助一群不顧自身安危英勇，勇敢為爭取人權發聲的異議分子。

邦納因為視力衰退但無法獲得充分醫療照顧，所以戴著厚重的眼鏡，她站在一旁不停地抽菸，適時加入談話為我們翻譯。

我對沙卡洛夫說的內容非常有興趣，整整一個多小時他與我們分享了蘇聯目前的局勢，覺得政府有必要立即停止現在的政策，以及他與妻子以及其他人權鬥士危險的處境。

當他一邊述說他的經歷時，我一邊想著他精采的人生故事，於是忽然脫口說出：｢我必須出版你的自傳。｣

｢我當然很樂意。｣他說。

聽到他的回覆後我興奮地說：｢我不想浪費時間，該如何把合約交給你呢﹖｣

他立即伸出右手和我握了握手說：｢我們就此說定了，這就是我們的合約，後續細節就交由你負責。｣

那一刻是我人生中最熱衷的兩件事：出版與人權。以一個特別又別具意義的方式同時交錯。我當時已經53歲，打從我二戰退役返家，誤打誤撞進入由迪克．西蒙（Dick Simon）與麥克斯．舒斯特（Max Schuster）成立的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工作後，至今已從事書籍出版30年。這30年間我接受蘭登書屋創辦人班奈特．塞夫（Bennett Cerf）及唐納．克洛普佛（Donald Klopfer）的邀請，跳槽至蘭登書屋。

由於我起初的業務資歷，剛開始我將出版業看作是門生意，但是擔任蘭登書屋總經理10年後，我漸漸了解到這些出版著作能以這麼多不同形式，將人們偉大的想法傳遞至世界各個角落有多重要。想像你可以和E. L.多克托羅（E. L. Doctorow）、詹姆斯．米歇納（James Michener）、尤朵拉．威爾堤（Eudora Welty）、蘇斯博士（Dr. Seuss）、約翰．赫西（John Hersey）、瑪雅．安傑盧（Maya Angelou）、理查．克魯格（Richard Kluger）、諾拉．艾芙倫（Nora Ephron）、羅伯特．卡羅（Robert Caro）、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羅伯特．賓．華倫（Robert Penn Warren）、托妮．莫里森以及其他優秀作家一起交流，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機會。

1960年末至1970年初，我必須與蘭登書屋經歷一連串併購，同時又要確保它的獨立與完整性。與此同時還與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鬧上法庭，捍衛我們的出版自由。我本能地認為身為出版社的大家長，其中一項職責便是維護作者言論的自由，後來為了被剝奪權利的作者效力也是很自然的事。美國的出版社一直以來都自願貢獻他們的資源，後來也透過美國出版協會旗下的國際出版自由委員會以及其他企業與獨立組織持續在這方面努力，包括禁止圖書館的禁書行為、政府擅自干涉出版物，及其他試圖破壞資訊交流的政策。

但是蘇聯政府強迫沙卡洛夫這樣的文字工作者保持緘默的殘忍暴行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那些作家被關進監獄、官方取締以及被流放， 只因為他們發表了政府認為有威脅性的觀點。

那晚遇見沙卡洛夫是我的人生轉捩點。對我個人，甚至對其他人來說， 沙卡洛夫是一位能鼓舞人心，也是樹立道德標準的一盞明燈。接下來幾天，我有幸認識其他異議作家，回到美國後覺得應該要運用我身為出版人的力量為他們解決困境。1977年我與幾位同樣對東歐及俄國感興趣的朋友合力創辦了赫爾辛基觀察組織，致力於協助蘇聯異議人士在鐵幕之後爭取人權。接下來的20年赫爾辛基觀察慢慢擴展為人權觀察組織，更是其中一個規模較大的世界人權組織，而我對人權的投入也漸漸延伸至拉丁美洲、中國及中東。

這本書講述的就是我如何開始接觸到人權領域，以及我投身於書籍出版與想法傳遞的大部分人生。從事出版領域將近70年，我比之前更加堅信一個核心原則：即使是簡單的一本書，或是一個聲音，都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前言

1976年秋季我與妻子海倫在蘇聯政府邀請下前往莫斯科。由於我是說服蘇聯1973年加入世界版權公約的出版社代表，所以他們政府希望能帶我們認識當地的作家。雖然他們當時將我們的行程安排得很緊湊，我們對此行卻有不同的計劃。我們抵達莫斯科的第一晚， 《紐約時報》的分社長克里斯多夫．雷恩和他多才多藝的同事大衛．希普勒便為我們安排了一場晚餐派對。

當我和海倫抵達派對會場時，見到出身原子物理學家後來支持改革的異議人士安德烈．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與他妻子葉連娜．邦納（Elena Bonner）坐在沙發上。當時是我擔任蘭登...

推薦序 從禁聲到發聲

蘇正隆(台灣翻譯學會前理事長，書林出版公司董事長，師大翻譯研究所副教授)

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享有言論自由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就在30多年前，1987年解除戒嚴前的台灣，我們不能自由發聲，自由歌唱，自由閱讀，自由集會。在台灣許許多多的流行歌曲是禁歌，許許多多的小說、學術著作，許許多多西洋文學中譯，許許多多的雜誌都是禁書，那是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禁聲、禁書的年代。

當時沒有隨著國民政府到臺灣的中國作家，稱為附匪文人，作品一律禁止。即使已過世的中國作家，如魯迅，如果受到中共吹捧，他們的作品也列爲禁書。

基於對近代中國文學的興趣，我在大學期間常託香港僑生寒暑假回香港時幫我搜購30年代中國文學作品，因此重要作家的作品，如魯迅的《阿Q正傳》、《彷徨》、《呐喊》 ，錢鍾書的《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老舍的《駱駝祥子》、《貓城記》，曹禺的《日出》、《雷雨》，巴金的《家》、 《春》、《秋》等我都有，也常熱心將這些珍藏圖書借給朋友，但總覺得流傳的範圍有限。

1977年，我和台大外文系同學在學校對面成立書林書店／出版公司，但翻印30年代中國文學作品在當時算是「為匪宣傳」是要坐牢的。不久我發現書店附近有人擺地攤販賣翻印書籍，為了讓30年代的經典文學作品能夠流傳，我決定將藏書公諸同好，冒著風險，我分批將藏書借給一位姓賴的地攤攤販去翻印。很快地這些書籍在全台大學校園廣為流傳，也因此，我遭受一場小小的牢獄之災。1978年元月的某一天，我的大喜之日，警總一大早就將我帶走，經過十多個小時的偵訊才釋放，讓我趕赴喜宴。

也因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有這樣的經歷，因此閱讀羅伯特．伯恩斯坦的《發聲》這本書時我特別有感觸。《發聲》這本書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事業與志業。許多人「事業」成功，卻不一定有值得我們敬佩的「志業」。曾任蘭登書屋董事長及總經理的伯恩斯坦，他的可貴之處在於兩者兼顧。身為出版家，他領導蘭登書屋24年間，出版許許多多極有意義、影響深遠的書，營收從4,000萬元成長至將近9億美元，在事業上有出色成就。但他更以關注人權為志業，從1970年代初期致力營救遭受迫害的蘇聯作家，讓沙卡洛夫等異議分子受到全球關注。1970年代關注中南美洲人權，1980年代後期開始注意到中國的人權問題，全力協助中國流亡海外異議分子，傾注時間、心力與財力而無怨無悔。

羅伯特．伯恩斯坦的心路歷程會讓對文字、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對出版有更深的理解；而他以人權為志業的精神也值得效法，可以帶給我們心智上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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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從禁聲到發聲—蘇正隆
序—托妮．莫里森
前言
1. 青少年
2. 等待機會的打雜少年
3. 蘭登書屋的日子
4. 忽然身居高位
5. 政治與出版
6. 蘇聯人
7. 赫爾辛基觀察組織的誕生
8. 從蘭登書屋到紐豪斯
9. 尋找立足點：人權1980-85
10. 蘇聯內部瓦解：人權1985-90
11. 80年代的蘭登書屋：紐豪斯年代
12. 中國
13. 新組織，新策略
14. 關於中東人權未來的想法
後記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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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