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松

1921年，一個幽靈——一個外來的幽靈——悄然降臨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
九十多年前，沒有人預計到，弱小的它含蓄著一種中國五千年之未有的巨大能量——一種高超地利用、駕馭、強暴土地和人民的巨大能量。
幾十年後，它成功了，它君臨天下，成了這塊土地的唯一地主和絕對主宰。
只是——不到一百年，從打出一個「新中國」的土地革命，到「一舉改變兩千年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再到賣地、「強拆」的土地財政，一波又一波血雨腥風，使這塊古老的土地，浸透了華夏五千年未有之血紅。 1950年底到1952年底，川東和中國的其他地區均展開了土地改革運動。中國的農村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地主和富農遭到了殺害、嚴刑等處置。中國官方認為土改是中共建政之初的功績，而除了官方敘述外，極少有學者觸碰這段歷史。
多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用自己的頭腦去想過地主究竟是怎麼一個群體，更沒有想過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任由歷史的真相、殷紅的鮮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統治者層層疊疊的謊言、標語、口號和文學家、藝術家們編造的各類作品中。 2003年，譚松因為前一本書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還在「取保候審」期間，開始對川東地區（原四川東部、今大重慶地區）的土改歷史展開了調查研究，耗費了14年的時間，採訪了大量的土改親歷者，認為官方的敘述是「洗腦」。最終寫下近40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地》，記錄了川東土改時發生的歷史。
自2001年起，譚松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展開了長壽湖右派的調查，完成了50萬字的《長壽湖：一九五七年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2002年7月2日，他還未完成便遭到了當局「收集社會黑暗面」的指控。隨後他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並關押了32天。此後他還被取保候審了一年。直到2011年，《長壽湖》才在美國出版。
《血紅的土地》觸犯到了官方，和《長壽湖》一樣沒能在中國國內出版。
譚松原任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因調查土改、反右、劉文彩莊園、抗戰、汶川地震的真相，並在課堂上講述八九六四；2017年6月21日，發表文章〈讀了「從《軟埋》歷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歷史觀」之後〉，為正遭受左派圍剿、獲第三屆路遙文學獎作者方方的小說《軟埋》辯護，認為小說中談及的土改情況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終於在中共召開十九大前遭開除。對此，2017年9月29日《紐約時報中文網》有詳盡的報導。
他2017年被迫離開中國，流亡海外，目前旅居美國洛杉磯。
《血紅的土地》證實了中國農民的命運，在中共誕生的那一刻起，已經被註定了。
中共為了自己穩坐天下，據一切財富、資源於自己一身，不惜冤殺數百萬生靈，迫害數千萬他們的子孫，並且至今還讓他們背負著「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罪名，與此同時，它自己打扮成「解放」眾生的救世主。它一方面編造地主剝削壓迫的理論、編造劉文彩《收租院》之類的罪惡，一方面實施剝削壓迫的統治，在謊言的欺騙和暴政的淫威下進行瘋狂的掠奪，這，就是中共統治幾十年的歷史真相……
譚松走訪了12個縣市，訪問了400多個土改親歷者，最後完成這一部土改專訪錄。他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他說，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
他曾經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寫道：「遺忘，讓被扼殺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種比肉體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對地主的苦難，豈只是生命的虐殺和虐殺之後的遺忘！
地富們在付出了財產和生命之後，還要背負著「罪該萬死」的罵名，被貼上「遺臭萬年」的標記，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間的大不公，莫過於此！就是那一刻，他決定不顧一切進行採訪。說「不顧一切」是因為當時還處在「取保候審」的「服刑期」。
耗費14年
的時間，採訪了大量的土改親歷者，遠非官方的「洗腦」式敘述，譚松最終寫下近４０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地》，記錄了川東土改時發生的歷史……聞所未聞的一些現象、一些場景，一些即將被歲月淹沒的個體不幸與歷史真相……
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譚松說，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中國現在對土改真相的研究還是禁區中的禁區，但一定要有人來做！
多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用自己的頭腦去想過地主究竟是怎麼一個群體，更沒有想過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任由歷史的真相、殷紅的鮮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統治者層層疊疊的謊言、標語、口號和文學家、藝術家們編造的各類作品中。
當年的「土地改革」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最野蠻、最殘酷、最血腥、甚至最下流的土匪搶劫。在這個搶劫過程中，有大規模的殺人；有暗地的強姦；有公開的輪姦；更有千奇百怪的種種酷刑。
在這些聞所未聞、難以想像的酷刑面前…….譚松是怎麼去做這部採訪錄的呢？
希望這部採訪錄，既為人們展示當年那真實的一幕，也為有關專家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關資料。

作者簡介
譚松

重慶作家、副教授，出版有專著、譯著、紀實作品《長壽湖》和《血火與堡壘》等。
曾任《中華手工》、《重慶與世界》雜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