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嘉寶Athena Tam主編

名人推薦：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前哲學系主任）
陳劍青（香港「本土研究社」成員、大專院校講師）
蕭育和（哲學學者、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燃燈者十年誌〉

文／李宇森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常言說十年樹木，《燃燈者》自誕生一刻至今，一轉眼十年過去了。這十個寒暑，我們見盡了香港命運的風雨飄搖，只是過去一直努力思索前路，並未太過在意走過的每一步。但千里之行終究始於足下，我們如何一路走來，如何隨著時代而變化，對於我們怎樣展望和革新，回應的新時代的條件和需要，也是很有必要的。
　　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夜，即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晚上。當時思行、譚嘉寶與我正在旺角區一間咖啡店內，激烈地討論著許多政治思想的觀念，還有香港山雨欲來的新一輪學生運動。經歷過多年的學運沉寂後，我們見證了八十後本土運動的出現，二○一二國民教育運動的萬人空巷，加上戴耀庭推動的「佔領中環」運動，激起前所未見的商議式民主呼聲，令我們深感這一點點累積下來的政治能量即將猛烈地爆發，屬於我們這一代的火紅年代或許即將到來了。而在這時代的轉捩點，知識人又該擔當甚麼角色呢？
　　我們當時心中所受到的影響，還是相對古典的書寫政治傳統，重視文字和印刷品作為思想流傳的主要媒介。一如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為支持美國獨立戰爭而寫的《常識》（Common Sense），或者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 1748-1836）在法國大革命前出版的重要小冊子《甚麼是第三等級？》（What Is the Third Estate?），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子，如何以理論書寫和印刷品傳播來連結知識和政治分析，因此書寫本身也成了知識心政治實踐的主要方式之一，讓當時抗爭群眾了解如何以新政治概念，理解當下歷史處境和條件，批判牢固秩序和價值觀並詰問改革之可能。因此，《燃燈者》能否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小冊子，以知識和想像推動新的社會運動的開展和發展，成了我們最起初的想法。
　　因此，從九月二十一號夜晚至翌日清晨，我們連夜趕起了兩篇文章，思行的〈罷課的良知──寫在罷課前夕〉跟我的〈公義豈止代議民主──從Iris Marion Young觀點看解放壓迫與公民充權〉，再由譚嘉寶一手包辦標誌設計和排版校對，然後在二十二號朝早送到文具鋪趕印兩百份，自行釘裝後親自送到香港中文大學百萬大道上派發。當時的百萬大道人山人海，擠滿了各大學前來參與罷課的學生，還有來自罷課大台傳來的口號和演說。就這樣，我們三人一同在罷課現場，短短半小時已把所有帶去的《燃燈者》派光。至於思想之流傳到底會否帶來甚麼影響，我們實在沒有多想。一如耶穌的撒種比喻，種子落到哪兒，大概不完全是撒種者能控制的，我們只能著緊於種子之素質，把自身的思考成果跟廣大的讀者分享。
　　及後，《燃燈者》維持了這種模式幾年，多次在香港的示威或者佔領現場派發和擺放。這正是之後幾期的《燃燈者》實體版的傳播方式。至於為何沒有像報刊或者地方報般定期出版，乃因為創辦時，我們的模仿對象為單次出版的政治小冊子，而非革命報章。因此，《燃燈者》往後也很有意識地跟不同社會運動場合與事件對話，作為理論書寫和實踐之方式。如二○一四年十月在佔領現場派發的〈遮打特刊〉，二○一五年參與每年一度的七月大遊行時派發的〈七一特刊〉，還有二○一九年的〈反送中特刊〉，都是其中的重要時刻。
　　但有別於首期《燃燈者》，在往後幾年的出版中，我們嘗試不斷加入新的元素，其中最主要的面向之一，自然是將《燃燈者》化成連結不同界別領域之學人知識份子的平台，讓思想不限於狹義上的哲學思考，擺脫創辦者之視野局限，把更多觀點帶到讀者眼前，也能豐富我們在社會運動當下分析批判的角度。在此，我們十分感謝中大左翼學會的Jeffrey和寶、現職中山大學助理教授的劉況、著名藝術家楊秀卓、任教浸會大學人文學科的駱頴佳博士、本土研究社成員兼城市規劃師林芷筠、前工黨副主席鄭司律、好青年荼毒室成員楊俊賢等諸君慷慨賜稿，才讓《燃燈者》得以海納百川，為讀者提供深入而廣博的思考討論。這一次十週年紀念特刊，我們也有幸得到聖方濟各大學高級講師李敬恒博士、巴黎西堤大學博士生葉家敏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生Promise Li不吝賜稿，還有香港中文大學前哲學系系主任張燦輝和台灣逢甲大學助理教授蕭育和的慷慨賜序，再三感謝。
　　除了題材主題上愈發廣闊，我們也一直希望能夠擴闊讀者群，讓知識能真正走進群眾之中。除了實體印刷版在遊行示威現場免費派發，或者將文章放在網上平台免費分享之外，我們也著手找尋定點派發的地方，例如旺角序言書室、油麻地kubrick書店、中文大學、香港大學書店之類，以圖在更多的地方，接觸更廣大的讀者，讓觀念得以通過數碼或者印刷品的媒介，將觀念和問題意識流傳至更遠的地方。在此也十分感謝序言書店的黄天微、李達寧和彭礪青和kubrick書店前職員Kalis Wong的幫助，才讓《燃燈者》得以在更多地方扎根。這點點的努力，有幸能得到海外社群的注意。在二○二一年訪問酷兒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時，曾向她分享過《燃燈者》在香港的工作，她甚為欣賞且推薦我們加入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領頭建立的全球批判理論聯網（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Critical Theory Programs）之中，成為批判理論在東亞的文獻庫之一。
　　除此之外，《燃燈者》一直希望善用各種媒介平台，讓免費知識自由傳播的理念能夠更徹底地實踐，不致被某些大型科技公司的單一平台所壟斷和左右。因此，我們除了辦網站，在《明報》或其他報章網媒投稿以外，近年也在尋找新的知識普及方式。例如《燃燈者》曾試過將過去不少訪問學者的錄音剪輯，以Podcast方式重新分享出來，讓更多不諳中文的讀者也能獲益，同時讀過訪問的讀者也能直接細聽哲人的第一身分享。在二○二二年，我們也在YouTube推出過幾集題為「書到用時」的讀書頻道，希望以更貼身的方式分享新出版的好書。只是技術時間所限，只錄了六集便暫告一段落。
　　另外，分享知識自然不能缺少了共讀的部分，因此《燃燈者》早在成立初期，便已著力舉辦不同的讀書組，以研習經典或者當代思想社科研究為主軸，跟不同讀書人以書相連，書海無涯勤是岸，努力燃亮自己也為昏暗世代照出一點光。從二○一四年針對基進民主與現代批判理論舉行課程、二○一六年後更多地從經典閱讀中吸取教訓和梳理當代思潮，如柏拉圖（Plato, 427-348 BC）跟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 BC-43 BC）與現代政治思想的連繫。而到了後疫症時代，《燃燈者》的視野更為廣闊，從政治經濟史到生態政治學，再到離散倫理都一一涉獵，務求能將觀念跟當代的歷史新條件相互觀照，照出新的政治閱讀進路。
　　自二○一九年起，《燃燈者》漸漸走上純數碼存在方式，這一來是因為譚嘉寶與我二人遠赴美國紐約留學，跟香港愈發疏隔，不僅出版實體作品困難重重，同時在如今「由治及興」的香港新秩序，處處都是國家安全的憂患，恐怕印刷派發《燃燈者》的實體刊物，只會為同路人帶來難以預料的風險，因此以網頁和網上課程取代實體印刷版，這本十年紀念讀本也選擇遠在臺灣出版。如果當年鄭南榕以出版來追求百分百的言論自由，今天我們也藉著在他鄉出版，詰問香港如今的出版白色恐怖，並在波譎雲詭的昏暗世道中探尋出路。
　　今年是《燃燈者》成立十週年的時刻，我們繼續面對時代的新挑戰，努力在新的媒介尋求更多可能，以普及不同批判理念和知識，學習在數位時代撒種。為此，除了讀書組和講座活動之外，《燃燈者》更成立了跨地域的清談節目頻道《牛虻台》，通過連結和組織美、加、法國，還有香港和英國的朋友，分享讀書心得和交流不同議題的見解，並以直播形式讓更多聽眾和書友得以參與其中，體現《燃燈者》一直強調在亂世之中，更要讀書思考的原則。
　　缺乏觀念的群眾是盲目的，缺少群眾的觀念也是無生命力的。只是在知識生產的活動之中，沒有單面向的教育指導關係，而是在辯證之中成就彼此。正如巴西解放教育學者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 1921-1997）所言，帶解放視野之教育必然是抗拒老師學生的權威支配結構，更強調彼此界線的模糊，三人行必有我師。在實踐中，我們能總結經驗和產生觀念，而觀念則通過實踐和分享得以體現，實踐也會顯示理念之局限，修正、補充與豐富理念之生產活動與成果。當過去的香港，政治理念生產不甚理想，我們希望過去十年《燃燈者》的工作，得以發揮理念與政治運動的互倚不倒之關係，讓理念能真正回復其生命力，化成政治抗爭的底蘊和力量。

　　　　　　　　　　　　　　　　　　　　　　　二○二四年八月十八日






〈敢於認識，敢於批判：康德三百週年誕辰〉（摘錄）

文／李宇森

　　從啟蒙運動的集大成者，到「柯尼斯堡的中國人」［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語］，一代大哲康德不單生前享盡盛名，拜訪者從未間斷，即使死後也是聲名日隆。從觀念論、契約論到道德義務論，再到普世人權論者，無不尊康德為祖師爺。他的哥白尼式哲學轉向，成為現代哲學史的重要里程碑。即使距柯尼斯堡（Königsberg）千里的香港，無數讀者對這如雷貫耳之名字，也是絕不陌生。這不僅是因為康德的厚重三大批判，成為無數人文學科學生的惡夢，也因他傳奇的「沒趣」人生，非常合乎對典型蛋頭學者的刻板想像。不論是他一生從未離開過柯尼斯堡、每天如鐘擺般的規律生活、還有對自慰行為的嫌惡等，都使他顯得相當奇特，十分符合現代人對「怪異哲人」的想像。二○二四年是康德的三百週年誕辰，站在二十一世紀再回望，若非哲學史愛好者，康德對我們還有甚麼意義呢？今天我們還應該如何閱讀康德呢？

新教時代的理性精神

　　有別於啟蒙時期的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或者往後的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或者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般重視歷史和思想的關係，康德相對受自然科學影響，因此較著重於抽象理解不同知識領域的法則。畢竟在未成為「哲學家」之前，康德可是貨真價實的科學家，尤其在天體物理學的貢獻上。如著名的星雲假說（Nebular hypothesis），有關太陽系的恆星與行星形成是跟星雲旋轉時的重力場所形成，正是來自他的著作《自然史和天空理論》（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這些天文學的觀點理論可謂影響深遠。但他的抽象思考方法，並不妨礙我們從歷史脈絡探問康德與他的產地。
　　康德人生的八十個寒暑，都是在波羅的海的濱海城市柯尼斯堡度過。如今在地圖上，你已找不到這城市了，因為它已更名為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屬於普京（Vladimir Putin）治下的一片俄羅斯飛地，因此也不屬於申根地區。由自治港口城市淪為威權國家下的小鎮，怎麼跟某個遠東金融遺址的命運如此相近？
　　十八世紀的柯尼斯堡，號稱歐洲北部的威尼斯。這座由條頓騎士團所建立的商埠，曾長時間受惠於歐洲和波羅的海一帶的漢薩商業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商圈效應，因而成為重要轉口商業城市，無數商品和印刷品在這地出入流動。而在十六世紀建立的柯尼斯堡大學（Universitas Albertina），更是全歐洲最早成立的新教大學之一，加上長期作為普魯士公國的首府，這些因素都使得柯尼斯堡繁華而充滿活力。康德不出國能知天下事，地緣因素自然十分重要。
　　同時，宗教戰爭隨著三十年戰爭結束而徐徐落幕，新教國家如荷蘭英國已經大國崛起，借助金融資本力量殖民了半壁天下，傳統天主教國度卻日漸軟弱。神權旁落，共和冒起，王權和民權的衝突愈發熱烈，現代世界如何重新確立，世界和平是否可能，成為現代歐洲哲人的大哉問。生活在普魯士地區的康德，並無在大時代置身事外，終此一生都在思索著立身與經世的問題。

永久和平的危與機

　　在理性啟蒙時代以前，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領袖是梵蒂岡教宗，而俗世之和平則是由上帝在地上代表守護，即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位階上統領著一眾信奉天主教的歐洲國家，保護著歐洲的耶教世界，借助納粹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的政治神學概念，便是作為耶教世界的「抵擋者」（Katechon）。但那時代早已遠去，在康德撰寫《論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與《道德形上學》（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之時，不僅普魯士早已成為擴張主義的列強，英法也一直為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交戰多年，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更燃點起新一波歷史衝突，歐洲眾多王權放下私怨，共同組成鎮壓共和的反法同盟，普魯士王國自然是其中之一。
　　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康德，想當然是站在法國共和的政治立場。他主張想要國際和平，必須要不同國家都變成共和政體，法律下人人平等，所有人共同服從於立法機關，從而成為自由的公民。這平等立法的共和主張，使得國家的任何決策都得符合大多數人意願，這樣無謂的交戰才不會因少數權貴而產生，世界和平才得以可能。這自然是暗中批評著當時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 1744-1797），尤其這國王特別厭惡與法國共和理念相近的理性啟蒙思想，改為提倡新教傳統，使得普魯士與共和思想愈走愈遠［同時威廉二世也是古典音樂忠粉，資助過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與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當然，民主國家是否不會跟民主國家交戰，至今仍未有共識，從兩次世界大戰到冷戰，似乎都驗證著這命題。但同時，民主國家間仍免不了小規模紛爭，如在一九九九年，印巴之間的卡吉爾戰爭，或者在一九七四年，土耳其人入侵賽普勒斯之類。
　　仔細地看，《論永久和平》除了暗中批評普魯士集中王權漠視平等外，對設置常規軍（standing army）的批判自然也是衝著普魯士的軍事改革而來。畢竟自三十年戰爭後，普魯士為了累積巨大軍事力量，作出諸多改革並建立起愈發龐大的常規軍體制。從十七世紀中只有約數千常規士兵，急升到十八世紀末的反法同盟時期的二十萬常規軍力。且常規軍不同於臨時徵召軍，在和平時期也不會參與生產工作的。國家擁有如此大武力的目的只有一個，便是擴張和繼續擴張，利用更多的土地和人口養活更強大的軍事力量。
　　若然裁減常規軍的國際法提案是針對陸上帝國而來，那麼康德談禁絕國債用於鬥爭的部分，顯然是衝著英、荷而來。作為陸上的農業大國，普魯士基本上倚靠稅收支付軍費綽綽有餘，發行過的國債接近零。但海上商業帝國的英國則完全不同，海軍之建立和擴張，往往預先通過發行國債，在市場獲取大筆資本建立部隊，再進行擴張掠奪來償還貸款。可惜康德沒有結交像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的朋友，供養他去英國生活讀書；不然，康德也許能像馬克思在《資本論》般，發現國債擴張之無窮威力，「國家欠債愈高，居然愈是富有！」而事後孔明地看，當普魯士式的「正預算」早已在地表上滅絕，英式融資擴軍仍然是今天美國帝國主義的政治日常。康德對國債軍事化的警覺無疑是深具洞見。
（……）


〈畢生以愛書寫──悼胡克斯〉（摘錄）

文／譚嘉寶

　　在二○二一年某天，得知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 1952-2021）因腎衰竭離世的噩耗，心裡一沉。回想起幾年前，我們當初到埗紐約，不時到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講堂細聽許多思想巨人與抗爭領袖的心路歷程。碰巧其中一次，正是遇上胡克斯。畢竟，紐約素來便是英雄地，無數抗爭者思想家在此聚首，胡克斯也曾在新學院當過座上客，跟哲學家韋斯特（Cornel West）或者作家德拉尼（Samuel R. Delany）等，在講台上有過精彩的分享互動。但只有當你親身在會場上，靜觀她的演說和神情，在她的笑聲和回應之間，才能親身領會到，愛和希望並非來自說教式的喃喃自語，而是在一言一行，一呼一吸中，自然地流露出來。一如二十世紀的作家和抗爭者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 1924-1987），胡克斯同樣是著作等身，出版過的書籍超過四十本，而且著作得獎無數，在不同領域都有巨大影響。當然，她還是個戰士，為著女性和黑人的壓迫而奮戰到底，一如她在《文化反叛者》（Outlaw Culture）所言，「我們選擇去愛的那刻，便是反抗支配和壓迫的一刻。我們選擇去愛的那刻，便是我們走向自由，以各種方式去解放自己和所有人。」這正是她對於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的「愛的社群」（beloved community）的詮釋。

愛的倫理

　　胡克斯很早便展現對文學的愛好，早於二十五歲，她便發表了人生第一本詩集《然後我們哭了》（And There We Wept），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英文系攻讀博士學位時，博士論文是研究另一位傑出的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在她研究的期間，美國正值風起雲湧的黑人運動。無數人上街抗爭，追求種族性別平等。胡克斯在後來千禧年的訪問中坦言，當時民權運動所帶來的震撼，在於對愛的昇華，超越了過去嬉皮運動所強調的感官縱慾、男女之情的狹隘理解。「每當我回想起公民運動也會十分感動，因為我見到這場爭取社會公義的運動是植根於愛之中，而這種愛得以政治化，那就是說：真愛能夠改變你。」不論在街頭巷尾，都能感受到人與人關係的改變，「人們渴望彼此連結，他們希望與鄰舍結連，與世界結連。當我們學懂愛能夠把彼此連結，才能視陌生者如己出。」這是胡克斯認為當時黑人運動重新定義的愛，一種能夠改造政治世界的能量。
　　但借用哲學家韋斯特所論及的「愛的倫理」（ethics of love）來理解胡克斯，愛作為政治信念如何在不回到傳統宗教存在論的批判思想中重建起來呢？畢竟，從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到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現代精神分析的潮流大多都將愛視作某意義下的慾求［佛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大概是少數重視愛的價值和作用的精神分析學家］，而深受尼采和馬克思影響，一貫猛烈批判西方宗教傳統的後結構白人男性思想家，同樣沒有對基督教色彩濃烈的大愛有著系統性的重構［巴迪歐（Alain Badiou）是例外］。胡克斯自然熟悉這些當代思潮的發展，但同時她也從美國非裔作家的諸多作品中，重新提煉愛作為新的精神與政治力量。例如托妮‧莫里森的著名小說《寵兒》（Beloved），當中著重的社群之愛，跟胡克斯論及的政治解放的愛有著緊密的關係，一如胡克斯所論，「愛不是將異質消弭，而是對身分差異的肯定」，因此結連著基進的批判政治，「愛必然是支配意志的反面」。
　　更進一步，胡克斯希望打破左翼視野中預設的政治和宗教的對立，政治進步不等於擁抱虛無的價值真空，反而只有愛，才能夠將抗爭政治連結宗教的靈魂，令物質與精神的追求和滿足得以共融，讓公義的公共世界得以孕育健全的靈魂。「自足的政治社群得以提供充分的空間，使得精神得以復原。」而抗爭思想必須超越傳統單純政治經濟的公義藍圖，以物質的肉身生活作為理想的全部，「靈魂的需要同樣值得在政治思想和行動中受到重視。」她在《文化反叛者》這樣說道。這貼近拉美解放神話的宗教政治進路［只是她比起單純的基督宗教，更多地揉合了禪宗和伊斯蘭神祕主義的進路，這也是為何她會跟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 1926-2022）有很多的對談傳世］，使得胡克斯跟一般批判理論與後現代思潮保持一定距離。這也使得她在書寫生命中，不斷回到愛這個核心價值，且出版了三部曲（All About Love; Salvation; Communion），還有多本詩集和童話書來詳細闡述她的種種想法。

壓迫和解放

　　胡克斯一生不斷圍繞著愛來書寫，倒不是因為出身在幸福家庭。出身於美國中東部肯塔基州一个黑人社區的她，爸爸是個郵差，媽媽是個家庭主婦。在胡克斯的回憶錄《黑骨頭：少女時代的回憶》（Bone Black: Memories of Girlhood），仔細記錄了當時的家庭生活和她年幼時的遭遇。其中，她的父親可不是一個慈父的樣板，剛好相反，胡克斯跟媽媽一直包受父權的支配和煎熬。在回憶錄中她提到，「直至我離家出走前，我不曾成功跟父親對抗過。他的說話便是法律，想著要愛他或者感受他的愛是不可能的。作為一個首領，他只會帶來恐懼而不是愛。」由此看來，自幼在家暴的環境長大，胡克斯深深明白到愛的缺乏，如何帶來家庭內的暴力和壓迫，令所有人陷入永無休止的傷害與痛苦的漩渦之中。直至她離家前往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升學，才能離開這段充滿苦難傷痕的童年。只有重新找到愛的根源，才是出路。
　　苦難當然不是只源於家庭之內，也存在於種族之間和性別之間的壓迫。她一直認為女性主義反對的不是家庭，而是父權秩序；一如種族批判所攻擊的不是白人，而是種族主義，因為這些不平等關係，正正會在人的私人生活中產生了相應的權力結構和關係，包括最親密的家庭關係。因此，女性主義的實踐不應該只著眼於制度內的變更，也應該結連著生活經驗和歷史，因為後者才是真正體現著人的主體性和社會關係。在其二○○三年的著作《教育社群》（Teaching Community），胡克斯提及：「由支配者主導的文化就是要保持所有人處於恐懼之中。人們寧願選擇安全地度日，而不想承受任何的風險；人們寧願變得同質，而不是多元。只有去除恐懼，在不同之中找到連結大家的地方，整個過程，會令大家變得愈來愈緊密，這會為大家帶來一個充滿意義和共同的價值的社群。」
（……）

〈燃燈者十年誌〉

文／李宇森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常言說十年樹木，《燃燈者》自誕生一刻至今，一轉眼十年過去了。這十個寒暑，我們見盡了香港命運的風雨飄搖，只是過去一直努力思索前路，並未太過在意走過的每一步。但千里之行終究始於足下，我們如何一路走來，如何隨著時代而變化，對於我們怎樣展望和革新，回應的新時代的條件和需要，也是很有必要的。
　　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夜，即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晚上。當時思行、譚嘉寶與我正在旺角區一間咖啡店內，激烈地討論著許多政治思想的觀念，還有...

〈推薦序　《燃燈者》十週年代序〉

文／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前哲學系主任）

　　沒有真正的思想和學術自由，沒有民主開放法治的社會，哲學文章只是文字遊戲，哲學理論不過是大學象牙塔內的課堂或學術研討會的純知識而已。
　　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系是由逃離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大陸和台灣的白色恐怖而來香港的哲學家創立。唐君毅和勞思光等先賢開啟了當代全世界唯一以華語和廣東話教授和研究哲學的場所。這裡是自由開放多元的學術世界、沒有學術禁區、沒有思想檢查和紅線，也沒有學術門派，只有普世學術標準；哲學不是意識形態，不需要欽定真理。是以中大哲學系在過去七十年培育了不少有獨立思考和學術能力的學生；很多留港或在海外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而成為哲學學者，任教於不同的大學。
　　《燃燈者》作者李宇森和我同是中大哲學系校友，我們都在這自由開放的學術世界成長。我們無所不學：中西、古典和當代、現象學和分析哲學、政治和文化哲學，以及儒釋道，皆是學習課題。但是我們同時意識到，這些哲學不單是學術理論，同時應該對生命和當前社會種種問題反省和負責。哲學不是純粹客觀理論，而需要參與在世界中。
　　十年前的雨傘運動是香港公民自我覺醒的開端，《燃燈者》同樣在這危機中成立。十年過後，我們看見香港之淪亡，中大哲學系也面對同樣的命運。學術和思想自由不再，白色恐怖令所有人噤聲和明哲保身，哲學系只不過是大學象牙塔內販賣哲學知識的機構。
　　但宇森和我決心離開這家園，避秦流亡到自由之地，是因為我們相信哲學是追尋真理，批判這時代種種不公義、不平等和專制極權政府謊言的思想武器。是以宇森和他的作者朋友，十年來在《燃燈者》撰寫文章，以哲學立場反省當前的政治課題，成績斐然。
　　我深信宇森作為燃燈者，必會繼續努力，儘管不在香港，仍聯繫中大哲學系校友和其他香港知識人，發揮並承傳中大哲學系人文自由批判傳統。
　　我誠意向所有讀者推薦這本書。
　　是為序。

　　　　　　　　　　　　　　　　　　　　　　　　　　張燦輝
　　　　　　　　　　　　　　　　　　　　　　　英國聖奧本斯
　　　　　　　　　　　　　　　　　　　　二○二四年十月四日






〈推薦序　當哲人直言……：燃燈者十年〉

文／蕭育和（哲學學者、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當馬基維利說，要由下而上打造一個新社會的擘畫，需要有人（軍隊），需要有錢……而史賓諾莎的回應是：這些難道我們不是早就已經有了嗎？……難道我們不是早已擁有軍隊與金錢了嗎？」──奈格理（Antonio Negri），《帝國》
　　「文學要產生重大影響，只有在行動與寫作的輪番交替下方可實現。它必須從傳單、小冊子、報刊文章與廣告的型態中，發展出些並不起眼的形式。比起書籍的無所不包與矯作姿態，這些形式更利於文學在行動的團體中發揮作用。只有這種反應迅捷的語言才表現得對眼下應付裕如。觀念之於社會生活的龐大系統有如機油之於機器：不是站到渦輪機前把機油一股腦灌進去，而是只取一點，把它噴注到那些極為隱蔽的鉚釘與縫隙裡去。而人們必須能辨認出這些位置。」──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單行道》

　　哲人，一個以「哲學」為志業的人，會在什麼時候遭遇思想的界限？不是哲思終結之處意義上的界限，而是思想必然被迫出的另類樣態。哈維爾（Václav Havel）是這樣描述柏托什卡（Jan Patočka）最終所遭遇的界限處境：「必須通過行動檢驗自己的思想，無法迴避，也不能一直往後推遲，因為那樣的話，最終會讓其整個哲學陷入自疑的境地。」
　　讀者眼前的這部文集，正是如是界限處境的產物，它不是學院升等遊戲中論文的集成，不是賣弄機智的益智的哲學電車小品，而是「以知識和想像推動新的社會運動的開展和發展」的必然迫出，也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論，不再由體制之資格來界定、不再侷限於建制政治的規則博奕的無懼「直言」（parrhesia）。燃燈者謙遜的自期是諸如《常識》或《何謂第三等級？》等政論小冊，但「文體」本身並不足以定位這群「燃燈者」的思想、論戰與戰鬥位置。
　　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青年時期寫給彼時已揚名大洋兩岸的鄂蘭（Hannah Arendt）的信中說，當言說說服超越了兩個人之間的自由言說關係時，將會成為某種「現代」形式的暴力，此即現代社會中疲勞轟炸的廣告體裁，難道我們不是在種種政治宣傳以及民粹口號、一切語言貧乏的文體中，發現一種過於現代的暴力？鄂蘭無疑已多有領會，何謂「惡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當鄂蘭預期艾希曼（Adolf Eichmann）要如何以「體制小螺絲釘」自辯時，卻驚訝發現對方更多在回顧自己職業生涯點滴，以及懷才不遇的憤恨──人們確實會在仰望滿天星斗時發現自己不過宇宙塵埃，而思考免於不過塵埃的命運，則不得不稍微認真思考「我之為我」到底又是什麼，只有語言貧乏的幹部才會自承只有制式的教條官腔（officialese; Amtssprache）。
　　顯然，「燃燈者」的文論並非任何意義上的政治宣傳，更非特定哲學乃至於政治立場的表述。燃燈者小心翼翼辨認出那些「極為隱蔽的鉚釘與縫隙」的位置，他們一如至今仍身分成謎的「隱形委員會」，所宣告的是「致我們的朋友」姿態。迫出界限處境的「哲學」所懷抱的是對於城邦的愛，就像柏托什卡深切的覺悟，「對於這般悲慘境地的哲人，能用什麼方式幫助別人？用哲學的方式，在城邦的輪廓中進行哲學思考，哲人能夠在此生活，關照靈魂者也能在此生活」，讀者會在燃燈者們對公共神學、對愛的技藝、解放的教育以及種種文藝的書寫中，深切感受他們對城邦、對我城的熱愛。
　　於是，沒有政治教條，不是學理的灌輸，更不是某些自詡自由主義者樂以憂忡的心性勵志話術。燃燈者敞開了語言的空間，每一篇文論都是一個節點，連結出全新的潛在言說網絡的節點，燃燈者所交流的是語言原初的神聖形式，一種純粹的可溝通性。
是故，燃燈者的文論從來都無法以任何僵硬的「沉思與行動」二分加以鑑別與定位。正如傅柯所提示，從來都不應該將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構思為某種彼化於此，或此化為彼的整體化，甚而生硬的應用，而是一個「接力」（relay），「實踐就是這麼一套從一個理論點到另一個的接力，而理論也就是從一個實踐到另一個的接力」，一種無懼於撞牆、阻擋與各種嘗試，無以名狀的接力過程，反覆追問理論的意義為何？誰能夠書寫理論？需要什麼樣的政媒型態？從來沒有代言或代表問題，因為這必然取消純粹語言的潛在可能。
　　燃燈者因此從來不屑於教條式的解答，只有無以名狀的創意性接力，是蒲魯東與佔領運動的接力，是英國公投、新自由主義以及我們這時代「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之間的接力，還有資本飽和現代性中的監控部署、人造智能另體以及經濟緊縮之間的接力等等，燃燈者們時而有著桑塔格式，雜糅嚴肅與風格，肯定不為學院與無趣智師所喜的乖張「坎普」做派。
　　讀者們還大可全然無視燃燈者們在任何一篇文論中初始意圖的節點，正如《馬基維利時刻》的作者了當提出的語言實踐：「若論述的語言不同於以往的位置而續存（persist）並重新擺佈（re-deploy）於歷史情境或脈絡中時，究竟意味著什麼？」那是什麼？是柏拉圖先於帝國主義的帝國批判、是康德敢於大國競逐之先的永久和平批判，更是後政治失語時代中尷尬的羅爾斯。這也是巴特勒（Judith Butler）以及薩依德（Edward Said）在文集中何以勢必佔據無以忽視的節點位置，一種相當程度上與「和理非非」無涉的基進和平姿態，正如巴特勒所說，「和平是一種與暴力的積極鬥爭，沒有嘗試要抗衡的暴力就不會有和平。和平所命名的是此一張力，某個程度上它始終都是一個狂暴的過程，然而卻是一種以非暴力之名所進行的暴力。」
　　熱愛城邦的哲人最後在反覆的審訊中腦溢血亡故，最後一次的審訊折磨了他將近十二個小時。接著當局愕然發現身後的哲人遠比想像強大，據說在帕托什卡的喪禮上，「警方的錄影機甚至在墳墓旁拍攝與記錄所有人。宗教的儀式也被打斷，頭頂上盤旋的軍用直昇機與附近公路上警用摩托車的呼嘯聲，吞沒了牧師的葬禮佈道。」
　　哲人何以無懼身故？哲學何以如〈斐多篇〉所言「準備死亡」？終是因為哲人與哲學在遭遇界限之際，勢必迫出無以逆料的強大力量。

〈推薦序　《燃燈者》十週年代序〉

文／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前哲學系主任）

　　沒有真正的思想和學術自由，沒有民主開放法治的社會，哲學文章只是文字遊戲，哲學理論不過是大學象牙塔內的課堂或學術研討會的純知識而已。
　　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系是由逃離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大陸和台灣的白色恐怖而來香港的哲學家創立。唐君毅和勞思光等先賢開啟了當代全世界唯一以華語和廣東話教授和研究哲學的場所。這裡是自由開放多元的學術世界、沒有學術禁區、沒有思想檢查和紅線，也沒有學術門派，只有普世學術標準；哲學不是意識形態，不需...

推薦序　《燃燈者》十週年代序／張燦輝
推薦序　當哲人直言……：燃燈者十年／蕭育和

燃燈者十年誌／李宇森
燃燈者十年誌‧續篇／譚嘉寶

【政治的書寫】
病變時代中理論的意義／李敬恒
誰能夠書寫理論／葉家敏
從列寧的角度來看二十一世紀政治媒體形態／Promise Li／李宇森譯

【政治的理論】
劍橋學派與史學史的政治──悼約翰‧波考克／李宇森
帝國的批判：柏拉圖的現實政治關懷／李宇森
機運與德行的角力：馬基維利五百五十五週年誕辰／李宇森
敢於認識，敢於批判：康德三百週年誕辰／李宇森
跨界的自由與戰鬥──兩百年後重讀費希特／劉況
百年回首羅爾斯／李宇森
城市‧資本‧現代性：大衛‧哈維與本雅明／李宇森
畢生以愛書寫──悼胡克斯／譚嘉寶
對通識教育的潛在貢獻──解放與創造：公共神學的兩種向度／駱頴佳
留住親愛的說故事者──悼約翰‧柏格／李宇森

【政治的閱讀】
誰偷走了「我」的私隱：讀《監控資本主義時代》／譚嘉寶
當人工智能來敲門──讀《未來的錯覺》／李宇森
經濟緊縮是為誰而縮──讀《資本秩序》／李宇森
重新發現愛：《愛的藝術》／思行
千山我獨行──桑塔格與她的傳奇／李宇森
非暴力抗爭還有意義嗎？──讀《非暴力的力量》／李宇森

【政治的危機】
新自由主義下的學術迷失世界──從幾間美國法學院退出學院排名談起／李宇森
解放與教育／思行
英國公投與沒有歷史的人／譚嘉寶
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譚嘉寶
人類世的地質學爭議──窺看學術討論和社會批判的距離／李宇森
強佔剝奪的政治：在以巴戰爭重讀薩依德／李宇森
為世界負責──致被捕學生和市民／劉況

【政治的文藝】
空間、政治、社區藝術／楊秀卓
斷裂與日常──從蒲魯東的觀點看佔領街道的新秩序／李宇森
文藝復興的壞孩子：論卡拉瓦喬的藝術政治觀／李宇森
困乏我多情：林布蘭與荷蘭的黃金時代／李宇森
霍普的畫作　瞥見百年後鬱悶／李宇森
藝術的幽靈：馬田‧史高西斯與紐約電影節／李宇森
映畫董狐筆──記《時代革命》的美國首映／李宇森
時裝的文化哲學批判／李宇森

本書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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