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史托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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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試閱：
前言
工作怎麼變得不只是一份工作？

商人坐在小漁村的海灘上，看到一位漁夫帶著日常漁獲走向岸邊。魚的品質讓商人印象深刻，於是問漁夫花了多久時間捕到這些魚。
「喔，一下子而已，」漁夫回答。
「你怎麼不再多待一會兒，多捕些魚呢？」商人問道。
「因為我只需要這些。」
「那麼你平常都做些什麼？」
「早上睡到自然醒，捕幾條魚，陪孩子玩，和老婆小睡片刻，然後和我城裡的朋友喝點酒、彈吉他，」漁夫回答。
商人很震驚。他解釋說自己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如果漁夫願意聽從建議，他可以幫助漁夫拓展生意。「你可以買一艘更大的船，」商人說，「再用所得收益開一家自己的魚罐頭廠。」
「然後呢？」漁夫問。
「然後你可以搬到市區，開設一個配送中心。」
「然後呢？」
「然後你可以把生意擴展到國際市場，最後將公司上市，」商人說。「等到時機成熟，你可以出售股份，變得非常有錢！」
「然後呢？」
「那麼你就可以退休，搬到一個小漁村，睡到自然醒，捕幾條魚，陪孩子玩，和老婆小睡片刻，然後和城裡的兄弟們一起喝酒彈吉他。」
漁夫對商人笑了一下，繼續沿著海灘走去。
我喜歡這個小寓言。它是根據一九六三年一則德國短篇故事所改編， 後來經過翻譯與廣泛分享。但商人以工作為中心的世界觀帶有一些美國特色。美國的口頭禪可能是「我生產，故我在」。
對美國人來說，「你是做什麼的？」通常是我們見到新朋友時會問的第一個問題。我記得有一次問在旅館遇到的智利人是做什麼的，他回說：「你是指工作嗎？」彷彿我剛才是問他銀行帳戶的餘額。當然，我們會做各式各樣的事情。但在美國，我們的賺錢方式等於我們是誰的縮寫。我們的生計已經成為我們的生活。
當皮尤研究中心分析師 問美國人是什麼賦予他們人生意義時， 受訪者回答自己職業的機率幾乎是回答配偶的兩倍。工作是比信仰和朋友更重要的意義來源。另一項研究發現，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國青少年──是青少年喔！──將擁有一份自己喜歡的職業或工作列為「成年後極其重要或非常重要的事」。 一份令人滿意的職業，比其他任何優先事項都重要，包含賺錢和幫助有需要的人。
然而，對工作的盲目崇拜並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裡，忙碌無國界。美國的工作文化和管理體系就像大麥克漢堡和Levi's牛仔褲一樣， 都是文化出口品。在美國以外地區閱讀這些內容的各位都知道，美國人與工作關係的許多趨勢和例子與其他國家工作者的經歷非常相似，尤其是高收入族群。
對於白領專業人士來說，工作已經變得類似於一種宗教認同：除了薪水外，還提供意義、社群和使命感。記者德瑞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將這種新現象稱為「工作主義」（workism）。 工作主義者從工作中尋求意義，就像信徒從他們的信仰中尋求意義一樣。根據湯普森的說法，二十世紀以來，工作已經從一種苦差事演變為一種身分地位，再演變成一種自我實現的手段。看看我自己的家族史就能證實這個論點。
我的義大利外祖母並不期望工作能反映她身分。外祖父去世後，她盡其所能照顧他們的五個孩子。她在義大利南部鞋跟區的一個小鎮開了一家咖啡店，在那裡工作了三十年。由於長期操作手拉式濃縮咖啡機，所以直到她去世，都有一隻手臂的二頭肌特別突出。她的身分很簡單明確。首先，她是一位有信仰的女性。然後也是一位外祖母、母親、姊妹、手工麵條製作者。她喜歡在咖啡店的工作，甚至熱愛她的工作，但工作無法定義她這個人。
我媽媽在義大利同一個小鎮長大，所有兄弟姐妹仍然住在那裡。如果按照既定人生道路，她會就讀當地的大學，在童年老家附近買間房子，然後每天下午一點左右和家裡其他人一起吃貓耳麵（orecchiette）。（在她的家鄉，店家和辦公室下午會關閉休息（riposo），讓員工們有幾個小時去處理家務、用餐和休息等非工作要事。）
然而，後來我媽得到了去羅馬念書的獎學金，並在瑞士的一個假日派對上認識一位帥氣的美國人，最後移居舊金山。她攻讀心理學研究所學位，既是出於個人興趣，也是出於對經濟穩定的渴望。她也熱愛自己的工作，但基本上把工作當成實現目標的手段。她工作是為了能從農夫市集買到原種番茄（heirloom tomatoes）、每年夏天飛回義大利、以及投資她兒子的教育。
我爸也是心理學家，可能是家裡最像工作主義者的人。我記得有一次問他最關心的慈善公益是什麼。他告訴我，他把心理諮商服務「視為一種慈善事業」。「工作就是我回饋社會的方式，」他這樣說道。爸爸希望，只要還記得住病人的名字，就想一直工作下去。即使疫情封城期間，他也是一有時間就回到辦公室。
從我的家族史可以看出本書的一些核心主題：雖然工作主義一定也存在於其他地方，但在美國特別普遍；儘管工作主義也出現在特權較少族群中，但在特權族群中尤為常見；最後，工作主義是相對較新的現象，比起祖父母那一輩，我們這一輩比更加普遍。現代工作主義的意識形態要求兩個明顯不同的目標──金錢和內心的滿足感──同時達成。這兩個目標並非總是一致，但我們卻越來越期待工作能同時滿足兩者。
不過，我分享一些家庭背景，主要是讓你們對我有個大致的了解。我叫西蒙，也是工作主義者，或者最起碼是正在努力改變這點的工作主義者。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想當記者、設計師、律師、外交官、詩人、以及舊金山巨人隊（San Francisco Giants）的游擊手。我的職業生涯一直在尋找本命職業（vocational soulmate），一個不僅能支付帳單，而且能夠反映出我獨特之處的工作。
然而，這本書並非回憶錄。雖然這個主題與我個人密切相關，但我想探討的是，為什麼工作已經成為不僅是我，而且是許多人身分認同的核心。我訪問了一百多位工作者，從曼哈頓的企業律師到阿拉斯加的皮艇導遊，從哥本哈根的全職主夫主婦到加州的速食店員工，並挑選接下來各章節要介紹的九位人物。我選擇主要（但不僅限於）關注美國白領工作者故事，原因有二。
首先，美國正在經歷一種違背歷史和邏輯的全國性趨勢。自古以來，財富與人們的工作時間成反比。你擁有的財富越多，工作就越少，因為你有錢能夠不用工作。但在過去半個世紀裡，高收入族群的工作時間增幅最大。 也就是說，那些有錢能夠不太需要工作的美國人，卻比以往更加忙碌。
其次，我選擇聚焦白領工作者，是因為他們最有可能從工作中尋求意義與身分認同。世界各地的高收入族群都有這樣的現象。從瑞典到南韓， 比較富裕且受教程度高的成年人提到工作是意義來源的比例，大約是低收入者和沒有取得大學學位者的兩倍。高收入者在生活中不太會有其他意義來源，比方說有組織的宗教信仰，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然而，儘管職業文化將工作視為其他生活圍繞的中心軸，但世界上大多數的工作者並不是為了自我實現而工作；他們是為了生存才工作的。「那些熱愛自己工作的人，他們真是有福氣啊！」在同一家巴基斯坦餐廳工作了十八年的廚師哈姆札．塔司基姆（Hamza Taskeem）告訴我：「我工作只是餬口飯吃。」
話雖這麼說，但在美國這個國家，工作主義文化帶來的影響，幾乎無人可倖免。無論階級如何，我接觸過的幾乎每一位工作者都提到了生活在這樣一個自我價值和工作緊密結合的國家中所承受的壓力。在這裡，資本主義不只是一種經濟制度，也是一種社會哲學──認為一個人的價值與他的產量一樣的哲學。在美國，生產力不僅是一個衡量標準，更是一種道德上的善。

⬚

要理解美國現今的工作主義，回顧一下我們怎麼走到這一步會有所幫助。兩百年前，幾乎沒有人有所謂的職業生涯──至少不是我們現在想像的那樣，把職業生涯理解成個人的發展與成長。以前美國人多半是農夫，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是。農夫的工作時間由太陽來定，而不是老闆或排班系統決定的。工作強度也是隨著季節循環而變化：採收期繁忙，冬季相對閒暇。然而，工業革命將我們帶入一個生產力不再受季節和陽光限制的時代。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工廠工人們經常每天工作十至十二個小時，一週工作六至七天。
雖然現今「朝九晚五」已經成為工作日的代名詞，但現代標準規範，如每天工作八小時、每週工時四十小時、週休二日，並不是一直以來的常態。這些是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好不容易爭取得來的。「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留給自己」，這是一八八六年在芝加哥舉行首次五一勞動節抗議遊行的標語。雖然關於我們如何、何時以及為何工作的慣例已經標準化，但它們既不是自然的存在，也不是一成不變。以前談判過的慣例，以後也可能再次進行談判。
不那麼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一直是美國人的夢想。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他一九三〇年的文章《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有一個著名的預測： 到二〇三〇年，我們每週只需工作十五個小時。凱因斯認為，二十一世紀最迫切的一個問題將是我們如何運用閒暇時間。甚至在一九六五年，美國國會還舉行過一場長時間的聽證會，討論即將到來的每週二十小時工作制。 當時民選官員擔憂，到了二〇〇〇年，由於美國人的假期太多，國家基礎設施必須進行徹底檢修，以因應國民旅遊增加的情況。唉，可是週休五日和大量自由時間的願景還沒實現。
不過，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期間，工會的壓力和科技進步帶來的產能增加，實際上真的縮短了一般美國人的工作時間。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在我們已開發世界的其他國家繼續減少工作時數的同時，有些美國人的工作時數卻開始變得比以往更多。一九七五年，美國人和德國人的平均工作時數完全相同， 但到二〇二一年，美國人的工作時間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關於美國人為什麼如此賣力工作的問題，可能有許多答案。其中包含經濟因素。停滯不漲的薪資，迫使許多工人必須做更多工作才買得起同樣的麵包。還有政治因素。在一九五〇年代，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加入工會， 到了二○二一年，這個數字減少到十分之一，導致許多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機制來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還有意識形態因素。畢竟，資本主義和新教工作道德是組成我們國家DNA的兩股力量。
但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也經歷了深刻的文化轉變，這種轉變放大了上述每一個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多人期望工作應該是個人實現和意義的來源， 這就是所謂美國新工作道德（work ethic）。
這種新道德觀改變了數百萬人與工作的關係。許多白領工作者開始將自己的工作視為個人熱情與身分認同的反映，而不是予以概念化為勞動，與不同角色、行業和階級的人團結合作。正如社會學家傑米．麥卡倫（Jamie K. MacCallum）在他的書《過勞社會：日以繼夜的工作如何扼殺美國夢》（Worked Over: How Round-the-Clock Work Is Killing the American Dream）中寫道：「以前工作被認為是苦差事，做越少越好；現在工作被賦予意義性，做越多越好。」

⬚

《夠好的工作》（The Good Enough Job）這個書名是致敬「夠好就好」（good enough）的育兒觀念，這是英國精神分析師、小兒科醫生唐納．伍德．溫尼克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於一九五〇年代提出的理論。溫尼克特注意到社會上養兒育女的方式越來越理想化。完美的父母會竭盡所能避免寶寶感到痛苦。如果寶寶表達任何負面感受，父母會覺得是自己的責任。
溫尼克特認為，若父母採取充足而非完美的方式來養育子女，對孩子和父母都有好處。有別於完美父母，「夠好就好」型父母不僅提供支持，亦給予孩子足夠的空間學會自我安撫。這樣一來，寶寶會培養出復原力，父母也不會因為寶寶的情緒而迷失自己。
類似的理想化現象也發生在工作場合。見鬼，我此時正在WeWork共享辦公室寫下了這段話，咖啡杯旁邊還印著「永遠做自己熱愛的事」。既然我們投入那麼多時間在工作上，那麼選擇做什麼工作──至少對於那些有選擇權的人來說──應該是我們最重要的決定之一。為何不能像追求人生伴侶一樣，全力以赴追求事業呢？
簡言之，答案是因為期望工作總能帶來滿足感可能導致痛苦。研究顯示，對工作的「強迫性熱情」（obsessive passion）會造成更高的倦怠率和工作相關的壓力。 研究人員亦發現，像日本這樣的國家，以工作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導致生育率創新低的一個關鍵因素。 而對於美國的年輕人，對職業成功的過高期望可以解釋憂鬱與焦慮比例創新高的原因。 在世界各地，每年死於過勞相關症狀的人數比死於瘧疾的人數還多。
撇開研究結果不談，我們憑直覺知道，過高的期望往往會帶來失望。當我們期望工作能夠幫助我們實現自我，持續激勵且滿足我們時，若達不到這種完美就會感到失敗。工作就像是寶寶，未必總是能夠在你的掌控之中，把自我價值感和職業綁在一起，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然而，解決辦法並非只要不在乎工作就沒關係。普通人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約八萬個小時）都在工作，我們怎麼花用這些時間相當重要。那麼問題在於如何找到平衡，既能夠追求有意義的工作，又能避免工作佔據你全部人生的風險。
針對這方面，我們可以再次借鑑溫尼克特醫生的智慧。與完美相比，「夠好」是一個更寬容的理想。它不會美化工作所能提供的東西，也不會接受工作必須是無止盡的辛勞。夠好就好是一個邀請，讓你選擇以「充足」來定義自己與工作的關係，而不是讓工作來定義你自己。

⬚

在大四那一年，我有機會採訪自己最喜愛的一位作家，名叫阿尼斯．莫吉尼（Anis Mojgani）的詩人。當時，莫吉尼正處於事業巔峰，剛在尬詩擂台大賽（National Poetry Slam）蟬聯冠軍。莫吉尼是我見過第一位能夠靠寫作和表演為生的人。他走訪世界各地，在大學校園裡演講，為音樂家做開場表演。他是我在事業上的偶像，堪稱詩歌界的搖滾巨星。我當年是二十二歲研究詩歌文學的學生，即將踏上未知的旅程。我深信莫吉尼會說出「追隨你的熱情」這句我以為我需要的鼓舞話語，但他沒有。
當我問莫吉尼是否認同「熱愛你的工作，永遠不用工作」這句口號時，他說了一句讓我畢生難忘的話：「工作始終是工作。有些人工作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有些人工作是為了下班後做自己喜歡的事。沒有哪一個比較高尚。」
最後那句話震撼了我。在那天之前，我一直以為找到自己要做什麼工作是人生的終極使命。我曾把安妮．迪勒（Annie Dillard）的那句名言，「如何過一天，就如何過一生」，解讀成我選擇的工作不僅定義了我所做的事情，而且定義了我是誰。但我在事業上的偶像、一位職業詩人，卻告訴我，在創作之外擁有一份正職工作也可以。
我最近才了解到，迪勒經常被引用的這句話，從來無意成為奮鬥文化（hustle culture）的口號，也不是要為無止盡追求夢想工作提供理由。事實上，如果你閱讀摘錄的其他段落，就會發現迪勒的觀點恰恰相反。她寫道：「我們當前所做的事，不論是在這一小時還是那一小時，都構成了我們目前正在做的事。精神生活需要的越來越少；時間是充裕的，它的流逝是甜美的。」 她的這番話是在呼籲我們專注當下，而不是追求升遷。
完全沉浸於工作的生活，會排擠掉我們自己的其他面向。用心理治療師埃絲特．沛瑞爾（Esther Perel）的話來說，太多人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帶到工作中，而把剩下的部分帶回家。 當我們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職場生活，等於是剝奪了我們內在其他身分的成長養分，這些身分包含配偶、父母、兄弟姊妹、鄰居、朋友、公民、藝術家、旅行者等。
就像投資者能從分散投資中獲益一樣，我們也能從多元化的身分和意義來源中獲益。意義不是被賦予的東西，而是我們創造出來的。如同任何創造行為，意義需要時間和精力──投入非工作領域的時間和付諸實踐的精力。

這本書的架構是這樣的，在每一章中，你會見到一位來自不同行業的工作者，比方說，米其林星級廚師、華爾街銀行家、住在Google停車場露營車上的軟體工程師，等等。透過他們每個人的故事，我們將審視現代工作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迷思。從「這間公司就像一個大家庭」到「做你熱愛的工作，這輩子就沒有一天像是在工作」，職場上有許多格言在仔細檢驗後，都變得模糊而灰暗。
這本書與你可能讀過的其他職涯或商業書籍不同，其特點在於各章節主要是講述他人的故事。你找不到任何一頁寫著簡單三步驟，教你如何輕鬆將自我價值與工作分離，或者十個快速技巧，讓你不必為了下次績效評估而寢不能寐。我的目標是讓你把這本書當作一面鏡子，而不是教科書。也就是說，我希望這本書能夠促使你審視自己與工作的關係，就像我寫這本書時一樣。透過採訪，我發現每個人的經歷都挑戰了我的假設，也幫助我定義了自己想要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我希望對你也有相同的效果。
接下來的幾則故事，處於一個將工作視為達成目標的手段和將工作當成目的本身之間的緊張關係──如同歷史學家斯塔德．特克爾（Studs Terkel）所說，尋找「日常意義與日常食糧」的掙扎。 定義我們與工作的關係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每當我們決定是否在辦公室多待一個小時，還是星期天是否查看電子郵件時，都會糾結這個問題。這本書並不是反對從工作中尋找滿足感的信條，也不是贊成把工作視為必要之惡的論據。這是一本透過他人努力改變的故事，來教你如何讓工作關係更健康的指南。
發展更健康的工作關係不是辭掉工作或重頭開始這麼簡單，並非每個人都有能力決定自己的上班時間或選擇自己的職業。然而，我們能控制的是自己對工作的期待。我們可以選擇讓生活優先於工作，而不是反過來。從一個簡單的認知開始：你所做的事，不代表你的全部。

精彩試閱：
前言
工作怎麼變得不只是一份工作？

商人坐在小漁村的海灘上，看到一位漁夫帶著日常漁獲走向岸邊。魚的品質讓商人印象深刻，於是問漁夫花了多久時間捕到這些魚。
「喔，一下子而已，」漁夫回答。
「你怎麼不再多待一會兒，多捕些魚呢？」商人問道。
「因為我只需要這些。」
「那麼你平常都做些什麼？」
「早上睡到自然醒，捕幾條魚，陪孩子玩，和老婆小睡片刻，然後和我城裡的朋友喝點酒、彈吉他，」漁夫回答。
商人很震驚。他解釋說自己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如果漁夫願意聽從建議，他可以幫助漁夫拓展生意。「你可以買一艘更...

目錄
前言 工作怎麼變得不只是一份工作？
第１章 價值所在 關於「我們的所為，決定我們是誰」的迷思
第２章 崇拜工作 關於「把工作當成神」的迷思
第３章 熱愛工作 關於「夢想工作」的迷思
第４章 迷失自我 關於「工作等於價值」的迷思
第５章 工作關係 關於「把公司當家」的迷思
第６章 該下班了 關於「工作越長越好」的迷思
第７章 努力工作，早點回家 關於「辦公室福利」的迷思
第８章 地位遊戲 關於「地位等於成功」的迷思
第９章 工作更少的世界 關於「個人界限」的迷思
後記
致謝
附註

目錄
前言 工作怎麼變得不只是一份工作？
第１章 價值所在 關於「我們的所為，決定我們是誰」的迷思
第２章 崇拜工作 關於「把工作當成神」的迷思
第３章 熱愛工作 關於「夢想工作」的迷思
第４章 迷失自我 關於「工作等於價值」的迷思
第５章 工作關係 關於「把公司當家」的迷思
第６章 該下班了 關於「工作越長越好」的迷思
第７章 努力工作，早點回家 關於「辦公室福利」的迷思
第８章 地位遊戲 關於「地位等於成功」的迷思
第９章 工作更少的世界 關於「個人界限」的迷思
後記
致謝
附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