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認識×參與×開處方×執行
都市設計、公共行政、組織管理
借鑒不同領域的經驗,以社科及哲學視角反思「理性」!
從都市計畫到參與式民主
公民投身政策規劃的第一本指南
我們每天都在規劃(planning)。從處理日常庶務、進修,到安排出國旅遊,生活中的規劃無所不在。然而,若從個人層次上升到組織、企業或政府的層次,情況就截然不同了。規劃是什麼?它有哪些特質?尤其,規劃與政治的關係又是什麼?
在規劃一件事情時,我們通常需要充分掌握資訊,才能夠對目標與程序進行安排。國家在規劃政策時看似也是如此。為此,規劃常被當作具有全盤的理性。然而,問題在於,政策的執行總是涉及「人」,這使得價值觀差異與倫理的問題無可迴避。例如,都市更新由於涉及土地徵收,我們不可能讓規劃完全出於政府的一己之意,而輕忽居民的意見。由此可知,在政策規劃的領域中,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面向不可或缺。
更重要的是,除了政府帶頭、由上而下施行的規劃之外,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員,每個人其實都能憑藉自身的專業知識,提出更好的計劃方案,以便為弱勢群體倡議乃至於培力。近期台灣的路權運動者,與體制內力量合作的道路改善方案,即為一個明證。總之,規劃可以草根化,融入審議、參與、民主的要素,進而讓我們居住的空間,更朝著「正義城市」邁進一步。
本書特色
●「規劃」無所不在,從政府組織、公司、社會企業到NGO,行動皆是以規劃為基礎,然而卻鮮少受到討論。本書正是台灣首本專門以「規劃」為主題探討的書籍。
●跨學科的旁徵博引,人文地理、空間規劃、社會組織、公共政策、應用倫理學、科技與社會研究等次領域的重要概念與相關討論,均收錄於此書。
●從計畫經濟引起的左翼/右翼論述之爭,對國家角色進行全面反思,也汲取都市社會運動的經驗,反省規劃專家與常民關係的多面性。
佳句摘錄
☆規劃管理學
▌應該將不確定性當成一項要考慮的條件來做規劃。
▌規劃者不應該只是實質規劃領域的專家;他們也應該能創造解決問題的辦法、利用機會、與非規劃者合作以便就該做的事情達成共識。理論家提出,要做到這點,實務工作者需要反思自己是如何做計畫的;這是規劃能變得有效、公正且民主的唯一方式。規劃理論的目標之一,正是指導實作。
▌五項與成功的計畫實施高度相關的要素:計畫的品質、規劃機構的能力、專案尺度、開發商與顧問的行動,以及規劃者與開發商互動的品質。
▌群眾教育和社會學習是反叛的核心,而且,「在日常基礎上,鬥爭活動圍繞著交談、對話、說服、協商」。[...]一張基進規劃者可以貢獻事物的清單:對現狀的批判、轉型式解決方案的技術改良、策略性倡議的通用智識,以及過去採取類似行動的知識。
☆規劃的政治經濟學
▌政策制定的世界裡沒有全盤理性模型。相反,政策制定者往往「勉強過關」(muddled through):決策是漸進式而非概要式的。
▌在一個理想世界中,規劃者只參與事物的管理。他們面對的所有問題,都是技術問題,逃離了政治貪腐。但這種命運不在他們能夠企及的範圍。這[種想法]不僅不現實,道德上也有問題。規劃者的目的是傳達城市如何改變的特殊理解,並推薦應對辦法。要這麼做,需要超越數據,超出課題的事實。這需要察覺到人們看重什麼、他們想要如何生活在一起。這要求規劃者置身於世界之中,而非在外旁觀。
▌1950和1960年代的社會動亂顯示,奠基於專業知能之理性的規劃與政策制定是不民主的,它主要用來服務掌權者的技術需要。簡言之,這個模型不僅行不通,還道德破產,也沒察覺到自身的政治[...]這催生了辯護式規劃(advocacy planning)的提議,根據它的主要倡議者保羅.大衛朵夫,規劃者要與國家以外的群體結盟。
▌海耶克厭惡的不是規劃本身,而是國家與集中式規劃,它體現了集體主義和計劃經濟。對他來說,地方規劃(local planning)也就是所謂的城鎮規劃或土地利用規劃,並不會對個體自由與市場的恰當運作造成類似威脅。
▌反叛[式]規劃者承擔三項任務:揭露、提議和政治化。
☆規劃的哲學
▌理性模型假設規劃者擁有無限能力去吸收資訊、計算數據,並解釋結果。恰恰相反[…]所有規劃者──實際上是所有人──具備的都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經驗、價值與主體位置在認知探究中不會歪曲事實:相反,它們是追尋真理的工具。
▌規劃就是選擇,建立不同利益與群體之間的聯盟,動搖或是加強權力、資源、機會、甚至地位的差異。
▌開處方包含規劃者的倫理與道德責任,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信念。它直抵規劃的政治核心。[...]事實不會為自己說話,但處方一定是出自於知識。
▌理論正當化了實作。[...]當理論立足於且出自實作,它讓每個人更好地理解他們在做什麼。
作者簡介:
羅伯特.波雷加德(Robert A. Beauregard)
哥倫比亞大學「建築、規劃與保存研究所」(GSAPP)的都市規劃教授。 他是都市規劃博士班小組委員會主席,教導規劃理論、城市重建政策、社會理論與知識論等課程。 他擁有康乃爾大學都市與區域規劃的博士學位,並擁有羅德島設計學院(RISD)的建築學位。 他曾在匹茲堡大學新學院(New School)和羅格斯大學任教,並曾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赫爾辛基理工大學的客座教授。此外,Beauregard是赫爾辛基大學社會政策系的教授級講師,並曾任倫敦國王學院地理系的兼任客座教授。
他的興趣主要在於美國的都市規劃和都市化,在《衰落之聲:美國城市的戰後命運》(Voices of Decline: The Postwar Fate of US Cities)這份經驗研究中,他特別關懷工業城市的興衰脈絡。近期著作則包括《規劃很重要:與事物一起行動》(Planning Matter: Acting with Things)和《當美國成為郊區》(When America Became Suburban),還有與Laura Lieto合編的《物質世界的規劃》(Planning for a Material World)。他正著手的作品則是《曖昧的成就:都會生活的矛盾》(Ambiguous Achievement: The Contradictions of Urban Life),此書整合了ANT(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視角,也揉合了新唯物主義(new materialism)。
譯者簡介:
錢伊玲
同濟大學風景園林學碩士。
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章節試閱
更理論性的參與取徑,來自興趣環繞著溝通實作、協力和實用主義的理論家。這些不是截然不同的視角,而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形成建議的共同承諾的變體。它們根植於居民參與,也代表了對「全盤理性模型」(及它的「知識來自發現而非建構」的信念)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脫離,後者在1970年代興起,以回應當時的社會與經濟動盪。當時普遍的民主動力鼓勵居民有更大的參與,在學術界導致質疑規劃過程的反民主傾向,亦即技術分析和工具理性――從而就是專家――優於在地知識和普通居民。立基於馬克思主義的規劃理論也受到攻擊,因為它執著於階級鬥爭,卻對民主參與漠不關心。許多理論家認識到,規劃要有效,規劃者就必須有更多政治性投入,但不是以對抗方式為之。規劃者得說服其他人他們的建議有用,同時與非規劃者一同推進計畫和提案。這些理論家承認,僅靠分析上的老練,在政治上很難令人信服。對他們來說,溝通是有效規劃的關鍵。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標,規劃者必須更擅長與他人交談和傾聽。約翰.佛雷斯特便寫道,「先說出來,才能做到。」
這些理論家中,有許多深受哈伯瑪斯作品的影響,尤其是他有關溝通理性和國家與公共領域之關係的著述。哈伯瑪斯相信,必須透過言說行動來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一同交談是任何集體行動承諾的基本前奏。他也比較沒那麼樂觀的假定,科學理性主義太容易動搖,並且重新導向非進步的、非自由主義的結果。溝通理性使得自覺、自主的主體必然被一個投入互為主體溝通的主體所取代。它成就的相互理解,將會帶著事實的、情緒的、道德的與美學的關切而串接起來,也將產生糾正錯誤資訊的機會。如此說來,哈伯瑪斯同時拋棄了與科學相關的工具理性,以及伴隨權力政治的策略理性。非強制的審議和互為主體的知識將是基礎,藉此轉變公共領域,帶來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在其中,人們能夠找到可以接受的方式,一起行動以實現共同利益。要做到這件事,人必須盡力達致理想的言說,也就是容易理解的、真誠的、正當的、準確的言說。事實上,溝通理性要求審議式民主來取得其正當性。這是「理想」溝通的環境。
佛雷斯特詮釋哈伯瑪斯,主張規劃者的角色是保證規劃審議既誠實透明,又有包容性。更具體地說,規劃者要揭露權力為了自利而歪曲資訊(與理想言說)的方式。溝通式規劃者的目的,是實現一種批判的、自我反思且解放的實作。
於是,在溝通實作理論中,規劃者對與其他人的互動給予了和技術問題(就算沒有更多,也是)同等的關注。規劃者在討論開發商或財產所有人的提案時、與鄰里團體會面時,或者在規劃當局面前演示時,都努力誠實透明地發言、傾聽,並向他人學習、分享(而非隱藏)關切和知識、心懷尊重,並且承認和接受人們經常對直接影響他們的規劃議題抱有熱情,他們的情緒和他們的客觀利益同樣重要。在這些會面中,規劃者仍然是工具性的,因為他們的目的之一是塑造參與者的注意力,以便針對共同的關切找到彼此同意的解決之道。不過,溝通實作的終點是共識,人在其中以非強制方式抵達共享的理解。規劃的正當性也就在這裡。社會環境中發生的人際關係,是規劃有效性的關鍵。
這個取徑也可以超越理想的言說環境,延伸到論述的領域,也就是賦予某種語言和思想特權,隨之鼓勵某種行動而非其他的視角。在這種變體中,體現於人們談論世界的方式中的那些已經存在的共同理解,取代了人際關係。弗里德曼引述他認為規劃乃將知識連結到行動的觀點,提出規劃論述是由三種論述「滋養」的:一種關切倫理選擇的道德論述、一種技術論述,以及一種想像「好生活」替代願景的烏托邦論述。規劃者的任務是和其他人一起投入這些論述,形成一種導向集體行動的政治動態。這種論述取徑和溝通實作的區別,是溝通發生於既存的修辭結構中的信念。
比起像弗里德曼那樣內省規劃的談話,另一位美國規劃理論家詹姆斯.斯羅格莫頓朝外轉向更大的敘事,規劃者則發現自己置身其中。這些敘事是巧妙編織的故事,建立了規劃發生的論述脈絡。譬如,在美國,主流的都市敘事側重經濟成長,偏袒創意階級的人,並稱頌吸引受教育中產階級的有品質公共空間的重要性。斯羅格莫頓觀察到,規劃者要有成效,就得有能力在這些敘事中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證,同時引入反敘事來將規劃關切提升而超越世俗與保守的利益。他同時認識到脈絡化論述的重要性,主張規劃者的任務是在既有的、甚至彼此競爭的世界觀面前保有說服力。他說得很貼切,規劃者必須「巧言善辯」(skilled voice in the flow of persuasive argumentation)。
帕齊.希利圍繞另一種參與形式――協力(collaboration)――發展了溝通實作。對她來說,規劃不僅是以促進理解的方式來溝通。她進一步拓寬視角,納入了制度關係,這些關係限制了人如何集體建構世界――也就是實現能動性。她的興趣是,社會互動如何產生共同理解和相互信任,從而使人能夠克服劃分他們的差異。規劃任務是在審議式參與之中定義,而非在這之前定義。所以,規劃成為一種治理形式,立基於在特定地方塑造關係網絡之策略的發展。規劃的目標是建立制度(或關係)能力,如此人們可以找到方法一起和諧生活並分享權力,雪莉.安斯坦會熱烈支持這個立場。值得注意的是,與規劃的程序取徑一樣,她期待規劃包容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儘管這可能會帶來衝突,但要探索將衝突導向共同結果的方法。這意味著解決之道是有可能的:正如她樂觀地寫道,「利害關係人對於設計制度過程[有]興趣,而這將促進協力、相互學習和建立共識。」
這個框架中,規劃者的角色是發展策略性協力(strategic collaborations)。事實上,希利視制定策略為「規劃文化的核心地帶。」重要的是,她沒有將策略制定侷限在共識建立。希利心中有一個更長遠的時間框架。她希望這些協力在關係網絡內部並跨越網絡而建立制度能力。要這麼做,規劃者可以透過參與溝通式實作,專注於實作意識與在地知識、鼓勵參與者反思、建立關係,並制定新的思考方式,使集體行動即使有利害關人之間的文化與政治差異,還是能夠推行。規劃從而成為互為主體的過程,規劃者在其中負責包容而協力的對話,聚焦於人們奠基於地方的利益。這種參與形式隨後安置於溝通實作的情境中,重視開放性、傾聽、相互學習、尊重和情緒覺察,而這些都透過交談發生。
更理論性的參與取徑,來自興趣環繞著溝通實作、協力和實用主義的理論家。這些不是截然不同的視角,而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形成建議的共同承諾的變體。它們根植於居民參與,也代表了對「全盤理性模型」(及它的「知識來自發現而非建構」的信念)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脫離,後者在1970年代興起,以回應當時的社會與經濟動盪。當時普遍的民主動力鼓勵居民有更大的參與,在學術界導致質疑規劃過程的反民主傾向,亦即技術分析和工具理性――從而就是專家――優於在地知識和普通居民。立基於馬克思主義的規劃理論也受到攻擊,因為它執著於階...
作者序
規劃(planning)似乎是個常識性的提議。年輕伴侶會為家裡日後的採購存錢。預定演出之前,音樂會的鋼琴家會留出時間來練習。大家預料冬季寒冷多雨,便購買新靴子和保暖外套。這些活動和伴隨的決策都涉及了規劃,大多數人也立即就能夠認出這一點。在這些情境下,預料未來並據以行動,顯得非常合理。
雖然在個人領域中,大部分規劃的意圖很清晰,方法多少也很明顯,但是在組織和公共場合,規劃就變複雜了。它往往有爭議,對管理可能是個挑戰。多國企業要擴大生產來應對不斷變化的全球市場,就不得不在決定如何融資、在哪裡建設新工廠之前,進行詳細的研究、評估各種可能的經濟態勢、與外部投資人磋商,並模擬對於各個部門的影響。至於民主政府試圖影響資本投資、管制財產權,或借款補助一座新體育館,問題就更多了。在這裡,規劃可能會捲入政治爭議。涉入意識形態辯論的糾葛之後,政府的正當義務,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問題,就浮現出來了。政府應該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可負擔住宅嗎?應該集體建設和維護公園及遊戲場,給所有人使用嗎?公共規劃中深深鑲嵌著一個假設,即人在無數實質方面彼此依賴,而這需要公共關注,但這項斷言與支撐自由主義式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會產生摩擦。
規劃理論家,就是最關切技術、政治與道德議題之間的這種互動的學者,這些議題在民主政府的各種倡議中循環。具體來說,他們的世界是都市與區域規劃的世界。身為理論家,他們努力釐清公共規劃的知識基礎,並據以制訂有效規劃的恰當方式。他們借鏡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政治哲學,反思規劃師的所作所為,來發展思想。絕大多數時候,他們的目標不是解釋規劃在實際上如何做、為何做,而是向從事實務的規劃師指明他們應該做什麼,來讓城市和區域繁榮發展,讓人能夠安居於公正而民主的世界。此處,是規範性理論在主導,而非實證性理論。此外,規劃理論家的興趣,既是學術性的,也是實作的:他們希望自己的思想可以被學術同僚認可、被聚精會神坐在課堂的學生吸收,也能被實務工作者採納。
本書探討人們稱之為「規劃理論」的文獻。本書是寫給希望學到更多該領域知識基礎的都市與區域規劃研究生,以及希望加深和拓寬對於規劃該如何做的理解的規劃學者、想要反思自身所作所為的專業者,以及好奇又想知道何謂規劃的「圈外人」。我的目標是向讀者介紹規劃理論家認為扣人心弦的議題。當然,這些議題沒有絕對的清單。打從一開始,關於規劃的哪些方面重要,規劃理論家之間已有分歧,因而關於最合適的理論視角,也有不同意見:文獻的主題既多樣又令人爭論不休。但是,有些理論已經廣獲採納,有一套特殊的取徑――以理性(rationality)為核心――已經持續了數十年。既然規劃可以由許多種方式達成,還可以附加多種意義,理論介入具有多樣性也就不意外了。
為了導航這難以駕馭的地勢,我側重四項普遍而核心的任務――認識(knowing)、參與(engaging)、開處方(prescribing)、執行(executing)――每一項都有專章討論。誠然,這些任務並非規劃所獨有:牙醫和土木工程也可以用類似方式來描述。重要的是,如何參照規劃的實作與理解方式來詮釋它們。不過,在深入這個架構以前,我得先將規劃理論放到它的專業與學術大本營,也就是都市與區域規劃,建立規劃理論得以成立的知識基礎,向讀者介紹規劃理論的各種流派。
規劃(planning)似乎是個常識性的提議。年輕伴侶會為家裡日後的採購存錢。預定演出之前,音樂會的鋼琴家會留出時間來練習。大家預料冬季寒冷多雨,便購買新靴子和保暖外套。這些活動和伴隨的決策都涉及了規劃,大多數人也立即就能夠認出這一點。在這些情境下,預料未來並據以行動,顯得非常合理。
雖然在個人領域中,大部分規劃的意圖很清晰,方法多少也很明顯,但是在組織和公共場合,規劃就變複雜了。它往往有爭議,對管理可能是個挑戰。多國企業要擴大生產來應對不斷變化的全球市場,就不得不在決定如何融資、在哪裡建設新工廠之前...
目錄
謝誌
第一章 導論
都市與區域規劃│知識基礎│規劃的理論│核心任務│後記
第二章 認識
技術知識│批評與替代方案│知識:擴散的與分散的│小結
第三章 參與
專業參與│民主意圖:實作取徑│民主意圖:理論取徑│與事物交手│小結
第四章 開處方
從知識到處方│倫理與道德│從政治到處方│小結
第五章 執行
實施│反叛規劃│拼裝聯盟│小結
第六章 結論
理論與實作│規劃的未來│最後的思考
參考文獻
索引
謝誌
第一章 導論
都市與區域規劃│知識基礎│規劃的理論│核心任務│後記
第二章 認識
技術知識│批評與替代方案│知識:擴散的與分散的│小結
第三章 參與
專業參與│民主意圖:實作取徑│民主意圖:理論取徑│與事物交手│小結
第四章 開處方
從知識到處方│倫理與道德│從政治到處方│小結
第五章 執行
實施│反叛規劃│拼裝聯盟│小結
第六章 結論
理論與實作│規劃的未來│最後的思考
參考文獻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