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詹宏志
最後浪漫旅行家
就像生涯跨越了三個朝代的第一夫人蔣宋美齡一樣，廿世紀最知名的英裔女性旅行家芙芮雅．絲塔克（Freya Stark, 1892-1993）也是活著見證了一百年以上世局變幻的傳奇長壽者。
而且又像蔣宋美齡一樣，當一生不平凡的芙芮雅．絲塔克死訊傳來時，世人在哀悼之餘，也不禁同聲感嘆一個時代的黯然消逝；倫敦泰晤士報在刊登絲塔克的訃聞時，就喟嘆似地稱呼絲塔克是「最後一位浪漫旅行家」（the last of the Romantic Travellers），儼然把她看做「浪漫旅行者時代」的輓歌。
我其實並不完全同意泰晤士報所下的這個歷史結語，在我心目中，比絲塔克年輕了一輪、也相當長壽、活了九十三歲的沙漠傳奇探險家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 1910-2003）才是真正的最後一位浪漫旅行家（這也可能只是「暫時的」最後，後繼者也許還在荒僻的路途上，我們只是還不認識他或她）。
當然，絲塔克的探險生涯始於世界仍然存有未知之域、仍然相信浪漫探險旅行的一九三○年代；但塞西格開始活躍於荒漠而為世人熟知時，那已經是二次大戰後的一九五○年代。現代世界地理已經進入科學儀器、通訊技術和航空飛行的管轄，塞西格刻意回歸原始的浪漫探險，乍看起來是十足的不合時宜，或者說，他的出現和變成英雄，只是過去浪漫時期的迴光返照或是無奈而終歸無效的招魂企圖，浪漫旅行時代的確已經隨著絲塔克的美貌與青春，一齊消逝在黑洞般無垠的時空墳場之中。
芙芮雅．絲塔克的出身是隱晦而不名譽的，根據她的傳記作家珍．簡尼絲（Jane Geniesse）的研究，芙芮雅極可能是她母親和外遇男友所生，但顯然她名義上的藝術家父親羅勃．絲塔克（Robert Stark）並不知情（簡尼絲認為芙芮雅自己極可能也未必知情），對她愛護有加（雖然她們父女通信很勤卻很少相聚），更慷慨資助她進入倫敦貝德福學院（這不是當時一般做女兒的可享有的福份）。也就是在那裡，芙芮雅．絲塔克開始顯露了她突出的學術天分。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打斷了她的學習生涯，但書本與研究終其一生一直是她心靈的平靜避風之港。
戰爭進行時，她來到義大利的波隆納，一面志願充當一位目睹戰爭血淋淋真相的軍醫護士，一面在夜裡修習阿拉伯文，做著發掘沙埋古城的大夢。當然，和所有懷春的青春少女一樣，她也在此時此地開始有了她衝動的早期戀情。但距離她聽從內心呼喚，真正義無反顧動身前往阿拉伯之地展開轟轟烈烈的探險，我們還要再等上十年之久。
這段期間，仍然有很多其他線索，可供我們更了解芙芮雅其人的個性與情懷。在修習阿拉伯語之前，芙芮雅已經能掌握多種歐洲語言，英語、義大利語、法語都算是她的母語（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義大利人，而她生在法國），少年時期的流浪生活使她又能說流利的德語；她大部分時間追隨她浪漫得無可救藥的母親，輾轉居住於不同的地方（配合她母親一段又一段不同起伏的愛情歷險），她的傳記作者懷疑，童年的漂泊與沒有安全感，使她後來對自己的外貌極其敏感（她拍照永遠敏感地只以半邊臉示人，而她的半邊頭髮永遠垂下來遮掩她童年受傷留下的傷疤），也使她常常有討好別人的傾向（害怕別人不注意她或不理她）。
一次大戰結束後，她移居北義大利的海邊小城，與她那位永遠無法負責任與照顧自己的母親共同經營一小片花圃維生，但這種農婦式的勞動量幾乎毀掉她的健康，讓她嚐盡苦頭的財務困難也幾乎毀掉她的自尊。天性樂觀堅強的芙芮雅卻也沒有被困境擊倒，她一面借貸周轉，一面仍勤學阿拉伯文。一九二七年，來自長輩一份意外的豐厚金錢饋贈，讓她有機會逃離了讓她無法喘息的花圃經營，她也毫不眷戀地立刻前往黎巴嫩。雖然此時的芙芮雅年已三十六歲，做為一位探險家起步已經嫌遲，但她的心理和外貌都還熾熱年輕，別忘了她的歲月比多數人都長，這一點擔擱現在看來也沒什麼影響……。
孤獨漫遊者傳統
來到黎巴嫩的芙芮雅看來也不著急，她安居下來，繼續精研她的阿拉伯文與伊斯蘭教歷史知識，只偶爾在暇餘到鄰近古蹟走走。一九二八年，她出訪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當時法國殖民敘利亞，和伊斯蘭教徒激進的德魯茲（Druze）教派迭起衝突，芙芮雅和一位朋友騎驢偷偷潛入法國軍事警戒線內，與德魯茲人接觸，最後被法軍發現而逮捕。英國女子擅闖法國軍事要地，這在當時可是要鬧成國際外交事件的，但芙芮雅卻能勸服法軍，保留手上暗藏的筆記，安全歸返義大利。這個意外，初步顯露她做為探險家的勇敢與沉著特質，也開啟了她後來將要大闖伊斯蘭教世界的序幕。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間，她隨身帶著《馬可孛羅行紀》（Travels of Marco Polo）來到波斯（伊朗）。這一次，受了前次與德魯茲教派接觸的啟發，她想一探馬可孛羅筆下記錄的「暗殺者之谷」，沒有人知道這個記錄傳說是否真實可信（因為元朝旭烈兀所領的蒙古大軍早就把這些堡壘一舉摧毀，暗殺者派也從此消失於歷史之中），更沒有人相信這些遺址與民族依然存在。
早在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過世一百多年後，教內的釋義爭端就誕生了一支激烈的異端教派伊斯瑪儀派（Isma’ilis，舊譯亦思馬因派），伊斯瑪儀派的教義很快地席捲了埃及與北非。到了十、十一世紀交會之際，伊斯瑪儀教派信徒尊哈里發哈基姆（al-Hakim, 996-1021）為真主化身，但隨後哈基姆神秘消失，他的黨羽流竄中東各地，並依教義解釋的分歧，產生了暗殺者派和德魯茲派兩個分支來。
芙芮雅從伊斯蘭教朋友口中聽到，在伊朗境內、裡海之南的額勒不兒思山脈（Elbourz）的高山深處，仍藏有昔日暗殺者山老（Old Men of the Mountain，伊斯瑪儀派的首領之名）的堡寨與信徒，因此決心一探這段幽微歷史的究竟。暗殺者，原名哈昔新（Hasisins），本來是一種植物煉製的麻醉劑，食此種毒品的伊斯蘭教徒亦稱哈昔新，後被歐洲十字軍東征的史家記為Assassini，成為英語刺客、暗殺者一字的由來。
為什麼哈昔新會轉為刺客之意？在《馬可孛羅行紀》裡就記載有「山老訓練哈昔新之法」一章（參見第一卷第四十一章，我用的是馮承鈞的譯本），說伊斯瑪儀的山老在山中建園，美麗無比，宮殿以金為飾，鑲嵌百物，又備有果物、酒、奶、蜜、水，更挑善歌能舞的美女，充滿其中。山老先蓄願為武士之幼童，擇一日以哈昔斯飲之，使之醉臥，移入園中，武士醒來以為身在天堂，盤旋其中，莫不適意之極，數日後復以哈昔斯飲之，移出園外，武士醒後悵然若失。山老欲刺殺某貴族時，乃邀武士說：「往殺某人，歸後，將命我之天神導汝輩至天堂。若死於彼，則將命我天神領汝輩重還天堂。」武士想再回令人樂不思蜀的天堂，出任刺客時萬死不懼。（至今伊斯蘭教中的激烈教派仍保有不畏死的刺客傳統，包括駕機撞入世貿中心雙子大樓的聖戰士也是其一。）
總之，芙芮雅歷盡千辛萬難，真的找到山老堡寨遺跡，重啟一段被遺忘了的歷史。《暗殺者之谷》（Valleys of the Assassins, 1934）一書出版，大受讀者歡迎，評論界也為之瘋狂，迫不及待給它冠上「一部旅行經典」的讚譽，連當時已經隱居不問世事的老牌探險家阿拉伯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都跳出來稱讚她是「一位英勇的傢伙」（a gallant creature），又說：「她展現自己絕非凡俗。書的形成過程更令人驚歎。」芙芮雅又把沿路探測製成地圖提供給英國政府，因而贏得皇家地理學會的獎章，「最後」一位浪漫旅行時代的女探險家也就此誕生了。
她從此不再憂愁生計與旅費，她可以進行一場一場創意獨具的旅行，寫下一本一本膾炙人口的作品。此後，她再遊阿拉伯半島南部葉門等地，寫下另一部經典《阿拉伯南方之門》（The Southern Gates of Arabia）；她也記錄航行小亞細亞的海岸，更重尋亞歷山大遠征軍的足跡；二次大戰時，她成了軍方倚重的中東地區專家，而她遊土耳其的遊記更是引發後來無數觀光客踏訪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理由。
芙芮雅是近代重新喚起孤獨漫遊者傳統的旅行家，她常常孤身深入歐洲人不曾到臨之地，無畏其中異族異教的誤解與敵意、也無畏異鄉異壤的水土與疾病。她對孤獨漫遊有一句詮釋名言說：「在陌生城鎮獨自一人醒來，是世界上最愉悅的一種感受。」（To awaken quite alone in a strange town is one of the pleasantest sensations in the world.）這句話一方面帶給她「大無畏探險者」（Intrepid explorer）的稱號，也給後來的旅行者莫可言喻的安慰和鼓勵。
我有一些理由相信，是芙芮雅建立了後來旅行文學的標準（benchmark）。她博學多聞，熱愛研究，每一個旅行地點常常能與歷史故事交織敘述成一幅立體的圖像；而她又敏於感受而富於文采，文字中常有令人掩卷深思的警句或情境。在她之後，旅行文學被要求同時兼顧行動力與文學美，不能不說是來自芙芮雅的啟蒙了。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旅行與探險經典>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