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沁

摘自 「第一章 科學與政治革命」
1 革命的分類
我們通常將「革命」一詞應用於突然的政治變革，但這個詞也可以用來表示所有突然的轉變，或者看似突然的轉變，無論是信仰、觀念還是教義的變化。
我們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理性、情感和神秘等因素在形塑觀點和信念時，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因此，在此便不再贅述。
一場革命最終可能演變成一種信念，但它往往是在完全理性的動機下開始，例如壓制令人髮指的濫權行為、令人厭惡的專制政府，或是推翻不得民心的君主等等。
雖然革命的起因可能完全基於理性，但我們絕不能忘記，在準備革命的過程中，所援引的理由唯有轉化成情感，才能影響群眾。理性邏輯可以指出需要消滅的弊端，但要撼動群眾，就必須喚醒他們的希望。而這只能透過激發情感和神秘因素來實現，因為這類因素賦予人們行動的力量。以法國大革命為例，當時哲學家運用理性邏輯論證了舊制度的弊端，進而激起了大眾渴望改變的慾望。神秘的邏輯鼓舞人們相信一個按照特定原則所創造的社會美德的信仰，情感的邏輯則解開了被世俗枷鎖禁錮的激情，因而導致了最嚴重的暴行。在俱樂部和議會裡，集體邏輯主導一切，驅使成員採取了既非理性、非情感、也非神秘邏輯所能引導他們去做的行動。
任何革命，不論其起因為何，唯有扎根於群眾的靈魂才會產生影響。此時，事件的發展將會受到群眾獨特的心理影響，而呈現出特殊樣貌。因此，民眾運動往往具有非常鮮明的特徵，只要理解其中一個，我們就能夠理解其他所有類似的運動。
因此，群眾是革命的執行者，但不是其起點。群眾猶如一個沒有形狀的存在，如果沒有領導者引領，群眾既無法作為，也無意志可言。它會迅速擴大最初接收到的衝動，但它永遠無法自行創造這樣的動力。
給歷史學家帶來最強烈衝擊的政治革命往往是最不重要的。偉大的革命，其實是風俗習慣和思想的革命。改變一個政府的名稱，並不能改變人民的心態。推翻一個民族的制度，並不等於重新塑造其靈魂。
真正的革命，也就是那些徹底改變人民命運的革命，往往進行得如此緩慢，以至於歷史學家都難以辨別其開端。因此，「進化」一詞遠比「革命」更為恰當。
雖然我們已經列舉了各種因素，說明如何出現在大多數革命的形成過程中，但這些因素並不足以為革命進行分類。若僅考慮既定的目標，我們可以將革命劃分為科學革命、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

2. 科學革命
科學革命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革命。雖然科學革命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它們往往會帶來深遠的影響，遠遠超出政治革命所能引發的結果。因此，我們將科學革命放在首位，儘管我們無法在此深入探討。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對宇宙的認知，自革命時代以來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那是因為天文學的發現以及實驗方法的應用已經對它們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我們不再認為現象是由神靈的喜怒無常所決定，而是由恆常的定律所支配，這正是這些發現和方法所帶來的示範。
這種革命正好被稱為「進化」，因為它們的進程緩慢。然而還有一些變革，雖然性質相同，但因其發生迅速，因此可以稱之為「革命」。例如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短短幾年內顛覆了整個生物學；巴斯德的發現，在有生之年徹底革新了醫學；以及物質解離理論，證明了先前認為永恆的原子，也逃脫不了宇宙萬物衰敗與毀滅的定律。
這些思想領域的科學革命純粹是知識性的。它們不受我們的情感和信念影響，人們在不討論的情況下接受它們。由於其結果可以用經驗加以控制，因此它們免於所有的批評。

3. 政治革命
在這些推動文明進步的科學革命之下，與之相距甚遠的是宗教和政治革命，它們與科學革命毫無關係。科學革命完全源於理性因素，而政治和宗教信仰則幾乎完全由情感和神秘因素支撐。理性在它們的形成過程中只扮演著微不足道的角色。
我在《觀點與信仰》（Opinions and Beliefs）一書中用了相當長的篇幅來論述信仰的情感性和神秘性，指出政治或宗教信仰本質上是潛意識建構出的信心，即使表面上看似如此，理性也無法掌控它。我還指出，信仰的強度往往會達到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與之抗衡的程度。被信仰催眠的人變成了使徒，隨時準備為信仰的勝利犧牲自己的利益、幸福甚至生命。對他來說，信仰的荒謬性並不重要，它是熾熱的現實。源於神秘的信念擁有完全支配思想的神奇力量，並且只會受到時間的影響。
任何被視為絕對真理的信念，必然會因為這個特性而變得不容異己。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偉大的政治和宗教革命中，尤其是在宗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中，暴力、仇恨和迫害總是如影隨形。
如果我們忘記了信仰的情感和神秘起源，忘記了它們必然的不容異己，忘記了當它們相互碰撞時無法調和的特性，最後忘記了神秘信念賦予為其服務的情感的力量，那麼法國歷史的某些時期仍將無法被理解。
前述的概念還過於新穎，尚未能改變歷史學家的心態。他們仍將試圖用理性邏輯來解釋一系列與之無關的現象。
像宗教改革這樣的事件，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裡席捲了整個法國，但這絕不是理性的因素所決定的。然而，即使在最新的著作中，也總是引用理性的影響來進行解釋。因此，在法國歷史學家歐尼斯特‧拉維斯 （Ernest Lavisse）和阿弗瑞德‧蘭博 （Alfred Rambaud）合力編纂的《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中，提出對宗教革命的解釋：

「這是一場自發的運動，從閱讀福音書和自由的個人思考中產生，並在極為虔誠的良心和大膽的思辨能力啟發下，各自獨立地進行思考所產生的結果。」

與這些歷史學家的論點相反，我們可以確定地說，首先，這種運動從來都不是自發的，其次，理性在其發展過程中沒有任何作用。
政治和宗教信念之所以能撼動世界，其力量正源於此：它們出自於情感和神秘的要素，既不是理性所創造，也不是理性所能掌控。
政治或宗教信仰擁有共同的起源，並遵循相同的法則。它們的形成並非藉助理性，反而更常違背所有理性。佛教、伊斯蘭教、宗教改革、雅各賓派（Jacobinism）、社會主義等等，乍看之下似乎是截然不同的思想形式。然而，它們卻有著相同的「情感」與「神秘」基礎，並且遵循著與理性邏輯毫無關聯的另一套邏輯。
政治革命可能源於人們心中的信念，但許多其他因素也會促成革命的發生。所有這些因素都可以用「不滿」這個詞來概括。一旦不滿情绪普遍化，就會形成一股勢力，而這股勢力往往會壯大到足以對抗政府。
一般來說，不滿情緒必須經過長時間的累積才能產生影響。因此，革命並不總是代表一種正在結束的現象，緊接著另一種正在開始的現象，而是一種持續的現象，只是發展速度有所加快。然而，所有現代革命都是突然發生的運動，導致政府瞬間被推翻。例如，巴西革命、葡萄牙革命、土耳其革命和中國革命都是如此。
乍看之下可能令人意外，但非常保守的人民反而容易訴諸最激烈的革命。由於保守的本質，他們無法慢慢進化或適應環境變化，因此當差異變得過於極端時，他們必須突然改變。這種突然的進化就構成了一場革命。能夠逐步適應的人民，也未必能逃脫革命。1688年的英國，正是透過一場革命，才得以結束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拉鋸戰。當時，君主企圖建立絕對君主制，而人民則主張透過代表議會來治理國家。
偉大的革命通常始於頂層，而非底層；然而，一旦大眾被解放，革命的力量就來自於人民。
很顯然的，革命的成功絕非一蹴可及，也必然需要軍隊中重要勢力的支持。法國王室的消亡並非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的那天，而是當他的軍隊叛變，拒絕保衛他的那一刻，王室才真正覆滅。
軍隊叛變往往像是精神上的傳染，士兵內心對既有體制沒什麼好感，但也不至於主動反抗。一旦少數軍官聯合起來成功推翻土耳其政府後，希臘軍官就萌生了仿效的念頭，想要改變自己的政權，儘管兩種政權之間沒有任何相似性。
軍事政變或許可以推翻政府。像是在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幾乎都難逃此種命運。但如果革命要產生重大結果，它就必須一直以普遍的不滿和普遍的希望為基礎。
除非它是普遍且過度的不滿，否則僅靠不滿情緒並不足以引發一場革命。領導一小撮人去掠奪、破壞和屠殺是容易的，但要鼓舞整個民族，或者該民族的大部份人，需要領導者持續或反覆的鼓動。這些領導者會誇大不滿情緒；他們會說服不滿分子，讓不滿者認為政府是所有問題的唯一原因，特別是當下的匱乏，並向人們保證他們提出的新制度將創造幸福的時代。這些想法開始萌芽，藉由暗示和傳染而傳播開來，最終迎來革命的成熟時刻。
基督教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以這種方式被醞釀出來。然而，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能在幾年內成功，而基督教卻需要許多年的原因，主要在於法國大革命一開始就擁有一支武裝力量，而基督教則花了很長時間才獲得世俗權力。起初，它的信徒只有社會底層、窮人和奴隸，他們滿懷熱情，憧憬著自己悲慘的生活將轉化成永恆的喜樂。歷史上不乏類似的例子，一種新興教義憑藉著由下而上的傳染現象，最終滲透到上層社會。然而，即便如此，一位皇帝往往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會認為新信仰足夠普及，進而將其定為官方宗教。

4. 政治革命的結果
當一個政黨取得勝利後，它自然會試圖按照自己的利益來組織社會。 這種組織形式會因為革命是由士兵、激進派還是保守派等不同階層發起而有所不同。
新的法律和制度將取決於勝利黨派，以及協助它成功的階級之利益，例如教士階層。
如果革命只有在經過激烈的鬥爭後才取得勝利，就像法國大革命那樣，勝利者將會徹底拋棄舊有的法律體系，支持舊政權的人將會受到迫害、流亡或被消滅。
在這些迫害中，當勝利的政黨除了捍衛物質利益外，還要捍衛信仰時，暴力就達到了極致，戰敗者也不必期望得到任何憐憫。這就可以解釋西班牙驅逐摩爾人、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國民公會的處決，以及最近法國針對宗教團體的法律皆是如此。
勝利者所掌握的絕對權力，有時會導致他們採取極端措施，例如「國民公會」的法令規定以紙幣取代黃金，並以指定價格出售商品等。然而，這種權力很快就會撞上一堵無法迴避的必要之牆，民意將會轉向反對其暴政，最終使其在攻擊面前毫無防備，就像法國大革命末期所發生的事情一樣。最近，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澳洲一個幾乎完全由工人階級所組成的社會主義政府中。這個政府制定了一些荒謬的法律，並給予工會非常多的特權，導致民意一致反抗，最終在短短三個月內就被推翻了。
但是我們之前考慮的案例都是特例。大多數革命的發生，都是為了讓一位新的統治者掌權。這位新統治者非常清楚維持權力的首要條件，不是過度偏袒任何單一階級，而是要試圖去安撫所有階級。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將會在這些階級之間建立某種平衡，以免被任何一方所支配。如果允許一個階級成為支配階級，就等於變相承認它是自己的主人。這是政治心理學中最確定的一條法則。法國國王非常清楚這一點，因此他們才如此費力地先抵抗貴族，以及後來神職人員的侵權行為。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的命運就會像中世紀的德國皇帝一樣，被教皇逐出教會，像卡諾薩的亨利四世一樣，不得不進行朝聖，謙卑地向教皇請求寬恕。
這個法則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獲得驗證。在羅馬帝國末期，軍事階層佔據了統治地位，皇帝完全依賴士兵，而士兵則可以隨意任命和罷免皇帝。
法國長期以來由一位幾乎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統治，這位君主被認為擁有神授權力，因此享有崇高威望。這對法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優勢。如果沒有這樣的權威，他既無法控制封建貴族、神職人員，更無法控制議會。如果波蘭在十六世紀末期也擁有一個絕對且備受尊重的君主，就不會走向衰落之路，以至於從歐洲地圖上消失。
我們在本章中已經說明，政治革命可能伴隨著重要的社會變革。我們很快就會看到，與宗教革命相比，這些變革是多麼微不足道。

摘自 「第一章 科學與政治革命」
1 革命的分類
我們通常將「革命」一詞應用於突然的政治變革，但這個詞也可以用來表示所有突然的轉變，或者看似突然的轉變，無論是信仰、觀念還是教義的變化。
我們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理性、情感和神秘等因素在形塑觀點和信念時，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因此，在此便不再贅述。
一場革命最終可能演變成一種信念，但它往往是在完全理性的動機下開始，例如壓制令人髮指的濫權行為、令人厭惡的專制政府，或是推翻不得民心的君主等等。
雖然革命的起因可能完全基於理性，但我們絕不能忘記，在準備革命的過程...

導言 ：歷史的重新審視
當今的時代不僅是一個探索的時代，也是一個審視修正各種知識的時期。在認知到無法找到任何現象的初始起源後，開始重新審視那些被視為真理的古老科學概念，並證明了它們的脆弱。如今，科學目睹其古老原則一個接一個地消失。機械學正失去其公理原則，而物質，曾經被認為是世界的永恆基底，如今變質為短暫力量的簡單集合，暫時凝結在一起。
儘管歷史具有推測性質，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逃避了最嚴厲的批評，但歷史並未能擺脫這種普遍的修正。在歷史的各個階段中，我們不能再說沒有任何一個階段是確定已知的。那些看似確鑿無疑的東西，現在卻又再次受到質疑。
經過幾代作家的分析，許多事件已經完成研究，如法國大革命，人們可能會認為這些事件已經獲得完美的闡釋。除了某些細節修改，還能發展出什麼新內容呢？
然而，曾經是最積極的捍衛者也開始對自己的判斷猶豫不決。古老的證據並非無懈可擊。人們對曾經被視為神聖教條的信仰開始動搖。最新的革命文獻曝露了這些不確定性，也使人們越來越不敢輕易下結論。
人們不僅對這場偉大戲劇中的英雄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討論，思想家還追問，舊制度瓦解後出現的新制序是否會在文明進步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而無須使用暴力。如今的成果似乎與革命付出的巨大代價不成比例，也與從歷史引發的遠期後果相去甚遠。
導致這個悲劇時期修訂的原因有幾個。時間已經平息了激情，許多文件逐漸從檔案中浮現，而歷史學家正在學習獨立地解讀這些文件。
但是，也許是現代心理學對我們的觀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我們能更準確地解讀大眾行為背後的動機。
在心理學那些可被應用於歷史研究的發現中，最重要的是：更深入的理解祖先的影響、支配群體行為的法則、關於人格解體的資料、心理感染、無意識的信仰形成，以及各種形式邏輯之間的區別。
坦白地說，本書所使用的這些科學應用，以往鲜少被運用於歷史研究。歷史學家通常只止步於文獻的研究上，而即使光是文獻研究，就足以引發我之前提到的那些疑慮。
塑造人民命運的重大事件，例如革命和宗教信仰的興起，有時難以解釋，只能 限於單純的陳述。
從我開始研究歷史以來，我就一直對某些現象難以理解的面向感到震撼，尤其是在信仰的起源方面；我堅信，在解釋這些現象方面，缺少了一些根本性的東西。理性已經表達了它能表達的一切，不能再對它抱有更多期待，必須尋求其他方法來理解那些尚未被闡明的事物。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些重要問題對我來說依然模糊不清。為了研究已經消失的文明遺跡，我跋涉千里，但未從中得到什麼啟發。
經過不斷思考，我不得不意識到這個問題是由一系列其他問題組成的，我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單獨研究。為此，我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將我的研究成果陸續整理成冊。
其中一個首要的研究，是致力於研究人民心理演變的法則。在證明了歷史民族，也就是那些因歷史的偶然因素而形成的民族，最終獲得了與解剖學特徵一樣穩定的心理特徵之後，我試圖解釋人民如何轉變其體制、語言和藝術形式。在同一著作中，我也解釋了為什麼在突發的環境變化影響下，個體的性格可能會完全解體。
然而，除了由人民所形成的固定集體之外，還存在著一些具行動性、暫時的集體，即我們所知的群眾。這些群眾或暴民，正是歷史上重大活動得以實現的工具，他們的特性與構成他們的個體完全不同。這些特徵是什麼，又是如何演變而來的呢？我會在《烏合之眾》（The Psychology of the Crowd）一書中深入探討。
只有在進行這些研究之後，我才開始察覺到之前未曾注意到的影響。
但這還不是全部。在最重要的歷史因素中，有一個因素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信念。這些信念是如何產生的？它們真的像人們長期以來所教導的那樣理性和自願嗎？難道它們不是無意識的、獨立於一切理性之外的嗎？我在上一本書《觀點與信仰》（Opinions and Beliefs）中討論過這個難題。
只要心理學認為信念是自願和理性的，它們就一直無法被解釋。在證明了它們通常是非理性的、而且總是非自願之後，我才能夠提出這項重要問題的解決方案：為什麼任何理性都無法證明的信念，卻能夠被各時代最開明的精神所接受。
長久以來一直在尋求的歷史難題的解決方案從此變得顯而易見。我最終得出結論，除了制約思想的理性邏輯（過去被視為我們唯一指南）之外，還存在著非常不同的邏輯形式：情感邏輯、集體邏輯和神秘邏輯，它們通常會凌駕於理性之上，並產生我們行為的衝動。
這一事實已得到證實，在我看來，如果人們無法理解大多數的歷史事件，那是因為我們試圖根據一種邏輯來解釋它們，而實際上這種邏輯對它們的起源影響甚微。
所有的研究，在這裹只用幾行文字總結，實際上是花了長久的歲月才完成。對於能否完成它們，我曾感到絕望，不只一次想要放棄，回到實驗室的工作中。至少在那裡，我們總是能確定自己是接近真相的，至少能獲得一些確定的部份結果。
探索物質現象非常有趣，但解讀人類卻更為有趣，因此我一直被引導回到心理學的領域。
從我的研究中推導出的某些原則，似乎很可能產生豐碩的成果，於是我決定將它們應用於具體實例的研究，並由此開始研究革命的心理學，尤其是法國大革命這段期間的心理學。
隨著深入分析法國大革命，我先前那些奠基於書本知識的觀點，即使曾經被我視為不可動搖的真理也逐漸瓦解。
要解釋這一時期，我們必須像許多歷史學家所做的那樣，將其視為一個整體。它是由同時發生、但又相互獨立的現象組成的。
法國大革命的每個階段都是由心理法則所引導的事件，這些法則的運作像鐘錶一樣規律。在這場大戲中，演員們似乎像是預先確定劇本的角色一樣活動。每個人都說他必須說的話，做著他必須做的事。
當然，革命劇中的演員與書面劇本的演員不同，他們並未研究過他們的角色，但這些角色是由無形的力量所決定的。
正因為他們進入了無法理解的歷史進程，我們會發現這些人和我們一樣，對於自己成為英雄的事件感到訝異。他們從未懷疑過迫使他們採取行動的無形力量。他們既不是憤怒的主宰，也不是軟弱的主人。他們以理智的名義說話，假裝自己受理智的指引，但實際上驅使他們決不是理性。
法國大革命恐怖統治時期重要人物，也擔任律師的比約‧瓦倫（Billaud Varenne）寫道：「我們受到嚴厲責難的那些決定，通常不是在兩天前、甚至一天前就有意或期望做出的，只有危機才會引發這些決定。」
我們並非一定要把革命事件視為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宿命。讀過我們作品的讀者都知道，我們認為具有卓越特質的人可以避免致命事件的發生。但是，他只能從少數宿命中解脫出來，在一連串重大事故面前往往無能為力，而這些事件甚至在發生之初就幾乎無法控制。科學家知道如何在微生物行動之前將其消滅，但他知道自己無力阻止疾病的蔓延。
當任何問題引起激烈的意見分歧時，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它屬於信仰的範疇，而不是知識的範疇。
我們在前一部著作中已經說明，信仰源於無意識，獨立於一切理性，永遠不會受到理性的影響。
革命是信徒們的事業，很少被信徒以外的人評判。它受到一些人的唾棄，也受到另一些人的讚美。至今，革命仍是那些被整體接受或否定的教條之一，理性邏輯在其中從未發揮作用。
宗教或政治革命，儘管在初期可能得到理性因素的支持，但它的發展卻完全仰賴神秘和情感因素的助力，而這些因素與理性全然背道而馳。
那些運用理性邏輯評判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其實無法理解這件事，因為已經超脫理性思考的範疇。由於法國大革命的參加者對此事件理解甚少，那麼我們說這場革命現象既被發動者誤解，也被描述者誤解，恐怕也差不到哪裡去。在歷史上，從未有哪個時期的人們如此不了解當下，如此忽视過去，如此拙劣地預測未來。
這場革命的力量並不在於它試圖宣揚的原則（就這方面而言，這些原則一點都不新穎），也不在於它試圖建立的制度上。人民很少關心制度，更不在乎教條。法國大革命的確具有強大力量，它使法國接受了暴力、謀殺、毀滅以及可怕的內戰浩劫，最終也成功地戰勝武裝起來的歐洲，這一切都歸因於它創立的不是一種新的政府體制，而是一種新的宗教。
歷史告訴我們，堅定信念的力量是多麼不可抗拒。無敵的羅馬帝國在遊牧民族大軍面前不得不屈服在穆罕默德的信仰之下。基於同樣的原因，歐洲各國國王也無法抵抗法國國民公會（Convention）那些衣衫襤褸的士兵。就像所有使徒一樣，他們甘願為宣揚信仰而犧牲自己，因為在他們的夢想裡，這些信仰會使世界煥然一新。
這樣建立起來的新興宗教雖然不像其他宗教那樣歷久彌新，卻同樣具備強大的力量。它雖然消亡了，但卻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其影響力至今依然存在。
我們不會像革命的使徒那樣，認為法國大革命是對歷史的一次清理。我們知道，為了表明他們創造一個不同於舊世界的意圖，他們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並宣稱要完全斷絕與過去的一切痕跡。
但過去永不消逝。它存在於我們心中，甚至比外在環境更為真實。革命的改革者非但沒有擺脫過去的影響，反而充斥著舊時代的痕跡。他們所做的，只是用不同的名號延續著君主制的傳統，甚至變本加厲地強化了舊制度的獨裁和中央集權。曾任法國外交部長，也是法國重要的思想家與歷史學家艾力克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毫不費力地證明了法國大革命所做的，不過是推翻了即將倒塌的舊事物而已。
如果說法國大革命實際上只摧毀了很少的東西，但它卻促進了某些思想的萌芽，並會在未來繼續發展壯大。
雖然法國大革命所宣揚的博愛與自由並沒有真正打動民心，但平等卻成了他們的福音，成為社會主義和現代民主思想演變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說革命並未隨著帝國的來臨或隨後的復辟而結束。它在暗中或在光天化日之下緩緩展開，至今仍影響著人們的思想。
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致力於研究法國大革命，這或許會讓讀者產生不止一次的錯覺，因為本書向讀者證明了記述大革命歷史的書籍，實際上充滿了與現實相去甚遠的傳說。
這些傳奇故事無疑比歷史本身更具生命力。對此，也不必覺得太過惋惜。或許只有少數哲人才會對真相感興趣，對人民來說，他們永遠更喜歡夢想。這些夢想濃縮了他們的理想，將永遠成為強大的行動力來源。正如法國作家豐特奈爾（Fontenelle）所說，如果沒有虛幻的想法支撐，人們可能就會失去勇氣。貞德、國民公會的巨人、帝國史詩等等，所有這些過去時代的燦爛形象，在遭受失敗後的黑暗時刻，都將永遠成為希望的源泉。它們構成了父輩留給我們的那份幻覺遺產，其力量往往大於現實。總之，夢想、理想、傳說等非現實的東西，正是塑造歷史的力量。

導言 ：歷史的重新審視
當今的時代不僅是一個探索的時代，也是一個審視修正各種知識的時期。在認知到無法找到任何現象的初始起源後，開始重新審視那些被視為真理的古老科學概念，並證明了它們的脆弱。如今，科學目睹其古老原則一個接一個地消失。機械學正失去其公理原則，而物質，曾經被認為是世界的永恆基底，如今變質為短暫力量的簡單集合，暫時凝結在一起。
儘管歷史具有推測性質，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逃避了最嚴厲的批評，但歷史並未能擺脫這種普遍的修正。在歷史的各個階段中，我們不能再說沒有任何一個階段是確定已知的。那些看似確鑿...

導言：歷史的重新審視

第一部分　革命運動的心理元素
第一篇　革命的一般特徵
第一章　科學與政治革命
第二章　宗教革命
第三章　政府在革命中的作為
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篇　革命期間普遍存在的心態
第一章　革命時期的個體性格差異
第二章　神秘主義思維與雅各賓思維
第三章　革命與犯罪的心態
第四章　革命群眾的心理
第五章　革命集會的心理

第二部分　法國大革命
第一篇　法國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章 歷史學家對法國大革命的觀點
第二章 舊政權的心理基礎
第三章 革命時期的思想混亂與哲學家的影響
第四章 法國大革命的心理幻象

第二篇 在革命期間活躍的理性、情感、神秘和集體影響
第一章 制憲會議的心理
第二章 立法議會的心理
第三章 國民公會的心理
第四章 國民公會時期的政府
第五章 革命暴行的實例
第六章 革命軍隊
第七章 革命領導者的心理學

第三篇 傳統影響與革命原則之間的衝突
第一章 督政府：無政府狀態的最後掙扎
第二章 秩序恢復：共和國
第三章 十八世紀傳統與革命原則角力的政治後果

第三部分：革命原則的近期演變
第一章. 民主信仰在革命後的進展
第二章. 民主演進的結果
第三章. 新型態的民主信仰

結論

導言：歷史的重新審視

第一部分　革命運動的心理元素
第一篇　革命的一般特徵
第一章　科學與政治革命
第二章　宗教革命
第三章　政府在革命中的作為
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篇　革命期間普遍存在的心態
第一章　革命時期的個體性格差異
第二章　神秘主義思維與雅各賓思維
第三章　革命與犯罪的心態
第四章　革命群眾的心理
第五章　革命集會的心理

第二部分　法國大革命
第一篇　法國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章 歷史學家對法國大革命的觀點
第二章 舊政權的心理基礎
第三章 革命時期的思想混亂與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