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杏芬主編

師門憶往 張瑞德

求知若饑
我大學唸的是成功大學的歷史系，大一時上「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的必修通識課（當時稱為「共同必修科目」），期末作業獲陳雲卿老師稱許為「具有研究生的水準」，大受鼓舞，於是立志要成為一名學者；又受到胡適之「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一句話的影響，以為做學問是一輩子的事，大學時代應該要廣泛吸收歷史學之外的各門知識，才能為日後的高深研究奠定寬廣的基礎。我開始每星期騎自行車搖搖擺擺地到學校圖書館一、二次，借書還書，還書借書，像似餓死鬼投胎，整天狼吞虎嚥，滋味無窮，只是老覺得時間不夠用。不過我解決時間不夠的方法和大學時代的比爾蓋茲（ Bill Gates）不同。他選擇了離開哈佛，創辦微軟公司；我則選擇盡量不上課，認為自己讀書的效率比較高。大一上學期結束，我竟然還休學回臺北準備重考。當時打的算盤是重考考得好的話，可以上較好的學校；萬一考不好，我也可以多唸一年大一，多讀一年的書，因此穩賺不賠。不料回臺北後，才發現自己心理上已無法重新再做一個高三學生。每天只要一拿起高中課本就昏昏欲睡，提不起勁來。如此渾渾噩噩了半年，重考結果居然考得比第一次還差，只好夾著尾巴乖乖地回成大。此時原來的同班同學都成了學長，還好唸的不是軍校，否則每天見面還要向他們行舉手禮。
春來秋往，有如轉燭，轉眼到了大四，為了實現我的學者夢，開始照計畫準備研究所的考試。當時由於臺大和師大研究所入學考試日期經常衝突，一般歷史系的畢業生多數選擇考臺大，我則認為師大的師資大多來自中央研究院，其中有許多是我嚮往已久的老師；前幾年的考古題也顯示師大的試題開放性的申論題較多（直到去年才知道張玉法老師當時是中國近現代部分的命題委員），較適合我這種從小不擅長也不屑背誦的學生，於是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報考師大。考完筆試自認考得不錯，所以就沒有參加第二天的政大考試，放榜後發現我名列第二。
九月開學，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到公館師大分部報到，不自量力地選了許多近史所老師開的課（學期中開始寫報告後才發現自己的失策，選課時未能搭配一些較為「營養」的課程）。由於各老師的著作我在大學時多已大略讀過，到了上課時真有如粉絲參加偶像歌手的演唱會，可以一睹偶像的廬山真面目，自是十分興奮；加上研究所都是小班上課，所以不致也不敢像大學時代經常逃課。
第一印象
第一次見到張玉法老師，是在他所開「中國現代史研究」的課堂上。教育部雖然自 1972 年起即將中國現代史列為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但是當時師大研究生所研究的領域大致上仍和中研院近史所研究人員相似，都偏重近代史而非現代史。加上當年老師那本暢銷近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史》教科書尚未出版，因此修老師這門課的學生並不像修李國祁老師「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人多。
當時老師在我的印象中，是位略為清瘦的英俊小生，夏天經常穿著一襲「青年裝」（ 1970 年代公務員的標準服裝），冬天則是西裝筆挺。雖不多言，但是沉穩內斂；外表有些嚴肅，不過偶爾也會講個冷笑話。
我對老師上課印象最深的是他論述史事客觀公正，有如老吏斷獄，不夾成見，不帶感情，更不情緒化，和呂實強老師上課時的眉飛色舞，口沫橫飛，風格迥異。記得有一次一位同學問老師當前中共官方經常扭曲中國現代史，我們歷史學者應如何團結起來反制共黨謬論云云。不料老師當即正色表示史家應維持其自主獨立性格，儘量做到求真，不應成為任何政黨和企業的工具，為他們代言。
老師的個性耿直，見不平則鳴，有時看不過眼，除了口誅，還要筆伐（後來才知道當時老師不時還替國內各大報刊撰寫社論和政論文字，多達百餘篇）。他雖留美，但是對於外籍漢學家的著作並非照單全收，對於臺灣學界言必稱歐美，研究潮流追隨歐美漢學家的現象，也十分不以為然。記得有一次一位近史所老師開的課，邀請張老師講山東省的區域近代化，講完這位近史所老師對張老師所做山東士紳人數的估計和張仲禮《中國紳士》（ The Chinese Gentry）一書中所作估計略有不同表示質疑，不料張老師立即反駁道：「你說我的估計數字和張仲禮不同，因此有問題，
你為什麼不懷疑是他的數字有問題？」令臺下的我們瞠目結舌，至今印象深刻。
學期末我繳交的報告寫的是〈蔣夢麟早年心理上的價值衝突與平衡〉，老師發回時表示寫得不錯可以出版，問我有何計劃？我當時以大學時代已有文章投稿《食貨》雜誌被錄用的經驗，便表示想投《食貨》，也獲得了老師的贊同。
再度受挫
在碩士班畢業前尚須通過資格考試，我當時因為過於忙碌，考試前一、二個月才開始準備，這時才發現近代以前部分自從碩士班入學考試結束後，早已忘得一乾二凈，重新開始進入狀況，
談何容易，只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其多。最後只準備到魏晉就必須硬著頭皮上場，考完以後只覺天地變色，兩眼直冒金星，不久成績公佈，我的中國通史只得到 54 分。所長張朋園老師見到我就皺起眉頭對我說：「瑞德，你的古代史太 weak 了。」接著對我耳提面命，諄諄告誡，要我好好準備下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機會）的補考。張老師的話讓我羞愧萬分，無地自容。這次的挫敗也給了我很大的教訓。從此做任何事情，總是會及早準備，以免到時手忙腳亂。好在後來的博士班入學筆試，名列榜首，一雪前恥，也稍微恢復了一點自信心。有位好友看到我考試成績大起大落，居然發現一些規律，有次在大家面前說：「我發現瑞德兄每次考試，該考好時經常考不好；該考差時反而考得好。」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校園氣氛
臺灣當時仍在戒嚴時期，官方宣傳的意識形態雖然鋪天蓋地，但是執行時許多環節無法配合，以致影響其功能的發揮。一般草民雖然人人心中都住了一個「小警總」，不過仍有不說話的自由，對於從上往下的宣傳，也未必就照單全收。例如當時用于右任（余又任）、吳三連（吾三連）、趙麗蓮（照例連）等名人諧音來譏諷蔣介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政治笑話，居然成為雅俗共賞的順口溜，即顯示大家心中各自也都有一把尺。
在大學校園內，「國父思想」雖然是大學生的必修課程，公職人員考試的必考課目，周世輔所寫《國父思想》的銷售量，長期在三民書局所出版的大學教科書中佔據第一的位置，陸民仁的《經濟學》只能屈居第二；不過「國父思想」課程在各大學普遍被視為「營養學分」，任課教師的職業聲望也比不上一般的教師。1970 年代各大學先後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在錢思亮院長時期抗拒不了政治壓力，也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不過在用人時，仍能堅守學術原則；經濟學者陳昭南擔任籌備處主任時甚至表示，該所什麼學科的人才都要，就是不要學三民主義的博士，此話經過口耳相傳，一時成為佳話。又如當時的出版品審查制度，查禁了不少政論、文藝和學術作品，看似雷厲風行，不過文網欠密，有些書被禁後反而洛陽紙貴，在地下廣為流傳。我書架上的《李宗仁回憶錄》就是研究生時期花臺幣五、六百塊買的，書價約為當時一般書價的兩、三倍，可見殺頭的生意也還真有人做。
師大校園保守，不過歷史所尚稱開明，與中研院相近。記得有位同學對陳獨秀有興趣，想請李國祁老師（當時兼任文學院院長）指導，撰寫碩士論文，不料被李老師打了回票，表示要做這個題目，應該去唸政大東亞所。此舉固然顯示李老師或許是擔心這種題目會為所裡帶來麻煩，不過也顯示出當時國民黨推動加強「國父思想教育與匪情研究」，政大東亞所這種「匪情研究」機構與三研所，都被學術界歸為同類，其專業地位無法和一般正規的教研機構相比，即使這兩種研究所的師生中，也有不少優秀的人才。張朋園老師主持師大所務時，我們也聽說學校人事部門曾建議所方不要錄取某位筆試成績雖達錄取標準但是「思想有問題」的考生，經過張朋園老師拍胸脯保證，那位考生最後順利入學，成為我們的同學。
擇師經過
我在大學時代有興趣的題目是中西文化的比較和中國現代化問題，讀了一年研究所之後發現前一個題目不切實際，於是在碩一結束放暑假期間翻譯了一本人類學家許烺光寫的《文化人類學新論》（ The Study of Literate Civilizations）（聯經出版， 1979 年）後即不再繼續，轉而希望能在第二個題目中找到碩士論文的題目。
1 9 5 0 年代的臺大歷史系，由於裡面有個「史語所（歷史組）」，因此師資陣容堅強； 1970 年代的師大歷史所，在李國祁、張朋園兩位老師主持所務期間，也有類似的情況— 近史所的精銳群聚至此，加上連續不斷的海外客座教授，師資美不勝收，學生士氣高昂。我開始找指導教授時，由於懼師症的關係，採取的是排除法，凡是看起來兇的一概不予考慮。當時我心中最佩服的是李國祁老師。他的批判能力驚人，在課堂上或是討論會中，不管學生寫的是任何朝代的任何題目，他都可以將文章大卸八塊，批評得體無完膚。這種本領讓我十分佩服。不過李老師有一副閻王面孔，不怒而威，不必開口即已讓我心生畏懼，每次大老遠看到他就趕緊改道，避之唯恐不及；對於那些膽敢請他指導的同學，我只有自歎弗如。至於張玉法老師，當時我覺得他也是略微嚴肅，因此被我列為心目中的「候補名單」。
當時我心中的第一人選是張朋園老師— 慈祥和藹，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讓我這個懼師症患者在心理上對他即有好感。加上他在「中國現代化研究」課程中所介紹的相關理論，我在大學時代都已有所涉獵，聽了他的課等於重新替我整理了一遍，上他的課覺得十分輕鬆，於是就決定去敲他研究室的門，拜他為師。不料張朋園老師和我談話之後，出了一道難題，要我研究湖南自辦鐵路何以未能成功。我花了幾個星期找相關的史料和二手研究，結果發現這個題目史料過少，而且重要性不大。不過在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全國各鐵路中，以平漢鐵路的資料最多，地位也極為重要，適合寫一篇碩士論文。我把我的看法向張朋園老師報告後，他即表示：「這個題目我不懂，你可以去找張玉法老師，他現在正在研究華北地區的現代化。」好在張玉法老師爽快的答應下來，於是我就這樣成了張老師的學生，並且在他的細心指導下先後完成了碩、博士論文。
1983 年，我在老師的推薦下，有幸進入近史所服務。我在近史所完美的研究環境中，完成博士論文，並先後將碩、博士論文以專書形式出版。另外，也出版了一篇討論近代中國鐵路技術轉移的英文論文。至此我的鐵路史研究告一段落，因緣際會轉轍進入下一站— 軍事史的研究領域。
學生時代的黃卷青燈，現在回想起來，雖然只是半瓶之醋，不過因此養成了凡事追問現象背後結構的習慣，以及跨領域、跨學科思考的能力，讓我終身受用不盡。
有愧厚望
我的兩本鐵路史專書—《平漢鐵路與華北的經濟發展（ 1905-1937）》和《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 政治層面的分析（ 1876-1937）》於 1987 及 1991 年出版後，命運和近史所出版的大多數其他專刊相同，只能得到圖書館的青睞，初版 1,000冊約需六、七年才能賣完。沒想到過了十幾年，到了本世紀初，大陸學界在幾位學者的推動下，交通史成為顯學之一。我的兩本鐵路史著作開始受到關注，尤其是第一本，居然有近十本碩博士論文以它作為「範本」，研究各鐵路與沿線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 2020 年，也就是我的兩本鐵路史著作出版三十多年後，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簡體字版。令我十分意外，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在英語世界，也有類似的反應。除了兩次獲得歐美學者的邀稿為他們主編的論文集撰文外，基本上乏人問津，連引用都很少。不料最近十年，拜全球史熱潮所賜，有兩種頗具影響力的全球史教科書先後提及我的鐵路史研究，包括佩西（ Arnold Pacey）和白馥蘭（ Francesca Bray）合著的《世界文明中的技術》（ 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 1990 年，增訂本 2021年，中譯本 2023 年）以及潘納（ Anthony N. Penna）所著《人類的足跡：一部全球環境史》（ The Human Footprint: A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2010 年，增訂本 2015 年），顯示出在人煙稀少的漢學圈之外還有人讀我的作品，真是意外，好像等公車，等了老半天都不來，沒想到一來就來了兩班。生性樂觀的妻，頗能舉一反三地說道：「希望你那被套牢十幾年的海外共同基金也能早日解套。」我則發現，人生遇到驚喜的機會頗多，遇到驚嚇的機會較少。不過驚喜有如妻子，經常會遲到；驚嚇則有如被套牢的股票，常常不易擺脫。
自從踏入歷史學的領域，轉眼已逾半世紀，感覺歷史研究這門行業的特色是平均每小時工資極低，但是風險也極低，凡能長期投入，必能有不錯的收穫，不過前提是要能夠在大學或是研究機構有一個立足之地。前幾年我所指導的幾位研究生，博士論文寫得比我的好，但是始終無法在大學謀得教職，我也無法成為他們的墊腳石，讓我覺得十分慚愧；不過也讓我更加感謝老師當年的推薦，讓我有機會進入近史所工作，從學徒開始，慢慢學習成長，最後終於實現了成為一名學者的夢想，直至今天雖已退休，仍能有一枝可棲，還能做一點研究，自得其樂。飲水思源，想起我長久以來，幾乎從不到老師家中走動，年節也疏於問候，只是幾次出國短期研究時，每到一地都會寫信向老師報平安，順便發發牢騷，吐吐苦水。老師則總是婉言安撫，不以為厭，讓我身處海外時備感溫暖。自己由於資質駑鈍，志大才疏，加上興趣過廣，備多力分，一路上跌跌撞撞，雖多貴人相助，但是由於本質上為一扶不起的阿斗型人物，以致出息有限，難成大器，實在有愧老師的厚望。

空谷迴音
2023 年冬天，老師除了出齊了他那氣勢驚人的《中華通史》鉅著，又出版了名為《浮生日錄》的書信摘輯，呂芳上學長所主持的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特為此書在師大舉辦新書發表會。當天眾白頭弟子重聚一堂，相見甚歡。大家追想當年師門種種，試圖捕捉四、五十年前的共同記憶。凡遇有同學久未聯絡，未知近況，經過大家一番腦力激盪，總還能將人名拼湊成功，讓人忍不住要為自己的寶刀未老相互舉手擊掌稱慶。

走筆至此，感觸良多，乃不揣淺陋，試擬藏中對聯乙副，向老師致敬：
謙謙君子，溫潤如玉，不愧書生本色；諤諤國士，侃然足法，始顯大師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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