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亞倫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在內戰結束之後，經濟發展，快速崛起，太平洋也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彼時中國積弱不振，任由列強侵凌。中國為美國提供了勞動力、原料與市場。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美國更提供了軍事上的保護與援助。

　　二次大戰後，冷戰格局形成，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環，用以在太平洋西岸牽制圍堵蘇聯。這個戰略思維導致了一九七九年的中美建交，相信中國擁抱資本主義之後，終將走向自由民主。

　　中國也開始「改革開放」，逐漸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這個趨勢雖然因為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而受挫，但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態勢並沒有改變，在二○○一年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會員國，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高速期。

　　此時，經歷了九一一事件的美國傾全力對付恐怖主義全球化，耗費巨大，成效有限。美國驀然回首亞洲，發現中國已經崛起為區域強權，挾其蒸蒸日上的國力，軟硬實力兼施，東亞各國不敢攖其鋒，頗有回到古時「朝貢體系」的味道。

　　對美國來說，昔日後院被人侵門踏戶，情何以堪？於是喊出「重返亞洲」的戰略。

　　但是在中國眼中，面對廣大的太平洋，卻被美國的附庸封鎖在自家門前，運輸石油的命脈被美國掐住。不能擺脫這層限制，中國就不能算是真正崛起！

　　在這個針鋒相對的局面背後，中國與美國真正的意圖與內涵到底是什麼？雙方的底線在哪裡？亞洲各國要如何因應以自保？未來的局勢將會如何發展？

作者簡介

范亞倫 Aaron L. Friedberg

　　國際知名亞太地緣戰略及國際關係學者，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學院（Woodrow Wilson School）教授，曾任美國副總統辦公室的國家安全副顧問及政策籌劃主任、美國國會圖書館季辛吉講座學者，也是「美國新世紀計畫」的重要推手、亞斯平戰略集團的重要成員。

譯者簡介

溫洽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現任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傳記文學》副社長，以翻譯多本史景遷著作聞名，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前朝夢憶》，以及《脆弱的強權》（謝淑麗著）、《孫逸仙》（白吉爾著）、《毛主義的誕生》（馬思樂著）等書。

第一章      崛起之路
第二章      對立的根源
第三章      從遏制到結盟
第四章      圍和
第五章      「勢」
第六章      「韜光養晦」
第七章      不戰而屈人之兵
第八章      均衡影響力
第九章      均勢
第十章      其他戰略選項
第十一章    美國能否維持有利的均勢

導論

　　如果能事先知道我們身處何方、往哪裡去，
　　我們就能更能判斷該做什麼、怎麼做。

　　在今天，美國與中國糾纏在一個靜悄悄但逐漸升溫的權力、影響力的爭奪戰中，爭奪的範圍不限於亞洲，而是延伸到全世界。這種競爭態勢始於蘇聯崩潰後的一九九○年代初，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明顯加劇。

　　有許多嚴肅、立意良善的評論家似乎相信，中美正在浮現的對抗並非可以輕易消弭的誤解或可以即刻扭轉之錯誤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它的起因其實深植於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變化，以及太平洋兩大強權內在政治體制的殊異。放眼歷史，既有強權與崛起大國之間的關係不僅不穩定，且往往動盪不安。既有強權建立了國際秩序，並從中獲利，所以傾向以國際秩序的捍衛者自居。而崛起大國則覺得受現狀所限、甚至所欺騙，便會有所抗拒，要得到他們認為自己理應得到的東西。

　　意識形態的差異，再加上不必要的猜疑、輕率的判斷，更使得中美關係治絲益棼。華盛頓與北京儘管小心謹慎、避免公開直言，但每一方的戰略目標都威脅到對方的核心利益。就美國而言，它的目標是促成中國「政體改變」，推動威權主義中國朝著自由民主的政治方向過渡。美方運用的手段雖然是和平漸進的，但是，國目前的領導人只想維持現在的一黨統治制度。由於中國視美國為其持續統治的外在威脅，中國覺得有必要壓縮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規模和外交影響力，將美國勢力逐出，最終取代美國，成為主宰東亞的大國。

　　除了強勁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力道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把美、中推向對峙。由於付出的潛在代價高昂，又有難以彌補的凶險，雙方都無意直接衝撞對抗，事實上，雙方都還盡量避免衝突。這並非總是強權關係的常態，所以雙方更須小心謹慎、彼此克制。華盛頓與北京也許互不信任，不過雙方仍願意就戰略利益重疊的部分尋求合作。這幾年雙方雖然在貿易議題上迭有摩擦，不過都還是願意持續在經濟往來方面謀求互利。或許最重要的是，至少目前華盛頓和北京都相信時間是站在自己這一邊。美國決策者仍然有把握，中國長期的經濟成長將會為政治民主化、永續和平奠定基礎。中國領導人則似乎認為歷史潮流是趨向於中國。

　　兩國的觀點都不盡正確，這個世紀頭十年會揭示哪一邊比較符合真相。如果中國走目前的道路，如果中國日漸富強，但並未轉化成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與美國的對峙就有可能激化為更公開、危險的衝突。另一方面，兩國的關係雖有緊張的時候，不過中國一旦自由化，那麼一個真正具有意義的泛太平洋協定就可期待。

　　隨著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所面臨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處理與中國錯綜複雜、不確定、擺盪的關係。然而，基於諸多理由，美國對於這一考驗的準備並不充分。從九一一事件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就把心力都擺在回應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挑戰上，瓦解聖戰主義分子的組織網絡，對抗「流氓國家」如北韓、伊朗的迫切危機，同時還要穩定改造阿富汗、伊拉克並安然撤離。評論家有時會批評華盛頓無視於中國或亞洲的存在，實情雖非如此，但華盛頓也無法把全副的時間和精力專注在這應當予以關心的區域。如果不是因為爆發九一一事件，應該會有更多的金錢、人力、心力投注在分析、回應更為迫切的威脅，而這樣的威脅無疑是來自亞洲，以及中國崛起的長期挑戰。

　　今天迫在眉睫的問題，其重要性雖然終將降低，但在未來若干年內仍然會受到優先重視。國安「大餅」必須分到好幾個非常不同的工作上；而這份餅有可能比幾年前所預估的還要小。由於二○○八年金融海嘯的餘波持續盪漾，財政預算至少在未來十年間會特別緊。一旦美中對峙開始升溫，美國政府將面臨不尋常的財政緊縮壓力。

　　即使沒有別危機讓美國心有旁騖，耗費龐然代價，要回應中國崛起也非易事。美國曾在崛起的過程中應對其他大國，不過一個世紀以來，美國不曾碰過像中國這般即將躍升為戰略競爭者的對手。德國納粹、日本帝國沒有可與美國匹敵的人口、資源和工業基礎。蘇聯的資源規模或許和美國相當，不過，民主陣營國家何其有幸，蘇聯領導人拘泥於效率不彰、自力更生與中央計畫經濟的政策。

　　中國擁有豐沛的人力和天然資源，過去三十年來一直實施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途徑，造就了令人驚嘆的經濟成長和技術進步。按照人均所得的估算方式，中國由於龐大的人口數而顯得相當貧窮，但中國經濟產出的總體規模，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逼近美國。這種結果並不總是可以預先設定的；不過，中國經濟如果能持續步上軌道，就必須避免掉入種種障礙和陷阱。經濟轉型要是真能成功，那太陽底下就有可能出現新鮮事了。這是美國從一八八○年代取代英國成為「世界工廠」以來，首度遭逢在經濟規模相當的潛在戰略對手。

　　北京的迅速成長，讓它更有餘力快速、大幅擴張軍備建設，但與蘇聯截然不同的是，中國在全球各地的經貿活動確保中國可以輕易取得躍居世界及成為工業、軍事大國所必備的尖端科技。最後，中國投身經貿活動雖然暴露出不少弱點，不過也讓中國手握強而有力的新籌碼藉以發揮外交的影響力。這也是蘇聯自我棄絕的優勢。對於鄰邦與以外的國家，北京已經證明它很會運用手上與日俱增的經濟實力，左右包括美國在內的貿易夥伴的視野和政策。

　　一般而言，美國在二十世紀有能力把世界的各個大國分成兩大陣營。一方是朋友、盟邦，它們多半屬於自由民主的政體，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另一方是敵人：屬於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政權，與美國商業往來有限，外交關係緊繃。這種二元世界結構的好處就是簡單明瞭，起碼它容許表面上的道德清晰度。美國有時出於戰略的思考，願意與意識形態相左的國家進行貿易往來或交往，不過它的領導人與全體國民總是比較能坦然自在地與他們所認定的「良善」國家密切互動，淡漠對待他們認為的「邪惡」國家。中國顯然並不能歸於任何一方，也不符合美國戰略思想的既有範疇；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但卻不屬於民主政體，就此點而論，中國既不是可以信賴的朋友，也不是不共戴天的死敵。況且，除非一夕之間發生變化，否則這種模稜兩可的灰色地帶未來還可能持續一段時日。除了某些較為明顯的具體面相之外，中國的崛起將會給美國戰略專家與美國人在認知上形成嚴峻的挑戰。

　　回應這項挑戰的任務很艱鉅，部分原因在於很難以心平氣和的方式來討論中國。憂心中國崛起的人士，往往誤解中國所提出的挑戰的性質，不是高估中國目前的能力，就是誇大窮兵黷武的習性。中國的經濟發展本身並不會對美國的繁榮構成威脅，中國並不會狼吞虎嚥侵吞全球所有製造業的職缺，它的軍事能力並非鶴立雞群，它的現任領導人也不「想跟美國開戰」〈如一本書名所示〉。

　　雖然有這類示警，中美關係雖然時有緊張，不過學院、商界、政府部門裡「中國通」對未來傾向抱持樂觀的態度。基於理論、政治、情感和道德的因素〈在中國經商的人士，還攙雜了自利動機〉，大部分的專家都強烈認為中美兩國的利益穩固趨同，而貿易與經濟的發展促使中國正迅速向真正的民主政治改革道路邁進，從而使得中國能與美國維持穩健和平的關係。美國人必須有耐心，不要自亂陣腳，尤其重要的是，不要做出可能惹怒北京的事情，讓基本上良好的趨勢生變。 「視中國為敵人」，有句老話是這麼說的，「有一天中國就會真的成為敵人。」遺憾的是，隨著這種觀點而來的是一種令人不舒服的辯論，無法包容異議，不願去面對令人不悅的事實。出面質疑中國崛起的戰略意義，或是質疑政策是否不足以回應中國的崛起，有可能被解讀成杞人憂天，甚至還有可能被指為無端滋事，徒惹麻煩。

　　這不是一種健康的狀態，它可能還會引發危機。對中國競爭態勢輕描淡寫或視若無睹，並不會令之消弭於無形，反而可能更難以謹慎且適時的方式予以回應。要是怕會製造自我實現的預言，反而可能會讓美國與盟邦克制採取實際有效紓緩威脅、降低風險、維持和平的作為。不去承認潛在的風險，可能會讓美國疏於防備未來真有可能出現的危險。不能等美國處理好其他的危機，再來嚴肅討論該如何回應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有必要討論這個問題，況且它長期以來就遭到忽略。

　　如果目前的趨勢維持不變，美國就有可能與中國在地緣政治的政治賽局中落居下風。隨著失敗而來的，是陣陣嗚咽啜泣，而不是熱情活力。中國領導人並無意尋求對抗。反之，自冷戰結束後，中國領導人的戰略就是不露形跡，擴張中國的實力和影響作用，同時削弱、制約美國的實力和影響作用。假使北京的軍備建設維持當前的速度，而美國卻苦於財政短絀、國內政治壓力和錯估形勢等因素，而無法做出比以往更強而有力的應對，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天秤將開始朝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這類變局會削弱美國對盟邦安全承諾的效力，以及美國立足該區域的整體條件。對美國長期承諾的懷疑，再加上北京拋出經濟誘餌和外交壓力，可能會讓美國長期以來的盟邦重新評估本國的安全政策，其中包括與美國的結盟關係。美國在亞洲的地位取決於相對少數的同盟和準同盟夥伴。如果美國的同盟夥伴出現分裂或數量大幅減少，那麼美國將會徹底被逐出亞洲，或是被逼到亞洲的邊陲地帶。屆時，美國的軍備就只能部署在主權屬於美國的幾個小島基地上，如關島、塞班島、天寧島〈Tinian〉。在局勢演變至此之前，美國還有可能被迫順應中國，承認中國是擁有壓倒性力量的區域強權。

　　這樣的結果有什麼差別？何以美國人應該在意美國不再被遠在半個地球外的區域承認為最強大、最具有影響力的角色？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共和與民主兩黨交替執政下的美國外交政策有一個不變的目標，就是避免由單一或數個身懷敵意的強權宰制歐亞大陸。箇中原因總是揉雜著經濟、戰略和意識形態的思考。西歐或東亞假使全都由一個不懷好意的力量所操縱，美國將會發現自己被排除在市場、科技和關鍵能源的管道之外。敵對的單一強權或同盟，可會利用它們對這個區域財富和軍事能力的控制，以該區域作為基地，挑戰美國的利益，或許甚至攻擊美國的本土。美國的政治人物一直都在思考，假如歐洲或亞洲淪落到反民主勢力的手中，這對美國人期盼世界變得更自由會有何意義。
這個關切在今日和在百年前一樣有效。如果是因為思慮不周、誤判或有意為之，造成美國坐視中國主宰亞洲，那麼美國所傳播的自由願景、安全和希望將會受到嚴重的斲傷。美國從世界經濟最活絡的區域所取得的市場、高科技產品、天然資源的管道有可能會因為貿易協定的條件有利於中國而受到限縮。

　　由於目前局勢不可能訴諸赤裸裸的軍事征服，所以中國處理與弱小鄰邦有關天然資源和領土歸屬問題的爭議時會處於有利地位，做出所有權的聲張。中國控制了南海、東海可能蘊藏的石油、天然氣存量，再加上以優惠的條件自中亞、俄羅斯進口能源，大幅降低北京對從波斯灣循海路進口能源的依賴，從而緩和可能遭到美國〈或印度〉海上封鎖的風險。

　　美國勢力一旦撤出東亞，中國就能逼臺灣坐上談判桌，同時極有可能封鎖、中立化或先發制人壓迫來自日本或南韓嚴峻的軍事挑戰。解決防衛海上威脅之後，北京就能把更多的資源投注在與陸上鄰邦的折衝樽俎，同時更能把軍事力量投射到其他地區〈如中東、非洲、拉丁美洲〉，捍衛或增進中國的利益。在能與美國在全球各地一較長短之前，中國先要把成為東亞地區的第一大國。

　　亞洲要是被威權主義中國主宰，那些非民主鄰邦自由化的前景勢必一片黯淡。即使是該地區的民主國家，為了避免招惹北京，必定會克制自己的外交和內政政策。隨著全球投射力量、影響作用的強化，中國更有可能援助其他地區的非民主國家，同時展現出有別於西方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制度設計，以作為非民主國家發展模式的替代選項。

　　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說：「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爭霸的時代，因為這是一個成長的區域..如果你不在太平洋立足，就無法成為世界的領袖。」李光耀的話說得沒錯：假如美國坐視非自由主義的中國取代美國，成為這片朝氣蓬勃區域內最具優勢的競逐者，美國的全球利益、價值觀將面臨十分嚴峻的危機。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預告這嚴峻、迅速升高的挑戰，並分析挑戰的起源，勾勒挑戰的表徵，提出最佳的回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