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適

代序

自己真的成為了共產黨的馴服工具

我出身於東北一個城市知識分子家庭，爸爸是文職人員，靠掙工資養活全家，媽媽是五四年代的職業女性，當過小學教員。

我六歲上小學，十一歲小學畢業，按日本人當時的規定，不夠上中學的年齡，於是，我一面做童工貼補家裡，一面在家自學，十五歲日本投降後，進了媽媽讀過的教會女子中學，跳過一年級，直接讀了二年級。

共產黨進入我的家鄉時，我在讀高中，那年，我考取了大學，但是沒有去讀，我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團組織派我進入共產黨市委機關工作，那時是供給制，不掙工資；是志願跟著共產黨為美好生活而奮鬥 。

我入團、入黨，宣誓把自己這一輩子都獻給共產黨，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積極地改造自己；記得毛《論人民民主專政》我讀了二十遍，蘇聯共產黨人列昂節夫寫的《政治經濟學》我堅持自學了三、四年；我的名字，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我就把它改了。

我給我的孩子們取的名字，老大是「昕」，相信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像朝陽的光輝照耀著我們，我們的日子一定會越來越好；老二是「左」，要做堅定的左派；老三叫「衛」，要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老四叫「力」，東風壓倒西風，我們力量強大不可戰勝。

工作五年後，我又考進中國人民大學讀書，退休前一直都在大學任教，講授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為主的馬列主義，是副教授。我工作得很認真、很努力，我以為我是在幹著有利於社會、有利於人民的革命事業。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和丈夫探親來到了澳大利亞， 在這裡我受到很大觸動。我發現這裡的政府和官員們尊重、愛護老百姓，服務老百姓，他們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官老爺！老百姓過的日子和中國大不一樣。

我無心於名、利、情，也不關心國家的社會制度，認為那是天定的，是定數。我對政治、政權不感興趣，但是關心自己對社會、對人類做了好事還是做了壞事，我追隨共產黨，忠誠於共產黨一輩子，到底是對是錯？

在澳洲，我八十歲後，腰腿不好，行動不便，女兒、女婿白天上班，擔心我自己在家會發生什麼意外，他們向政府訴說了他們的擔心後，有關部門就派人到家裡來給予幫助：他們帶來了能讓我扶著走路的助行器；在洗澡間幫我安裝了扶手等安全設施；安裝了按一下就能來人救助的儀器；還幫我聯繫了一個上門服務的公司，花一點錢， 可以幫我搞家務，也可以開車帶我外出買東西、去公園活動、會朋友……

後來我申請公房的時候，有關部門對我申請一臥室單元說：「你行動不便，年紀又會一年年增長，需要兩臥室單元，兒女可以在需要的時候住過來照顧你。」批給了我兩臥室單元。

有一次，我爐子上的鍋燒糊了，警報器響起來了，消防隊員和救火車都來了，我緊張得不得了，心裡準備著挨批、挨罰，可是三位消防隊員卻一點都沒有責備我，反而面帶笑容地說：「That's Ok。」是說沒有發生火災就好吧！

一個金礦出了事故，有三名工人被困在井下，政府為了營救他們，在挖掘工程困難很大、需要時間較長的情況下，竟不惜花費加倍的人力和財力，先鑽了孔道輸入氧氣和食物，保證了裡面的人全部能夠活著等待被救出。

一對夫妻帶兩個很小的孩子，外出度假未歸，政府接到報案後，派出了很多人很多車還有飛機去尋找，在這些人、車和飛機都不能很快找到的情況下，政府又動用了一種更先進、但卻非常昂貴的技術，直到把他們找回。媽媽和兩個靠母乳活下來了的孩子被活著救回來了，爸爸已經死去，屍體也被找了回來。這只是一個普通職員之家，是移民來澳的。

我還發現這裡的人們，可以隨時對任何事情提出自己的看法。老百姓提出異議也不會被鎮壓，對政策不滿發了聲也不會被抓走，總理被老百姓撤掉的事情也有過，在野黨隨時對執政黨提出反對意見。

在我住的地區，一位八十四歲的女市民，向市政府寫信，對市議員用公款訪問中國和款待中國代表團表示異議，華裔議員黃某某發電子郵件，辱罵她是 「婊子」，女市民鬧到了省監察機構，最後黃某某帶了鮮花登門道歉。

在這裡，人與人之間也是互相愛護、幫助，而不是相互鬥爭、揭發和戒備。

一位癌症晚期的婦女，她擔心她家已經破爛不堪的房子，將會給她丈夫和三個年幼的孩子帶來極大的困難。癌症支援組織在電視上報導了她的擔憂後，四面八方、認識不認識的人們都來關切，有的出錢，有的出力，義工就來了四十多人，大家幫他翻新了房子，又裝修得令人羡慕，三個小孩都有各自的房間，還配備了適合他們的傢俱、用品，包括電腦甚至玩具。

我自己在這裡也經常得到熱心幫助。我剛來的時候，丈夫住進了St. George 醫院，我去醫院找他，乘一個電梯，到了二層，卻進入了一個大工作室，那裡有很多儀器、設備在工作，看不到人。我想我是進入了不該進的地方，我很害怕，怕人家懷疑我是壞人來搞破壞什麼的。

當一位女士走到我面前的時候，我更是緊張得不得了，沒想到，我告訴她我是找病房走錯了路，她卻熱心地幫助我。她問了我丈夫的名字，打電話問了有關部門後，對我說：「妳應該從來時的電梯下去， 再到另外一個樓乘電梯到二層。」又對我說：「另外一個樓離這兒很遠，在醫院的那一頭，妳會很困難，讓我幫妳吧」

她沒有把我當成壞人，沒有斥責我，我已經十分感激了。她還要幫助我，我想她會給我指路，沒想到她送我下了電梯，又帶我東拐西彎的走了很長一段路之後，進了另外一個樓的電梯，一直幫我找到我丈夫。

這兩年，我走路越來越吃力，每次我扶著助行器走在街上的時候，都會有人停下腳步我，問我：「Can I help you?」 「Are you ok?」 有時候轎車也會停下來問我要不要幫助。

這裡人們的物質生活也是很富裕的，工人的工資，去年政府規定最低要達到一小時十七．七澳元，一天八小時一百四十一．六澳元，一週五天七百零八澳元；農民經營自己的農牧場，開著車到城市出售產品，車上刷著醒目的、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農牧場的字樣，農民們休假外出旅遊是經常的事。

中國為什麼大不一樣？我花費了五、六年的時間，查閱大量被共產黨封鎖的史實，終於明白了，原來馬克思是個魔教的信徒，是個仇視人類的魔鬼代言人；我追隨的、為之獻身的共產黨是個體現魔鬼意志的邪靈。

共產黨的統治史，不論毛澤東、鄧小平……都是殺人、掠奪的歷史。他們既不像中國歷代帝王那樣敬仰生命、敬仰神佛、敬仰天地，實行仁義王道；更不同於西方正常社會那樣尊重老百姓、服務老百姓。他們是毫無人性的魔鬼，卻深深掩飾了他們的猙獰。

我這輩子活得像是一場噩夢，忠誠於共產黨一輩子，是被愚弄的一輩子，助紂為虐的一輩子，我做了一輩子壞人！

共產黨為了他的統治，誅殺人們的肉體，也誅殺人們的靈魂 ，讓人們只是「聽黨的話」、「忠誠於共產黨」，做「馴服工具」，做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讓人們用冷漠包裹起自己的良知，不去考慮是與非、善與惡……

《九評共產黨》橫空出世，它指出：「在中共邪教統治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中國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靈魂的救贖……」我反思共產黨，就是為了救贖自己的靈魂。我向朋友們疾呼，讓我們認識真相，思想上正本清源，人性上返本歸真，實現社會道德重建，從而順利完成向一個沒有共產黨的良性社會的過渡。

代序

自己真的成為了共產黨的馴服工具

我出身於東北一個城市知識分子家庭，爸爸是文職人員，靠掙工資養活全家，媽媽是五四年代的職業女性，當過小學教員。

我六歲上小學，十一歲小學畢業，按日本人當時的規定，不夠上中學的年齡，於是，我一面做童工貼補家裡，一面在家自學，十五歲日本投降後，進了媽媽讀過的教會女子中學，跳過一年級，直接讀了二年級。

共產黨進入我的家鄉時，我在讀高中，那年，我考取了大學，但是沒有去讀，我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團組織派我進入共產黨市委機關工作，那時是供給制，不掙工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