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序
1949年是中國基督教史的分水嶺嗎?要回答這個回題,端在我們從哪個角度來切入思考。筆者曾指出,1949年前後的中國基督教發展,既有「斷裂」(discontinuity)的發展,但也不能否認其「延續」(continuity)的軌跡。捧讀袁瑒博士的《「中國之後何處去?」——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CIM/OMF)和國際傳教運動之全球地域化》一書,也是從另一個進路來探討這個問題。
隨著1949年中共建國,近代歐美來華傳教運動受到反帝思潮先所未有的衝擊。中國內地會是中國「解放」前最多傳教士留守的宣教組織,在1951年初終於揚棄了堅守共產中國的決定。內地會的撤離,也正式標誌著在華「傳教時代」(Missionary Era)的落幕。不論從基督教在華傳教士或中國內地會的發展而言,1949年確是一個沉重及慘痛的「斷裂」。
「中國之後」的內地會,面對時代的巨變與挑戰,既要檢視及整理在華傳教的經驗,同時也在動盪與不安中探索「何處去?」的問題。「海外基督使團」的成立,可說體現了內地會對普世宣教工作再承擔——從中國到亞洲各國;重新燃點將福音在多元文化及社會處境中廣傳的使命。《「中國之後何處去?」》一書,在堅實的檔案及文獻資料基礎上,將這段歷史重演在我們眼前。全書既有地理層面的分析,也有策略層面的檢視。雖然中國內地會轉型改組為海外基督使團,但後者的異象與經驗,又在多大程度上承繼了前者?從這個角度看,在時代衝擊的「斷裂」之餘,本書也呈現了宣教使命的「延續」與「更新」。
本書為袁瑒博士在上海復旦大學的博士論文,師承徐以驊教授。以驊兄多年前研究上海聖約翰大學史,近年對當代新傳教運動發展素有關注。袁瑒的研究以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為個案,為研究當代宣教運動歷史提供了極佳的案例。作為「中國基督教史」的「後傳」與「外傳」,本書對基督教在華傳教史、中國內地會歷史的整理有重大貢獻,同時,也開啟了戰後亞洲宣教史研究的新視域,相信讀者自能在歷史中尋獲瑰寶。
是為序。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
2017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