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記得在上學的時候,曾經在哪裡看到過一篇外國人論述我國生物的文章,當時就覺得有點奇怪,心想,他們憑什麼議論中國的動植物?他們真的瞭解中國的動植物嗎?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所裡搞科學史。在一次清理辦公室的時候,很偶然發現趙鐵橋先生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帝國主義侵華史的一個側面─評近代外國人在華的生物學考察1。說起來趙先生與我還是校友,他似是我們系上搞魚類分類的王香亭教授的七八級研究生,和其他同級的另外幾個研究生常和我們七七級的本科生一起做實驗。但我和他並不熟,可能都沒說過話。當時也就知道他是系上的研究生,出入相遇點個頭而已。我能知道他是我們校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後來回到原來的單位─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所的緣故,因為我的一個要好的同學也分到那裡。他告訴我一些關於趙先生的情況,後來我才把這個名字和具體的人聯繫起來。他的文章比較全面地提到了近代在華考察生物的主要外國人物,評述那些「帝國主義分子」獨具慧眼,非常生動,語言酣暢淋漓,很有文采。由於那時文化大革命才剛剛結束,所以他的文章多少有點批判文章的意味,而且似乎未列參考文獻,可能出於這個原因,當時我所編發的刊物沒有發表。但它無疑使我明白西方人對中國的很多生物是有瞭解的。
在工作期間,有段時間我突然對栽培植物的起源傳播有興趣,結果翻閱了貝勒的《西方在華植物發現史》,這本書在記述1900年前西方人考察、收集中國植物方面史料之翔實,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就這樣對西方人在華的生物考察史逐漸有了興趣。後來又受到我所的杜石然先生和北京林業大學的汪振儒先生的鼓勵,便逐漸地開始探討這方面的工作。
大家知道,作為一個文明非常古老的國度,我們的祖先在探索周圍自然的時候,積累了大量的辨識生物類別及利用生物資源的知識。在古代社會中,這種知識積累的速度在世界範圍內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進入16世紀後,西方的科學技術開始迅速發展。出於資源搜求和殖民擴張及學術發展等各種目的,西方各國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長期和大規模的考察、探險,和生物標本收集,促進了當時博物學的迅速發展。相形之下,我國遠遠地落後了。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我國被迫對西方開放,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他們積累的有關我國生物資源的知識已經遠遠超出國人自身所具有的水平。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們已經編出《中國植物志綱要》、《中國和蒙古的獸類》、《中國鳥類嘗試目錄》、《中國的爬行類》、《中國的淡水魚類》等一系列頗有影響的專門著作。
如果不是一個麻木不仁的民族,對於誰在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上繪製過地圖,拿走過什麼東西,為什麼是這樣,是應該有所瞭解的。古人曾說過「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近代歷史中,我們有很多的經驗教訓需要吸取。具體到西方人在華的生物學考察和研究這個方面,因為他們的這種活動,無論在農林經濟、園林藝術、自然保護等方面,還是在近代生物學發展方面,都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對這一歷史過程進行考察和探索是有意義和必要的。毫無疑問,它也構成近代中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
對於這方面的工作,外國學者向來比較注意,我國學者則較少顧及。這裡面可能有多種原因。一方面,對西方人而言,它是一種值得誇耀的業績,對於業績津津樂道是人之常情;對於中國學者而言,這是一種落後的見證,提起來總有一種沉重的感覺,不提也罷。當然,對於中國學者而言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這是因為,從事生物學研究的學者,還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不太可能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做這方面的工作。只能在回顧某一專門學科史時,作一些概略的介紹。除上面提到的趙鐵橋的文章外,還有已故著名微生物學家戴芳瀾的〈外國人在華採集真菌考〉、動物學家張孟聞的〈中國生物分類學史述論〉、植物學家方文培的〈近代中國植物學發展史略〉等等。這樣的文章一般敘述過略,或涉及面較窄。而傳統的史學工作者則可能覺得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太專門,尤其是沒有生物學基礎的學者做這項工作太費勁。因此,筆者作為一名科學史工作者,雖然自知這項研究遠非易事,但仍覺得有責任去探討。
西方對我國生物的考察、收集和研究活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基本上可以說告一段落。經過約50多年這樣一段時間的「積澱」,其後果也逐漸地明晰起來。現在作的審視、結論無疑比以往更為容易和更有把握。從「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角度而言,意義也該深遠一些。儘管本人深知學識有限,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姑且抱著一種拋磚引玉的意識,不揣淺陋地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希望它能對更好地發展我國的生物學,更有效地利用我國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提供一點借鑒和思考。
鑒於本書的內容提到許多生物名稱,如果都加上拉丁學名,篇幅未免太大。因此作者儘量選在經濟上、學術上和園林價值高的物種加上學名,並在書後加上必要的人名和地名以及生物名稱的索引。以便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書中的內容。同時也列出主要的參考文獻。
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筆者有幸得到諸多先生的幫助。筆者非常感謝北京林業大學的汪振儒教授、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的吳征鎰院士這兩位植物學界前輩熱情告知有關資料;同時也非常感謝美國康奈爾大學鷹岩(Kraig Adler)教授將資料豐富的《中國兩棲爬行動物學》一書相贈。另外還要感謝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所的李雲峰先生,昆明植物所彭華博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王揚宗先生,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易華先生等熱情將有關資料相示。筆者還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所國魯來先生幫助翻譯德文資料,以及浙江師範大學的趙鐵橋先生熱心地指正了拙作五、六、十章中存在的一些錯誤和不當之處。筆者也謹在此對歷屆所領導,以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已故李明先生多年來對本人的工作所給予的支持、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筆者深知自己水平有限,疏漏甚至謬誤之處在所難免,祈請讀者多多指正。
羅桂環
2001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