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世界的基本時勢幾乎完全不同於俾斯麥所處的那個時代。所有這些變化是如何發生的?當代的顯著特徵,即它不同於以往時代的格局和本質是什麼?這就足本書所要研究的問題,也是我為什麼要把它稱為當代史導論的原因。本書不是通常那種側重記敘過去60或70年來歐洲及其以外地區歷史事件來龍去脈的導論。因為僅僅記述各種事件的過程,即使這種記述擴及世界範圍,也未必能使人很好地理解當今世界,而只有同時考慮各種基本結構的變化,方才能使人更好地理解當代世界的運動。在這裡,我的首要任務是探討當代社會新的框架和彼此依存的各種新的聯繫,這些就是本書的主要內容。
我們的探討將涉及某些我們在歷史研究中不涉及或很少涉及的領域。在很大程度上,當代歷史學家都認為,倘若他們對導致舊世界解體的各種因素作出了解釋,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供了新的世界何以形成的解釋。所以當代史基本上是記述兩次世界大戰,1919年的和平協定,法西斯和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以及自1945年以來共產主義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發生的衝突。在我看來,這種線型的歷史研究方法是不完善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會把人引入歧途,理由容後細說。在當代史研究中,我們更應關注的是新世界的降臨,而不是已消逝的舊世界,只要環顧一下我們這個世界,我們就可發現當代世界某些最顯著的特徵已在遠離歐洲的地區所發生的各種運動和發展中顯露端倪。當代史的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區的歷史。因此,如果我們不採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夠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諸種力量。這意味著,採用全球性的眼光並不僅僅是通過增加論述歐洲以外地區事務的章節來補救我們關於當代止的傳統觀點,而是對有關整個世界格局的各種傳統看法和論斷予以重
新審視與修正。正是由於美洲、非洲、中國、印度和其他歐洲之外地區的歷史從另一個角度改變了以往的格局,所以它們己超越了傳統的線型歷史發展過程;面對這一歷史事實,再用傳統的歷史發展模式來解釋顯然已不合時宜,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整體歷史格局來取而代之。
本書的一個主要論點是,無論是性質還是內容,當代史與眾所周知的“現代史”截然不同。從現在的立場出發來回顧一下,我們發現俾斯麥退出政治舞台的1890年與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的1961年之間是兩個不同時代之間的分水嶺。分水嶺的一邊是當代,它仍處在開始階段,分水嶺另一邊是源遠流長的包括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人們所熟悉的三次歷史發展高潮的“現代”史。本書主要探討的是分割人類歷史發展兩個不同時代的這個巨大的分水嶺,因為塑造當代世界的諸種力量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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