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斯莉－安．瓊斯

倫敦的蘇活區與阿姆斯特丹的德瓦倫都無法與繩索街的紅燈區比擬，因為在六○年代初期，當地等於是水手們的首都。它相當靠近城裡規模龐大的碼頭，還有大量的妓院、脫衣舞俱樂部與夜總會，裡頭總是擠滿了妓女、皮條客、變性人、黑道和毒販，也會吸引大批客人整晚前來找尋啤酒、樂團、女人和打架，實際進行的順序可能也是如此。若你現在前往那裡，可能會將人潮洶湧又高掛霓虹燈的地區，誤認為是為新婚夫婦創立的黑暗版迪士尼樂園。街道上到處都是穿著吊帶襪、舞裙、薄紗與色情片舞鞋的妓女；暈船的水手可能剛從現場性愛秀中跌撞地走到礫石街上撒尿嘔吐。這裡沒什麼體面的景象，不過依然有種特殊的魔力。也因為漢堡在披頭四歷史中的重要地位，多年來總是受到許多人以充滿宗教崇拜感的口吻所描寫。
男孩們在這裡落入了最艱困的工作中；據說披頭四在職業生涯中，在漢堡表演的次數比其他地方還多。儘管紀錄各有不同，總表演數也與他們在洞穴俱樂部進行的演出數目打成平手，但他們在漢堡約莫進行了兩百八十場表演。無論有多少次演出（沒人在乎實際表演數目有多少，知道場次很多就可以了），他們都全力以赴並上緊發條，將小理察、艾維斯．普里斯萊、卡爾．帕金斯、胖子多明諾等人的歌曲用自己的詮釋震撼全場，「表演了一萬小時」。男孩們也在這裡認識了林哥．史達，這宣告了保羅將不用再兼任鼓手；披頭四在此擴充了表演曲目，首度錄製了商業歌曲，並且擔任東尼．雪瑞登（Tony Sheridan）的歌曲〈我的波妮〉（My Bonnie）的和音樂團。這項工作使他們吸引了利物浦唱片行老闆布萊恩．愛普斯坦的注意，並讓他自願擔任他們的經紀人。他們在這裡認識了許多酷炫的新朋友，激發他們集體留起長至鎖骨的中性髮型，使他們得到「拖把頭」的稱號。在這座腐臭又被遺棄的排水溝城市之中，約翰毫無自制地展現了厭惡人類的一面，徹底轉變成咄咄逼人、傲慢又尖酸刻薄的小無賴。他在舞台上踏著行軍步伐，侮辱主持人，嘴裡喊著「希特勒萬歲！」或「納粹！」、「蠢貨！」、「智障！」和「德國佬！」。他會把一只黑色小梳子靠在上唇，假裝是希特勒式的鬍鬚，並四處模仿殘障人士。克許曾命令披頭四得「好好表演」，約翰則完全依自己的風格執行這要求，還在舞台上打架。有一次他居然全身只套了一個馬桶蓋。但客人們一點都不生氣，反而源源不絕地前來。
某場加勒比鋼鼓表演種下了意想不到的後果。他們剛離開「傑克」咖啡屋（位在史萊特街上潮濕的地下室，地點靠近藝術學院），前去德國港口進行表演。他們寄卡片回老家給威廉斯，大肆談論起當地的風光。察覺機會的威廉斯向克許米德自薦，想要擔任默西賽德郡樂團們的經紀人。他沒辦法找羅里．史托姆與颶風樂隊，因為他們要到布特林海濱度假村進行夏季表演，因此拒絕了威廉斯；他也無法得到已經被預訂的蓋瑞與前導者樂團，於是威廉斯將披頭四賣給了克許米德。保羅、彼特和喬治已經離開了學校，約翰搞砸了期末考，被踢出藝術學院；因為已經沒有什麼事能阻擋他們，他們便亟欲出發，並說服自己這正是鞏固事業、使他們一炮而紅的大好機會。一九六○年八月十六日，他們剛從為期兩週的北蘇格蘭之旅回來，當時是為了拉瑞．派恩斯（Larry Parnes）的徒弟強尼．珍特爾（Johnny Gentle）而去；約翰、保羅、史都、喬治、威廉斯、威廉斯的妻子貝瑞兒、她的兄弟巴瑞． 張（Barry Chang）與「伍德邦恩公爵」（Lord Woodbine），也就是千里達的音樂推廣人哈洛德．阿道夫斯．菲利浦（威廉斯與他共同經營一間利物浦脫衣俱樂部），一同擠進威廉斯的綠色奧斯汀廂型車，並繞路去倫敦接服務生喬治．史登納（Georg Sterner，他擔任口譯員以及「披頭四間諜」，同時在帝王地下室俱樂部擔任克許手下的
服務生），再到哈威奇搭船前往荷蘭角港。他們嘈雜地駛過荷蘭，開入德國，並在隔天抵達表演場地，在趕著上台表演前只休息了幾小時。他們一晚會表演數個小時直到清晨，彷彿一週表演八天，並維持了六週，同時全擠在班比電影院幕後擁塞又骯髒的宿舍裡。
羅里．史托姆與颶風樂隊在十月底達，也迅速開始每天表演九十五或九十六分鐘，和披頭四交替演出。哈囉，林哥。
男孩們在一九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間進行了五次漢堡之旅，而在行程中發生的鬧劇足以創作成小說與電影。他們在英德拉俱樂部待了四十八個晚上，接著在該處的噪音遭到抱怨後，改在帝王地下室俱樂部待了五十八晚；有三個月待在前十俱樂部；還參與了明星俱樂部為期七週的開幕表演。他們在一九六二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回到漢堡，進行第四場與第五場活動；明
星俱樂部早在幾個月前就預訂了他們的時間。林哥在這最後兩次行程中擔任鼓手，因為他已經在那年八月取代了彼特．貝斯特。披頭四不太情願地接下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開始的兩週表演。而多虧了首張專輯《好好愛我》（Love Me Do），他們在英國獲得了巨大的迴響。
約翰曾說過一句知名的話：他在利物浦出生，卻在漢堡長大。他們都一樣。他們只有這條路可走，被拖出舒適的家中後，經歷了業火般的考驗，並迅速學會在歐洲最混亂的街道上保護自己。他們結交了新朋友，包括前輕量級拳擊冠軍霍斯特．法舍爾（Horst Fascher），他是人渣中的一盞明燈。身為前任慣犯的他，被克許米德雇用為圍事；他自認是名低吟歌手，覺得他的新朋友們搶了自己的鋒頭。但這其實從未發生，不過人都有夢嘛。他們與他的初次會面充滿敵意。當喬治．哈里森問他是不是納粹時，霍斯特揍了他一頓；約翰辱罵他時，法舍爾把他拖進男廁，朝他尿了一身。他也有正當理由生氣，因為他的家人在大屠殺時接納並幫助了猶太人。但在那之後，他的態度軟化，也喜歡了上這些骯髒的小夥子，並開始照顧他們。
要記得，當年約翰還不滿二十歲，他們在德國首演時，保羅和喬治比他更年輕；一想到他們和脫衣舞孃、妓女、人妖、攜帶彈簧刀的暴力罪犯，以及兜售毒品並揮舞短棍的保全人員和酒吧職員混在一起，就足以讓咪咪氣得提早入土。她並不清楚約翰在學生時期就已開始濫用藥物，要是知道也可能會對當時發生的事感到驚駭。反正晚上能安睡就好。為了加強自己在每晚數場演出時的體力，並為一大群只為了喝酒和打架而前去店裡的客人演奏，男孩們開始服用苯甲嗎林，又稱「普瑞藥」。那是芬美曲秦藥物的品牌名稱，在美國街頭被稱作「碰碰丸」。苯甲嗎林是一種強烈的興奮劑，會引發一些令人不適的副作用，也被用於抑制食欲。當他們和著啤酒吞下藥丸時，有時會口吐白沫，並接連好幾天都維持清醒。當他們因藥效而亢奮時，表演會大受歡迎。約翰自然服藥過量，有時會一次吞下四五顆苯甲嗎林，不像保羅較為自制地只服用一顆。據說彼特幾乎沒有服藥，這可算是個成就。
「漢堡的服務生們都有苯甲嗎林，還有許多其他藥丸，但我特別記得苯甲嗎林，因為當時的旅途很長。他們都會吃這種藥來讓自己維持清醒，以便長時間通霄工作。」約翰回憶道。「所以當服務生們看到樂手們因疲勞或酒精而倒下，他們就會給你這種藥。你會吃藥，並開始講話，精神也好了起來，接著彷彿能無止盡地工作——直到藥效結束，然後你又得再吃一顆。」
不久後，他們就發現自己需要更強勁，也能快速生效的藥，例如具有高度成癮性的安非他命、被列為抗憂鬱及抗緊張的藥物，街頭人稱「黑色轟炸機」、「法國藍調」與「紫心」。
他們的名聲不只傳遍了數千名放假水手耳中，也立刻傳進漢堡一部分比較習慣傳統爵士樂的年輕知識份子耳裡；特別是城裡的設計專業學院（現為應用科學大學）中穿著黑衣的陰鬱畢業生。該校專注於藝術、時尚與攝影。克勞斯．弗爾曼（Klaus Voormann）率先前來，之後帶上他的女友阿斯翠德．基爾赫（Astrid Kirchherr）和共同朋友尤根．沃爾瑪（Jürgen Vollmer），他們的同道中人後來也迅速加入。當我為本書採訪克勞斯時，他剛滿八十一歲。
「數十年來，人們不斷要我分析我的好友約翰．藍儂。」他說。「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我辦不到。這太困難了。
我只能說，對我而言，成名前的約翰是我最喜歡的版本。他並不快樂。噢，不，我說反了。約翰總是非常頹喪，他語帶諷刺卻又很幽默，也試著用笑話或惡作劇掩飾自身的問題。他不輕易觸及自己的角色與定位，這點我非常清楚，問題出在他的母親以及童年時期的麻煩。她當時才離世幾年而已，因此當他來漢堡時，還沒有解決心魔。
約翰假裝是個搖滾歌手，但那其實不是他。他非常強硬。他是我在樂團中認識的第一個人，我不知道該如何判斷他。我很害怕，覺得他會傷害我，卻總是被他身上某種感覺強烈吸引。」
克勞斯承認，自己的朋友圈和披頭四的共通點非常少。
「我們是藝術家，穿著麂皮與皮革大衣，加上輕飄飄的圍巾，頂著可笑的髮型。我們和他們相當不同。因為我們的外型與本質：個性深沉、肅穆、又充滿質疑，所以我們很少前往那類的俱樂部，那裡總是有很多人打架。但幸運的是，服務生發現我們和樂團成了朋友後，就開始保護並照顧我們。我們大部分晚上都會去大自由街聽他們表演。」
在柏林出生的克勞斯有閱讀障礙，父親是位醫生。他比約翰大兩歲半，在大概二十二歲的時候遇見了披頭四。克勞斯身兼平面設計師與商業藝術家，為某位德國音樂家所製作的的純樂器版《走，別跑》（Walk Don’t Run，該曲由投機者樂團〔The Ventures〕在一九六○年發行）繪製了首張專業唱片封面。
「我對此很驕傲。我會說一點英文，也把這份作品帶去給約翰看，他要我去找史都，因為史都是團裡的藝術家。我因此與披頭四結了緣。史都和我坐下來聊康丁斯基和其他我們最喜歡的藝術家，大家也都加入了討論。就連約翰也是，雖然他不太喜歡不是與他直接有關的情境。
他們完全不像我們以往認識的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出自直覺，這對我們來說非常厲害。我想，他們大概也覺得我們很有趣。我們受過的教育讓我們變得敏感又喜歡問問題。我們當時是某種存在主義者，也遵循那類哲學思想，所以約翰就決定叫我們『存仔』。」
「我當然認為他們會成功。」克勞斯堅持道。「我從最早看見他們在台上的時候開始，就很清楚他們會大紅大紫。你可以從他們身上觀察到一切成功的要素：約翰獨特的搖滾唱腔與能量、保羅擁有旋律感的強烈和聲、甜美的喬治用大膽的方式演奏艾迪．科克蘭與喬．布朗（Joe Brown）的歌曲。每個成員都有強烈的個人風格，一旦合作又能創造出魔法般的效果。當我在沈浸在他們的演出時，從未分析過；我就是單純在感受。」
但約翰對他而言是個謎團。克勞斯哀嘆道，儘管約翰充滿表演欲、又總是天馬行空，卻從來不願意讓朋友們踏進他的內心。
「最後他有些放鬆了，偶爾會向我透漏隻字片語，但他只願講出一丁點資訊，也鮮少提到自己的事。只有一次，在我們的友誼維持了許多年後，當時他住在美國進行個人工作，我去看他，他才對我敞開心胸。不過，在漢堡時他說得並不多。我很想認識他。
我記得有天晚上，我們喝得酩酊大醉，接著去了一家脫衣舞俱樂部，後來被踢了出去。當時約莫清晨五點，他和我去魚市場，我們倆發抖地坐在一張露天長椅上聊天。那是個古怪的親密時刻，但他依然不願意向我敞開心防。他不願放鬆，當時他確實處在和自己脫節的情況；儘管我年紀稍長，但我也有自己的問題。不過看到他處於痛苦之中，也讓我感到難過。他會憤怒到用拳頭打破櫥櫃的門板，把他珍貴的皮革夾克扯爛。他是個好朋友，是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朋友，但我幫不了他。」
克勞斯回想道，當時披頭四的主要問題，是因為沒有成人指引他們。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他們的年紀不夠大到能獨自待在漢堡。他們只是孩子，但沒人照顧他們，沒有媽媽或姑媽能幫忙處理家事，而且在他們前往漢堡前，已經過慣了那種生活。他們只是從利物浦被拉到外國工作的年輕人；你無法想像住在那種糟糕宿舍裡的骯髒狀況，還得被迫夜復一夜地持續工作，他們得服藥才能保持清醒。我們為他們感到很難過，因為班比電影院的宿舍非常惡劣，連動物都不適合住在裡頭。他們睡覺的房間，其實只是掃具間，裡頭沒有衣櫥、沒有適當的床鋪，只有行軍床。房裡到處都是穢物，他們用一只鍋子當馬桶；裡頭也沒有能盥洗的地方，他們得把腳泡在電影院中的公廁水槽裡。如果我們沒出現的話，他們就會繼續過那種生活。情況太可怕了，噁心到讓我們感到震驚，讓人難過得想哭。我們也不是什麼大英雄，只是想讓他們的生活正常一點。阿斯翠德和我邀請他們到她母親的家中，讓他們能好好洗個澡、洗頭和吃點正常的食物。他們急迫地需要被照顧，阿斯翠德也為他們提供了這點。我們成了他們的家人，阿斯翠德和我就像他們的父母。我們照顧這批男孩，讓他們再度快樂起來。我們帶他們去電影院、環遊漢堡和周圍地區，還去了波羅的海。他們非常樂於接受新經驗，特別是史都。」
當年二十二歲的阿斯翠德，現在已經八十二歲了，經歷過兩次中風。當時她曾是攝影系學生與攝影師助理，拍下了披頭四早期最經典的幾張黑白照片；日後這些照片都曾在英國、德國、奧地利、美國和日本展覽過，也印刷在限量版書籍中。
「這段記憶像是我腦中的旋轉木馬，他們看起來相當驚人——我的一生在幾分鐘內完全改變。我只想和他們待在一起，好好認識他們。」她在二○○五年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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