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熾

總序一（任繼愈）
總序二（朱伯崑）
《人文易與民族魂》（代序）（蕭父）
第一章　《周易》與中國人文精神
第二章　易學與理想人格
第三章　易學與人倫道德
第四章 易學與經世致用

總序一任繼愈

　　《易經》這部書幽微而昭著，繁富而簡明。五千年間，易學思想有形無形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人生哲學。

　　《周易》經傳符號單純（只有陰陽兩個符號），文字簡約（約二萬四千餘字），給後代詮釋者留出馳騁才學的廣闊天地。迄今解易之書逾數千家。近年已有光電傳播媒體，今後闡釋易學的各種著作勢將更為豐富。

　　歷代有真知灼見的易學研究者，從各個方面反映各時代、各階層的重大問題。前人研究易學的成果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研究易學，古人有古人的重點，今人有今人的重點。今天中國人的使命是加速現代化的步伐，迎接二十一世紀。

　　易學，作為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也要為文化現代化而做貢獻。當代新易學的任務之一是擺脫神學迷信。易學雖起源於神學迷信，其出路卻在於擺脫神學迷信。凡是有生命的文化，都植根於現實生活之中，不能游離於社會之外。大到社會治亂，小到個人吉凶，都想探尋個究竟。人在世上，是聽命於神，還是求助於人，爭論了幾千年，這兩條道路都有支持者。

　　哲學家見到《易經》，從中悟出彌綸天地的大道理；德國萊布尼茲見到《易經》，從中啟悟出數學二進制的前景；嚴君平學《易經》，構建玄學易學的體系；江湖術士不乏「張鐵口」、「王半仙」之流，假易學之名，蠱惑愚眾，欺世騙財。易學研究走什麼道路，是易學研究者普遍關心的大事，每一位嚴肅的易學研究者負有學術導向的責任。

　　本叢書的撰著者多是我國近二十年來湧現的中青年易學專家，他們有系統的現代科學訓練的基礎，有較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有嚴肅認真的學風，易學造詣各有專攻。這部叢書集結問世，必將有益於世道人心，有助於易學健康發展，為初學者提供入門津梁，為高深造詣者申一得之見以供參考。

　　這套叢書的主旨，借用王充《論衡》的話———「疾虛妄」。《論衡》作於兩千年前，舊迷霧被清除，新迷霧又彌漫。「疾虛妄」的任務遠未完成。如果多數群眾尚在愚昧迷信中不能擺脫，我們建設現代化中國的精神文明就無從談起。我們的任務艱巨而光榮。
　　本叢書的不足之處，希望與讀者同切磋，共同提高。

　　（任繼愈先生現任國家圖書館館長、教授，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首席顧問。）　　　　　　　　　

總序二－－－朱伯崑

　　《周易》系統典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繼承和發揚這份珍貴的遺產，是學術界的一項艱巨任務。近年來，海內外出版了多種易學著作，形成了一股周易熱。關於周易文化的論述，提出許多問題，發表許多見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又為易學愛好者和關心傳統文化的讀者帶來許多困擾。有鑑於此，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的同仁，在自己研究的基礎上，編寫了這套叢書，參加爭鳴，希望能為讀者澄清一些問題，將弘揚傳統文化引向較為健康的軌道。我們編寫這套叢書，依據以下幾條原則：

　　(1)倡導以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研究和評介周易文化，區別精華和糟粕，突出易學文化中的智慧和哲理。《周易》系統典籍，所以長期流傳不息，關鍵在於其中蘊涵的智慧或思維方式，吸引歷代學人不斷追求和闡發。這套叢書的重點在於闡述其智慧，使讀者從中受到教益，故定名為《易學智慧叢書》。

　　(2)《周易》系統典籍或歷代易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涉及到自然和人文各個領域，如古人所說「易道廣大，旁及天文、地理……」等，在人類文明史上獨樹一幟。弘揚易學智慧，不能局限於《周易》經傳本身，如歷代經學家所從事的注釋工作；還要看到其在實際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編這套叢書，著眼於從傳統文化發展的角度，闡述易學智慧的特色及其價值。

　　(3)任何傳統文化的研究，都應同當代的文明建設聯繫起來考量，走現代化的道路，即古為今用的道路，傳統文化方能重新煥發出其生命力。編寫這套叢書，亦力求體現這一精神。總之，弘揚傳統應根植於現實生活之中。

　　(4)《周易》系統的典籍，文字古奧，義理艱深，一般讀者難於領會。編寫這套叢書，一方面立足於較為踏實的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對原典不能妄加解釋和附會，一方面又要以較為通俗易懂，用當代學人所能接受的語言，敘述易學智慧的特徵，易學文化流傳的歷史及其對中華文化所起的影響，行文力求深入淺出，為易學愛好者提供一入門途徑。

　　以上四條，是我們編寫此套叢書的指導方針和要求，參加撰寫的同仁，大都按這些要求努力工作。有的稿本改寫多次，付出了艱巨的勞力，至於是否達到上述目的，要待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了。總之，編寫這套叢書是一種嘗試，旨在倡導一種學風，拋磚引玉，以便同學術界、文化界的同行，共同實現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任務。

　　（朱伯崑先生現任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院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易學與科學研究會理事長。）

人文易與民族魂（代序）

　　八○年代中國出現的《周易》研究熱潮中，象數易得以復蘇，科學易乘勢崛起，考古易不斷開拓，易學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進展和新成果；同時，作為周易熱的一股支流，占卜易也一度流行，反映了社會機遇心理的滋長。相形之下，人文易的研究反而顯得薄弱。而人文易凝結在易學傳統中的人文意識和價值理想，似乎應當成為易學和易學史研究的主線和靈魂。

一、《易》之為書與易學分派

　　《易》，既被儒門列為「六經之首」，又被道家尊為「三玄之一」，以其歷史形成的理論優勢和特殊地位，被贊為「大道之源」、「聖人之蘊」，成為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和哲學智慧的主要「活水源頭」。

　　關於《易》之為書，從《易傳》起，歷代相沿，已有多種說法。如《易傳》：「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傳?繫辭上傳》）

　　又說「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易傳?繫辭上傳》）

　　這些話可以理解為《易》乃巫覡所用的占卜之書，不過是古代宗教巫術文化的殘留。作為占卜用的「蓍龜」，被看做是「天生神物」，具有比聖人還大的權威。

　　但《易傳》中更別有其他富於理性的說法，認為「《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下之道」（「天下」，今本作「天地」，據陸德明《經典釋文》與李鼎祚《周易集解》校改）。「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易傳?繫辭上傳》）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傳?繫辭下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易傳?說卦傳》）還說：「《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易傳?繫辭下傳》）

　　這是說，《易》是聖人仰觀俯察的結果，其所反映的是天地人三才之道，即自然運行與人類活動的普遍法則，而這些法則，作為陰陽（剛柔、仁義）的交錯變化，並非死板固定的，而是「變動不居」的。

　　這裡的「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性命之理」等，並無神秘意味，不過是對客觀事物矛盾運動的樸素概括和說明。

　　一方面，強調了這些反映天地人固有的矛盾運動的法則是客觀的、普遍的，「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易傳?繫辭上傳》），乃至具有不可違抗的神聖性；另一方面，更強調了《易》所揭示的「聖人之道」，乃是對這些天地人矛盾運動法則的模擬、掌握和運用，是一種「極深研幾」的哲學智慧。所以說，「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易傳?繫辭上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易傳?繫辭上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卦?彖傳》）這就充分肯定了人作為智慧主體的意義，肯定了人的自覺能動作用。人文化成的思想，成為「易道」的中心與歸宿。

　　《易傳》作者如此詮釋「易道」，實際上是對《易》的原始象數系統以及流為占卜書之後的卦象、筮數等，進行了哲學理性的加工，對「天地自然之易」（朱熹語）貫注以人文價值理想。遂使由《經》到《傳》的「易學」，兼涵了「明於天之道」的科學理性、「察於民之故」的價值理想、「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的占卜信仰這三方面的內容，在不同的條件下發揮著「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易傳?繫辭上傳》）的社會作用。

　　因此，合《經》、《傳》為一體的「易學」，擺脫了原始巫術形態，容納和體現了古先民的科學智慧、人文理想與神道意識，三者既相區別，又相聯繫，且互為消長，在不同歷史時期與不同學術思潮相激蕩而發揮其不同的文化功能。

　　《四庫總目提要》所說：「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之以入易，故易說至繁。」

　　實指歷史上「易學」與各門學術的雙向交流和互相滲透，使「易學」容納了各種學術成果，有著繁雜的內容。所以，對於《易》之為書，殊難一語中的，所謂「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佔」（《易傳?繫辭上傳》），允許見仁見智，各引一端。一部易學史，正是在今古、漢宋、各家各派聚訟紛紜的多維格局中得到發展的。

　　關於易學分派，初無定說，各自立論大都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先秦的「三易」、「九筮」之說已不傳。

　　從西漢起，有傳《易》的專門之學。初，諸家皆祖田何，得立學官。孟喜、京房吸取當時天文、曆法等科學成果所闡發的「卦氣」說，影響深遠。民間還有費直傳古文易，專以《易傳》解經，既長筮占，又頗重義理。同時，司馬談、《淮南子》作者、嚴君平、揚雄等，又多援道家言解《易》，尤重義理；而揚雄撰《太玄》，又頗受孟、京一派易學的影響。

　　到東漢，讖緯思潮中神學與科學並存，促使鄭玄、荀爽、虞翻、魏伯陽等均重視並發揮了《易》象數學的成果；惟有王肅解《易》，獨重義理，排斥象數，成為王弼易學的先驅。足見漢代易學，並非全主象數；且《易》象數學中，也派別各異，精糟可分。如京房易學中有些內容，以其與當時天文、曆候等科學成果相聯繫而形成的象數思維模式，有其合理成分，對當時和以後的哲學和科學思想的發展，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故將歷史上的易學流派，粗分為象數與義理兩大派，自無不可，但尚需進一步規定。

　　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曾認為：「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傳注百家，綿歷千古，雖競有穿鑿，猶未測淵深。」他舉出鄭玄、王弼為代表，指斥：「惟王、鄭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詮釋人事，且《易》之為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李鼎祚似乎把唐以前的易學又區分為「天象易」與「人事易」，雖不準，亦有據，且試圖超越兩派的「偏滯」。

　　宋代易學有新發展，范仲淹、胡瑗、程頤、張載等吞吐佛老，回歸《易》、《庸》、使之哲理化，把天道與人事統一起來，推進了《易》義理學的發展。而陳摶、劉牧等則提倡《河圖》、《洛書》之學，提出「先天易」與「後天易」的劃分；周敦頤、邵雍進而發揮傳統的《易》象數學中的哲理與數理；朱熹、蔡元定等繼之對陳摶的先天易圖認真研究，並溯源於《周易參同契》，使《易》象數學中的一些智慧成果得以流傳下來並得到一定的理性疏解。

　　這樣歷史地形成一個條件，易學中象數學和義理學有可能達到一種新的綜合，在此基礎上孕育著新的易學分派。如王夫之在十七世紀中國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總結、繼承了宋代易學的諸方面成就，既深刻批判了傳統的《易》象數學中某些神秘主義和形式主義；又同時重視《易圖》的研究，強調象數學與義理學在新易學體系中的統一，在「易為君子謀」的義理前提下不廢占易，認為「學易」與「占易」可以並存（王夫之《周易內傳發例》）。

　　王夫之在「學易」方面的重大貢獻，在於全面而系統地發揮了《易》義理學中的「人文化成」思想，利用傳統易學的範疇和理論框架，展開了他的具有早期啟蒙性質的人文哲學體系。

　　王夫之的「尊生」、「主動」、「貞生死以盡人道」的易學思想，可說是走出中世紀的近代「人文易」的雛形。與之同時代的方以智父子，以數衍易，醫易會通，從「質測即藏通幾」，「立象極數，總謂踐形」的觀點出發，把律曆、象數、醫藥、占候等都看做是「聖人通神明，類萬物，藏之於《易》」的「物理」、「數理」（方以智《通雅?自序》）；其「核物究理」、「深求其故」的易學思想，也可說是走出中世紀的近代「科學易」的先聲。

二、「科學易」與「人文易」

　　「科學易」與「人文易」，可說是相對峙而形成的名稱。用「科學易」與「人文易」來劃分易學流派，似乎有其現實的客觀依據。「科學易」與「人文易」，雖也有其歷史淵源，但就其思想內容和研究方法的特徵而言，都屬於近現代的易學流派，對於傳統的易學諸流派都有所揚棄和超越。

　　「科學易」被有的同志界說為「現代易的別名」，或「現代易學新流派」，但也可以更具體地表述為對於《易》象、數、圖中的數理、物理等給以現代科學的透視和詮釋，從而使一些曾被神秘化了的圖式、數列及原理，得到一定的科學化的說明；這樣被現代科學眼光照亮和說明了的易學中的某些象數模式和推理方法，還可以反過來應用於現代科學研究的某些領域，並得到一定的驗證。

　　在中國，古老的易學及其象數思維模式與西方傳入的新興質測之學相結合，在十七世紀就開始了。當時湧現的具有典型意義的桐城方氏易學學派，可以說是「科學易」的早期形態。方以智自覺地意識到，他以易學為根基的自然哲學體系的建立，是「因邵、蔡為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泰西為剡子，申禹、周之矩積」（方以智《物理小識?編錄緣起》），即是說，一方面繼承邵雍、蔡元定等所提倡的象數圖書之學的易學原理，另一方面引進西方新興質測之學，並借以發揚祖國科學思想的優秀傳統。這正是「科學易」的基本思想特徵。

　　十八世紀，戴震、焦循等沿著這一思路，繼續推進「科學易」的發展。此後，中國文化的近代化的正常歷程被打斷。我們民族在深重的苦難中步入近代。人們迫於救亡圖存的政治形勢，忙於日新月異的西方引進，來不及去清理易學遺產，「科學易」的研究瀕於中斷，而在西方，從萊布尼茲到愛因斯坦、玻爾、李約瑟等，把中國易學中某些象數結構納入現代科學的語境和視野，對「科學易」不斷地有所探測。

　　在二十世紀中西文化的匯聚、交融中，一些學有專精的自然科學家，轉向傳統易學與科學思想遺產的研究而時有新的創獲；八○年代伴隨改革開放而興起的文化研究熱潮中，由於《易》象、數、圖中數理、物理、生理以及哲理的被重視，由於多學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被應用，由於東西方學術思想某些層面的重新被整合，「科學易」的研究得到長足的進展，並有方興未艾之勢，成為當代易學的一項特殊成就。
　　當然，「科學易」的研究有一個理論和方法的導向問題。

　　首先，在理論原則上，應當承認《易》之為書的原始形態，雖是人類智慧創造的一株奇葩，但畢竟是古老中華文化發蒙時期的產物。它本身必然是在科學思維的萌芽中充斥著宗教巫術的迷信，即使經過晚周時期《易傳》作者們的哲學加工，改變著其中科學思維、人文意識與神物迷信的關係比重，但仍然是原始科學與神物迷信的某種結合。因而，「科學易」作為現代形態的知識體系，必須將這種固有科學與迷信的結合加以剝離，必須將傳統易學中某些固有的神秘性（各種拜物教意識、神物迷信等等）加以揚棄。這是十分繁難的任務。因為歷史地把握科學與迷信二者的區別和聯繫，了解二者既互相對立、排斥，又互相寄生、轉化的機制，以及二者能夠共生或實現轉化的思想文化條件和社會經濟根源，並非易事；且在實驗科學所憑依的工具理性範圍內得不到解決。

　　其次，在文化心態上，應當看到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大苦難和中西古今文化的激烈衝突，在人們思想上曾造成各種困惑和畸變心理。

　　諸如，面對西方科技新成就，希望「古已有之」的「西學中源」說，幻想「移花接木」的「中體西用」說，都是曾經流行過的思想範式，並在中國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歷程中一再把人們引向歧途。顯然，「科學易」的研究，應當避免再陷入這樣的思想範式及其種種變形，應當跳出中西文化觀中的「西方中心」、「華夏優越」、或「浮淺認同」、或「籠統立異」、或「拉雜比附」等等誤區，而在傳統易學與現代科學之間發現真正的歷史結合點，從中國「科學易」三百年來具體的歷史發展中去總結經驗教訓，提煉研究方法，開拓未來的前景。

　　這一未來前景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科學易」與「人文易」必須相輔而行，成為易學研究中互補的兩個主流學派。

　　與「科學易」相並列的「人文易」，也屬現代易學的新流派，而又有其深遠的歷史淵源。《易傳》作者以其對易道的深刻理解，明確意識到「天道」與「人道」、「天文」與「人文」的聯繫和區別，而強調「人道」、「人文」的意義。

　　《賁卦?彖傳》指出：「﹝剛柔交錯﹞（今本奪此四字，據孔穎達《正義》補），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剛柔交錯」所展示的「天文」，是人們的工具理性所掌握的自然知識，屬「科學易」所探究的內容；而人按一定的社會需要和價值理想去「觀天文，察時變」，這一實踐活動的意義已屬於「人文易」的研究範圍；至於作為人類文明的標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更是「易道」的主旨而構成「人文易」的主要內容。足見「人文易」在易學體系中有其優越的地位。

　　「人文易」所注視的是《易》象、數、圖和義理中內蘊的人文精神。它研究的不是蓍數而是「蓍之德」，不是卦象而是「卦之德」，不是爻變而是「爻之義」，是「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易傳?繫辭上傳》）的價值理想。所以，「人文易」並非對傳統的晉易、宋易中的義理內容的簡單繼續，而是對傳統易學中「象數」和「義理」的雙向揚棄和新的整合。

　　「人文易」的新整合，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歷史過程，反映著永恆跳動的時代脈搏。作為走出中世紀的人文意識覺醒的反映，近代「人文易」的發展，也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王夫之以他的易學體系，「其明有、尊生、主動等大義，是為近代思想開一路向」{1}，為近代「人文易」奠定了理論根基。

　　此後，許多論者繼續開拓。或以「體用不二」、「翕闢成變」、「生生不已、自強不息」、「不為物化」的「人道之尊」等，來闡揚「大易」的「意蘊」；或據《乾》、《坤》兩卦的「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論證中華傳統文化中源於「易道」的民族精神。這些先行者的研究與發掘，推進了「人文易」的發展，也啟迪著後繼者的繼續開拓。

三、「人文易」內蘊之民族魂

　　「人文易」的內容極為豐富，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去加以考察。如果就「人文易」中的價值理想內蘊於民族文化深層中長期塑造而成的精神因素而言，可稱作民族文化之魂的，至少有以下幾個層面，昭然可述：

(一) 時代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是中華傳統文化中一個特有的道德價值概念，標誌著一種根源於高度歷史自覺的社會責任感和敢於正視承擔人間憂患的悲憫情懷。這樣一種人文價值理想或精神境界，最早、最鮮明、也最集中地體現在《周易》之中。

　　《易傳》作者對於《易》的產生並未作神秘化的誇張，相反地，把「《易》之興也」平實地歸結為在特定的艱危處境中人的憂患意識的產物。「《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傳?繫辭下傳》進一步再具體化，作《易》的時代環境，乃是殷、周之際的政治變革，「《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易傳?繫辭下傳》）作《易》者（周初統治集團，即文王、周公等）的憂患，就在於「小邦周」要戰勝和取代「大國殷」所面對的重重困難和艱危處境，文王因之而被囚於羑里，周公等更面臨各種矛盾而懷著無窮憂慮，謙慎自持，始得以轉危為安。

　　《易傳》作者在肯定了作《易》者的憂患之後，又從總體上論斷《周易》一書：「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傳?繫辭下傳》）整個「易道」所凸顯的，正是「乾乾夕惕」、「居安思危」、「外內使懼」、「困窮而通」的憂患意識；並強調地指出：天道雖「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而聖人必須「吉凶與民同患」（《易傳?繫辭上傳》）、「明於憂患與故」（《易傳?繫辭下傳》）。

　　「吉凶與民同患」、「明於憂患與故」，是《易傳》闡發憂患意識所提出的極為光輝的命題。所謂時代憂患，遠非個人禍福，而是一種洞察時艱、深體民瘼的群體意識，不僅要求「與民同患」，而且要求深知憂患的本質及其根源，旨在為消除群體憂患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群體憂患。「人文易」中這一深蘊的「吉凶與民同患」的憂患意識，在傳統文化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代獻身正義事業的志士仁人，先進思潮的號角和旗手，往往也是時代憂患意識的承擔者。「先天下之憂而憂」，憂道、憂時、憂國、憂民，總是懷著「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信念，不畏艱難困苦，奮鬥不息。

　　這種憂患意識，具有深沉的歷史感，又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它區別於印度佛教的悲願思想，也不同於西方美學的悲劇意識，而是中華傳統文化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是我們民族經受各種苦難而仍然得以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人文易」中跳動著的最值得珍視的民族魂。

(二) 社會改革意識

　　客觀的自然和社會的變革不可違阻，而反映為主觀上的改革意識特別是社會改革意識，卻需要自覺樹立。

　　《周易》本是講「變易」的書，六十四卦的卦序序列，即含有不斷變革、永無止境的意蘊；而其中專立一個《革》卦，更是集中地自覺樹立一種社會改革意識。「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革之時，大矣哉！」（《革卦?彖傳》）《易傳》作者把社會變革││「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易傳?雜卦傳》），「窮則變，變則通」（《易傳?繫辭下傳》），視為客觀必然規律，但適應客觀規律，怎樣實行變革或改革，則必須創造條件，注意過程，掌握時機，做到措施適當，「應乎天而順乎人」，而關鍵在於取得民眾的信任。

　　整個《革》卦的卦爻辭，經過《易傳》作者的理論加工，展示為一種從湯、武革命等社會改革實踐中總結出的嚴肅而慎重的社會改革思想，富有深意。

　　首先，認定某項社會改革，必經一個過程，取得民眾對改革的信任（「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才能順利成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

　　其次，強調改革過程的開始，切忌輕舉妄動，「不可以有為」。經過一段時間，可以開始發動，但也需要「革言三就」，反覆宣傳，直到取得民眾對改革的信任，「有孚，改命吉」。

　　再次，指出到了改革時機成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再到改革初成，正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之時，又不宜多有舉動，「徵凶，居貞吉」，力求穩定一段以鞏固改革的成果。《革》卦內蘊的社會改革意識，既強調「革之時，大矣哉！」「革而當，其悔乃亡」；又充分注意到在改革過程中「有孚」、「乃孚」即爭取民心對改革的信任的極端重要性。如果鄭重總結歷史上某些改革失敗的教訓，《革》卦所展示的改革理想模式，不是值得咀嚼嗎？

(三) 德、業日新意識

　　《易傳?乾、坤文言》及《易傳?繫辭傳》關於人文化成思想的大量論述中，把「德」和「業」作為對舉的範疇，認定「易道」所追求的人文價值的最高理想，就是「盛德」和「大業」。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又說：「《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易傳?繫辭上傳》）《易》的思想特點，首先是德、業並舉，正如整個六十四卦體系是「乾坤並建」一樣，《易傳?繫辭上傳》開宗明義即由「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推衍開，「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傳?繫辭上傳》）

　　「德」和「業」，成為人類「可久」、「可大」的追求目標，「德」是內在的道德修養，「業」是外在的功業創建，前屬內聖，後屬外王，兩者不可偏廢，必須互相結合。而《易傳》的人文思想更偏重於以德創業，以德守業。由六十四卦卦象引出的《大象辭》，強調的是「君子以果行育德」、「以振民育德」、「以反身修德」、「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蒙卦、蠱卦、蹇卦、大畜卦》的《象傳》）等，充分表現了這一傾向。

　　其次，《易傳》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的大原則出發，提出了德業日新思想，「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易傳?繫辭上傳》）。「富有」也有賴於「日新」。不斷地開拓創新，不斷地推陳出新，是最高的品德。無論事業的創建，人格的修養，皆是如此。尊生、主動、尚變、日新，是「人文易」的哲學核心。張載、王夫之、譚嗣同、熊十力，對此均有慧命相續的深刻闡明。

(四) 文化包容意識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就在兼三才之道，把「天道」與「人道」、「天文」與「人文」貫通起來考察，依據「天道」來闡述「人道」，參照「天文」來觀察「人文」，因而形成「人文易」中的文化包容意識。其主要思想特徵是：尚雜、兼兩與主和。

　　首先，《易》把人類文明、文化的原生形態和基本構成，規定為「物相雜，故曰文」（《易傳．繫辭下傳》）；「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所構成的「天地之雜」（《坤卦?文言傳》），正是「文」的發端。尚雜，是人類文化創造的根本特徵。

　　其次，「兼三才而兩之」（《易傳?說卦傳》），「一陰一陽之謂道」（《易傳?繫辭上傳》），是「易道」的思維模式。借以考察人文現象，也就承認各種矛盾的對立統一。「一闔一闢之謂變」，「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易傳?繫辭上傳》）。兼兩，是考察文化現象變化動向的致思途徑。

　　再次，「易道」用以考察人文化成的基本文化心態，是主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乾卦?彖傳》）這個「和」範疇，經過史伯、晏嬰、孔子等的琢磨，「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之謂和」，旨在反對專同，而是能夠容納雜多和對立的更高層次的範疇，成為文化包容意識的理論支柱。

　　基於尚雜、兼兩、主和的文化觀及文化史觀，明確認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易傳?繫辭下傳》），是人文發展的客觀自然進程，只有「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乾卦?文言傳》），才有可能察異觀同，求其會通，在雜多中求得統一，在矛盾中觀其融通。這是人文化成的必由之路。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史記?太史公自序》），黃宗羲提倡「殊途百慮之學」（黃宗羲《明儒學案?序》），王夫之做出「雜以成純」、「異以貞同」的哲學概括（王夫之《周易外傳》：《雜卦傳》、《未濟傳》），都是「人文易」中文化包容意識的繼承和發揮，「含弘光大」，至今具有生命力。

　　以上僅從「時代憂患意識」、「社會改革意識」、「德業日新意識」、「文化包容意識」四個側面，對「人文易」的內蘊，管窺蠡測，聊舉一隅，已足以證明「人文易」確有豐富內容，值得認真發掘。

【註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