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1
《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介紹
林芳玫
一
當代著名政治哲學與女性主義學者楊（Iris Marion Young）於今年（二○○六）八月因食道癌與世長辭。莫非天嫉英才？楊逝世時才五十七歲，生前是芝加哥大學廣受同事與學生敬愛的政治哲學教授。她於一九九○年出版《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此書奠定她在當代認同政治這個研究領域的崇高地位，數年後又出版了《涵容與民主》（Inclusion and Democracy），也造成深遠的影響。
歐美自六○年代反越戰興起學運，同時婦運、黑人民權運動亦風起雲湧，這些社會運動強調的是身分認同的次文化被承認，有別於傳統工會勞工運動以階級團結力量從事勞動條件的談判。自此以後當代社會學、政治學等學者建構起以承認差異（recognition of difference）為重點的社會運動理論。楊過去二十餘年的研究奠定這個領域的里程碑。
商周目前出版的這本《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以肉身化理論探討女性身體經驗如何形塑主體認同，並且與政治社會資源分配的方式息息相關。書寫風格包含學術論述的嚴謹，又帶入個人成長背景的回顧與身體經驗的敘述，知性感性兼具。
二
此書導論以清晰簡明方式系統性介紹女性主義性別理論經歷過的四個階段。首先是對生理決定論的批判解構；再來是以性別（gender）的社會性角色來取代生理基礎的性（sex）；第三階段則以具體化、活生生的肉身存在（embodiment and the lived body），分析看似自然的身體如何受到文化的銘刻；最後，作者為了彌補肉身存在理論過度個人化的缺陷，強調肉身存在於社會結構。導論本身將這四個階段歸類為性∕別區分（sex/gender）以及活生生的身體（lived body）兩大類。
上述這幾個階段分享了一些共同點，都企圖處理二元對立與階層化問題。男∕女、陽∕陰、生理∕心理、自然∕文化、異性戀∕同性戀、正常∕異常，這一系列二元對立一方面簡化複雜的歷史演變過程，同時也非單純的二元區隔，而是包含了高下優劣的判斷並形成資源分配的不平等。
在性∕別區分的初期，性別概念足以挑戰長期以來的生物決定論，這就足以令女性主義者振奮。雖然女人不能改變自己的生理特質，卻能在工作與興趣上和男人一較長短，巾幗不讓鬚眉，雌雄同體的雙重氣質是某些女性主義者的理想。這種理想到現在仍十分吸引人。不過，就理論深度與婦女運動的能量而言，仍有所不足。性別這個後天社會學習的概念用久了失之僵化，很諷刺地和生物的性產生對應關係：生理上的女人對應社會角色的女人，又進而對應異性戀女人以及結婚生育的女人，缺乏這種層層對應關係的女性就會被視為有所缺憾或是異常。早先具有批判解放力量的性∕別區分，後來反而強化既有的男女區隔與不平等。
七○年代後期以來美國學界注意到傅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權力論述，亦即統治並非只是思想的控制，而是一套藉由醫療、衛生、社交禮儀等多重方式建立對身體的規訓，身體開始成為研究的主題。但是將身體理論化，而不單單作為研究主題，則是一群女性主義學者集體的努力，從精神分析、到性∕別扮裝與酷兒理論，「肉身化」的研究取徑鬆動長期以來的二元對立。身體本身具有某些先天的性器官，而一舉手一投足，肌肉骨骼如何運用，動作開展的幅度大小，這些一方面受到性別角色、階級與族群文化形塑，又展現個人的差異。如果再加上穿衣服，個體對衣料材質的觸感、如何期待別人觀看的眼神、如何實際觀看別人的衣著，這些議題都顯示出肉身在地理空間與人際關係空間移動而產出的主體認同。
莫伊（Toril Moi）甚至主張以肉身化的理論或「活生生的身體」來取代性別。楊採用肉身化的理論，但仍然維持性別與社會結構在分析概念上的重要性。作者這種堅持，反映出女性主義理論長久以來的兩種互相拉扯的張力：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正因為父權制度與理性思想建立了抽象的宏大論述（特別是關於國家與民族），某些女性主義強調女性個人與具體經驗感受的重要性——包括莫伊等人的肉身化理論——但是結構與制度面的性別不平等若被忽略，「女性」也好、「同性戀」也好，這樣的分類法也就完全消失，只剩下無限碎裂切割的個體差異。有高血壓的中年男人和中年女人，其生活處境的相同處可能大於熟女與少女。性別概念不但被鬆動，甚至無止境的解構，而社會改革行動與公領域的介入也變得不可能，結果是諷刺地維持了既定的性別分工與不平等。楊這方面可說是煞費苦心，既要呈現當代理論的前衛——從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到酷兒理論與身體扮裝理論——又要避免「思想新潮、行動無能」的陷阱。
此書可說是在個人經驗層次與結構分析層次小心地維持平衡。書中主題包含乳房、懷孕、月經、身體與衣服、身體與住屋，從有形可見的身體外觀，到身體內部的感知，再到身體與物質的接觸（衣服、醫療器材、房屋建築等），作者極力描寫細微的身體變化，再連結到社會結構面以及政策面。
作者對社會結構的定義是，「制度規則與互動慣例的輻湊總和、資源的動員及物理的結構，上述這些構成了與個體行動相關的歷史給定，也相對地穩固」。結構也意含較廣泛的社會結果，往往不留下任何個人或群體的意向痕跡。換言之，結構讓眾人進入「未必共謀、確定共果」的情境。以產科醫療對孕婦的介入而言，孕婦本人最清楚她的身體感知，但這感知主體卻無法成為發言主體，反而成為超音波胎兒攝影與各項侵入性手術的客體。這非關個別醫師對懷孕女性的輕忽（雖然醫師也的確因為太忙碌而不夠注意孕婦狀況），而是整體西方醫學霸權建立後，將孕婦視為「病人」，結果就是孕婦自己的經驗不重要，醫生的「專業」判斷以及健保給付項目決定了醫生要對孕婦做什麼、不做什麼。而這醫療化的結果，正是作者批判對象。
三
過去二十年來身體扮裝、酷兒理論等研究觀點的興起，可視為整體後現代文化風貌的一環，也引起強調社會政治改革左派理論家「後社會主義」的焦慮。也同樣是女性主義政治哲學領域的弗雷哲（Nancy Fraser）就曾經在《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和楊有過精彩交鋒。弗雷哲認為差異認同政治忽視了現實裡仍然存在且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好像女性、窮人、少數族裔只要獲得承認、被正眼相待如此就可以了。吉特林（Todd Gitlin）也在《異議》（Dissent）雜誌針對楊指出，強調差異會造成政治聯盟行動的難以開展，楊也做出回應。到底要異中求同以促成政治大團結呢？還是尊重差異以免被團結口號綁架了？這又是關心實踐行動的學者持續的論辯。
楊肉身已逝，她與眾學者的對話，依舊迴盪在我們的心靈空間。
有關這些學者的辯論，請參見以下書目：
Nancy Fraser, “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 Dilemma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 New Left Review, July/August 1995.
Nancy Fraser, “Rethinking Recognition,” New Left Review, May/June 2000.
Todd Gitlin, “The Rise of Identity Politics: An Examination and a Critique,” Dissent, spring 1993.
Iris Marion Young, “Unruly Categories: A Critique of Nancy Fraser’s Dual Systems Theory,” New Left Review, March/April 1997.
Iris Marion Young, “The Complexity of Coalition,” Dissent, winter 1997.
本文作者為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
〈推薦序〉2
讓活生生的女體走出政治新地圖：
悅讀艾利斯楊（Iris M. Young）肉身化的女性主義政治哲學
孫瑞穗
「構成世界的存在，永遠是一個活生生的身體。」 - Merleau-Ponty
「宣稱身體是一種處境，就認知到女人身體的意義攸關她運用自由的方式」 -Tori Moi
1. 被她思考的特殊姿勢吸引
老實說一開始讓我與艾莉斯揚的政治哲學相遇的媒介並不是她那淵博又著作等身的浩瀚知識，而是她觀察和思考世界的那個「特殊姿勢」。
故事是這樣的。某一冬日清晨我因為要準備隔天「市民身份」的課堂報告而急急忙忙跑進圖書館裡去找書，由於沒有事先向管理員預約，我必須一頭栽進哲學書庫裡去翻找。有趣的是，處身在一堆神情肅穆的哲學論著之中的我突然被一本表情豐富的書名吸住目光：《像女孩那樣丟球》。剛開始我以為用這樣的「思考姿勢」所寫出來的書被放在十分缺乏身體想像的哲學書庫裡鐵定是一種「錯置」，然而在仔細翻閱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正是天上掉下來的福音書。
相對於哥哥爸爸們偉大而權威的哲學面目，這本攜帶女性主義解放承諾的個人沈思錄反而用一種非常貼近女性體驗的語言召喚讀者們的身體來一同思考。彷彿正在球場裡興高采烈地練習投思想球的小女孩，年輕的艾利斯楊向路過的我熱情地招手，召喚我下場一起玩球。就這樣，情不自禁地一路跟進那有血有肉的女性主義哲思裡。是的，這是一顆艾莉斯楊傳到我手上的足以貫穿身體與公私領域的女性主義思想變化球，適逢台灣城邦/商周出版社即將發行中譯本的此時，我想藉機把它投給可能也正在路上的你。
2. 她為何以「陰性之姿」投球？—理解「陰性氣質」的肉身化現象
正如你眼前這本書所揭示的，這是一本專注在「女體經驗」的政治哲學理論書，也是艾利斯楊作為一位長期關注性別運動與社會正義的學者如何將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進一步「肉身化」（embodiment）逾二十五年的個人沈思錄。引發艾利斯楊開展這場有趣的思考與論述活動的開端，正是那個被你我習以為常因而不再發問的日常現象：關於一個小女孩投球時為何會有特殊的「身體姿勢」，以及這個身體所置位的「處境特殊性」究竟應該如何解讀才算公允。換言之，這是一本從（陰性的）特殊性出發，進而質疑（陽性的）普同性的全面支配正當性，並企圖通過「肉身化」哲學思考將「陰性處境」進一步理論化與知識化的思想集。
在既成的社會規訓裡，小女孩總是被教導該去玩洋娃娃，而不是上球場去玩球。她們的身體基本上是不該出現在球場上的。然而，如果她們開始興起上場玩球，多半會在男孩遊戲規則下遭受不公平的評價。她們被解釋為不是比男孩玩得差，就是不懂得如何「用力在該用力的地方」。確實這樣，她們丟球的時候身體不夠伸展，不懂得如何運用肌肉，看起來總是「不夠符合（男孩的）標準」、「不夠有力量」，並「常有所保留地」沒有使盡全身的力氣。不只在球場上，女孩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習慣性地穿拘謹的衣服讓身體伸展不開，習慣性地留守在固定居所讓身體變得蒼白脆弱，習慣性地保持低能量生活不敢讓身體變得強壯而有力。
女孩們總是遲疑地，卻步地，不敢在行動中真正使用她的身體，彷彿這個「有血有肉的身體」從來就不是「她自己的」。這個「女孩丟球的特殊姿勢」經常被父權社會命名為「具有陰性氣質的身體」。艾利斯楊用一種存在現象學式（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的方法來探索這個小女孩丟球時被賦予的性別編碼和解釋以重新勾勒出這個充滿問題的「陰性身體」之「生成」（becoming）過程。並且，她企圖在本體論，認識論和知識論上重新編織不同的知識視野以重建這個充滿權力刻痕卻又被遺棄的「女體」，使她復活。
3. 以「女體」為主題展開：重新編織肉身化的知識紋路
毫無疑問地，「女體經驗」在艾利斯楊這本書中不但是現象觀察起點，被視為生命存有的物質基礎，也是認知活動重要的意義生產過程。「球場」顯然是重要的空間隱喻，它象徵著傳統被男性掌控的知識場域，也是陽性氣質（masculinity）普遍擁有正當性和支配性的社會與日常生活領域。當女孩的身體不被期待地出現在「那裡」，又以一種不被理解的「陰性氣質」存在時，她亟需為她「為何存在於『那裡』又不被理解的『陰性身體』」做出一個本體論式的辯護，甚至為其延伸出來的「發言位置」與「自我認知」在認識論和知識論層次上進行存有正當性的深度闡述。
受到蘊含解放承諾的歐陸存在哲學洗禮，艾利斯楊廣泛地引用了許多自海德格〈Matrin Heidegger〉以降的德國現象學傳統，沙特（Jean-Paul Sartre）以降的法國存在主義觀點與論證，傅柯以降的知識權力說及身體規訓理論。更重要的是，她回頭承接自西蒙波娃以降為「陰性氣質」辯護最力的法國女性主義知識遺產，諸如精神分析，新文本/脈絡政治分析，以及主體性理論等等。尤其是Tori Moi修正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提出的「身體處境」論以及修正里茲龐蒂（Liz Bondi）的「身體存在現象學」後走出來的「活生生的身體」（lived body），更是她在本書中主要論證的核心概念。
一般而言，結構主義式的社會學分析比較關心特殊的「陰性身體」是如何被社會制度和權力安排所形塑的，也就是所謂的「性別社會化」過程所造就為性別編碼的身體與行為。換言之，結構主義式分析關心的比較是造成陰性身體的「社會壓迫結構」（早期曾被統稱為「父權結構」）。但是在這種認識論導引下所出現的女性主義理論工作多半聚焦在找尋壓迫女體的兇手，或者收集女體何以被壓迫的證據而已。然而「女體」在被解碼分析之後，也被丟棄。
相較於美國主流的性別角色或性別結構研究，艾利斯楊的問題意識比較重視「性別處境」，尤其是在特定處境中行動者如何進行選擇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的探索。換言之，她被歐陸思想洗禮過的理論視野將性別研究焦點轉向針對「陰性身體『生成』過程」的觀察，進而分析「女體」所置位的「特殊處境」到底是由什麼樣權力結構交織而成的「物質環境」。而探索被框架在特定物質處境中的「行動者」被框限了什麼樣的選擇，以及在行動過程中能有多少「選擇的自由」正是肉身化哲學既分析又具解放意涵的關鍵之處。也因此，這樣的提問讓那背負權力結構的「女體」能夠一方面被當成某種物質現象來分析父權如何運作，而同時又應該被當成具能動性的主體來探問，以解放處境中各種可能的自由意志。
4. 說「男性凝視」太沈重 ：深入探索行動者的主體慾望與選擇自由
八十年代以後的建構主義式（structure/structura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uration）的提問越來越成熟，所以強調行動主體如何運行或重建社會結構在理解上並不困難。但是，如果我們繼續提問下去，問題就來了。比如說，女孩如果丟球丟不好，她可以通過不斷練習而變得更好，然而，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她「選擇」繼續保持這樣「無力的」身體表現呢？這樣的提問則將我們帶進關於行動者更內在的思考活動了，那就是「主體慾望」。她的慾望框限了她往什麼樣的位置移動，將自己的身體置位於何種處境，甚至因此而能夠「看見」什麼樣的「選擇」，以及如何選擇等相關問題。也就是這樣深入的探問，艾利斯楊進一步把傅科（M. Foucault）的知識/權力分析，拉崗（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及主體性理論中更牽涉到「內在自我」那深沈複雜的理論提問，帶進行動者選擇意志的探索。
而慾望的存在與其展現的文化形式無非是一個更加深沈的問題。在精神分析和文化主體理論導引下，艾利斯楊繼續針對這難解的「女體慾望」進行認知層面上的探問：小女孩自己到底如何去理解自己這個「移動過程中的身體與動作」呢？她如何認知她自己？她是不是知道這樣呈現無力就會有（男）人來幫她？她是否正在為那從小就被規訓以致如影隨形的「看不見的眼睛」而進行表演呢？如果是的話，她的身體表演是否只是在習慣性地取悅這隱藏的「男性凝視」？她一生中可能擺脫這道「男性目光」嗎？抑或是，她不過是表演給那個「分裂的自己」觀看呢？她曾經或因此能夠自我滿足嗎？又以如何的形式存在呢？
狀似提問也狀似邀請地，艾利斯楊將「陰性氣質身體」解碼工作推向球場上的女孩，這個處境中的「行動者」，「行動中的身體」及其「行動慾望」的所有可能的主體敘述。而艾利斯楊對女體慾望和凝視權力的進一步探問，期待為跨越傳統性別研究受結構主義制約的認識論及知識論障礙。換言之，由於傳統結構主義式的性別解碼常直接將女性身體視為「父權體制的承載者」，一種權力運作的場域或道具，因而容易將陰性身體的特殊性直接推論成「父權體制壓迫的結果」。然而，艾利斯楊試圖加入不一樣的知識，通過上述多層次問題群組去探索更多解放女體詮釋的可能性空間。如此一來，我們才能讓「女體」得以從被動觀看的靜態符碼解讀轉向更為積極製造行動與意義的「主體」，並得以在思考過程中用一種「主題的」英姿被展開。
重新編織肉身化的知識紋路因此成為有能力充分解釋陰性身體姿勢的可能出路。這個出路便是針對現象進行多元化又多層次的意義探問，解放方法論上的批判多元主義。如此一來，我們意識到處理關乎行動者時，必須深入關照主體的感受與慾望，歷史的條件，他人目光，社會分工安排，社會與文化權力的操弄等多面向的因素如何交匯建構，然後才能找到一種經過批判整合又貼近身體，有關連性又具有能動性的「詮釋」。
5. 聚焦「主體性」的探索：走出身心/主客二元對立的第三條路
事實上，女體在文化解碼與社會分析之後被遺棄，跟西方哲學與政治思想史中長期以來的身心二元對立論有密切關聯。一般而言，西方哲學，思想史與社會理論傳統往往相當忽視或極端壓抑「肉身化」對思想、行為與感受的重要性，而啟蒙主義運動之後更加完全地奠定了身心二分的基本論述語境。
以啟蒙運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學家笛卡爾（Rene Descartes）所提出的啟蒙論述—「我思故我在」—為例。笛氏不但把身心進行二分，且在他的啟蒙論述裡只留下了一個關鍵性的「思」，認為主體只有通過「思考」這個心靈的活動才能獲得啟蒙以創造文明，「身體」則是完全地被拋諸腦後，被拋置在文明活動之外。不僅如此，能夠擔任思考的主體被假定成「單數而一致的自我」，這個「我」被後來的女性主義批評直指為「不言說而在文明中預設了的『大寫的男性主體』」。而這個代表西方文明和現代性的「大寫的我」搭了「現代化」的便車，大規模向世界各地擴張而成為普世皆準的「人的主體」。
艾利斯楊在書中一章描述她在鏡前注視自己懷孕身體時，有段生動的描述。她?，一方面覺得自己像個男性那樣審視自己，覺得一個肚皮壟起的懷孕女人好醜，可是卻同時有另一之眼以美學之姿看到了與自我身體之間無比親近的新關係。於是她論證，一般女性主義喜歡把女性身體受到壓制概念化為「男性目光」凝視下的「客體化」結果，因為男性凝視過程把女體給「他者化」與「客體化」了。但女人在這樣的體制中成長，接受了這樣的鏡像規訓，她必須一方面意識到男人目光，可另一方面要意識到自己的美學，所以她的主體被迫一定是「分裂的」。這個自我分裂的主體處境無疑地更加接近「女體」所處的真實世界，也是「女性觀點」很重要的辯證之處。
傳統上女體之所以在分析後被遺棄，正是因為她承載了被二元對立所劃界的理論傳統和認識論視野。艾利斯楊批評西蒙波娃《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啟蒙式論述中，常為了要去說明那個不平等的性別結構，在一一舉證了陰性特質造成的性別處境後，同時將女性特質和陰性處境貶抑為「次等的」，解放因而還得通過「意識覺醒」才能達成。啟蒙以來的女性主義理論大抵繼承了上述明顯身心二元對立論的傳統，偏重以「意識覺醒」（consciousness-raising）為基礎的認同政治。女人的心靈被喚醒了，然而身體依舊受困。
為了打破對立走出新局，艾利斯揚進而鼓吹一種重新聚焦「主體性」的女性主義觀點與分析，並提倡肉身化哲學思考以找回那鮮美多汁的「女體」。因此，她呼籲著，如此試圖將女性主義「肉身化」的知識生產需要進一步打破感性與理性，身與心，主體與客體過於二分的知識傳統，重新攪拌與規訓、觀看、權力、慾望等相關的因素，以還原「女體」存有於世界中的血肉面目與脈絡。這正是墊基並圍繞在「女體經驗」這個問題疑旨上的知識創新任務，一種必須重新整合身心對立的新哲學思維，一種亟需重新編織的關照主體生成過程的新公共政治學。
6. 找回「活生生的身體與性別」：走出政治思想新地圖
六七十年代激情的民權，反戰和反文化運動深深地影響了八十年代美國學院體制的內涵，許多當年投入運動或被深深影響的批判型學者後來多以「認同政治」為主題展開他們更深入的知識探索。艾利斯楊便是這類公共型批判知識份子，她不但以社會正義為做學問的主題，而且常常親身參加各種與婦女，勞工以及環保等相關的社會抗議行動，是八十年代以來轉型正義賽與女性主義公共領域中能夠拋出議題的重要女投手之一。
這一意圖超越左右，邁向深度民主化及實踐轉型正義的走向正是被後世稱為「第三波」改革浪潮的特徵。艾利斯楊在反省這些認同政治留下來的歷史遺產時，會將自己的知識計畫從意識啟蒙轉向「身體」與「主體性」的提問，有很大的因素是八十年代裡廣泛的認同運動和女性主義運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這個困境就是，整個八十年代是歐美新保守政權統治的年代，六十年代以來激進的民權論述，市民社會，與複雜的文化認同內容被新的技術官僚簡化為一個個形式標籤，使深度民主化計畫和轉型正義之實踐被「數量化的分配模型」所支配主導，因而變得相當形式而表面。正如她一開始就明言的，「身體經驗」是本書書名的另一個關鍵詞。這些論文並不把身體視為觀察、研究或解釋的客體或事物。事實上，這些論文旨在描述以血肉之軀活著、感受著的主體性與女人經驗。」她的理論計畫正是為了在這已被僵化了的兩黨政治對立以及社會正義相當形式化的分配結構中，讓行動者重新恢復能動性，讓市民社會從官僚治理體制中復活，讓陰性身體得以重獲行動能量，以恢復性別政治的提問能力。
因此，艾利斯楊在這本從「女體經驗」出發並重新編織知識體系的新思路中，不止「重新問題化」了女孩投球的陰性肉身，也企圖問題化「懷孕的身體」，「穿胸罩的身體」，「衣服與身體」，「被觀看又能哺育的乳房」，「月經週期中的身體」，進而追問包容這些身體的更大的「體制」現象，包括那「被家居/拘留的陰性身體」以及保障年老女人身體的「社會福利『體』系」等等重要的公共政治議題。她的提問方式，讓民間社會的正義問題不只是分配，而是更具體地看到是哪些「活生生的身體」在被國家和官僚體制分類，分配與安置。
事實上，八十年代由於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衝擊，女性主義理論範型已經出現很明顯的轉型。主要就是理論化被賦予了新的政治目標，那就是更能表達出重視「主體性」（subjectivity）與「立足點」（standpoint）之普遍結構的問題意識，以及更關照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實踐的理論化。綜合言之，一，擴大了過去認為公共政治領域運行的場域，讓市民身份（citizenship）和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都可以進一步被理論化為性別政治運作的地方，因而也成為除了國會殿堂之外值得深入研究的權力運行場域。二，對六十年代以來的認同政治進一步在政治上被理論化。主要就是將市民社會中的「非政府組織」，「公民自願性團體」與「市民社區」都嚴肅地被視為政治行為者，是政治體制中具能動性的「活生生的身體」，因之團體政治（group politics）和社區政治（community politics）都紛紛成為性別政治學中重要的理論化對象。三，深化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的關懷，把被矮化的個人私領域和被部落化的小團體中運作權力的特殊性跟公領域中的普同性重新整合起來，重新進行批判性連結，因而「政治主體性」（political subjectivity）和「政治主體化過程」（political subjectification） 成為新理論計畫中重要的課題。
7. 一首首由女體開唱的新正義交響樂
在八十年代後，艾利斯楊的政治哲學與女性主義知識計畫中相當明顯地轉向「活生生的身體」之範疇，著重關乎「弱勢者的身體處境」，「政治主體性」，「差異政治」，「日常生活空間」等的政治理論建構。艾利斯楊的肉身化政治哲學一路走來，不但進一步政治化「女體經驗」，且將之運用在與保障弱勢者身體的各種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再思上，如「社會福利」與「社會正義」的再思。甚至，她晚期也著書討論全球化年代中的新民主計畫，提出以關注他者（the others）的「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和「接納式民主」（inclusive democracy）為基礎的新共同體想像，十分啟迪人心。
近年來她的正義啟迪早已越界至歐洲，南非甚至亞洲等曾經歷劇烈民主轉型的世界各角落。本書論述出發點從深化並問題化陰性氣質的「特殊性身體」來介入民主正義與公共性這些「普世性價值」，用一種特異的「陰性姿勢」來重新闡述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聯，以尋找與重建認同與正義的「身體」。正當台灣關切討論轉型民主與轉型正義的此時此刻，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尤其值得那些關心小主體慾望的存有與解放，公民認同的多元發展，以及第三波民主改革內容與新興社會運動之未來的有心人深讀。
雖然艾利斯楊去年終因不抵食道癌的折磨而英年早逝，但她所啟動的正義思潮和創新政治語言都將永遠銘刻在民主改革者的心底。我這篇短短篇幅的介紹實在是無法道盡她那鮮美多汁的豐富思想的。那麼，就把我這篇簡單的序言當成參加搖滾音樂季或棒球賽前的熱身吧。
準備好了嗎？接下來是一首首由女體帶動開唱的新正義交響樂。
本文作者為台灣藝術大學美研所兼任助理教授、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性∕別、身體與城市）課程講師
〈推薦序〉3
把活生生的女體找回來
陳美華
透納（Bryan Turner）在一九八四年出版了《身體與社會》（The Body and Society）這本書之後，社會學界興起了一陣「把身體找回來」的學術浪潮。面對身∕心對立的強大傳統，「把身體找回來」這種充滿改革與政治允諾的激情呼籲，固然揭開了九○年代以來身體社會學研究的序幕，卻輕忽了女性主義者長期來在這個領域的經營與貢獻。
六○年代末，波士頓的草根婦女組織有鑑於男權主導的醫療體系總是無法適當地提供關於婦女健康照護的資訊與服務，轉而自行撰寫《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Our bodies, Our Selves）這部女性主義經典名著。這部集體創作，描繪了女人從初經、受孕、停經所經歷的生理過程，以及作者群的母親與祖母們所不敢訴說的諸多身體經驗（如墮胎、高潮等）。其次，女體在性別階層嚴明的社會中，也一直是女性主義書寫的主題。這類身體書寫的範圍，最早是以父權體制這個無所不包的籠統分析工具來討論女體如何系統性地淪為男性凝視、挪用的性客體；而常見的分析主題則集中於強暴、色情、賣淫、性騷擾與女體商品化等現象。再者，延續早期婦女與健康議題，討論女體如何在醫療體系中被他者化，進而參與權力協商的過程。這類的研究遍及懷孕、生產的醫療化、美容手術、人工生殖科技以及因應愛滋病危機而衍生的安全性行為的討論等等。
就理論層次而言，七○年代初以來，女性主義者即挑戰長期來將男∕女分置於公∕私領域，並將女人化約為身體、男人則隸屬於文化範疇這種身∕心、自然∕文化的二元對立。迄至八○年代，盛極一時的性∕別辯論（sex/gender debate）側重於建立性別作為文化範疇，而未能辨識生理性別其實也是社會建構而來的。從而，早期的討論，陷於女性具生殖功能的身體究竟是女性壓迫的來源，抑或應珍視女人特殊身體差異的討論。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關係，往往被理解為是社會性別強加在「自然的」生理事實之上。部分法國女性主義者固然論及，兩性生理差異是社會建構的，而這種差異的建構目的無非在於維繫、鞏固性別階層，但是這些論點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因而，有很長一段時間，女性主義者在拒斥生物決定論，致力於建構性別理論的同時，也一併輕忽了理論化身體的問題，深怕一碰到身體就會掉入生物決定論的泥淖。因而，女性主義書寫遍及各種女體經驗，但身體和性∕別的關係卻始終處於低度理論化的狀態。一直到九○年代，部分女性主義者援引後結構主義作為分析工具，身體不再被視為被動承受文化銘刻的產物，而被視為從事性∕別展演的場域。巴特勒（Judith Butler）無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她致力於拆解性∕別∕欲望（sex/gender/desire）三位一體的連續性，並強調性別認同是人為的假相，性別充其量是肉體風格一再重複所形成的結果，基進的、?覆的性別操演必須阻斷這種連續性。她的《重要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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