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電影金銀島的潛勢書寫
現今談論新電影，似乎已是老生常談的課題了。三十多年來，它引發了廣泛的影響。從歷史系譜的角度而言，由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萬仁、王童及張毅等人編導的影片，不僅在台灣電影史上展現出一種既承襲電影文化傳統，卻又與之形成斷裂的殊異美學形態，侯、楊兩人更以電影作者之姿在國際藝術電影上佔有一席之地，對國內外創作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力。伴隨著新電影崛起，嚴肅的電影評論與電影學術研究亦開始萌發。《悲情城市》作為首部在威尼斯影展獲頒金獅獎殊榮的華人影片，評論界與學術界紛紛對這部以「二二八」為敘事背景的作品，就歷史再現與政治認同、社會實踐與文化歸屬，以及導演美學與電影藝術等面向展開了激烈的論辯，為1990年代以降蓬勃發展的台灣電影研究拉開序幕，亦奠定了重要基石。因此，可以這麼說，新電影除了創造出台灣電影史的高峰，亦帶動了台灣電影研究的態勢。
屈指一算，台灣電影研究發展迄今只有區區幾十年光景，在台灣論辯國族主體性的1990年代，尤其是學院知識份子藉由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國族電影、文化研究及後殖民理論等論述範式的演繹與推論下，展露出十分活躍與亮眼的書寫動能。即使如此，有論者卻對此種被西方各式宏大理論與知識框架宰制、以至於犧牲了電影分析典範的台灣電影研究提出挑戰——葉月瑜教授即為當時撰文省思和批判此一現象的學者。葉教授分別在〈台灣新電影：本土主義的「他者」〉（1999）與〈什麼是中文電影研究？從若干問題談起〉（2000）中，明確指出電影研究不能一味地為了彰顯電影意義的徵候功能，而喪失運用電影分析法來闡釋電影先天與內在的價值，更不可不思索造成電影與理論、問題與詮釋，乃至政治與歷史彼此失衡的方法學。顯然，此種堪稱「有理論無影片」，抑或「重論述輕分析」的研究趨向，是她冀望透過一種紮實、精確且深刻的電影分析方法論予以扭轉甚至改變的。2000年，葉教授首本著作《歌聲魅影：歌曲敘事與中文電影》兼容文本分析、電影理論和歷史政治文化向度的視域，是此書寫關懷下的結晶；2005年，她與魯曉鵬（Sheldon Lu）教授編著《華語影片：歷史，詩學，政治》（Chinese-language Film: Historiography, Poetics, Politics），研究視野與框架更顯寬廣卻不失嚴謹，是一部以結合文化史、美學闡釋及政治考察等分析方法來形構華語電影概念的重要論文選集。同一年，葉教授出版了一本與日本電影專家戴樂為（Darrell William Davis）教授合著的論著《台灣電影百年漂流：楊德昌、侯孝賢、李安、蔡明亮》（Taiwan Film Directors: A Treasure Island），是將其念茲在茲的分析方法論轉化，並實踐於現當代台灣電影史與導演研究的代表作。
在這本原書題名為「台灣電影導演：金銀島」的著述中，兩位合寫者雖以電影導演作為標題，但是從前兩章〈平行電影：戰後影史及重要導演〉與〈台灣新電影的挑戰與爭議〉的部署來看，顯而易見的，台灣電影史——尤其是戰後以來的電影發展概況——卻是核心題旨。在此基礎上，葉教授與戴教授對於十三位電影導演與編劇家，主要包括李行、白景瑞、李翰祥、胡金銓、小野、吳念真、王童、萬仁、楊德昌、侯孝賢、朱天文、李安及蔡明亮，進行了從簡明扼要到深度精細的個案剖析。其中，第三章〈楊德昌屋間導覽〉、第四章〈侯孝賢三分台灣電影〉、第五章〈儒化好萊塢：李安的電影〉、第六章〈和蔡明亮一起坎普〉以四位享譽國際的導演為分析對象，進一步辯證本土主義與全球化、歷史與文化，以及藝術與商業等複雜議題。具體而言，中文書名《台灣電影百年漂流：楊德昌、侯孝賢、李安、蔡明亮》，一方面闡述了從日據時代的電影與國民黨的反共影片以來，歷經台語片、健康寫實主義影片、武俠片、古裝劇、愛情文藝片等通俗片，乃至新電影和後新電影的形式慣例、產業變遷與歷史傳統；另一方面則聚焦於四位當代作者導演，分別以美學技藝、產業規範、文化繼承及視覺母題等面向，檢視他們不同時期的作品形貌與表徵。因此，正如兩位作者開宗明義所言，作為表述從「威權電影」轉移到「作者電影」的命題，本書「既是歷史性的也是主題性的研究，既是集體性也是針對個別導演的研究」。換言之，對於台灣電影研究而言，兩者皆十分重要，不可偏廢其中一方。這是由於國家政策、電影工業、文化遺產及電影導演的主觀意識等背景和條件，總是相互交織並產生作用力；而作者權威的興起，則是使台灣電影能在當今世界電影脈絡中維持生機與活力的主體。簡言之，架置於電影從威權領導到作者中心的論題，葉教授與戴教授致力於將歷史與導演、文化與風格、產業與藝術精巧地統合在一塊，並揉塑出一種賦予台灣電影及影片歷史化、脈絡化及概念化的分析方法論。
孫松榮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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