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瑋麗

名人推薦：賴慈芸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專文推薦）

李根芳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

李奭學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林博文 / 專欄作家

蔡登山 / 兩岸著名文史作家﹍﹍同聲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媒體推薦：．紐約時報中文網專文推介（范瑋麗〈我與楊憲益先生交往二三事〉）

．「戴乃迭內在必定有獨特的鼓聲。在最為不堪的境況中，她堅持了風範與教養。而這種知識份子的風骨，楊憲益亦有。這是兩夫妻共有的鼓聲。」――中國時報開卷版讀書大展袁瓊瓊專文

．「楊憲益可以說是最後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

第十一章 燁，耀眼的火光

楊憲益與戴乃迭在離開英國兩年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楊燁。楊燁生性敏感，知道自己與別人不同，總是努力融入團體，保持一致。他喜歡閱讀，學業表現也優異，卻因為父母的關係，沒法通過政治審查，進不了好學校。他更加努力，卻發現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文革時期他受到嚴重衝擊，精神出現異常，有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拒絕生活在中國。戴乃迭帶他回英國生活，他認真適應環境，卻還是躲不過自己是誰的困境⋯⋯ 痛失愛子之後，戴乃迭開始酗酒。

二○○九年，又是春寒料峭的三月，楊家屋外的二月蘭已傲寒待放。

我每週一次叩訪小金絲轉眼已經一年有餘。每個週三上午，我進門後右顧，便會看見坐在絳紅色沙發上的楊憲益先生，從正在閱讀的報刊後抬起頭，笑瞇瞇地望著我。銀絲般的白髮把老人慈祥的笑臉襯托得無比燦爛，我心裡感動著，也向老人報以一個會心的微笑。然後，把自製的八寶粥交給護工小薛，把洗好的智利無籽葡萄和女兒烤的香蕉瑪芬或巧克力蛋糕擺在老人身邊的茶几上。落座後，小薛必定給我遞上一杯紅茶。然後，我們開始聊天。

我早已不再拿著錄音筆、捧著筆記本，同楊憲益先生一問一答地對話。雖然是隨意聊，但我會注意盡量不提楊燁。我知道那是老人內心的痛，我不忍觸及。

我問，您這一生有什麼讓您後悔的事嗎？我自作聰明，滿以為當年謝絕哈佛大學的邀請，錯過一個會改變他和戴乃迭，乃至全家命運的機會是一件值得後悔的事情。

他沉思片刻，輕聲說道：我打過戴乃迭一個耳光。

我愕然。

老人輕輕舉起左手（右手在二○○三年中風後不再聽使喚），輕輕一掃：「就這樣，我打了戴乃迭一個耳光。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戴乃迭。因為她不停地喝酒……」

我無語。

望著老人噙著淚花的雙眼，我觸摸到的豈止是後悔。

故事始於一個善意的預言。

一九三九年，在牛津大學讀中文的戴乃迭向父母鄭重宣布，她愛上了一個中國同學，準備畢業後同他一起回中國，在那裡結婚安家。母親又驚又恐，極力反對。作為傳教士在中國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母親，深諳兩國在經濟、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也目睹了許多跨國婚姻的失敗。她的第一反應自然是要扼殺女兒的跨國之戀於蓓蕾。

「如果你同一個中國人結婚，你會後悔的，」母親耐心勸導著剛滿二十歲的女兒，「你們的婚姻維持不了四年，」母親斷言，「如果你們有了孩子，他們也許會自殺的。」母親以過來人的姿態預示這段異國姻緣的將來。母親認為女兒少不更事，女兒則認為母親觀念陳舊，無法理解他們的愛情。母女倆各執己見，誰也無法說服對方。

戴乃迭暗自下定決心，她只需再等上一年，就到了法定成年年齡；屆時她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

一九四○年初始，剛剛步入二十一歲的戴乃迭獨自做出了改變她一生命運的重大決定—她同中國男友楊憲益訂婚了。

他們後來的婚姻遠遠超出了母親預言的四年。事實上，他們的異國姻緣持續了整整一生，儘管他們的婚姻道路上不乏或預料之中或始料不及的種種障礙與困境。

一九四○年的夏天，歐洲戰火紛飛，中國也備受日軍鐵蹄蹂躪。這對熱戀中的情侶從英國的南安普敦出發，乘俄羅斯女皇號郵輪，取道加拿大回國。

她帶著兒時對北京童話般的記憶和重歸故里的興奮，他懷著一顆對戰亂中的祖國的憂慮和赤子之心，雙雙情篤意深，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在柏溪和貴陽，他們雖然住茅屋、點油燈、汲井水，但雲集在大後方的文人學者，思想自由，談古論今，撰文吟詩，針砭時事。活躍的思想與自由的精神彌補了物質的匱乏與戰亂的流離。

一九四二年八月，楊憲益、戴乃迭離開英國整整兩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一個男孩兒，取名燁。

楊燁對於自己的出身無可奈何

雖然生於動亂與困頓的戰爭年代，楊燁卻成長得聰明伶俐、陽光可愛，恰如其名。因為喜歡教父邁珂．蘇立文寄來的美國玩具，「他強烈地嚮往美國，對任何美國的東西都有一股超乎尋常的崇拜，」戴乃迭在給蘇立文的信裡如此描寫楊燁，「但在世俗之事上他又是一個十足的小傻瓜，常常把自己的玩具送人，或把家裡的餅乾、糖果偷出去送給小朋友。」楊燁那時只有三歲，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國共內戰又要開始，生活的困頓與戰爭的動亂仍在繼續。

三年後，戴乃迭在給蘇立文的信中把楊燁描繪成一個「小書蟲」，吃飯都不肯放下手中的書，「極不善於交際」。六歲的小楊燁已經熟讀了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等兒童文學。一天，他聽到媽媽給三歲的妹妹講小紅帽和大灰狼的故事，他聽出媽媽講的跟自己書裡讀的不一樣。「媽媽錯了，不是那樣的。」他打斷媽媽，指出媽媽的錯誤。

楊燁從小就知道自己的媽媽同別人的媽媽不一樣，「媽媽不要來接我，」他有時會這樣央求媽媽，「我不想讓小朋友們都來看媽媽。」但有時他也會眨著大眼睛，不無驕傲地對媽媽說：「媽媽真漂亮！」

這個生性敏感的小男孩兒是隨著新中國一起長大的。

一九五二年，楊憲益、戴乃迭應邀加入了外文局，十歲的楊燁跟隨父母從南京搬到北京。他很敏感自己與別人的不同，長相異樣，媽媽又是外國人，但他努力與同學們打成一片，保持一致。在學校裡，他表現出色，學習優異，很快戴上了紅領巾，又戴上了兩條槓。在五十六中和後來的五中，他當上了班長，加入了共青團，儘管他入團的時間要比別人晚一些。按他的表現，他本應一滿十五歲就被吸收入團的。但他沒有怨言，認為自己的母親是英國人，團組織對自己的考驗長一些是應該的。

真正的考驗是在一九六一年。

學業優異、躊躇滿志的楊燁報考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第二志願是清華大學數學系。他不僅輕而易舉地通過了高考，初、高中的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更是無可挑剔，還是出色的長跑運動員。他堅持不懈地腿上綁著沙袋訓練長跑，不僅訓練體力，更為了鍛鍊毅力。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楊燁想像不到前面的道路上有何障礙。

六月的北京燥熱，楊燁的心情卻像北京周邊的櫻桃園裡晶瑩剔透的果實一樣期待著豐收。放榜的日子到了，楊燁既沒有收到北大，也沒有收到清華的錄取通知書，收到的卻是來自剛建校不久的北京工業大學錄取通知書。

楊燁懵了。該不會哪裡出了差錯？是不是張冠李戴了？他期待著也許幾天後會收到另一通知，告訴他搞錯了，北工大錄取的是另一個同名同姓的年輕人。然而他失望了，糊裡糊塗地失望了。不僅楊燁想不到，就連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楊燁報考的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他的出身—身為英國人的母親、出身於官僚資產階級的父親，是無法讓他通過政治審查的。

楊燁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現實，但並沒有氣餒。他越發積極地表現自己，尤其在政治上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在那個政治決定一切，時時處處都要填寫家庭出身的年代，楊燁深知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是他的跛足，他需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九六六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已經進入畢業班的楊燁迅速加入了紅衛兵，積極投入了這場紅色風暴。他用自己的零用錢買了一部油印機，為紅衛兵組織印刷傳單；還加入了學校廣播站，為宣傳「文化大革命」撰文組稿。當紅衛兵們四處抄家，大破四舊的時候，楊燁也對自己的父母採取了革命行動。他回到家把媽媽的古典音樂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個家傳的古董花瓶。從不罵人的楊憲益罵了兒子「混蛋」。又氣又急的楊憲益撥打了外文局辦公室的電話；外文局派人前來制止楊燁，說你對父親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國人，毀壞她的任何東西都是外事問題。楊燁這才揚長而去。

楊燁是選擇媽媽去友誼賓館游泳的時候回家造反的。他莫非在採取革命行動之前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和計畫？他想革命，想造反，想以實際行動宣告他與家庭劃清界線；然而他又難以橫眉冷對自己的父母，尤其不忍面對深愛著自己的媽媽。也許他以為與其讓別人抄家，不如自己先下手為強，自己終歸會手下留情吧。我們無從知道楊燁回家造反抄家的動機和目的，但他的確在外文局來人的幾句勸說下停止了行動。也許他以為自己的主動革命已經明確宣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場及對偉大領袖的忠誠。

然而不管楊燁多麼努力，他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就像他無法改變自己的西方面孔。

文革開始後，楊燁開始精神異常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文革」中推遲的大學生畢業分配開始了。楊燁聽說自己的去處可能是湖北，表示堅決聽從黨的分配。戴乃迭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他願意接受任何工作，主動要求去外省……我們當然會很想他，但我支持他想離開生活舒適的首都，到條件艱苦的地方去鍛鍊自己的動機和決心。」楊憲益、戴乃迭都表示了對兒子選擇的支持。「儘管政府有政策，不主張把獨子分配到遠離父母的地方，我們不想干涉兒子認為正確的選擇。」戴乃迭這樣告訴自己的母親，「有不少家長大鬧」，但楊燁為父母的理解與支持感到驕傲。

他們推測楊燁很有可能被分配到武漢，因為那是湖北的主要工業城市。但誰也沒有料到楊燁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農機廠做技工。楊燁再一次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黨的分配，決心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對黨和國家的赤膽忠心。

鄂城是長江邊上一個閉塞的小縣城，楊燁的西方面孔一下子就成了眾人指手畫腳、觀望議論的對象。楊燁裝作視而不見，盡量不去理會。但在一個沒有文化可言的小縣城，楊燁是孤獨的。他寫信要妹妹楊熾給他寄些書籍，不承想惹火燒身。

妹妹把哥哥的書籍一股腦打包寄走了。書籍到後革委會先開箱檢查，竟發現一本摩斯密碼小冊子。楊燁中學時曾積極參與當時流行的「國防體育運動」，學習發報、練習跳傘等等。這本摩斯密碼小冊子就是當時學發報留下的。而此時，已經以間諜罪名鋃鐺入獄的父母和這本摩斯密碼都順理成章地成了楊燁間諜嫌疑的鐵證。

逼供、審訊自是當時流行的伎倆。我們無從知道楊燁經歷了何種逼供、審訊，甚至體罰，因為他從未對人講起這些經歷。我們只知道他開始自閉，疑神疑鬼。一次他同師傅一起外出修電線，他爬到電線杆頂端作業，但張貼在電線杆上的標語礙手礙腳，師傅在下面高喊：「楊燁，你把標語撕了，不然怎麼幹活？」楊燁便把電線周邊的紙撕了。待他檢修完畢，從電線杆上下來，才看清標語原來是「毛澤東思想萬歲！」，而他撕掉的正是「毛澤東」三個字，他嚇出一身冷汗。在那個個人崇拜鼎盛的時期，有多少人因為失手摔碎毛主席石膏像，或無意撕毀印有毛主席像的報紙而付出了慘重，甚至是生命的代價。楊燁此舉足以把他打成現行反革命，投進大獄。他不僅害怕，甚至懷疑他的師傅是有意陷害。

儘管事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但楊燁的臆想、多疑愈加厲害了。

一九七○年三月，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把全國範圍內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推向高潮。楊燁作為來自北京的昔日紅衛兵又首當其衝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受審查，被批判。一九七二年三月底，楊憲益、戴乃迭先後出獄。四月，四分五裂的楊家在分別四年之後終於團聚，雖然短暫，卻幸福無比。戴乃迭在給姊姊希爾達的信中說：「在小妹熾經濟上沒有自立之前燁每月給妹妹寄生活費。」又說「三個孩子原本就關係密切，這幾年的困境使他們越發親密了，儘管他們天各一方」。

戴乃迭出獄後給希爾達的書信大多是談孩子們，畢竟作為母親的她整整四年沒見到孩子，也沒有聽到孩子們的任何消息。五月，戴乃迭寫道：「幾天前收到燁的來信，很溫馨。他在小縣城，小工廠的工作經歷對他是有益的，他已不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知識分子了。作為那裡唯一的技術員，他不得不解決各種問題。」但是戴乃迭也感到兒子身上似乎有某種失落或憂鬱，「我常常感到他更渴望能去大一點的企業，能在有一定的文化生活的城市工作，或者能有機會使用他的外語知識。」沒過多久，戴乃迭和楊憲益就發現了兒子的精神異常。

一九七三年一月，戴乃迭給友人大衛．霍克斯的信中說，我們的兒子「在文革中由於我們的牽連而受到衝擊，工作生活都不順心……如果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我們的兒子能調回北京，他也許就不會太敏感多疑，情況會大大改善」。

一九七三年九月，兩個女兒已先後調回北京，楊燁的調動也大局已定。「這完全是因為黨的政策對外國人的特殊照顧。」戴乃迭在給霍克斯的信中寫道。

「我們兒子的心理狀態仍然不夠正常，但他還能工作，醫生們說換了環境他就會好起來。」

在給另一位英國友人約翰．吉廷斯的信裡，戴乃迭說楊燁對許多事物的看法太「古怪」：「他不打撲克牌，不聽西方音樂（阿爾巴尼亞音樂除外），不看英文書，也拒絕往國外寄信。」

一九七四年十月，戴乃迭給霍克斯夫婦的信中更加憂心忡忡：「我們的兒子被拘留了。他在『文革』中心理失衡，起初他極左，懷疑外國的一切……當然他工作不順，所分配的工作既不對口，也乏味。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應當回國。」

楊燁的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來得突然，顯得古怪。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他與美國專家韓丁的女兒卡瑪有過一次簡短的談話。卡瑪與楊家孩子一起長大，楊燁因為年長，又聰明多識，所以是孩子們仰慕的大哥哥。現在卡瑪已經回美國讀大學，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回北京探親。楊燁這次與卡瑪見面顯得比以往健談，也許因為卡瑪在美國讀大學，讓楊燁有新奇感。

他們談到國籍與身分。卡瑪說國籍不過是一紙證明，並不能與身分等同；只有你自己才能決定你是誰，而不是讓一張紙定義你是誰。「比如我自己，我既可以選擇做中國人，也可以選擇做美國人。」卡瑪的想法一定給在閉關鎖國的新中國長大的楊燁耳目一新之感。最後，卡瑪還給楊燁推薦了當時正風靡美國的牙買加歌手吉米．克里夫（Jimmy Cliff）主演的牙買加電影和他的唱片。影片描寫的是一個窮困潦倒的歌手，被社會壓迫，被生活欺騙，而走向犯罪的故事。吉米．克里夫的「雷鬼音樂」和他那反抗壓迫，與命運抗爭的歌詞深受美國青年的喜愛。

我們有理由猜測，卡瑪的談話和吉米．克里夫的歌給了楊燁某種啟發和激勵。在他做一個正常的中國人、一個革命青年的努力一次次失敗，一次次讓他碰得頭破血流之後，他想到自己還有一半英國血統，他可以選擇做英國人。

楊燁踏上「回國」的旅程

楊燁從七月開始三次拿著媽媽的護照闖英國大使館，要求回國。第三次他終於成功闖進大使館，並拒絕離開。英國大使館不得不要求有關部門把他帶走，所以楊燁被拘留了。「儘管這是一起嚴重事件，但當局對楊燁很寬容，對他進行再教育和治療，」戴乃迭在給霍克斯的信裡說，「他們說他已經有所改善，但我們不可以見他。」

拘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當局是如何對他「再教育和治療」的？為什麼不允許父母見他？一切都只能猜測，因為楊燁回家後更加自閉，拒絕說話，整日把自己關在自己的房間裡，甚至吃飯都只在夜深人靜時到冰箱裡找一點西式食品充飢。

戴乃迭在十二月的一封信裡寫道：「我們的兒子回家了，本應很快就回工廠工作，但他拒絕去上班，仍然堅持出國。」他們擔心楊燁的心理狀態，即使出去了也難以適應社會，想盡量打消他的古怪念頭。「這是我們全家為之頭疼的事。」

一九七五年三月，戴乃迭給友人的信裡稱楊燁是家裡的主要問題，他有嚴重的精神障礙，拒絕工作，一心想「回國」；他拒絕承認楊憲益是自己的父親，拒絕同家裡的中國成員說話，拒絕與他們同桌吃飯；「他只講英語，如果我同他說話時偶爾夾帶中文，他便問『你什麼意思』？這實在令人頭疼，是個無法解決的難題。」但楊燁總算接受了「回國」也必須辦理正常手續的現實。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楊燁終於拿到護照。戴乃迭匆忙購機票，整理行裝，母子倆於十二月初經香港赴倫敦。

楊燁一路沉默。

在倫敦的希斯洛機場，他們順利地通過海關，楊燁仍然緘默。

取行李時，楊燁主動搬行李，裝手推車，盡量不讓媽媽動手。然後媽媽推車，兒子隨後，走向出口。戴乃迭馬上在接客的人群中見到前來接他們的好友費．格林，擁抱問好之後戴乃迭回身介紹楊燁，卻發現兒子已經無影無蹤。

兩人大驚，立即報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發現楊燁的蹤影。無可奈何的戴乃迭只好隻身隨格林前往倫敦北郊密爾希爾區的姊姊家。

「我已經大敗了！」戴乃迭一進門，就兩手一攤，一臉無奈地對姊姊說。

幾個小時之後，楊燁風塵僕僕，汗水淋淋地出現在希爾達家門口。楊燁從未告訴任何人他是如何從機場來到姨媽家的。但不難猜出，身無分文，又受過嚴格長跑訓練的楊燁一定是從希斯洛徒步跋涉十多英里，找到姨媽家的。

在那幾個小時裡，他都經歷了哪些思想鬥爭？從機場失蹤是否意味著他想像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樣消失在倫敦的人群中，神不知鬼不覺地融入他「自己的國家」，從此把他的過去一舉抹殺？儘管他講一口純正的英語，但沒有錢、沒有合法證件，他的此舉此念是否已經在現實面前碰得粉碎？

楊燁先後在費．格林，教父邁珂．蘇立文和姨媽希爾達家居住。戴乃迭在返回中國前與楊燁匆匆見了一面，看到兒子面色紅潤了，眉頭舒展了，戴乃迭深感欣慰。

一九七六年一月，戴乃迭回到北京後給霍克斯寫信，大談兒子：

我離開倫敦前見到了我兒子，現已改名為大衛．蘇立文。看到他的身體狀況有明顯改善，我很高興，儘管他不肯同我說話。他仍有一些目前無法克服的問題，如拒絕承認他的中國國籍，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也不要申請學校入學。不過他很想找一份工作，盡早自立，也有過幾次工作機會。我想當他一旦意識到人人都必須按規章行事才可以工作，他也就不會拒絕出示證件了。他現在常常幫朋友、鄰居修剪樹籬、劈木頭、洗汽車等等。他也不惜去很遠的地方訪問他所認識的寥寥無幾的朋友。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喜歡英國。他對英國的第一點批評是「這裡外國人太多了」。他的根深柢固的清教徒式教育常常會佔上風，他對我的姊姊說，這裡的許多電視節目都毫無意義，荒唐至極。這至少表示他還是有一定的判斷力。

戴乃迭還在信中婉轉地提出，不知霍克斯在倫敦的女兒們是否願意邀請大衛外出社交，她和姊姊希爾達都很希望大衛有機會結交更多的年輕人。「當然大衛也不是個容易交往的人，」戴乃迭也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因為他已經把自己在中國的全部經歷一概否定並遮蔽起來，而對英國他又瞭解甚微。」

楊燁雖然有過幾次工作機會，其中不乏理想合適的工作，比如翻譯科技詞彙或文獻，牛津大學出版社提供的翻譯編輯工作，都因楊燁拒絕出示證件，拒絕承認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諸東流。但戴乃迭對兒子的康復仍然很有信心，她對朋友說，認識大衛的人都喜歡他的溫文爾雅和甜甜的微笑；除了不習慣說中國人通常不用的「請」和「不用了，謝謝」等字眼外，大家也都覺得大衛是個彬彬有禮的年輕人。最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經不再緊鎖眉頭了。

一個明亮的冬日，發生不可挽回的悲劇

楊燁當然也在努力地去適應和喜歡英國的生活。一九七七年春天，姨媽家的後花園草坪一片嫩嫩的新綠，抽出新芽的月季叢中火紅的鬱金香和黃燦燦的水仙花亭亭玉立。楊燁一早幫姨媽推剪草坪，剪碎的嫩綠草尖散發著陣陣清香，生機盎然的春色令人陶醉。楊燁告訴姨媽想去找幾個剛認識不久的新朋友打籃球，姨媽求之不得，說快去快去！

楊燁和朋友們去了附近的小操場。曾經是運動員的楊燁籃球打得既投入，又開心，大汗淋漓之後是無可名狀的輕鬆。

「你是哪裡人啊？」回家的路上新朋友隨意地問了一句。楊燁愣了，該如何回答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呢？他來自何處？他從前的一切，都是他要極力忘記的，是他要全盤否定的。他的情緒一落千丈，他選擇了沉默，回家後又再一次選擇了自閉。

一年一次的簽證續簽，更是無情地、再三地提醒著他，他是誰，他來自何方，他有過怎樣的過去……如同一個剛剛結痂的傷疤，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撕開。

楊燁要為自己打造一個全新身分的努力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被現實擊碎。越是想甩掉過去，過去越是神出鬼沒地纏繞著他。楊燁也許不無痛苦地意識到，只有一條路可以擺脫過去。

一九七八年的耶誕節期間，希爾達應邀去弟弟家裡過節，他們也邀請了楊燁，但楊燁表示更想一個人清靜。這當然正是楊燁的性格，希爾達也沒有堅持楊燁同往。一九七九年元旦剛過，希爾達攜大女兒璐斯和弟弟家的兩個女兒回到倫敦家中，幾個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後幾天遊覽倫敦。

家中寒氣襲人，供暖的鍋爐不知何故停止運行，楊燁似乎全然不覺。冰箱裡只有幾瓶優酪乳，儘管希爾達給楊燁留下了足夠的錢讓他自己採購食物。

希爾達請人修好鍋爐，女孩子們去超市採購了大量食品，融融暖意和女孩子們的說笑聲給家裡平添了生氣和快樂。一月六日是女孩子們在倫敦的最後一天，她們計畫懶洋洋地放鬆一天，因為第二天是週日，她們要驅車返回學校駐地。早餐後她們想打撲克牌，三缺一，楊燁便欣然加入進來。四個表兄妹玩牌玩得很是開心。難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境，璐斯很受鼓舞。

「大衛，天氣不錯，咱們出去散散步吧？」打完撲克牌，璐斯向表哥發出邀請。她真希望表哥不要總是長時間地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好吧，今兒的陽光真好！我再不曬太陽就快發霉了。」楊燁似乎心情極佳，竟輕鬆地開起玩笑來。

望著表兄妹倆出門的背影，希爾達深深地鬆了一口氣，也許楊燁終於從過去的陰影裡走了出來。她想，待明天璐斯她們幾個上路之後，就給戴乃迭寫信，告訴她楊燁的進步。

冬日的陽光溫暖宜人，青檬街兩邊粗大的法國梧桐雖然頂著枯枝，但樹下的一方方草坪綠意蔥蔥，似乎在提醒著人們春天的腳步正悄然而至。他們談小說，談詩歌，談將來的打算……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是璐斯說話，楊燁聽。

突然，楊燁問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

這突如其來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絕才能不傷害這個性情敏感的表哥呢？

接下來的沉默也許比一個直截了當的「NO」來得更響亮。

「咱們回家吧！」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楊燁說。

回家後，表兄妹們又打了一輪撲克牌，楊燁仍然表現得輕鬆活躍，然後他回到二樓自己的臥室。

幾分鐘後，在樓下聊天的女人們聽到「噗」的一聲悶響，像爆炸，又像重物擊落屋頂。璐斯衝出房屋，只見濃煙夾著火苗，從楊燁臥室的屋頂衝向藍天。

「媽媽快撥九九九！」璐斯大喊……

楊燁自焚之後，希爾達在他燒毀了近一半的房間裡找到一個空的汽油桶，一定是楊燁背著姨媽，在她節日外出時購買的。在燻黑的書桌抽屜裡，希爾達找到一張戳滿了洞的毛主席像，幾張寫滿數學演算和公式的紙，好像一個數學家留下的研究某種數學理論的草稿，和一本抄寫了許多詩與歌詞的筆記本。這是一本綠色封面的活頁筆記本，工整娟秀的筆跡近乎印刷的手寫體，從莎士比亞、拜倫，到流行歌曲的歌詞，共八十八頁。最後一頁抄寫的是英國詩人威廉．歐內斯特．亨利的著名詩歌〈永不屈服〉

第十一章 燁，耀眼的火光

楊憲益與戴乃迭在離開英國兩年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楊燁。楊燁生性敏感，知道自己與別人不同，總是努力融入團體，保持一致。他喜歡閱讀，學業表現也優異，卻因為父母的關係，沒法通過政治審查，進不了好學校。他更加努力，卻發現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文革時期他受到嚴重衝擊，精神出現異常，有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拒絕生活在中國。戴乃迭帶他回英國生活，他認真適應環境，卻還是躲不過自己是誰的困境⋯⋯ 痛失愛子之後，戴乃迭開始酗酒。

二○○九年，又是春寒料峭的三月，楊家屋外的二月蘭已...

【推薦序】被糟蹋的一代譯者（文/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賴慈芸教授）

多年前，我還是碩班研究生的時候，有一次輪到報告紅樓夢的英譯。我從圖書館借了一套三冊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奇怪的是每一冊的版權頁都被撕掉了，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上課時，我先聲明我不知道譯者是誰，因為有某個沒公德心的讀者把版權頁撕掉了。沒想到我的老師康士林教授（Professor Nicolas Koss）很淡定的說，「是我撕的。」我們全都大吃一驚，讀書人居然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真是不可置信。但康老師解釋說，書是戒嚴時期他帶進台灣的，不把版權頁撕掉的話，有被海關沒收的風險。然後他告訴我們譯者是楊憲益和他太太Gladys Yang（戴乃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楊憲益這個名字。

那是一九九○年代初期，解嚴未久，那時也沒有Google，我們對大陸的譯者幾乎一無所知。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們四個研究生隨康老師到北京參訪，北外、譯協、外文局出版社等單位都去了，走馬看花。一天下午，康老師忽然說，帶妳們去見個老朋友。我們就這樣去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家。建築灰沉沉的，他們小小的家分成兩個單位，一邊是臥室，一邊是起居室，中間還隔著公用走廊，想來十分不便。但楊先生還直說，很好住了，看了真是有點不忍。

戴乃迭那時已經不識人事，坐在邊上似醒非醒，沒有說話。楊先生卻是一派老紳士模樣，跟康老師開了一瓶洋酒，邊喝邊聊。我們稱讚翻譯紅樓夢工程浩大，楊先生卻揮揮手，說賈寶玉是個sissy，不合他的胃口。我們在北京買了不少字典，於是稱讚大陸工具書比台灣齊全得多，楊先生又哼了一聲，說中國沒別的長處，就是人多。我們實在太生嫩了，不知楊先生是客氣話還是真心話，只好乖乖閉嘴聽他們老朋友敘舊。

後來讀了博士班，楊戴合譯的作品成了我的研究材料之一，漸漸知道這有一面之緣的老先生老太太，竟然是名滿天下的多產譯者。但總還是有許多難解之處。看了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補上了一些原來不明白的地方。為什麼康士林教授在戒嚴期間帶他們的紅樓夢譯本進台灣，要把版權頁撕掉？雖說依照戒嚴法規定，「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出版品一律查禁」，但其實執法時鬆時緊，像傅東華、王力等人，在戒嚴期間就悄悄以本名在台發行著譯作品了。或許傅東華、王力既然被打成右派，就沒那麼犯禁；楊憲益這種在大陸官方機構做事，專門幫熊貓出版社出書的，風險的確高一些吧。畢竟戒嚴期間，提到郭沫若時還要加給匪字，寫成「郭匪沫若」。又為什麼我們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去看楊憲益夫婦時，他們住得那麼寒酸，並不像我們以為的「國寶級待遇」？因為那是在六四之後，楊憲益已經跟共產黨翻臉了。

開始教書以後，有一次面試一位申請入學的美國學生。他本來在美國唸的是古典語言學系，學的是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看了一本紅樓夢英譯本，大受感動，因此跑來台灣學中文。我當然就問了是哪一個譯本，本來以為大概是企鵝文庫的霍克思（David Hawkes）譯本，想不到他說是楊憲益夫婦的譯本。楊憲益夫婦譯本，和霍克思、閔福德（John Minford）翁婿合譯本，到底那一個譯本好，研究者眾，論文也出了不少篇，甚至有人做成語料庫來比較。一般說來，楊氏譯本忠實、霍閔譯本流暢靈活大概是共識。但我無意在此比較譯本得失，一來中文母語者畢竟不是他們的目標讀者，譯本原是給英文讀者看的；再者我從初中開始看紅樓，在看譯本之前，中文原作已經看了多次，裡面的詩詞也能背幾首，因此我不是很好的裁判者。但那位美國學生因為楊氏譯本而學習中文，最後中文程度足以看紅樓夢的原著，也在台灣讀完翻譯碩士，開始翻譯台灣的小說，的確可以證明楊氏譯本的價值。

但看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時，心酸的是譯者竟然沒有選擇要不要譯，要怎麼譯。上級叫他們翻譯甚麼，他們就得翻譯，中間還入獄多年，出來繼續翻譯，譯稿還得經過政治審查，還有一堆難以討好的紅學專家等著挑毛病。在這樣肅殺的氛圍下，譯者哪裡還能奢談甚麼翻譯策略，只求不出錯就謝天謝地了罷。難怪楊氏不少譯本都帶有一點公務員的匠氣，也算是譯者的無言抗議吧。

文革期間入獄的譯者，當然不只楊氏夫婦。譯者必懂外文，懷璧其罪，永遠洗不清間諜、叛國的嫌疑，因此文革中受害的譯者極多。近年來爬梳台灣翻譯史，發現台灣在戒嚴期間，出版社曾大批盜用大陸譯者的作品，大陸譯者被台灣出版商塗改姓名、易名或匿名出版的，多達三百多人；而拜網路之賜，現在要查到對岸譯者的資訊已經不是難事。整理這批譯者資料的時候，更是心驚。只要看到過世年代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就知道大概又是死於文革；沒死於文革的，多半也都吃過苦頭、蹲過監獄、勞改下放。楊戴二位從事中譯英，英文讀者多於中文讀者；他們在戒嚴時期又是犯禁的名字，台灣學界沒有什麼人提過。因此台灣知道他們兩位的甚少。但英譯中的譯者，台灣讀者可能熟悉一些，說不定也讀過一些他們的譯作。

像是〈漫漫回家路〉一章，提到一開始舉薦楊憲益回國任教的吳宓（1894-1978）和沈從文（1902-1988）。吳宓是哈佛回來的西洋文學專家，台灣1968年海燕出版的《福祿特爾小說集》（今譯伏爾泰），沒有署名，其實是他的學生陳汝衡翻譯的，譯筆極佳；吳宓本人則寫了一篇〈福祿特爾評傳〉，也收錄在海燕版裡面，只是當然也沒有署名。吳宓在文革中被下放牛棚，終日批鬥，還被推倒斷腿，動輒不給飯吃。苟延殘喘，晚景悽涼。沈從文大名鼎鼎，文革中也被批鬥甚慘，七十多歲還被下放洗女廁、種菜養鴨，苦不堪言。〈俞黔奔波〉中提及的梁宗岱（1903-1983）與台灣更有淵源，他的妻子沈櫻（1907-1988）攜子女來台灣後，成為知名的譯者，梁宗岱翻譯的《蒙田散文選》也在台灣被盜印至少五次。留法的梁宗岱在文革中吃盡苦頭，多次被毆打折辱。〈東下，北上〉提到的劉尊棋（1911-1993），也有一部譯作以假名在台灣流傳：志文出版社的《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其實就是劉尊棋翻譯的《艾凡赫》。劉尊棋因為待過美新處，反右年間下獄，文革又下獄，妻離子散。〈鋃鐺入獄〉一章中還提到名翻譯家傅雷，他譯的作品在戒嚴期間至少有八本在台灣盜版流傳，包括《高老頭》、《貝多芬傳》、《約翰・克里斯朵夫》、《托爾斯泰傳》等；又因其子鋼琴家傅聰藉出國機會出走，台灣皆解讀為「投奔自由」，大肆宣傳，因此傅雷的知名度在台灣頗高。他在文革中與妻子雙雙自殺，更是令人不捨。

反觀與楊憲益生命中同樣有過交會的另一批人，如梁實秋、羅家倫、杭立武，則因為選擇來到台灣，而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這實在是當時始料未及的事情。

文學翻譯必有譯者，而譯者是活生生的人，必有其歷史背景、機運、喜好、包袱、感情與局限。因此談翻譯不能不談譯者。遺憾的是，因為政治的扭曲，我們過去有很多不能提的譯者。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的一輩譯者，命運之多舛實難想像：如果一九四九年留在大陸，就會遇到文革，而且譯作往往被台灣盜用數十年，也無人正名；如果來台，固然可以逃過文革，但也可能一輩子還鄉無望。今天看到這樣一本譯者的故事，多少彌補了一點遺憾。也希望未來能看到更多譯者的故事，對一代生命被糟蹋的譯者前輩致敬。

【推薦序】被糟蹋的一代譯者（文/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賴慈芸教授）

多年前，我還是碩班研究生的時候，有一次輪到報告紅樓夢的英譯。我從圖書館借了一套三冊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奇怪的是每一冊的版權頁都被撕掉了，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上課時，我先聲明我不知道譯者是誰，因為有某個沒公德心的讀者把版權頁撕掉了。沒想到我的老師康士林教授（Professor Nicolas Koss）很淡定的說，「是我撕的。」我們全都大吃一驚，讀書人居然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真是不可置信。但康老師解釋說，書是戒嚴時期他帶進台灣的，不把版權頁撕掉的話，...

推薦序 被糟蹋的一代譯者（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賴慈芸教授）
自序 難忘小金絲

第一章 浪漫預言
經過了一座座的金字塔，一個月光如水的夜晚，埃及導遊對楊憲益下了預言：「我看到一片水，是地中海，是大西洋；我看到一個英國女郎，在水一方，金髮碧眼，向東方眺望，她正為你而憔悴。」……

第二章 漫漫回家路
中日戰爭之際，楊憲益的家鄉天津已被日本人佔領；原本豐厚的家業，因著揮霍無度及投資失誤，加上通貨膨脹，家道迅速敗落了。楊憲益完成在牛津的學業後，婉拒哈佛大學的邀請，毅然決然帶著Gladys返回中國，「我對回國的決定從未有過一點遲疑，即使中日戰爭已經完全打亂了我的計畫。」

第三章 「一腳踏回中世紀」
初至落後的中國西南內陸，Gladys經受了種種磨難—起疹子、拉肚子、換瘧疾，不一而足。如此原始的居住環境是她做夢都想像不到的，但她坦言，「我來中國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取經，而是因為我對楊憲益的愛，因為我兒時對北京的美好記憶，和我對中國古老文化的敬仰。」

第四章 渝黔奔波
1940的戰亂年代，物資匱乏、顛沛流離，竟是楊憲益在中國最美好的日子。他與Gladys有了孩子，還結識了許多文人朋友，經常相聚，飲酒作詩。同時，他們夫妻被梁實秋聘為國立編譯館的高級研究員，一起翻譯了《資治通鑑》、《老殘遊記》、許多中國的古典詩詞、一些英譯中作品等。楊憲益聲稱那是他最「多產」的時期。

第五章 東下，北上
局勢持續動盪，好不容易抗日戰爭結束，楊憲益一家隨著國立編譯館的遷移，搬至南京。沒多久，國共較量進入最後關頭，許多國民黨官員紛紛逃離南京，楊憲益選擇留下來，未曾想到這一決定便注定了他們後半生的命運。

第六章 紅色風暴
文革開始了，Gladys在給母親信中寫：「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在外文局工作的楊憲益遭到批判，聲討他的大字報，數以萬計，貼滿了外文社大院的每座樓。他先被稱為「反動修正主義份子」，後來又變成「反革命份子」。走過戰亂的他，那麼多年從沒感到恐懼，但「那個紅八月是令人恐怖的……連我也害怕了。」

第七章 鋃鐺入獄
1968年，某個普通的夜半，楊憲益與Gladys先後遭到逮捕，兩人同被懷疑是英國間諜，而這一關，就是四年。不過兩人在獄裡的境遇迥異，楊憲益與獄友們相處愉快，教他們學歌誦詩，Gladys則是被單獨囚禁，只有幾本閱讀材料可讀。聽說她用舊牙刷把囚室的牆刷得一塵不染。楊憲益還說，她出獄後有一年多的時間常常自言自語。

第八章 「拘留」結束了
莫名其妙入獄，兩人在1972年3月莫名其妙出獄了。楊憲益一回家，馬上就是去看望母親，Gladys卻發現自己的母親賽琳娜已離世。她在獄中的那幾年，母親與姊姊想盡辦法要解救她，在一封給周恩來總理的請願書中，有近兩萬名英國人的簽名。

第九章 「我不是紅學家」
入獄前，楊憲益與Gladys利用業餘的時間著手進行《紅樓夢》的翻譯。沒想到，幾千頁的譯稿沒遭到文革的破壞，神奇地被保存下來了，不過此時Gladys對於這本巨著的翻譯工作「已經沒有什麼熱情了」。經過一番波折，終於兩人翻譯的英文版《紅樓夢》第一卷於1978年出版，而且聲名大噪，接連不斷地接受採訪。原本默默無聞的他們深受困擾，尤其是楊憲益，對於自己被稱做「紅學家」厭煩至極。

第十章 紛至沓來的「烏紗帽」
在《中國文學》工作了二十多年後，楊憲益晉升為主編，此頭銜幫他恢復名譽，平反昭雪，但也帶來無休止的會議。他們結識許多中西方的作家文人，家裡經常高朋滿座，觥籌交錯，楊家還獲得「楊氏沙龍」的美稱。但他們也付出了極高的代價，Gladys常在給朋友的信裡寫：「我們完全沒有了自己的時間，也沒有時間閱讀。」如此輝煌的日子維持了十年之久。

第十一章 燁，耀眼的火光
楊憲益與Gladys在離開英國兩年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楊燁。楊燁生性敏感，知道自己與別人不同，總是努力融入團體，保持一致。他喜歡閱讀，學業表現也優異，卻因為父母的關係，沒法通過政治審查，進不了好學校。他更加努力，卻發現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文革時期他受到嚴重衝擊，精神出現異常，有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拒絕生活在中國。Gladys帶他回英國生活，他認真適應環境，卻還是躲不過自己是誰的困境……痛失愛子之後，Gladys開始酗酒。

第十二章 一九八九
六四發生，楊憲益透過BBC廣播電台採訪，嚴正譴責政府的「法西斯」行徑，說出了所有人不敢說的話。其後白色恐怖與清查活動隨之而來，不少人開始失蹤—不管是被捕、被殺、或藏匿。楊憲益是時代的倖存者，但曾經對黨一腔熱血的他，最後也理想幻滅了。他說：「直到後來，我看到黨實在是腐爛的不像樣子，就失望了。對共產黨最失望的就是向老百姓開槍。算是到頭了」。

第十三章「我想回家」
晚年的楊憲益先後三次與癌症交鋒，2009年他因淋巴癌住進了北京煤炭總醫院。他做了放射性子粒子植入微創手術後，頸部的腫瘤雖然迅速縮小，卻也漸漸失去了聲音。「我要回家」是他留下的最後聲音，這恰好也是Gladys當年失憶後常說的一句話。她曾夢想住在一棟帶著花園的房子裡，他們的孩子在花園裡玩耍；如此普通的夢想，卻是她一生都無法實現的夢想。

第十四章 哭憲益筆記
8點多趕到醫院，爬上五樓，走進病房，管子、儀器都撤了。冬日的陽光從東向的窗戶裡射進病房……2009年11月23日，楊憲益先生走得平靜安詳，走在北京煤炭總醫院。

附錄一、最後的詩（楊憲益周年祭發言•倫敦•2010年11月20日）
附錄二、牛津植樹（牛津大學墨頓學院為楊憲益、戴乃迭植樹紀念文章•北京•2012年5月12日）

後記
參考書目

推薦序 被糟蹋的一代譯者（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賴慈芸教授）
自序 難忘小金絲

第一章 浪漫預言
經過了一座座的金字塔，一個月光如水的夜晚，埃及導遊對楊憲益下了預言：「我看到一片水，是地中海，是大西洋；我看到一個英國女郎，在水一方，金髮碧眼，向東方眺望，她正為你而憔悴。」……

第二章 漫漫回家路
中日戰爭之際，楊憲益的家鄉天津已被日本人佔領；原本豐厚的家業，因著揮霍無度及投資失誤，加上通貨膨脹，家道迅速敗落了。楊憲益完成在牛津的學業後，婉拒哈佛大學的邀請，毅然決然帶著Gladys返回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