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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試閱

國際博弈中的西藏命運

第一章：藏東地位和中共準備入侵西藏
第一節　歷史背景

如史所述，藏東，即雪域高原的東部藏區，現今劃入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人居住區。其中，主要包括現在的十個藏族自治州和兩個藏族自治縣以及若干個藏族鄉，還又是部分藏、漢雜居的地方。傳統意義上，稱之為「多康」（明史稱「朵甘思」），也就是「康區」（多堆）和「安多」（多麥）的縮寫。「多」指的是地理方位意義上的「下方」，「康」指的是「邊地」，合起來看，就是「西藏下方的邊地」，或「雪域高原下方的邊地」。這個「下方的邊地」又分為「上」（多堆，或康區）和「下」（多麥，或安多），沿用至今。這個劃分源自藏史上的薩迦貢瑪時期（1265-1354），可見薩迦政權行政效率優於後繼的任何一個政權。
據研究，甘丹頗章（1642-1951）初期，第司政府23的內訌不僅瓦解了「藏蒙聯合政府」模式（非常可惜的是這個政府運作模式具有「兩黨制」特點，或說具備了「兩黨制共和雛形」，且東方史上罕見），而且，大約十八世紀中葉開始，藏東安多和大部分康區脫離甘丹頗章行政管轄而步入割據狀態，但是，政教合一制度沒有改變，原來的部落組織沒有改變，宗教的紐帶仍然牢固地連接著整個西藏的一體化。甘丹頗章（即西藏政府）於十八世紀中葉頒布了對安多地區實行免稅的命令24。按著現代的眼光看，除了失去治權之外，沒有喪失主權。
二十世紀伊始，伴隨大清帝國發動的「未遂革除達賴賴喇嘛名號」25等重大政治事件，使藏東進入了不平靜的歲月，大清帝國所謂「川滇邊務欽差大臣」趙爾豐武力入侵藏東康區實行殖民政策──「改土歸流」26，意即取消「世襲制度」而建立「流官制」或叫「輪換官員制度」。與此同時，原大清帝國西北馬氏家族對藏東安多地區開始入侵，1912年佔據西寧，逐步擴大範圍，並且，採取掠奪財富和槍殺人民的半殖民手段。二十世紀上半葉，實際上中國處於一國三府（北洋政府1912-1927，民國政府1928-1949，汪精衛政府1940-1945）以及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1937）27，滿洲國（1932-1945）28三國割據時期，現今日本靖國神社博物館懸掛的滿洲國歷史地圖上標有「三國割據」的實況。
從國際法角度看，一九○四年英軍入侵西藏，同年九月藏英之間首次簽署了《英藏條約》（Anglo-Tibetan Convention）29，主要內容為允許英國派駐拉薩使節，並要求西藏賠款。雖然大炮打開了西藏封閉已久的大門，但是西方國家首次承認了西藏擁有主權。一九○六年英國和大清帝國（以下簡稱「清廷」）簽署的《英中兩國尊重西藏的條約》（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specting Tibet）30中清廷承認了《英藏條約》的合法性。由於英國和沙皇俄國在東亞的角逐，於一九○七年《英俄之間簽署關於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條約》（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relating to Persia， Afghanistan and Tibet）31中，兩國首次承認清廷對西藏的「宗主權」（suzerainty）。但是於一九一一年清廷被推翻。針對這個「宗主權」，於一九一三年蒙藏之間簽署的《藏蒙友好條約》32中明確宣示「兩國互相承認對方的獨立地位；藏蒙已脫離清廷」等內容，當時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不僅放棄了干預，英、俄兩國更沒有向西藏或蒙古提出異議。事實勝於雄辯，其實這之前，於1912年11月3日，蒙俄已經簽署條約，並且俄羅斯承認「蒙古的自治國家地位」。特別是於2005年聯合國通過編號為A/RES/60/16的決議，該決議案要求在世界範圍內開展2006年「蒙古建國800周年紀念」33活動。可見蒙古的國際地位，因此，所謂「西藏自13世紀正式歸入元朝版圖」說成為過去，於1913年已劃上了句號，當時藏蒙之間建立了新型的國與國夥伴關係。
眾所周知，於1914年，藏英中三方經過談判，最終藏英兩方正式簽署了《西姆拉條約》（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TIBET）34和《英藏宣言》（Anglo-Tibetan Declaration）35。從《西姆拉條約》看，西藏分成「內藏」（即安多和一部分康區）和「外藏」（即衛藏和部分康區，即今「西藏自治區」）。中方代表也在草稿上簽了字，但後來拒絕簽署正式條約。至於原因是中方拒絕接受西藏（「內藏」）和中國的邊界，並非拒絕承認西藏和印度的邊界或否定西藏地位。當時藏英兩國另外簽署的「英藏宣言」中寫的非常的明確，「中國承認『西姆拉條約』之前，無權享有該條約內規定的條款」，因此，可以說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放棄了除了宗教事務，對「內藏」擁有主權的國際承認，所以，中華民國先後於1928年在藏東安多設立的「青海省」和於1939年在康區設立的「西康省」屬於侵略行為而非行使主權的產物。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來侵佔整個西藏之前，除了部分農業區，安多牧區和玉樹（結古）地區一直保持著世襲的部落制度，牧區又占安多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玉樹系康區三大區塊（藏語稱「三個多」，即昌都，打折多，結古多）之一，因此，當時藏東安多和康區處於「半殖民地和半獨立狀態」。
雖然西藏政府在藏東康區和安多各地有過與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和蔣介石政府）侵略軍簽署的臨時停戰協議「絨壩岔停戰協定」36和「青海停戰和約」37，但是，這兩份協定是「停戰協定」而非「和平協議」，因此，從國際法角度講，這場戰爭尚未結束。
中國而言，中華民國方面一直未簽署已談好的「西姆拉條約」而「藏東歸屬問題」失之交臂，詳見由於北洋政府拒絕簽署「西姆拉條約」而藏英之間再次簽署《英藏宣言》中取消了中方的特權，即「中華民國對西藏擁有『宗主權』和內外西藏之分」，因此，「藏東地位」仍然處於未決狀態，所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用軍事佔領藏東（康區和安多）屬於侵略行為而非內戰的結果。
儘管如此，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為了鞏固共產主義陣營抗衡自由主義陣營（冷戰）而於1949年2月份派遣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Mikoyan，Anastas Ivanovich 1895～1978）到中國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與毛澤東會晤，並傳達了蘇聯對援助中共的方針，包括史達林對中共民族政策的建議：「我們中央委員會建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問題上不要過分大度，如讓少數民族獨立並從而在中共執政後縮小領土。應該讓少數民族自治，而不是獨立。⋯⋯」38 不難發現，這就是前面所談到的《共同綱領》取代《中華民國憲法》的歷史背景，也是中國全盤蘇聯模式化的開端。但是，如前「中蘇秘密協議」所言，當時蘇聯對中共的建議中所提的「少數民族」中不包括西藏，新疆（東土耳其斯坦），內蒙（南蒙古）。這也有另外一個旁證，如第一位藏人共產黨員平措汪傑講：有一次當他翻譯毛澤東和達賴喇嘛對話時，毛說「⋯⋯這沒問題，你們可以保留國旗。」毛當時絕對說的是「國旗」兩個字。「今後，」他說，「我們也可以讓新疆擁有自己的旗幟，內蒙古也是。不過，同時也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可以嗎? 那樣的話行嗎?達賴喇嘛點頭表示同意。」39
如前所言，毛澤東和米高揚會晤期間，毛澤東依據蘇聯的意圖特別談到了西藏，他向米高揚報告：「全國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比較麻煩的有兩處：臺灣和西藏。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這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一、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比較多；二、民族問題複雜，尤其是在受宗教控制的地區……不應操之過急。西藏的問題比較特殊和複雜。」40 這裡所說的西藏，並非僅僅拉薩政府所控制的行政管轄（現今的「西藏自治區」），而是現今中共所謂的「藏區」，包括很多漢藏雜居區，比如，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斯諾（Edgar Parks Snow，1905～1972）說，「紅軍長征時，這是我們對外國的唯一欠債。」41 這段話的意思是1934年，毛澤東及中共紅軍遭中華民國軍隊雇傭德國軍事顧問應用「梅花戰術」（即步步為營打進去）的追擊，共軍倉皇中流竄到西藏東部境內，從當地取得糧草並借宿，部分地區也進行了強搶糧食和強佔房舍（資料證實，當時中共留下「不殺蕃人」等內容的石刻文字，還有木刻「借條」）。不僅如此，如下涉及的毛澤東於1949年7月份致彭德懷的一份電報中也明確說「甘青境內的西藏人」。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看來，西藏不僅是個國家，還曾分別在西藏東部康區和安多扶持了「兩個博巴政權」（即藏人政權）。這兩個政權以下有專論而在此不再詳解。
第二節　中共準備入侵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日在居住藏東青海的「班禪堪布會議廳」42以十世班禪（法名羅桑赤列倫珠確吉堅贊）的名義向毛澤東、朱德發了一份賀電。這份賀電的原文為藏文，與現在常見的中譯版有很大的出入，甚至其內容大相徑庭，其實，電文顯示「班禪堪布會議廳」在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支持下取得西藏的領土主權完整，比如，對此在《西藏主義》一書中有一段精闢的論斷，「⋯⋯就連長期滯留中國的第九世班禪的繼世第十世班禪確吉堅贊，在1949年給中共剛剛執政的中國領導人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電文中，也沒有把中國和博（西藏──筆者注）的關係說成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而是表達了前世和自己『二十餘年來，為了博的領土主權之完整，呼籲奔走，未嘗稍懈』。這裡，班禪說的是『為了博的領土主權之完整，』用現代漢語中的常用語，就是指整個『藏族地區』做為獨立國家的領土主權之完整，藏文原文是：『Bod rgyal-khab kyi mnah-khong bdag-dban hri-po『並沒有說『為了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顯然，他表達的是在中國建立新的國家政府之際，博也在領土主權完整統一之前提下獲得獨立和解放的希望之情。然而，中共領導人的覆電中卻把班禪電文中的藏文原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詞翻譯成漢文時篡改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然後反過來把班禪對中國新政府成立的美好祝願說成是『熱愛祖國』，『願意成為⋯⋯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並且把班禪吹捧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可見，中國當局採用偷換概念，暗渡陳倉，然後強加於人的卑劣手段，強行吞併一個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所以，所謂的『西藏』和中國的關係寫成『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僅僅是從中共及其政府的文書裡才開始的。⋯⋯ 」43 這是當今中共體制內藏人學者的解讀，使對同代人或下一代人指明了找回歷史真相的方向。大家注意，中文應用的所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源自1951年的所謂「十七條和平協議」，這之前不存在這種說法。現今中共御用文人們想辦法把1951年之前的藏史翻譯中應用的所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一種赤裸裸的篡改行為，因此，國際史學界不宜應用。
當時而言，「班禪堪布會議廳」以十世班禪（11歲）名義致電中共領導人祝賀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景相當複雜，以下兩方面可以勾勒出操縱複雜的現實因素和歷史運行的軌跡。
一方面，同年七月初，「毛澤東致電西北的彭德懷指出，十分注意保護和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44。這是至今所看到的毛澤東對「入侵西藏」而所發的第一份電報，是史達林的指示有一定的關係，時任「西北局」45頭目彭德懷和習仲勳立即採取了行動，並展開籠絡班禪堪布會議廳的措施，指派和任命范明將軍46兼任西北軍政委員會（西北局）駐班禪堪布會議廳（中共稱「班禪行轅」）代表，還有中共在潛伏藏東安朵拉卜楞的文化特務牙含章47先生通過關係就潛入到班禪堪布會議廳，因此，「堪廳」致賀電和十世班禪留下來與共產黨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突出，彭德懷和習仲勳領導的西北局成功地統戰班禪堪布會議廳的成果中佔據重要地位，范明是第一位派遣接觸「班禪堪布會議廳」特使，他和牙含章扮演了與「堪布廳」聯絡執行者角色。按著牙含章先生自己的話講，「為了鬥爭的需要」48即中共侵佔西藏合法化的歷史依據而撰寫了《班禪額爾德尼傳》（成稿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係內部資料，後來出版於1987年）和《達賴喇嘛傳》（成稿於1953年，係內部資料，後來出版於1984年）。可見牙含章在中共入侵西藏史上的地位。依據藏人革命家平措旺傑（平旺）的自傳透露，班禪堪布會議廳的主任「詹東‧計晉美只會講中文，卻不懂得文字。」49 毋庸置疑，當時班禪堪布會議廳向毛澤東和朱德發送賀電時范明和牙含章等人有了鑽空子的餘地。
另一方面，於1949年8月至9月之間彭德懷帶領的中共大軍武力擊敗中華民國西北殖民地主席馬步芳的軍隊。同年9月初，高舉「入藏僅僅是為了幫助發展經濟，文化。完成使命後，會返回中國」的旗幟下駐紮藏東安多青海西寧（藏、漢雜居）等地。從中共收藏的資料看，當時從塔爾寺移居青海西部香日德的班禪堪布會議廳以及十世班禪經師嘉雅仁波切派的喇嘛帶著共軍在西寧到處張貼的《約法八章》回來了50。這期間國民黨也派人爭取十世班禪流亡臺灣，因此，十世班禪準備打卦決定去留問題，卻打卦的結果顯示出「留下來更好」。另據阿嘉仁波切的自傳講，計晉美還專門去西安見了彭德懷，也帶回來了彭德懷寫給十世班禪的信件和一張自己的照片，其內容包括保證班禪的地位和安全以及中共對民族和宗教政策51。無論如何，從此班禪堪布會議廳選擇了與共產黨合作，初期確實中共全面佔領藏東以及統戰貴族中起到了錯誤的模範式作用。
與此同時，十四世達賴喇嘛認為「他（十世班禪）的整個教育和訓練是受到中國的影響的，先是受到蔣介石的政府，然後是共產主義者。中國當然清楚，他太年輕，不會反抗，而出於他們的政治目的來利用他。比如當共產主義政府征服中國，一份賀電便以他的名義拍出並印發，儘管他當時只有十歲，而且還沒有被正式接受為轉世化身。無疑許多人會被誤導，以為這份電報來自西藏官方。」52 言外之意很明顯，十世班禪尚年幼，容易被利用，而且，班禪堪布會議廳以十世班禪名義向中共發出賀電時，拉薩政府（第巴政府）還沒有正式接受他為班禪轉世，也就不代表十世班禪。這裡除了十世班禪的教育受過中國影響的證據不足之外，其餘陳述成立，但是，為何拉薩政府1949年之前不迎請十世班禪坐床？難道對拉薩政府一點責任都沒有嗎？答案是否定的，某種意義上「班禪堪布會議廳」對中共的合作也是逼迫無奈的結果，跟第一位藏人共產黨員平措汪傑（平汪）與中共合作一樣的前提或處境，因為，1949年，平汪被拉薩政府驅逐出境，推入中共的懷抱，所以，後來共軍入侵有了「後勤」保障。毋庸置疑，除了中共入侵的外因，這也是西藏亡國的內因之一，難道不需要痛定思痛地徹底反思？
當時藏東處於風雨欲來風滿樓狀態，毛澤東訪問蘇聯之前，為了向史達林有所交代，同年10月13日，他就藏東以及中國西北和西南作戰部署致電彭德懷：「經營雲貴川康及西藏的總兵力為2野全軍及18兵團，共約60萬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鄧、劉、賀分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為軍區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劉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任。」53還「1949年12月，毛主席指示青海省委：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幹部，是不可能的。⋯⋯當時在青海省人民政府任職的民族宗教上層分子有喜饒嘉措、馬朴、詹東‧計晉美等人。」54 這裡的喜饒嘉措是大學者和大格西（後來圓寂於中共監獄），時任「青海省副省長」兼「中共佛協會長」，詹東‧計晉美（後來去世於中共監獄）是班禪堪布會議廳的主要官員，後任班禪堪布會議廳主任。這裡的「詹東」是藏文音譯，其意思是「詹東家族」。依據藏文版第七世達賴喇嘛傳看，詹東家族源自日喀則，係西藏貴族。筆者託人詢問過現今流亡藏人社區的三大家族（即達賴喇嘛家族，詹東家族，嘉日家族）及一個派系（桑東仁波切派系）之一的詹東家族的詹東‧丹增南傑先生（現任美國之音藏語部主管）關於計晉美的身世。很有意思的是他不敢或不願意承認計晉美是他們家族成員。至於可能的原因將在「達蘭薩拉搶先公布班禪靈童」章節中解析。

國際博弈中的西藏命運

第一章：藏東地位和中共準備入侵西藏
第一節　歷史背景

如史所述，藏東，即雪域高原的東部藏區，現今劃入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人居住區。其中，主要包括現在的十個藏族自治州和兩個藏族自治縣以及若干個藏族鄉，還又是部分藏、漢雜居的地方。傳統意義上，稱之為「多康」（明史稱「朵甘思」），也就是「康區」（多堆）和「安多」（多麥）的縮寫。「多」指的是地理方位意義上的「下方」，「康」指的是「邊地」，合起來看，就是「西藏下方的邊地」，或「雪域高原下方的邊地」。這個「下方的邊地」又分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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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總論

從時序的角度講，歷史進程的順序是不斷變化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現在的人們往往依據過去定義歷史發展的順序，因此，當今世代居住雪域高原（華語界稱「西藏」，中共稱「藏區」，臺灣稱「圖伯特」，都指的是英文TIBET）的西藏人民歷史已步入被殖民時期，又在藏人不停地反抗中共殖民統治的歷史進程步伐中邁向未來。那麼，藏人是如何步入被殖民時期？現今殖民時期對西藏人民產生了什麼影響？西藏人被殖民和這種模式對人類有何啟發？西藏人民不停地反抗被中共殖民統治的前景如何？這些無疑是人們感興趣的話題和需要慎重探討的領域，筆者將大家帶領進入這條封鎖很久，又崎嶇坎坷的路程，且共同探討和尋找歷史真相，並力所能及地去展望未來發展的方向。
西藏人民被殖民時期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全面入侵雪域高原，其標誌性的事件為武力佔領藏東重城昌都迫使西藏政府於1951年5月23日簽署了所謂《十七條協定》，但是，歷經與中共同床異夢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的自治」之後，於1959年3月10日發生藏人反抗殖民起義，很顯然面對這場不對稱的戰爭，藏人起義遭到失敗。當時中共做為戰勝者，採取全面鎮壓藏人的同時，於同月28日單方面宣布時任中共總理周恩來簽署的《國務院關於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的命令》1。這個舉措明顯地違反了所謂「十七條協議」精神，因為，至今中共政府無法證明藏人起義是西藏政府直接發動的，甚至當時藏人起義正在進行的時候，毛澤東親自指揮的時任所謂「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和西藏政教王（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之間仍有書信往來2。達賴喇嘛還在信件上痛批藏人起義發動者，由此可見西藏政府當時保持著中立態度，所以，任何一方先破壞遊戲規則本身屬於人類社會相處的大忌。這裡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方面，使因禍得福──無意中西藏問題國際化打開了方便之門；另一方面，不得不說此舉徹底暴露了「中共政府無誠信」的本來面目。
據《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達賴喇嘛自傳），十四世達賴喇嘛帶領僧俗官員流亡印度的路上聽到中共政府宣布解散西藏政府（噶廈）而採取了一些回應措施，在離藏印邊界較近的魯澤宗（Lhunrtse-rdsoh/Lhuntse Dzong）設立了「中央政府」（Centre Of Government）3，並在十四世達賴喇嘛正式簽署設立「中央政府聲明」之後，該文書送回西藏各地，但是，當時那裡沒有媒體，而外人很少知道這段歷史。只是後來經過十四世達賴喇嘛撰寫的第一本自傳《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英譯版）一書中才瞭解到這一歷史片段，也時任達賴喇嘛警衛團團長達拉彭措紮西的藏文自傳稱西藏政府暫時轉移之魯澤宗4。另外，部分人所稱的「建立臨時政府」（temporaryy government）有誤之慮。事實上，這個「中央政府」，就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印度建立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前身，直至於2011年達蘭薩拉正式把「西藏流亡政府」（Tibet Government in Exile）改名為「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為止。即使當初在印度註冊的英文名稱仍然是「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卻在國際上以往一直沿用「西藏流亡政府」。
真如「名不正，言不順」，很多藏人批評說達蘭薩拉就準備從法理角度自動放棄正在繼承治權的「西藏（Tibet）合法代表資格」，因為，美國對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政策是很明確的，從藏人流亡到至今美國一直沒有改變過對待達賴喇嘛，即「自治國家的政治領袖和宗教領袖」5 承認。當然，美國也不會袖手旁觀，比如，於2020年11月20日，現任藏人行政中央領政治導人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因川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邀請訪問白宮會晤新任命的美國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羅伯特‧德斯特羅（ Robert Destro）以及總統辦公室和副總統辦公室相關人士。這是過去60年來流亡藏人政治領導人（身分）首次訪問白宮。無論如何，按著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權公約明文規定以及中共政府簽署國際人權公約的義務，使「西藏問題」的最終決定權仍然在全體藏人之手。對藏人而言，這也是一種不幸中的萬幸，否則，藏人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都將來有可能會成為無謂爭辯的焦點。
現在大家回過頭來看，「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說：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裡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麼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裡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採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6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的講話自相矛盾，到底達賴喇嘛被劫持，還是幾根槍都繳了，由此說明中共取代西藏政府是非法行為，比如，心虛的人愛聲明，毛澤東預言達賴喇嘛回歸的時間定於2019年。
雖然如此，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從2008年開始，十四世達賴喇嘛主張的「中間道路」從所謂「反對兩個極端」（即反對中共統治西藏的現況，也反對藏人爭取恢復獨立或復國」）轉變為「只反對藏人爭取復國，卻不挑戰中共統治西藏的現況」（即「爭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真正自治」，不再爭取自由民主）等極左舉措看，達蘭薩拉正在有意或無意中往毛澤東預測的方向努力，甚至十四世達賴喇嘛還公開宣揚：「與毛澤東有過父子般的友情」7，而且，自己是一個「半個馬克思主義信徒和半個佛教徒」8。
殊不知十五億中國人對此有何感想？筆者曾接到過來自部分中國學者的信件和電話，他們向筆者埋怨──「達賴喇嘛在說毛澤東的好話和重提『馬克思主義』，就等於他在刺激中國人不堪回首的深層記憶，即全面鎮壓中國知識分子（反右）和發生『人相食』的『大饑荒』9中死去的幾千萬餓鬼以及無數人在牢獄和批鬥中去世的冤魂等所勾勒出來的重大事件是一個時代的大傷口，元兇是毛澤東和他所實施的馬克思主義制度設計，因此，一名佛學大師不應該站在歷史罪惡的一邊，藏人知識分子有責任和義務去向達賴喇嘛稟報真相⋯⋯」10，但是，又有誰知道藏人知識分子的苦衷呢？任何人沒有把握達賴喇嘛會虛心地聆聽藏人的講解，更糟的是不小心就被人扣上不尊敬達賴喇嘛的帽子就難以擺脫輿論攻擊的厄運，因為，部分見利忘義的政客很會利用多半流亡藏人把十四世達賴喇嘛被視為「真理中心和權力中心合為一體」的心態。同時，毋庸置疑，2011年3月10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向全世界鄭重宣布政治權力將移交流亡藏人民選領導人之後，第14屆西藏人民（流亡）議會隨即於5月26至28日召開臨時會議，修改流亡藏人憲章，通過將原屬達賴喇嘛的行政與政治權力移交給民選行政首長（法廣，2011）11。顯而易見，從此十四世達賴喇嘛正式成為一名具有「各方調解」能力的精神領袖，他的所有言行屬於個人的慈悲行為，而非西藏政治領袖行為，包括2013年12月25日「致習近平的未遂信件」12，比如，於2020年9月20日，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噶丹頗章）趁機為澄清2020年流亡藏人選舉中不支持任何一方而發布的聲明中再次明確表示從2011年之後，達賴喇嘛不再干預藏人政治。
話回當初，1959年4月18日，已經順利流亡抵達印度的末代藏王十四世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政府官員們在因西藏全面淪陷以及失蹤國王而世界各地前來採訪「西藏政教王」的記者會上向國際社會以《達賴喇嘛聲明》來回應中共政府。該聲明中全面否定了《十七條協議》，明確指出「 ⋯⋯ 一九五一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壓力下，達成了中共和西藏之間的十七條協定。在那項協議中，接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宗主權，因為西藏人別無其他辦法。但是甚至在這項協議中也規定，西藏享有充分的自治。雖然對外事務要由中共政府掌管，但是據商定，中共政府將不干涉西藏的宗教和風俗習慣以及其他的內部行政。事實上，在中共軍隊佔領西藏以後，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在內部問題上也是這樣，而中共政府對西藏的事務行使全權……」13 請注意，當時西藏流亡政府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擁有主權（sovereignty）。
同年同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所謂《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14，該決議其決定對西藏（西藏東部安多和康區已經實施）徹底進行所謂「民主改革」，即強制實施「種族性文化滅絕政策」和鎮壓「西藏復國主張者」。平心而論，這是「西藏問題國際化」的開端，又是一起「主權換取治權導致徹底殖民同化」的典型案例。現今回過頭來看，對人類社會具有警示意義和很高的參考價值。其實，古今例外，失敗案例是避免重蹈覆轍和邁向成功臺階的關鍵一環，因此，誰想避免發生類似西藏的命運，先該搞清楚如何西藏現今淪為這種地步的來龍去脈。
同年6月，達賴喇嘛再次召開記者會強調「我們西藏人並不敵視或仇恨偉大的中國人民，我們必須共同找出必要的努力，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至於『十七條協議』是被迫簽訂的。」15 但是，歷史的車輪駛入中共全面控制整個西藏的時期，從此藏史上第一次開始記錄徹底亡國和流亡藏人所稱為的「抗暴救國」時期。
中共政府一直宣傳的所謂「和平解放西藏」實際上指的是「藏西」，即雪域高原（青藏高原）的西部地區，也就是當時西藏（拉薩）政府的實際行政管轄範圍，但是，不包括「藏東」，即曾中華民國先後入侵西藏東部地區設有所謂「青海省」（1929）和「西康省」（1939）等地。當時青海等地牧區處於「自立」（保持世襲制）和農業區處於「半個自立」（接受任命頭人），大部分西康處於半個自立（接受任命頭人）的狀態，實際上「藏東處於半獨立和半殖民地」狀態，但是，藏東（康區和安多）人民反抗侵略者的鬥爭一直沒有中斷過，只是當時敵不過軍事勢力懸殊而已。實際上，藏東（康和安多）地位一直處於未決狀態。比如，一九三六年前往康區甘孜首府（打箭爐）調研過「土司」（藏語稱「甲布」，即王）制度的楊公素先生（中共特務）在《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一書中說：「川軍主要是劉文輝部隊在各地沿趙爾豐改流時設立的縣駐紮，於是有兩層政權的情況，劉文輝的軍隊存在時，縣政府權力可以實施，否則土司可不理漢人政權。」16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之間（確切地說毛澤東借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較量的有利時機而和蔣介石爭奪統治中國的「皇位」）爭奪中國的主導權而打響了慘烈的第二次「國共內戰」17，並戰爭波及西藏東部的遼闊土地。當時中共不僅奪取了中國大陸，首當其衝的就是藏東邊區，即主要是當時藏中（漢）雜居區，或叫藏中交界處，比如，今日青海的西寧；甘南藏族自治州邊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邊區，即黃龍及臥龍，四姑娘山等熊貓出產地；甘孜藏族自治州邊區；德欽藏族自治州邊區以及現今的所謂「藏族自治縣和若干個藏族鄉」，還有其他藏、漢雜居的地方。與此同時，中共奉蘇聯的命令全面展開了入侵西藏的行動，實際上迫使與西藏政府簽署所謂「十七條協議」之後，中共立即就採用偷樑換柱之舉速步侵佔了整個藏東──即現今的所謂「十個藏族自治州，兩個藏族自治縣以及若干個藏族鄉」18等地區。
經過分析看，當時中共武力佔領藏東採取了「兩手措施」，比如，於1949年8月份，毛澤東依據史達林旨意以國際共產主義戰略（佔領世界屋脊）需要而為保護十世班禪致彭德懷的電報中，「⋯⋯解決西北地方除用戰鬥方式解決外，尚須兼取政治方式，以為戰鬥方式的輔助。現在我軍佔優勢，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19 這也是中共入侵藏西（今西藏自治區）時史達林所設計的手段，即「西南局」扮演紅臉，就用武力入侵，則「西北局」扮演白臉，主攻統戰。中共侵佔藏東時也一樣，採取了以下措施。
一方面，依靠武力強行進入遼闊無邊的藏東邊區；另一方面，積極地接觸有名望的宗教人士和部落頭人，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高舉「入藏僅僅是為了幫助發展經濟、文化。完成使命後，會返回中國」的旗幟下駐紮藏東安多的甘肅和青海等的邊地。同時，中共以幫助消滅「國民黨反動派的殖民統治或經常騷擾」等冠名堂皇的理由入住藏東康區邊地。又成功迫使與西藏政府簽署所謂「十七條協議」之前，不敢進入藏東縱深地帶，明顯在等待時機來臨。
於1949年9月份，根據史達林對中共政權的本土設計，名義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實際上該《共同綱領》取代了以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20（1931）和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1945）。這意味著該「憲法大綱」和《論聯合政府》明文規定承認「自決權」的條款被取消，新的《共同綱領》主張所謂「民族區域自治」，並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實際上，巧妙地「民族區域自治」取代「民族自治」。同時也強調「公敵」，即各民族中抗衡中共的勢力（包括國民黨在中國的殘餘勢力）。
雖然如此，但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全球割據的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陣營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為壓迫者，更不可能承認統治的人民為被壓迫的群體，因此，兩方制定了共同所遵循的遊戲規則，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前一個公約出自自由主義陣營，後一個公約卻出自共產主義陣營。毋庸置疑，這是兩種不同價值觀合二為一的傑作，也是目前人類共同遵循的遊戲規則，因此，這兩份公約的第一條規定就是──自決權。這也體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蘇聯和中共簽署的秘密協定之中，比如，於1950年2月12日秘密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特別協定》第十七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內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國，由雙方共同負責扶助其獨立」21。特別是於2020年11月份美國政府國務卿辦公室政策規劃所頒布的《中國挑戰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報告中明確表示「中共嚴重違反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中提出的原則，從1950年代伊始保持對西藏軍事佔領」22，而且，於2020年12月27日，美國總統川普正式簽署了國會兩院一致通過的《2020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該法案是自2002年美國頒布《西藏政策法案》以來，又一項針對西藏問題最全面的法案。這是美國政府從以往對中共的綏靖政策轉向明確支持藏人實現決定自己命運權的最新表態和繼續支持。

總論

從時序的角度講，歷史進程的順序是不斷變化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現在的人們往往依據過去定義歷史發展的順序，因此，當今世代居住雪域高原（華語界稱「西藏」，中共稱「藏區」，臺灣稱「圖伯特」，都指的是英文TIBET）的西藏人民歷史已步入被殖民時期，又在藏人不停地反抗中共殖民統治的歷史進程步伐中邁向未來。那麼，藏人是如何步入被殖民時期？現今殖民時期對西藏人民產生了什麼影響？西藏人被殖民和這種模式對人類有何啟發？西藏人民不停地反抗被中共殖民統治的前景如何？這些無疑是人們感興趣的話題和需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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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作者簡介
國際博弈中的西藏命運
　第一章：藏東地位和中共準備入侵西藏
　　第一節　歷史背景
　　第二節　中共準備入侵
　　第三節　藏東安多的當時情況
　　第四節　藏東康區的當時情況
　第二章：藏人反入侵戰失敗的前後
　　第一節　歷史背景
　　第二節　回顧蘇聯正式下達入侵命令
　　第三節　蘇聯決策中共執行
　　第四節　準備入侵和脅迫階段
　　第五節　脅迫帶動「勸和」遊戲
　　第六節　昌都保衛戰
西藏亡國和全面進入半殖民地時期
　第三章：簽訂《十七條和平協議》前後
　　第一節　國際反應
　　第二節　十四世達賴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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