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主」與「自由」這兩個概念，不僅承載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承諾，還蘊含了澈底解放的威力。然而，這兩個概念該帶來的希望，如今卻籠罩在一片烏雲下。到底是哪裡出錯了？這兩個充滿希望的詞，如今遭到扭曲與濫用，不僅淪為空話，甚至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侵害社會，完全違背了原有的思想與行為宗旨。民主如今在現實中意味著一群政治與經濟菁英的寡頭選舉，其占據了社會的核心，尤其是經濟領域，使民主監督與問責機制淪為空殼，因此我們生活中所見到的大部分社會機構都不被民主保障。除此之外，自由指的是握有經濟權力者的自由。透過這種歐威爾式的重新詮釋，這兩個詞彙在誤用辭典中絕對占有一席之地。因為如此，儘管我們原先追求的是一個文明、理性與和平的社會，卻開始感到疑惑與迷惘，像是患上了集體失憶。由於對民主與自由的幻滅，我們如今不再能夠輕而易舉地就當前的權力關係提出另一種人道表述，甚至可以說快要看不見其他希望了。
欲細探事態的發展，便無可避免地得面對一個重要卻可能不自覺的敏感範疇。若以自身利益的角度觀察社會現實，可能看到的會是不同的形象，並獲得不同的結論。因此，該採取的是超越個人的普世價值角度，共創一個能夠體現自由與平等之類價值的社會。即使沒能完全採用這樣的角度，為了解不同的社會現實層面，也應抱持開放的心胸。這種宏觀視野對於社會觀察而言相當地重要，因此接下來的章節內容可能涉及的並非社會中的個人經驗。
我們對於環境的體驗，無可避免地會與自身視角與見解有關，這同樣適用於社會環境。對於社會關係的評價取決於地方視角，例如地理、歷史、社會與精神，而可用以觀察社會環境的視角幾乎有無限多種。
如今，我們不僅共享歷史地位，且很大程度共享了地理地位，甚至社會階級還讓我們與他人共享觀察社會的視角，而這些都會限制一個人在觀察社會時所能採取的可能視角。大致來說，我們所共享的社會印象是這樣的：我們的生活現實受到時代的刻劃，而當代在淵遠流長的文明史中，可說是最突出的時期。這個我們用以觀察世界的出發點，已經有超過七十年沒有發生戰爭與饑荒，生活品質也比父母輩與祖父母輩更好。這一切都多虧了民主與法治，不僅保障言論自由、人權與公民權，更確保生活的安全與安定。由此可見，我們應該對社會發展與達到的一切成就感到滿意。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生活確實相當優渥，而資本主義經濟也使多數人擺脫了貧苦與饑餓。光是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便出現了數次工業革命、農耕機械化與工業化、集約畜牧技術、生物科技革新、農產品與食品全球化、醫藥進步，甚至醫療服務也使我們的生活品質與預期壽命達到前所未有的巔峰。這些功績不僅實現了更優渥的生活，甚至新科技還深入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例如飲食、通訊、交通、健康，全都令前幾世代的人們望塵莫及。此外，大眾消費與入侵我們私生活的娛樂產業，也使充滿工作的日常不再無聊，並使社會不再只有暴戾之氣。甚至國際關係也受惠於此，例如聯合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立，以確保全球各國能夠長治久安。這個目標可見於聯合國憲章與其所禁止的暴力——即不得以武力侵犯他國。位於海牙的國際法庭是聯合國最主要的司法機關，而國際法旨在保障和平、民主與人權。我們在文明史上已達成不少成就，因而該為這些西方價值的實現感到慶幸。由此觀點來看，大部分社會中穩定存在的機構，都有賴於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這些制度當然不完美，而我們在各個領域中也持續面臨不同嚴重程度的問題。然而，如同康德所言：人性是根曲木。儘管我們不該期待錯綜複雜的世界井然有序，但仍可以相信，科技的革新與社會的進步能幫助我們戰勝眼前的威脅與問題。
雖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如今的生活幾乎是一種特權，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同意。若願意聆聽他人的心聲，便會發現有些人（甚至可能是全球超過半數的人）不會對上述的「我們」感到認同。由於「我們」是這種共享視角的基礎，因此有必要對其深入探討。
從綜觀全球的歷史廣角來看，我們可說是現有世界秩序的贏家與受益者。無論在任何時代，所有社會秩序的勝者、贏家與受益者不僅都傾向對當前的秩序給予肯定，甚至還會聲稱社會井井有條，且失敗是自己的問題。儘管這些既得利益者往往對於社會的發展抱持樂觀態度，但社會中的失敗者與受害者對於同樣的秩序卻有與「我們」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社會階級與地理位置——可能只是隔了幾條街或一片海，甚至幾年與幾個世代——對於世界就會有完全不同的解讀。
我們確實不容易在生活中經歷戰爭與恐攻、打壓與暴力、饑荒以及濫墾造成的沙漠化、資源掠奪、奴隸與刑囚。然而，仔細思考便會發現，我們的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剝削關係上，並從中獲益。我們並沒有真正擺脫這些負面事物，只是丟給其他人承擔，眼不見為淨。表面上看來，這並沒有道德瑕疵，還能讓我們乾淨地脫身。
在觀察一種社會關係時，不同視角間往往有值得玩味的灰色地帶。不同的視角會反映不同的社會現實、令我們看見不同的真相，並產生不同的結論。因此在此脈絡下，我們因自身處境成為較優越的族群，能在一大片的灰色地帶中自由遊走。換句話說，「我們」透過這類視角，在當代經濟與權力關係中成為了贏家與既得利益者。
至於失敗者與受害者觀察社會秩序的視角又是如何？光是成為受害者，便將其視角縮限為擔憂與害怕。要求挨餓者、受虐者與身心條件遭受威脅者在思想上跨越經驗並非容易之事，因此他們不僅無法認同「我們」，更無法接受對於當代經濟與權力關係的肯定描述。
無法或不想被歸類於「我們」的人：
無以計數的全球經濟秩序受害者。於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八年間受聯合國委託調查糧食攝取的尚．齊格勒（Jean Ziegler）估計，每年因現有經濟秩序死亡的人數高達五千萬。除了新自由主義經濟以外，人類文明史上從無其他的社會秩序造成過類似現象。
超過八億人（即超過全球十分之一的人）受到慢性營養不良所苦。除此之外，每年持續有超過三千萬人死於饑荒，平均每天近十萬人。（然而，依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報告，全球農業經濟發展的程度能為一百二十億人提供正常的營養攝取，較當今全球人口多了近一倍）。
超過十億人在貧窮線邊緣為生活奮鬥。
超過一千兩百萬的德國居民過著貧困生活，並被視為文化與社會的邊緣人。有五分之一的孩童承襲了貧窮，而在已開發國家與法治國家亦是如此。
此外，存在大量黑數，亦即數以億計的「過剩人口」。他們沒有消費能力，且不事生產，被社會排擠成邊緣人。
超過四千萬人在當代秩序下成為奴隸。
超過六百萬人因環境破壞造成的後果身亡。
西方價值共同體中的「我們」為了「捍衛」與「提倡」民主與人權，常對其他國家發動攻擊，造成大量平民死傷。光是在二〇一六年（即歐巴馬〔Barack Obama〕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就有七個伊斯蘭國家遭到共兩萬六千一百七十一枚的炸彈攻擊（每一枚炸彈被丟擲的時間與地點都登錄在美國空軍研究單位的資料庫THOR中）。依據不同的數據條件估計，自聯合國創立以來，美國軍事活動造成平民死亡的人數約有八百萬至三千萬。若不考慮時間與空間因素，在「我們」所發動的「反恐戰爭」中，光是在伊拉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就有一百三十萬人死亡。
在經濟與貿易戰爭中，遭制裁政權下的受害者。
這些無法或不願對「我們」感到認同的人，當然有滿腹委屈。對於這些當今經濟與權力秩序下的災情與受害者，大眾往往漠不關心，媒體也視若無睹。即使偶爾會出現相關報導，也是草草帶過。這類議題不被大眾重視的現象，反映了人們不認為自己對此有責任的態度。人們一方面認為，儘管國家領導人是透過民主制度產生的，但罪行是他們自己犯下的；另一方面認為，這並不是我們單方面的責任，很大一部分是自然定律下無可避免的結果，且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受害者因此常會被加害者反指責，要為自己的現況負責，而角色錯置讓整件事沒完沒了。
視角的採取同樣決定我們為鞏固內在和平與外在和平所達成的文明成就，亦即民主與國際法現況。在此方面，同樣只需稍微改變視角，便能看見藏在政治修辭與意識形態後的社會現實。如此一來，本該帶來希望並象徵政治自決的民主，意義從內在與外在和平的基石，淪為了真實社會的表象。因此，民主制度淪為週期性的選舉，選民只能在被推選出的不同「社會菁英」中選擇。真實的民主淪為民主的幻覺、公共辯論淪為風向操作、堅持中心思想的成年人淪為新自由主義下對政治冷感的消費者。如此一來，所謂的民主與自由只是當權者用來包裝虛偽承諾的藉口與空話，進而操控民眾的認知。
此外，國際法如今也淪為大國的政治工具。自行宣告為至高無上的西方價值不僅捍衛了宗教信仰，還合理化暴力行為，舉凡炸彈空襲、無人機暗殺、凌虐敵方、支持恐怖組織與經濟制裁等各種形式的暴力。如今這種崇尚暴力的政治行為，在全球脈絡下將牽一髮動全身。
民主制度與國際法所帶來的希望，亦即以文明手段平衡權力關係，幾乎已成為歷史回憶。更糟糕的是，民眾竟然還被政治人物以美化的民主與法治價值給說服了。如此一來，民眾的同意與默許為經濟與軍事強權的暴力行為合理化提供了基礎。在現實政治中，擁有話語權的總是國際強權。在政治修辭學方面，我們儘管對啟蒙時期的成果相當自豪，但兩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卻遭遇極端的反啟蒙現象。於此同時，政治強權在涉及權力利益時，同樣也會拿啟蒙概念當作擋箭牌，向他們眼中的敵人反擊，這反證了他們心中的文明優越感。
由此可見，視角是關鍵因素，決定我們眼中的世界，並過濾我們希望與不希望看見的現象。同樣地，我們觀察的結論與過程的發展，也與視角有關。不只有地理與社會視角（即我們生活的地點與時間），我們的世界觀也與精神世界脫不了關係。換句話說，就是直接與間接的經驗、社會化、規範與刻板印象、擔憂與膽怯、對於認同族群的印象與偏見，以及世界上包含自身與他者角色的想像。
這意味著，在觀查社會關係時，能夠採取的視角其實相當多，而這種多元化在政治角力過程中清晰可見。如此一來，為了確保政治行為能夠穩定地進行，便必須排除不穩定因素。透過和平的方式融合多元甚至衝突的利益，是啟蒙時期的重要民主思想。最重要的是，即使有利益衝突，各方在融合過程中仍享有相同的程序權益。此外，啟蒙時期的民主思想著重在達成協議，但並非粗糙的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強調多元的多數尊重少數。不同的團體進行相互討論，使各方利益能夠妥善融合，常見於民主制度的公共辯論。所有人皆可暢所欲言、交流不同的利益考量。在民主的協議過程中，平等原則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礎。
菁英民主不僅違反平等原則，還自相矛盾。這種民主制度雖然有民主的成分，卻簡化了民主的結構。即使是極簡化的民主制度，其中的民主色彩仍有可能使經濟與政治掌權者的利益受到侵犯。為了鞏固自身地位，他們會持續與民主支持者對抗，例如公共辯論就可能危害其穩定性，尤其是在選舉前夕。那麼該如何將菁英政治中的民主風險降至最低或排除呢？即使能夠排除碩果僅存的民主元素，也不是漂亮的政治修辭能做到的。原因在於，即使民主只是假象，但公開辯論與定期選舉仍無可避免。若掌權者不願破壞遊戲規則，便須找到一個能夠穩定自身權力的方式，繼續在民主制度中生存。
過去數十年來，許多掌權者努力嘗試發展出一種穩定機制，使自身權力不被民眾透過少量的民主色彩侵害，其中包含新型態的權力組織形式與心理學上的意識操控。發展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很久以前，但這種趨勢在過去數十年來不斷成長，甚至被許多機構利用。這種計畫性的社會體系轉型相當於一種由上至下的社會革命，目的在於鞏固甚至擴大經濟菁英的利益，而撐起整個轉型過程的是兩根重要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越來越抽象的權力組織形式，其有目的地在分散社會責任。如此一來，民眾不僅無法為不滿與憤怒進行政治咎責，亦無法將希望改變的心聲傳遞給真正的決策者。轉型過程透過憲法保障機構逐步進行，民眾幾乎難以察覺。現有的權力關係能藉此獲得穩定，而類似的權力分配亦能披著民主的外衣持續。因此，長久以來形成的民主結構遭到掏空，但一切看上去依舊正常。於此同時，國內與國際法規必須「與時俱進」，才能幫助經濟與政治掌權者的極權利益取得合法性。法規必須使政治權力能轉換成經濟權力，並將現有或計畫中的權力分配機制合法化，使其不受少數的民主色彩威脅。如此一來，這種組織性的階級犯罪行為便受到立法保障。時間一久，即使透過民主制度也無法干涉。
第二根支柱是轉型過程中操控民眾認知的高超手段。民眾必須意識到權力中心的存在，亦即製造民主假象的權力主體。其最主要目的是削弱民眾改變社會的意圖，或分散其中的政治目的。為能確實達到目的，這種操控認知的方式所瞄準的目標遠超過了政治意見的範疇。目標不僅涉及了政治社會與文化生活層面，還有個人生活層面。換句話說，他們試圖打造對政治冷感的「新人類」。由此看來，幾乎無異於極權主義，因此民主理論學家謝爾頓．沃林（Sheldon Wolin）稱其為一種新型態的極權主義，特徵之一即是難以被民眾察覺。這是數百年來許多社會學家共同參與的結果，目的是實現操控社會的可能性。對於民眾的認知操控，重要的環節是創造合適的意識形態。民眾當然不會察覺這種意識形態的存在，但它建立了一個合理的框架，以解釋許多個人與群體的共同經驗。這種意識形態過去數十年來透過新自由主義達到高峰，並建構一種「資本主義式的菁英民主」。社會菁英因為被賦予改善社會福祉的義務，而有了操控社會的契機。之後延伸出來的政治哲學與社會學，或明指或暗喻都建立在此基礎上。
兩種社會轉型都模糊了權力的存在，使民眾對其視若無睹，進而躲過我們天生排斥外在操控的心理防禦機制。對於當代資本主義式的菁英民主，兩者都具有代表性特徵。唯有充分了解這種新型態的權力組織形式，我們才有機會發展出對策，向不正當的威權規範反擊。此外，對於操控民眾意識的政治手段，我們也能以同樣的方式克服。
這本書的所有章節都圍繞著民主（確切地說，是用以削弱民主的策略與方法），以及民眾未能察覺蹊蹺的原因。各章節的內容無可避免地會有重複，但好處是能當作獨立文章閱讀。透過不同的視角與情境檢視這個核心問題，或許更有助於理解。
書中所談論的政治問題與議題都是基礎範疇，因此社會中的每一分子都能對此進行了解。即使有時談論的是抽象問題，也無需具備專業知識或另外查找資料。當然，在分工細膩的當代社會，專業的問題還是需要專業的人去克服，但政治決策與行為仍建立於同樣的社會基礎。對此爭論與抉擇是人類的天性，而亦是民主的針對特徵。
在談論不同主題時，也會順帶提及心理上的緊張感，其介於部分圖利的個人視角與具有普遍性的超越個人視角之間。後者重視的是共有的社會與經濟利益，且追求內在與外在環境的和平。若想進行民主的交流與達成民主的協議，我們必須忍受並克服這種心理上的緊張感。這種能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只是需要有意識地去做，即有意識地運用這種能力。如此一來，心理上的緊張感便能為政治行動帶來動力。
在新自由主義中，解放型政治行為是一大難題。由於新自由主義似乎有無限的彈性與適應力，因此無論外在條件如何改變都能夠存活。其學習與適應能力要歸功於意識操控的可能性，而這往往透過智庫與大學實現。新自由主義藉此成功與迅速征服了地方上的社會反動勢力，並分化與壓制解放運動。這意味著，將自己的經濟規則拓展至所有社會層面。如此一來，新自由主義便能夠蠶食異己，或牢牢控制對方。
解放型政治行為面臨的問題是，必須在適合的策略發展過程中，展現出特殊的適應與學習能力。面對如此的權力與暴力關係，以及上位者與下位者的龐大權力差距，個人幾乎沒有反抗餘地。唯有共同合作，才能夠淡化不平衡的現象。這種合作必須團結且長久貫徹，否則面對相對穩固的政治權力掌權者，只是毫無意義地曇花一現。在發展解放型策略的過程中，重要的第一步是有系統地消除民眾的政治冷感。如此一來，民眾才能奪回失去的集體意識。這是一種無法評估的共有寶物，而我們或多或少的政治經驗與目的都是以此為基礎。我們就像是有一個龐大的歷史工具箱，裡頭充滿了批判的意識形態與思辨方法，以及有效的政治行為策略，能用以順應與拓展當代權力。
我們若在重要的解放活動傳統上遭到孤立，便無法將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經驗歸納到認知中，也無法辨識眾多紊亂事務背後的作用機制，更無法依據經驗判斷行為後果。如此一來，便不會有任何的權威與行為指示，而本書對於人道社會的重建，亦不會提供具體的策略與行為指示。所有政治行為的解決方案都得由「下級」發起，不僅須共同建構，還須對外在環境保持彈性。政治行為的發揮空間很大，且歷史詮釋取決於行動，而行動取決於目的。歷史可以是各種可能，可以是積極的改變，也可以是忍受與默許，更可以是政治冷感。歷史完全取決於我們對未來的目標、我們形塑社會的意志，以及我們的決定。
對於此書的完成還有一點必須補充，亦即所有篇章皆是針對社會政治而寫，與我主要的認知研究沒有太多重疊，頂多為對政治研究感興趣的人提供個人的補充說明與延伸讀物。各個章節可以獨立閱讀，而連接其中的只有觀察民主的政治視角，以近一步認識基進民主思維。在書中可以看見，這種基進民主思維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呈現。對於本書的完成，毋庸置疑得感謝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與英格博．茅斯（Ingeborg Maus）。杭士基為後世所帶來的影響，很大程度改變了我的思考模式，無論是認知科學與政治科學。至於茅斯的著作，可惜我不久之前才剛讀完。他為了分析基進民主主義，深入、仔細且連貫地談論「民主化民主」的概念。這個概念針對有專制傾向的國家與政權，堅定捍衛民眾享有自由的權利，並為多元與利益關係複雜的社會提供一個現成的解決方案。
這本書所涉及的廣泛面向是我原先沒有料想到的，因此我必須感謝威世登出版（Westend Verlag）的積極與熱忱。感謝他們的陪伴，並協助我將這本書中各個階段的想法付諸於文字。除此之外，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人生伴侶吉賽拉．伯格曼—毛斯費德（Gisela Bergmann-Maus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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