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谷折 -FindBook 找書網

【摘文1】

譯者的話

兩百年前，大英帝國以給乾隆祝壽為名，派馬戛爾尼勳爵率領龐大使團前往中國。他們分乘五艘船隻，浩浩蕩蕩，經過十個月的航行，於一七九三年七月底到達天津大沽口外，並於九月十四日在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了乾隆皇帝。

英國當時在率先實現工業革命之後，已是西方的第一強國。它在世界各地擁有許多殖民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而中國卻一直是東方的第一大國，雖然鼎盛時期已過，但仍統治著疆域遼闊的領土，周圍許多國家對這強大的鄰邦還得俯首稱臣。

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英國急於向外擴張，以尋求原料與市場，自然覬覦這塊遠東的沃土。正是在這種擴張主義的戰略下，英國派團訪華，希望與清政府談判以改善兩國的貿易，進而建立永久的外交關係。

中國方面由於文化背景與政治觀念的不同，認為「中央帝國」與異邦的關係只能是宗主國與藩屬的關係，異邦只有歲歲來朝、俯首稱臣。長期的閉關鎖國，使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對外部世界的進步與西方的科學文明一概不知，而為自己處於「盛世」沾沾自喜。他們認為英國是仰慕中華文明，才遣使遠涉重洋為皇上祝壽的。

這場聾子的對話尚未開始就注定要失敗了。學術界爭論已久的馬戛爾尼覲見時是否下跪的問題，並不單純是一場禮儀之爭，而是兩種文明的撞擊，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

法國作家阿蘭・佩雷菲特先生就此一主題，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出版了《停滯的帝國》一書。該書一出版就進入暢銷書行列，半年內即售出二十萬冊。

佩雷菲特先生出生於一九二五年，先後在第五共和國的前三任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龐畢杜（Georges Pompidou）和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時代擔任過七任部長。一九七七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十年後又以全部贊成的票數被選入道德與政治科學院歷史部。一九八一年任法國最大的報紙《費加洛報》的編輯委員會主席，同時還是國民議會議員與普羅範市的市長，在法國政界與學術界都頗有影響。

佩雷菲特早在五○年代就有寫一本有關馬戛爾尼的書的想法。他在波蘭克拉科夫的一家舊書店裡偶然購得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長恰爾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遊記，其中就有隨馬戛爾尼訪華的斯當東與巴羅寫的有關中國之行的書。法國人對中國的看法長期受到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如伏爾泰等人的影響，以為中國是一個由開明君主治理得井井有條的國家，而英國人寫的中國遊記使佩雷菲特先生看到了另一個中國。他想把這個中國介紹給他的同胞。

一九七一年他率領法國議會代表團訪華，回國後出版了《當中國覺醒時……》一書（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年該書出新版本時，僅法文版就售出一百五十萬冊。此書被認為是法國非漢學家寫的關於中國最有份量的著作，奠定了佩氏作為中國問題專家的地位。

為寫《停滯的帝國》，作者從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八年六次訪華，參觀了馬戛爾尼使團走過的主要地方，搜集了十二萬多頁原始資料；他打開故宮的大門，研究清朝廷有關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時他還從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南非等地閱讀了大量未發表的內部檔案。

他還準備出三本資料集，作為此書的附錄：第一本為清室檔案，一九九一年底已全部譯成法文，並以「中國人的觀點」為書名出版；另外兩本分別為英國外交部與東印度公司和天主教會的相關檔案，現正編纂之中。

身為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佩氏對馬戛爾尼訪華一事做出如下的評論：

如果這兩個世界能增加它們之間的接觸，能互相吸取對方最為成功的經驗；如果那個早他國幾世紀發明印刷與造紙、指南針與舵、炸藥與火器的國家，與那個馴服了蒸汽並即將駕馭電力的國家，把它們的發現結合起來，那麼中國人與歐洲人之間的文化交流，必將使雙方都取得飛速的進步，那將是一場什麼樣的文化革命呀！

閉關鎖國只會導致文明與國家的衰退，無力抵禦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

此書翻譯的分工如下：

前言、小引　　　　　　　　　　　　　毛鳳支

第一章至第五章　　　　　　　　　　　谷折

第六章至第二十九章　　　　　　　　　薛建成

第三十章至第四十三章　　　　　　　　夏春麗

第四十四章至第六十二章　　　　　　　毛鳳支

第六十三章至第八十章　　　　　　　　鈕靜籟

第八十一章至第八十八章、結論、附錄　王國卿

王國卿統閱全文。

本書翻譯時得到法國友人湯明毅先生及阿妮・呂埃女士、法國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藍色海岸大區圖書協會和設在阿爾城的國際文學翻譯學院的幫助，特在此表示感謝。

本書的出版還獲得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外國問題研究會會長張芝聯先生、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朱雍先生、北京社會科學院外國問題研究所曹增友先生的幫助與指教，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原著旁徵博引，涉及的參考書籍極多，有些無法找到，只能根據佩氏所引的文字直譯；書中所引的中文材料絕大部分都已找到原文，有個別因來源不明無法找到的，只能從法文譯回中文。幾經周折，當然就不會是原來的模樣了，讀者引用時務請注意。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摘文2】

前言　一次探索的冒險

歷史中既充滿了國王的見證，也同樣充滿了他們僕從的見證。

──伏爾泰

先進社會和傳統社會相遇，我還從未聽說過有比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第一個爆發工業革命的國家和最傑出的文明國家之間高傲的相遇更有說服力的例子。大多數的文化衝突是「文明人」和「善良的末開化人」之間的衝突。工業化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用今天委婉的說法就是「北南」雙方——的爭論，一開始就由於殖民征服而惡化了，殖民征服使殖民地人民的心靈遭受了無法忍受的創傷，那就是一種集體的自卑感；它使殖民者在一度陶醉於自己的統治後，由於掠奪行為而不斷地產生著自罪感。但是在許多世紀內得到不同發展之後，自認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兩個社會——它們有著充分的理由可以這樣認為——的代表的這種相遇卻是絕無僅有的。因此它更具有典型意義：它有著在實驗室進行實驗的純正性。

在戰後的波蘭，人們能夠輕而易舉地買到被政權弄破產的大家族竭力要賣掉的古籍書刊。一九五四年，我從克拉科夫的一個舊書商那裡購買了一套旅行叢書，這套書是由一個顯赫門第的倖存者脫手的。這套探險記蓋有亞當．耶日．恰爾托雷斯基親王的藏書印章，此人在一八○二年因波蘭被瓜分而反常地當上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外交大臣。在一個半世紀內，俄國的入侵造成了先輩的榮升和後代的不幸。這些貴族遭遇到可怖的命運，從宮殿被投入卡廷的萬人坑；一些歷盡滄桑的書籍失而復得，真是不可思議……

這套藏書曾在兩個意義上惹人注目。首先，在十八世紀的後半葉，歐洲興起長途旅行的狂熱。這種狂熱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也曾在歐洲出現過；接著他們用兩個半世紀的時間來消化自己的發現。這一次他們又跨出了新的一步：一個「有限世界」的時代即將開始。

其次，這些著作大多譯自英文。在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然後是荷蘭人共同壟斷遠征的時代後，輪到英國人上場了——這是個人口不多，卻如巨人般有力的民族。他們遠遠超過了布干維爾和拉佩魯茲的法國。他們無所不在；他們將去撞擊大部分的古老社會，並迫使它們——儘管它們並不願意，就是英國人自己也並非真正願意如此——進入現代世界。隨著他們殖民地的相繼解放，英語成了世界通用的語言，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世上最強大的國家」面對「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

在所有這些記敘中，最吸引我的是跟隨馬戛爾尼勳爵的使團在中國與韃靼的旅行紀實。其中一篇為使團的第二號人物喬治．斯當東所著；另一篇的作者是使團的總管，曾敘述過「邦蒂號兵變」故事的那位約翰．巴羅。我承認，這十二卷書對我來說完全是新發現。對於十八世紀的中國，我幾乎一無所知，除了耶穌會士、萊布尼茲和伏爾泰曾經說過的：這是一個神奇的帝國，由一個歐洲人應該羡慕的「開明君主」所統治著。

您是否知道，正值法國大革命之際，英國人卻派遣了一個浩大的使團前往中國，以使它對英國開放？您是否知道，他們就像面對巨人哥利亞的又一個大衛，儘管只有八百萬人，卻認為自己是「世上最強大的國家」，並打算同一個擁有三點三億人口——人類的三分之一——的國家平起平坐？而中央帝國——「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竟粗暴地拒絕了他們所有的要求？

您是否知道他們的使節發現的是一個完全不同於在啟蒙時期被理想化了的中國？您是否知道他們曾竭盡全力徹底摧毀這個神話，並指責天主教傳教士的書信為欺騙？您是否知道這個「不可超越的榜樣」開始在禮儀上顯得僵化，並因虛榮而顯得做作？

最為奇怪的是一件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導致馬戛爾尼最終的失敗：他拒絕叩頭——即根據宮廷禮儀，在皇帝面前下拜叩頭九次。這一插曲會使孟德斯鳩欣喜若狂，他曾用一件小事來解釋凱撒之死：暴君違背慣例，忘了在全體元老院議員面前起立。以前最專斷的行為也沒有引起共和主義者的反應，但是這種傲慢的態度卻導致了謀殺：「沒有比違反他人的習俗禮儀更得罪人的事了，因為這總是蔑視他人的一種標誌。」

「天朝」被得罪了。皇帝縮短了使團逗留的時間。兩國關係破裂引起了悲劇性的連鎖反應：兩個民族的對抗；中國的崩潰；十九世紀英國在東南亞的統治；二十世紀西方與第三世界間因仇恨引起的誤解。

禁止革新

馬戛爾尼及其伙伴是來提議進行交往和貿易的，但他們在中國社會裡見到的卻是一個封閉社會的典型。那裡的制度猶如撞球那樣結實——它是那麼完整、精確、苛求，以至想不服從就會冒很大的風險。要擺脫它要麼靠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麼都不做，——而極少靠積極性來實現。禁止革新，只要參照慣例就夠了。給予孔夫子啟示的或孔夫子給以啟示的「經文」包含對所有困難的解決辦法。這本書裡一切都說到了。要改變其中的任何內容都將是自負的表現。

為了不變，最好是避免交往。但是英國人已把買賣做到了從未有過的水準；他們還想更提高一層。他們明白通過貿易，賣方和買方雙方都能獲利；猶如兩個情人，每人都不可能獨自獲得只有對方才能給予的滿足。清朝的中國對商人十分蔑視，對經商極不信任，對外國的創造發明拒不接受，這些都無一不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儘管國內的市場經濟相當發達，對外貿易卻被官僚政權的控制和壟斷所扼殺。馬戛爾尼使華是自由貿易文化最發達的國家和對此最無動於衷的國家之間的相會。

這次遠征使人深入了解到傳統社會之所以「不發達」和先進國家「發達」的奧祕，它們之間的相會很可能將支配未來的世紀。

中國的不變性

一九六○年八、九月間，我從香港出發，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馬上就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馬戛爾尼的伙伴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裡都帶有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中國以十足的中國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過去決裂，它卻從中尋找可以依靠的因素來證明自己的不變性。

它的人口一直過剩，並長期受到貧窮、混亂和分裂的威脅。在醫學方面，它始終侷限於針灸、草藥及十二經絡。尤其是因為生計無定，中國人仍然像過去那樣依賴自己的集體：每個人應該或不應該想什麼或做什麼，這些都要由集體來確定。

一九六○年的中國人仍贊同乾隆對馬戛爾尼使華團的看法，這突出地表現了這種連續性。歷史教科書，大學課本，以及我與之交談的知識分子都用馬克思的語言支持傳統的觀點。馬戛爾尼的態度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和「殖民主義的」。所有的人都贊同乾隆的嚴厲的回答：「聯無求於任何人。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回國。」毛不久前遣返蘇聯技術人員和「顧問」時也是這樣做的，他當時宣布說：「我們要自力更生」。

儘管大躍進導致了災難，許多中國領導人仍認為中國比所有其他國家都優越；西方最多只能為它提供一些方法。一百二十年來它遭受的那麼多不幸是因為它遭到貪婪的民族掠奪的結果。錯誤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它落後了，但它將在幾年內趕上去，它將恢復已有數千年的優勢。

在文化革命中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我率領文化革命五年來獲准前往的第一個西方官方代表團前去人民共和國，當時的國家政權與馬戛爾尼打交道的政權離奇地相似，這使我驚訝不已。

對皇帝同樣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決於他的意願。同樣將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給一位總理，他領會這位活神仙的思想，並周旋於陰謀詭計和派系鬥爭之間，除了來自上面的贊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對恪守傳統和等級制度的禮儀表現出同樣的關注。同樣接受一個共同的、可以解釋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標準：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詔書之後是小紅書而已。

土地占有同樣的優勢：乾隆蔑視英國工業革命的產品和各國商人，毛主要依靠農民而不是工人，這都是因為幾乎全體人民都住在農村並以農業為生的緣故……

同樣是私下的爭鬥，爆發於突然之間，而事前表現出來的某些跡象只有在事後才能理解。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們回到歐洲後，與大家一起獲悉毛的親密的信徒、小紅書的狂熱鼓吹者林彪元帥可能想逃往莫斯科，並在空中被擊斃。我們回想起中國的禮賓司司長在妻月中建議我們為毛和周恩來，而不為林彪——儘管他是被指定的接班人——乾杯。馬戛爾尼及其伙伴回國幾年後，他們得知寵臣和珅成了一出類似的悲劇的亡故者。在中國，今天和往昔一樣，塔耳珀伊亞岩石在卡庇托山（Capitoline Hill）的裡面，而不是在周圍。

對外國人同樣的不信任。他們只能擾亂中國的秩序；他們的好奇心十分危險；應當對他們嚴密監視……同樣的集體反應：在悶熱的夏夜，中國人繼續夜宿在大街上……同樣的簡樸；同樣一碗米飯和燒白菜；同樣的筷子……穿著同樣的藍灰色棉布衣服……同樣好抽煙。

革命的暴力本身證明這些遺產具有多麼強的生命力。消滅的是每個中國人身上的「反動的」東西。如果說「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動蕩，那是因為傳統的包袱過於沉重：解放了的農民仍然在其被剝奪了財產的主人面前發顫。僅僅取消舊官僚體制的科舉、等級和特權是不夠的，黨的官僚體系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還應當粉碎敵對階級，羞辱知識分子，摧毀等級制度。中國就這樣翻來覆去地從過去的殺戮又恢復到過去的狀態。一些金色和紅色的標語牌重複著這個口號：「古為今用！」毛的壯舉就是賦予中國人這樣的感受：他們在廢除其遺產的同時仍然忠於它。

英國人的看法

一九七三年發表了我對動蕩中的中國的想法，其中多處提到馬戛爾尼使團。許多讀者詢問我如何能得到那本書。我曾有過再版該書的想法，因為那次出使在法國罕有人知。誠然，斯當東和巴羅的兩部紀行當時很快被翻譯，一時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拿破崙讀過這兩本書。它們啟發他說出了這句名言：「當中國醒來時，世界將為之震撼。」但是，過後這段插曲就被我們忘卻了。甚至連學術著作都對此只字不提；漢學家們限於人手，又都要專攻一個課題，所以對此尚未作出任何研究。於是便開始了一段搜集資料的漫長時期。

在英國，因為出使之事曾轟動一時，所以幻想也就煙消雲散了。如果中國依然閉關鎖國，就應當砸開它的大門！當時除了斯當東和巴羅的兩份官方報告外，還發表過四份匯報。衛兵霍姆斯的日記十分天真。大使跟班安德遜的日記則被有傾向性的記者孔博「整理」過。亞歷山大是兩位隨團畫家——如同當今的攝影師——之一，他的日記同他的水彩畫一樣富有色彩。最後是赫脫南的日記，他是德國人，大使的見習侍童的家庭教師，遣使會在北京的傳教士拉彌額特神父在談到他時寫道：「不全是他發明的火藥。」

後來又出版了兩本紀行。一本為「天文學家」丁維提所著，他被「中國人的幼稚輕信」驚呆了。第二本是馬戛爾尼勳爵親自寫的，很晚才出版了一部分：一九○八年海倫．羅賓斯意外地發現了手稿後出版的；一九六二年由克萊默－平教授出版了經過精心校勘的另一個版本。

偷懶重印這些著作中的某一部是否就夠了呢？這些著作互相補充，互相修正。我繼續尋覓，發現了從未出版過，甚至也從未被引用過的文章。如見習侍童的日記：小托馬斯．斯當東出發時年僅十一歲，他天真地記載了父親和大使由於外交上的原因而掩飾的事情；他的學生作業當場揭露了成人敘述中的不準確之處。還有一八一七年他作為副手的第二個使團——即阿美士德勳爵率領的使團——的紀行。最後是他的回憶錄，在一八五六年出版。又如指揮艦隊的伊拉斯馬斯．高厄爵士的手記。「印度斯坦」號船長馬金托什寫的航行日記，那是一位厲害的生意人，在遠東的商業航行中久經考驗。還有使團祕書，馬戛爾尼的表兄弟溫德的日記。隨團醫師吉蘭博士的科學筆記。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代理人與倫敦的「先生們」之間的書信。馬戛爾尼與內政大臣、波特政府的實力派人物敦達斯之間的書信。這樣，我們就有差不多十五位經歷過英國使團訪華的種種曲折的見證人。

難道不能將英國人的看法與其他西方人的看法加以比較嗎？有一個瑞士人：夏爾．德．貢斯當，以及四個法國人，他們是：安特卡斯托騎士，他在一七八七年被路易十六派往廣州；夏龐蒂埃．德．科西尼，此人在廣州居住了相當長時間，一七九九年對斯當東的紀行作出了反應；一七八四年至一七九九年在廣州負有使命的吉涅騎士；法國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皮隆，他目睹了馬戛爾尼途經澳門的情況。五個見證人中的後兩位就英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別扭關係撰寫了帶有實質內容的報告，這些報告保存在法國外交部。

傳教士的觀點

當時生活在北京和澳門的傳教士——法國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葡萄牙的——對使團的活動十分關注。著名的耶穌會神父錢德明生前寫的最後一批信件涉及英國使華的事。耶穌會的檔案中有數十封信，如果耶穌會沒有在一七七三年被取締的話，本來也會在《耶穌會士書簡集》裡發表的。天主教遣使會的檔案同外國傳教團的檔案里也保存著這類信件。

在澳門，我有幸同葡萄牙最博學的歷史學家戴西拉主教過往甚密。他年幼時便去中國，在有關葡萄牙歷任總督與天主教傳教會的資料堆里度過了漫長的一生。一九六六年時，他在葡萄牙老城領導的聖．約瑟神學院里有一百多位歐洲教士和中國學生。……文化革命動亂一開始，所有人都逃往香港。他憂愁地對我說：「如同一群麻雀。唉！尋求殉道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又只剩下了戴西拉神父和年紀最老的幾個教士。他剩下要做的事就是致力發表《澳門史》。

按照他的說法，馬戛爾尼的使命既是為了讓中國開放通商，也是為了偵察一下澳門的情況。「英國人本性妒忌。小小的葡萄牙在澳門扎根已有兩百五十年了：英國人必須得到另一個澳門，否則就要奪走我們的澳門。馬戛爾尼詳細地記錄了葡萄牙的防衛情況。傳教士們沒有為這種伎倆所欺騙！同中國一起總是可以融洽相處。而同英國人則毫無辦法！」

多麼荒謬啊！在革命戰爭與帝國的歷次戰爭中，葡萄牙是英國的盟友。然而，它在中國的傳教士卻強烈地反對英國人——這些「傲慢的異教徒」。戴西拉主教只是把試圖阻擋馬戛爾尼出使的葡萄牙神父的爭吵老調重彈而已。相反，當時法國和聯合王國處於戰爭狀態，北京的法國神父卻在竭力幫助英國人……

戴西拉神父一面讓我看他的研究成果，一面模仿馬戛爾尼見乾隆時的情況：「他倨傲地屈起一條腿，就這樣。這對皇帝是種侮辱！葡萄牙教士整天叩頭，即便人家不要求他們也叩！處於馬戛爾尼的地位，我會不止叩一個頭，而是十個，一百個頭！這樣才能有所進展！要是兩個自大的家伙——馬戛爾尼和八十年前的鐸羅紅衣主教——沒有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話，西方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本來是可以日趨密切的。鐸羅紅衣主教不但不去平息中國禮儀之爭——他本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反而由於他愚蠢地毫不讓步，使傳教士在兩個世紀內所作的努力毀於一旦。」戴西拉主教還誇張地模仿了教皇特使自命不凡的態度。他長長的胡鬚與他的袖子一樣白，並同樣被汗水所浸透，因為憤怒而微微顫動著。

我已能收集的出版的或未出版的著作共有一萬兩千頁：全部出版是不可能的；如限於只出一本則令人十分遺憾。於是，我便著手以敘事作品的形式將這些見證歸納綜合。《英國人的看法》與《傳教士的觀點》至少將摘錄發表在兩本附帶的集子中。

中國人的見解

我還缺少中國人的見解。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中國檔案館編了一份印數有限的簡報。《掌故叢編》裡面確實發表了若干有關這個使團的詔書，以前只是從英國的資料中才能讀到這些文件。但是，我認為天朝的官僚政權不可能不就這個史無前例的使團頻繁通信。

一九八○年，我要求北京大學一位歷史學教授對我的研究工作給予幫助。他曾經校對過《法國病》的中譯本，他答應指導他的一名學生在內廷檔案中去尋找有關英國使團的朝廷書信和官員的回憶錄。

在此期間，即一九八一、一九八四、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和一九八八年，我對使團途經之處作了分段旅行：澳門，舟山群島和寧波港，北直隸灣，天津，北京，在韃靼地區直到熱河（承德），從北京到廣州的內陸旅行，途經蘇州和杭州，再回到澳門。我有幸由侯仁之教授伴同作了熱河之行，他是北京大學發掘清朝文物的專家。他熟知馬戛爾尼及其伙伴曾經居住過的，或者是他們在北京、京郊或去韃靼的路上可能見到的倖存的或已不復存在的建築。在熱河，我們用了兩天時間來確定「避暑山莊」中使團下榻處周圍的形形色色的建築物。

一九八七年，在我的第七次旅行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等著我——一件對研究人員來說再高興不過的事。一位年輕的大學生朱雍花了一年多時間在挑選堆積在紫禁城地下室裡的文件。他收集的數量有四百二十頁之多，均用天朝官員的簡潔語言工整地抄成。我就一頭栽進這批珍貴的材料中去了。用墨寫在許多卷宣紙上的一部分是朝廷文書——皇帝的親筆詔書，或是以他的名義由總理大臣或五位大學士之一簽署的諭旨；還有職位最高的官員直接寫給皇帝的奏摺。所有這些規格統一的文件都像手風琴似的折著。批注均為朱紅色：這是皇帝親筆寫的批示，他每天用好幾個小時批閱這些文書。紙張看來完好如新。簡直可以說這些原件是在頭天寫的——並用熨斗熨去了皺痕。

他們將文書原件的縮微膠卷複製版交給我時就像一位教士給我聖體一樣小心翼翼，並向我指出從未有人收集到如此數量的宮內文書。「您優先得到這些文書的複製本表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三中全會通過的開放政策已擴展到檔案領域。」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部門：它們是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這批沒有先例的天朝文書即將公諸於世。人們在本書中會見到若干有意義的片斷。例如讀者將會驚奇地發現「彩虹勇士」號事件在兩個世紀前已經預先發生；您將了解到英國人曾向中國建議軍事結盟反對法國。這些書信敲響了危險來臨的警鐘。我們看到龐大的組織開始製造抗體以便驅除敢於進入它內部的外來物體。

我在一九八八年進行了第八次旅行，這次又是雙喜臨門：收到了有關阿美士德使團的全部宮內文書；尤其是發現朱雍根據一九七九年歷史性的抉擇重新看待歷史，他的論文對乾隆的政策作了非常嚴厲的評價——閉關自守及拒絕現代化。

沿途有三十架攝影機

斯湯達把小說看成是「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讀者下面讀到的這個故事則是由一套三十多面鏡子，或確切地說是由三十多架攝影機製作成的，它們被安放在書中某些人物的肩上，或被藏在使團路經的途中。我僅限於整理和核實這些見證。通常我只是讓他們自己說。這些觀點各式各樣，以至兩個世紀以後，我們能夠首先勾勒出當時在場的人尚不清楚——當不是他們蓄意把事情真相弄得模糊不清時——的事情真相；我們還要把歷史上這次不成功的約會所提出的重大問題揭露於世。

為什麼中國直到十六和十七世紀仍能以大量的發明和講究文明領先於西歐而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為什麼隨後它卻讓別國趕上，然後被人超過，而到十九世紀它的部分領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時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樣淪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二十世紀，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某些國家又是如何「覺醒」的，而其他國家——或者就是那些醒了又睡了回去的國家——為什麼，又是如何「沉睡不醒」的？中國昔日的命運會不會有一天成為我們的命運呢？

在乾隆皇帝接見馬戛爾尼的四分之三個世紀以前，彼得大帝想讓俄國不惜代價去仿效西方。乾隆的祖父康熙——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的同代人——也隱約感到過這種需要。而在馬戛爾尼使命失敗後的四分之三個世紀，明治天皇更是強烈地感到日本也有這種需要。長期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起飛了，而他們文化的故鄉的文明之火卻被自己的灰燼壓著正在熄滅。不論從地理角度還是從歷史角度來看都處於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間的乾隆皇帝為什麼輕蔑地拒絕外國人向他提供的幫助呢？

交流是否會消除我們自身的特性呢？是否會導致種族和文化上的混雜，從而在可口可樂和膠姆糖的文明世界中產生眼睛稍帶蒙古褶的、淡咖啡色皮膚的混血兒呢？這種單一化難道是面對必然導致閉關自守、社會動蕩與完整主義的民族主義再次盛行能作的唯一選擇嗎？我們的兒孫們能否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忠於自我和對人開放之間作出一種和諧的綜合呢？

所有的人都在猜想這些問題將對各國人民的命運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為了感受一下馬戛爾尼使團事件如何會同全球的命運攸關，只須跟隨見證人之———托馬斯．斯當東出遊即可。他那分作三個階段的故事將會對以上問題給予初步的回答；它向無人知曉的領域打開了一扇天窗。

【摘文3】

第一章　啟程時的熱情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十月八日）

擁有六十四門火炮的戰艦「獅子」號，東印度公司的容積為登記一千兩百噸的三桅船「印度斯坦」號和一艘小型護衛艦「豺狼」號在早潮時起錨了。朴次茅斯港很快就被拋在後面。船隊朝西航行。為了利用風向，馬戛爾尼勳爵放棄了在韋默思停留。當時英王陛下闔家都在韋默斯，事先曾約他在那裡稍停。在「獅子」號的艉樓上，馬戛爾尼深深地呼吸著海上的空氣。他為這次冒險所陶醉：英國國君從未派過如此龐大的使團；歐洲國家也從未委派過同樣規模的使團到中國。

馬戛爾尼並非初出茅廬，他先後曾任駐俄國沙皇陛下處的公使、加勒比總督和馬德拉斯總督。喬治．斯當東也是位老手，在馬戛爾尼擔任上面所說的後兩個職位時，斯當東輔佐他的工作，並表現出了聰明才幹。他的上級如果發生意外，他將領導這個使團。國王喬治三世派遣到中國的都是些傑出的官員。使團人員多達近百人，包括外交官，英國青年貴族、學者、醫師、畫家、樂師、技師、士兵和僕役。算上水手則有近七百人。光是上船登記就花了幾天的時間。

報紙和郵件帶來了法國的消息：廢除君主制度，監獄裡的屠殺，宣布共和國成立以及普魯士人在瓦爾米戰敗。馬戛爾尼很有經驗，他猜想聯合王國不會處於這場風暴之外。他想起他的朋友埃德蒙．伯克的大膽預言：「我發現我們正在經歷著一場全面的動蕩，它將把宗教、道德、傳統以及對權力的尊敬都一起毀滅——這種畸形的變化將使人類回到未開化的狀態。」

當時戰爭正在臨近，但使團仍然出發去中國。這充分說明對於這次使命的重視。英國內閣知道自己將需要這些船隻，也知道這三條船一旦出發就無法再召回來了。一位信使可以騎馬趕上一支軍隊，但無法趕上一支艦隊，船隊一旦出發就只能聽憑上帝的安排了。馬戛爾尼還受命同遠東各國的君主接觸：日本天皇、安南皇帝、朝鮮國王，馬尼拉、馬魯古群島等。他還有權訪問任何有助於他完成主要使命——為英國商業打開中國大門——的國家。大英帝國已是全球性的強國，它並不把全部賭注都押在一塊大陸上。這是一個有長遠規畫的國家，它為未來而投資。

同一天，在世界的另一端，東印度公司的特派員四月份從倫敦出發，於九月二十日抵達廣州，他們要求廣州安排他們與兩廣總督會面。他們要把公司董事長弗蘭西斯．培林爵土的一封信交給總督。信中特別寫到：「英王陛下為了增進兩個朝廷間的友好往來，為了發展於兩國都有利的貿易關係，決定派遣他親愛的中表，馬戛爾尼勳爵為全權特使赴北京訪問」，在平等的原則下進行交往。正值使團出發時，他們已把遣使的目的告訴了中國方面。

豺狼號失蹤

有利的東風沒有持續多久。風力增強了，海浪也越來越大。人們把高帆放了下來，收緊了縮帆。暴風雨把升降索吹得噓噓直響。一出海就不順利。不知在中國海遇到颱風時將是什麼樣子？

熟讀伏爾泰小說的小托馬斯擔心這條船是否會像《老實人》中的船在里斯本港外海上那樣被劈成兩半，船隊指揮伊拉斯馬克．高厄爵士認為最好到托貝島去躲避一下。

獅子號和印度斯坦號花了兩天時間修理並等待在暴風雨中失蹤的「豺狼」號。九月三十日這兩艘船不再等豺狼號便又啟航了。十月一日從韋桑島外的海上經過。一股不強的風不久便把船隊送出了比斯開灣，約翰．巴羅發覺「這海灣就像岸上住著的居民一樣：即使風平浪靜時也是動蕩的」。

是否航行的太快了？獅子號斷了桅：前桅桅樓上的帆張得太大了。損壞的地方很快就修好了。小托馬斯很讚賞水手在橫桁與纜繩間作業時動作敏捷。他的父親對他充滿了希望：小托馬斯是他孩子中唯一的倖存者。他的舉止無可指責；他能本能地琢磨出一個紳士階層的年輕男孩應怎麼做。他邊玩邊學習：報紙一過目他便能背誦下來。幾周以來，他主要的精力就花在學習中文上。他寸步不離地跟著兩位翻譯，與他們只能用拉丁語交流。孩子用拉丁文表達了他的熱情：「Si matres nunc viderent！假如媽媽看到他們就好了！」

獅子號的乘客在估量這條遠洋船的舒適程度。馬戛爾尼一面聽著由五名德國音樂家組成的樂隊演奏韓德爾和海頓的作品，一面在想：豺狼號萬一連人帶貨全部遇難，幸好船上沒有必不可少的翻譯，也沒有給中國皇帝的貴重禮品。

確實，使團最必須的是譯員。找遍了全英國、瑞典和里斯本都未能找到。儘管有幾個從中央帝國歸來並精通中文的法國教士，但他們不願要法國人。難道他們會不為我們永久的對手法國服務，而來為喬治三世服務嗎？喬治．斯當東爵士不得不在去年冬天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國學院招收了兩名願意回國的中國神父。他們是英國駐那不勒斯公使威廉．漢密爾頓——就是那位夫人曾當過妓女，並使納爾遜愛得發狂的漢密爾頓——找出來的。李神父和周神父一個英文詞也不會講，但他們的拉丁文是相當好的。喬治爵士還答應讓另外兩位中國人——安神父與王神父——免費搭船去澳門，他們都受過足夠的宗教訓練，可以把福音傳給自己的同胞。五個人在五月份就到了倫敦。

至於贈給皇帝的禮品，這是使團活動的中心，應使皇帝眼花繚亂。它們將證明英國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斯當東事先檢查了獅子號和印度斯坦號上的貴重禮品是否固定牢靠，它們將突出地表明英國人的才華。

鴉片，縈懷不忘而從不說出來的東西

我們所說的「東南亞」和「遠東」，即從巴基斯坦到朝鮮這塊地方在啟蒙時代就像在哥倫布時一樣總稱為印度。對英國人來說，印度就是東印度公司。公司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埃德蒙．伯克在一七八三年時宣布：「說公司不行，就是說國家不行」。對公司好的就是對英國好的……

為了鼓勵東印度公司獨家經營的茶葉買賣和制止走私活動，皮特把關稅降成原來的十分之一。兩年之內從中國進口的茶葉增加了三倍。但這種貿易沒有補償物。中國人什麼也不需要。東印度公司的一位經理寫道：「我說不出一件能在那兒獲得成功的商品；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試了。」一件也沒有？人們避而不提鴉片這個詞。販賣鴉片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從一七八○年以來增加得更為急劇。人們對它念念不忘，但又不說起它。除了這件不光彩的商品外，中國市場被廣州這個瓶頸卡死，仍是不對英國商品開放。倫敦當局最後明白只有更高級別的協議才能排除障礙。

早在一七八七年，皮特和他的朋友，東印度公司監督委員會主席敦達斯已經決定向中國派遣特使。在孟加拉軍隊中久經考驗的凱恩卡特上校已滿懷熱情地揚帆啟程了。但被咨詢的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理人卻直言不諱地說：「中國政府對外國人一概蔑視，它對外國實力的無知使它過分地相信自己的強大。它認為派遣使團只是一種效忠的表示。」

事情進展得極不順利：到好望角停靠前一直是氣候惡劣，疾病流行；後來凱恩卡特也病倒了；他遙望著中國死去。當「萬事安」號在一七八八年底回到倫敦時，馬戛爾尼向皮特建議讓他的合作者斯當東繼續完成這一工作。這一問題在三年裡一直懸而未決。外交家們在猶豫。企業家則加緊施加壓力。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應把這一任務交給馬戛爾尼本人並增加經費，因為馬戛爾尼先後在俄國、加勒比地區和印度的許多困難使命中接二連三地取得了成功，任命他就是這次使命成功的保障。敦達斯當時已成為內務部長，但仍關心著印度的事務，一七九一年十月他向馬戛爾尼提出了這一建議。

讓中國看看表現我們才華的作品

馬戛爾尼接受了挑戰。歐洲出現的糾紛將使軍人在長時期裡取代像馬戛爾尼這樣的外交官。最好還是率領一個豪華的使團到遠離戰場之外去捍衛英國的利益。聖誕節前三天，他向敦達斯提出了金錢、爵位以及權力三個方面的條件。他獲得在離開英國期間一點五萬鎊的年俸和晉升伯爵的允諾——這是英國自古至今激勵人們在各個領域為國效勞的令人敬佩的爵位。

他提出由他本人挑選使團的所有成員。他對敦達斯說：「他們應該對談判直接有用，或者能以他們的才能或知識來增加我們國家的威望。」先從他的副手開始。凱恩卡特的經歷不應該再重演了：只要有一個正式任命的候補人，使命就可以進行到底。馬戛爾尼要求委任他的朋友斯當東為全權公使。至於禮儀需要的侍童，喬治爵士提出讓他兒子來擔任。托馬斯在家庭教師的嚴格要求下學得一口漂亮的法語和拉丁語。這位德國家庭教師名叫赫脫南，也參加這次旅行。

特使有一名總管，叫約翰．巴羅，兩名祕書艾奇遜．馬克斯威爾和愛德華．溫特，三名使團隨員、兩名醫生，吉蘭與斯科特大夫，還有一擔任護衛的士兵與軍官。但這對他來說還不夠。他自信只有英國人的文明才能壓下中國人幾千年來自以為壟斷文明的氣焰。

他們還應該讓中國人欣賞英國在和平時期和用於戰爭的技術力量。「天主教傳教士未能把我們最現代的機器展示給中國人。把我們的最新發明如：蒸氣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介紹給中國人，準會讓這個好奇而又靈巧的民族高興的。」「許多曾去過東方的使團寫的紀行使我們深信每個使團均應配備衛隊。在皇帝面前迅速變換隊形，表演現代炮兵的裝備定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支持我們的外交活動。」

他希望這些紳士和機器能起到在中國皇帝面前表現英國強盛的作用。敦達斯幽默地反駁說：「他不是率領皇家學會的代表團」。馬戛爾尼仍然堅持。他沒有忘記英國商人在廣州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沒有忘記他的國家很久以來就想打開大門的港口，他沒有忘記為了建立一個長期貨棧需要一塊特許土地。更沒有忘記要使英國商品打入中國市場。但是他的使團也應該是皇家學會的代表團。

因此使團就包括藝術家——亞歷山大與希基這兩名畫家——和學者，為首的是擅長進行機械和光學示範表演的天文學家與物理學家丁維提博士。沒有人比他更能叫中國人欣賞最新的熱氣球和復滑車的性能的了。

從中國榨取統治印度的錢財

馬戛爾尼和斯當東是在東印度公司所在地，倫敦商業區中心籌備他們的使團的。公司在倫敦的豪華建築和它們在廣州的不穩定地位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凱恩卡特未能開始的談判，六年之後馬戛爾尼要在氣氛更加沉悶的情況下去進行。所以東印度公司先是害怕這樣做會更加激怒中國人而反對這一計畫。它什麼也不敢嘗試了，組織使團是政治家而不是商人的想法。會不會由於奢望過高而影響到已在那裡獲得的地位——儘管這種地位並不讓人舒服——呢？但是政治家取勝了。東印度公司不得不屈從。一旦作出選擇，公司就竭力去使這次行動成功。它把所有情況都點滴不漏地告訴了馬戛爾尼和斯當東。

這位馬德拉斯前總督是把中國事務和印度事務串連在一起的合適人選。他了解廣州的商業對公司的影響重大。印度這個帝國有些不穩定，那裡餓殍遍野。法國人在最近一次同英國的戰爭中煽動一起印度王公造反，英國花了很大的力氣才平息了叛亂。一七八三年和約簽定後，議會認為讓一個貿易公司至高無上地統治人口如此眾多的帝國是不可能的，因此把東印度公司置於王室的更緊密的控制之下。

馬戛爾尼在當馬德拉斯總督時產生的想法在倫敦不斷地得到發展：他和敦達斯都認為，印度的前途取決於中國。征服中國市場將會幫助英國解決在印度行使主權的費用。

鴉片在印度的貿易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這曾引起下議院激烈的辯論。可敬的菲利普．弗蘭西斯曾譴責在印度擴大種植罌粟這種「世界上最有害的一種產品」。幸好有一位議會成員為了英國的榮譽對從這幾乎等於慢性種族滅絕的事中牟取利潤感到憤怒。敦達斯平靜地回答說鴉片是亞洲的一種日常消費品，從印度向中國出口鴉片越多，英國為印度花的錢就越少。馬戛爾尼原來想「能用大米或任何更乾淨的東西替代鴉片」。但他很快就聽之任之了。

歐洲與亞洲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除了一些小掛鐘和小加工成品外，歐洲產品在中國幾乎沒有市場。而中國則向歐洲出口更多的茶葉、瓷器、絲綢和工藝品。因此歐洲不斷增加的進口要用出口工業品來平衡。假如中國的大門打開了，就不必要從印度走私鴉片了。在這之前要用走私鴉片的收入來支付進口的茶葉。英國是從全球的角度，而不是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貿易的。現在當工業大國向不發達國家出售武器時，情況又有多大改變呢？

第十六個使團，也是第一個使團

一七九二年九月八日，敦達斯給馬戛爾尼下達正式指示。一個莊嚴的開場白：「在中國經商的英國人多於任何其他國家，但其他歐洲國家的商人或是由使節，甚至由打入北京朝廷開明層的傳教士陪同，而英國商人卻無人幫助，與中國皇帝遠遠地隔開著。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的實力在中國表現得不夠。」

英國內閣想了解廣州對歐洲貿易限制的性質。是由於確定的政策，還是一般的排外情緒，是由於腐敗，還是中央沒能控制住的省裡濫用權力，這一切都要靠特使的慧眼去發現了。「根據廣州東印度公司最有經驗的並目睹了我們在廣州的商人受到欺負的人的推薦，我們選中了你這樣一位要人。」

敦達斯還明確地說：「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見，您要服從中國朝廷的禮儀，既不要損害自己君主的尊嚴，又不要被禮節上的小事束縛住手腳。」您要尊重禮儀，尊重禮儀的同時又不損害我們的體面……

下面是七點建議，馬戛爾尼發現其中也有他自己曾給敦達斯寫過的內容：

一、為英國貿易在中國開闢新的港口。

二、盡可能在靠近生產茶葉與絲綢的地區獲得一塊租界地或一個小島，讓英國商人可以長年居住，並由英國行使司法權。

三、廢除廣州現有體制中的濫用權力。

四、在中國特別是在北京開闢新的市場。

五、透過雙邊條約為英國貿易打開遠東的其他地區。

六、要求向北京派常駐使節。

七、最後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情報工作：「在不引起中國人懷疑的條件下，使團應該什麼都看看，並對中國的實力作出準確的估計。」

透過這龐大的計畫，已經可以覺察出某種殖民關係……

這次使團當然是有先例的。葡萄牙在一五二一年至一七五四年間已冒過五次險，以後四十年裡則沒有再試。荷蘭在一六五六年至一六八六年間曾試過三次，以後的一百年裡沒有再派使團。俄國離中國最近也最積極，一六五六年至一七六七年間先後派過七個使團跨越沙漠去中國。法國隊沒做過嘗試，它滿足於派遣並不代表國家的傳教士、總共有過十五個使團，但絲毫沒有可以誇耀的地方。

二十年之後托馬斯．斯當東是這樣總結這十五個「使團」的不妙處境的：「這個龐大的帝國過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資源，所以不願和歐洲各國建立關係，它幅員遼闊，所以別人無法強制它，它從不容許與西方發生任何關係。」馬戛爾尼決心打破這些慣例。他的使團只是第十六個嗎？但它將是第一個名副其實的使團。

說實在的，只有俄國人曾真正與中國人談判過。由於兩國在韃靼游牧民族來往的大片土地上互相爭持，他們不可能互不了解。現在馬戛爾尼要讓中國感到西方出現了一個新的強國：英國的軍艦打亂了地理布局，使英國和大草原另一邊的「西方蠻夷」一樣成為中國的鄰邦。他的使命是使英國這個海上的鄰國同陸上的鄰國俄羅斯一樣成為中國必須正視的國家。

【摘文4】

第七十章　標誌進步的火柴

（一七九三年十二月四日～六日）

囿於模仿的奴隸生而復死，生命只屬於追求創造的人。

──安德烈．舍尼埃

十二月四日，總督在王大人和喬大人的陪同下，從晚上八點起，與勛爵一直交談到午夜。長麟比往常更彬彬有禮，他談話無拘無束。主要談的是貿易問題：中英兩國的貿易額和數量、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中英貿易的重要性。他手頭帶著材料。他懷疑廣州的官員用詐騙來的錢財中飽私囊，損害皇帝的利益。馬戛爾尼說話謹慎：「因為我從未在廣州待過，所以無法說得具體；不過到廣州後，我將運用我的權力，盡可能弄到他想要的情報」。

總督想點火抽煙時，發現專為他點火的侍從不在跟前。馬戛爾尼隨便從自己衣袋中取出一個小磷瓶，燃著一根火柴交給他使用。長麟非常詫異，特使怎麼能把火放在衣袋裡而沒有燙著呢。馬戛爾尼向他說明這類打火機的原理，並把這個磷瓶作為小禮物送給他。

值得注意的是，長麟從未見過火柴。據十世紀的中國文獻記載，火柴在六世紀末就發明了。當時把火柴叫做「火奴兒」。清朝的中國在其鼎盛時期卻忘了它的存在。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給火柴起了個別名——洋火，「外國的火」。「洋」是指所有來自海外，實際是來自西方的東西。作為大眾所用的一種新事物，火柴顯示了西方技術的優勢。中國有許多東西原先處於領先地位，爾後又落後於別國，這只是許多類似例子中的一個。中國領先於西方幾個世紀，甚至兩千年，可是在清王朝時丟失了曾是只有它掌握的許多生產祕密。中國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後退了。侯尼在《尋火》（The Quest for Fire）一書中寫過：史前人發明了火，後把它丟失而無法找回。我們這時怎能不聯想到書裡的這些震撼人心的篇章呢？

沉睡的中國

這一小插曲把談話引到中央帝國與西方的比較：它顯示了「中國人儘管在某些機械領域是出類拔萃的」，但在醫學、外科和科學方面，「今天落後在西方各國的後面」。「我常常看到數量相當大的盲人，但從未見過裝假腿的或殘肢的人。是否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不會治療眼疾，而骨折常常會引起死亡呢」？

總督只得同意這種推論。「我便趁機向他介紹英國最近的一些發現和發明，並指出與我同行的專家學者很願意把這些發明傳授給中國人。當然這要得到中國當局的許可，例如可以透過治療青光眼或抽出虹膜來使盲人重見光明、骨折復位、截肢、用一個機械裝置使溺水者復甦等等」。

這次談話終於觸及了馬戛爾尼之行的實質：就這一點便可說明不在舟山上船，而選擇與長麟同去廣州是對的。總督給勳爵提供機會，使他能說明那些朝廷不知道或佯裝不知道的事實。

直到十六世紀，中國大大領先於西方。它的工藝能力是無與倫比的，與它的科學相比更處於領先地位，因為中國的發明主要靠靈巧，很少是靠思辨取得的。

中國人比歐洲人早五百年使用十進位制：在一千年前，他問就有零的算術概念和負數了。他們比歐洲早一千年就使用帶軛圈的前胸馬具，而在歐洲要到腓力二世和腓特烈一世時代才普遍使用這種馬具。他們比我們的祖先早十五個世紀就觀察到了太陽黑子、製造出瓷器、發明了幻燈、使用游標卡尺。他們比世界其他地方早兩千年用拉線播種、在菜畦裡鋤草、用金屬犁鏵耕地、西歐在十八世紀才發現的旋轉風選機、馬戛爾尼的隨行人員對其精巧讚嘆不已的播種機，在中國已存在了二十個世紀。還有活塞鼓風機、牛鐵煉鋼術、鑽井提取天然氣或懸索橋技術均領先於西方。

李約瑟在他十五卷巨著中一一列舉了這些發明創造。這位英國學者證實，這些文藝復興時代震撼了西方的發明都應歸功於中國人。它們借助十字軍東征、或穿過伊斯蘭國家、或靠最初幾次遠航的成功，可能很晚才傳到西方。誠然，李約瑟有時也會在論證中加入一個研究人員所慣有的偏執情緒，在研究一開始便提出他應該在以後發現的原理。威廉．戈爾丁在《特命全權大使》（Envoy Extraordinary）一書中說：在馬可．奧里略時期有位希臘人去中國。他帶去了大部分以後我們歸功於中國人的那些發明。我們能否完全排除此一可能性呢？

反正，我們文明的幾個最重要的業績顯然都要歸功於來自中國的發明；甚至有幾種使西歐征服世界的武器也是得益於中國。中國人發明羅盤和尾柱舵遠遠早於歐洲人，但這些發明卻在歐洲導致了遠洋航行和探險；中國人發明了印刷術和紙，卻引起我們閱讀和文化的爆炸——推動了戈登堡活字印刷的發明；他們發明了紙幣，卻有助於我們銀行體系和貿易的發展；他們發明了火藥和火器，卻改變了我們戰鬥的精神。但這任何一項發明創造都沒有在中國產生這樣重要的後果。有些發明在中國甚至根本不用。

十五世紀初，太監鄭和統率四百艘臨戰裝備的船隻，勘測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船隊經過的線路從帝汶島至紅海，可能還到過好望角。然而，在同一世紀末，當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達伽馬從反方向穿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時，中央帝國卻永遠放棄了海上冒險。那麼它的智能是否就像貝帖翰描寫的得了自閉症的兒童那樣，「從此便控制在保護自己生命這唯一目的上而不顧外部現實」了呢？

被抵制的外國影響

明朝歷代皇帝要求百姓嚴格遵循孔子的教誨，效仿古人，抵制外國的有害影響。正當歐洲人剛剛從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復過來，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緩慢進程，從十八世紀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門時，中國卻發布了靜止不動的通諭。正當人類冒險在世界範圍展開之時，中國人卻帶著自以為優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閉起來。封閉是不可能的：他們很快發現商人和傳教士來到了他們的沿海。

隨著馬戛爾尼訪華，歐洲敲響了他們的大門，把中國卓絕的發明介紹給中國人：歐洲人與中國人一樣，並不知道這些發明來自中國。西方人使這些胚芽長了出來，而中國人卻任其枯萎。從貿易和相互滲透中，中國較之西方更有利可圖。丁維提不無譏諷地說：「中國人總在船頭上畫兩只眼睛。如果問其原委，他們總是回答：如果不畫眼睛，船如何辨別航向？」中國人被迷信禁錮，而西方人卻從迷信中掙脫了出來。

在使命行將結束之際，馬戛爾尼終於找到幾位能正視這一差距的對話者。他們完全被吸引住了。「從他們所提的問題，從他們所做的評論，以及從他們對談話的感受來看，他們的思想開放使我感到放心」。

馬戛爾尼在一七九三年二月一日一篇未發表的日記中就寫過這樣的話，當時他還在海上航行：「如今，使氣球凌空升起的技術就像駕馭雙輪輕便馬車一樣簡單。透過簡單的機械操作，霍斯博士已毫無困難地使死人復活！」特使的想像走在了科學的前面。但確實從一七七三年起，威廉．霍斯就證實了人工呼吸的原理，約翰．杭特後來發明了一種專用的器械。確實，法國人雅克．達維埃爾手術治療白內障和奧地利人貝爾治療青光眼，讓眼外科有了長足的進步。面對一七八三年在巴黎上空、一七八四年在愛丁堡上空升起，並於一七八五年飛越英吉利海峽的氣球，怎麼能不浮想聯翩呢？這種氣球馬戛爾尼此番帶了一個到北京想表演而未成。

對科學的信仰

馬戛爾尼試圖用他對科技進步的熱情使對方受到感受。「總督及其同伴好像從夢幻中走出來。朝廷對我們的發明無動於衷，他們對此不得不表示遺憾。和珅確實不如他們眼界開闊嗎？還是因為他處處要受到一種比個人的信念更重要的制度的約束？」

馬戛爾尼向和珅建議中英兩國進行科學和技術交流。和珅對此興趣不大。馬戛爾尼感到不悅：「在熱河的一次談話中，我向他列舉了歐洲學者的幾個最新發明，特別提到熱氣球，我特意帶了一個這種氣球和一個當場能做示範表演的人來」。他阻止氣球升空和其他一切試驗。

「康熙皇帝的繼承人並沒有繼承他那種深得傳教士讚揚的對科學技術的愛好」。馬戛爾尼對此感到遺憾。朝廷變得「那樣自負，它竭力對西方的技術優勢進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這種優勢；然而，只要它還沒有找到消除這種優勢的對策，它就不想讓中國人了解情況」。讓熱氣球在北京上空升起？那不啻於全中國都知道西方人的優勢：簡直不堪設想！錢德明神父在一七八九年肯定地說：「在我有機會在北京談論過的所有發明中，空中航行引起的迴響最小。他們把氣球純粹當作一件新奇的玩意兒」。這是一種人們不想有的好奇性。為什麼？十九世紀末，嚴復是這樣寫的：「聖祖有道曾孫，處今日世變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這種譴責，對於採取鴕鳥政策的乾隆與和珅是完全適合的。

馬戛爾尼與長麟幾乎同時意識到，中國的發明只不過是些修修弄弄的手工產品，而西歐越來越成為科學的產物。當時在廣州的一位法國人接著說：「他們的所有技術手段都是透過經驗和觀察得來的」。

馬戛爾尼沒有認真讀過耶穌會士寫的書。帕雷寧神父在一七四○年就提出中國人在科學上落後的原因：「他們缺乏那種叫做『好奇』的不安心理，而正是這種好奇心使科學大踏步地前進。」如果說「需要是發明之母」，那麼，何種需要才能刺激這位寫過「天朝無所不有」的乾隆爺呢？

馬戛爾尼用當時時興的信仰上的表白對這次至關重要的談話作了如下的總結：「要阻止知識的進步是徒勞的。人類的智慧不斷發展，這是常理所在。一旦攀登上最初幾個台階，這種努力在達到最後一個台階前是不會停止的」。他的朋友塞繆爾．約翰遜指出：「人的慾望隨著他獲得的東西而增長，他邁出的每一步都使他發現他立即就想得到的新鮮事物」。這種永遠滿足不了的好奇心，還有那些貪得無厭的慾望，天朝的體制對它們一概加以譴責。它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呢？

中國人能永遠忍受這種制度嗎？了維提終於使廣州的中國人對他的科學表演產生了興趣。北京對話者的狹隘、固執曾使他沮喪，現在他重新鼓起了勇氣。馬戛爾尼想，中國人不會長期任憑壓制而不起來反抗的。民間動亂頻頻發生，這難道不是那種壓抑不住的內部燥熱的徵兆？

幕後的暴亂

馬戛爾尼曾多次提到動亂的問題：「在那些眾所周知的貧窮省分，儘管政府嚴密監視，仍有祕密會社，它們總能設法避開政府的警戒。它們祕密集會，喚起人們對失去了的獨立的回憶，觸痛新近的傷口，考慮報復的辦法。」

真是看得透徹！陪同的中國官員會向英國人透露這些情況嗎？當然不會。很顯然，這些都是傳教士說的。不管怎樣，勳爵從中得出了結論，而下個世紀將證實他們十分富於洞察力。這些「祕密社團」利用人民的不滿情緒。如果他們是漢族，就煽動他們的反滿情緒；如果他們是異族人，那麼就煽動他們的反漢情緒。這是能避開政權控制的唯一結社形式。對於它的成員來說，這是唯一能推動進步的因素。黑格爾也許會說，這是唯一能擺脫那個既可怖又可敬的父親的方法，因為在這位父親身上集中反映了所有人的祖先、帝國的歷朝以及中國人的集體心靈的特點，因為這位父親對我們這些西方個人主義者認為是不可侵犯的個人意識進行絕對的統治。在這些祕密會社裡，個人並不分散無力，而是結合在一起，就像杜爾凱姆所證明的那樣，組成一個活力遠遠超過所有分散的個體加起來的總和的心理存在。

今天我們知道，乾隆統治期間叛亂四起。有幾次叛亂竟傳到傳教士和澳門的歐洲人的耳裡。有幾次發生在使團訪華前幾年間，它對此亦有所聞。還有幾次發生在使團訪問之後。就是在平息陝西白蓮教的叛亂中，我們的朋友王文雄在一八○○年送了命。

下面是我們另一位老朋友梁棟材神父寫的一篇未發表的見證。他抄錄並翻譯了登載在《京報》上的這份作為例子的陝西總督的奏章：

有人通知我，一個邪教派在集合，背誦經文。當地官員派出了弓箭手以制止騷亂，派去的人受到粗暴對待。我親自前往郃州。反叛分子有兩千多人，且全副武裝。他們排成戰鬥行列。兩個婦女站在頭領的左右兩側。她們頭髮蓬亂，一手拿劍一手執旗，嘴裡唸著咒語。這些反叛者作戰十分勇猛，戰鬥持續了五個小時。

在參觀戰場時，我看到他們的頭頭躺在地上，一邊一個女人。我讓人把這些罪人的頭割下來，放在籠子裡示眾。百姓高興極了。

梁棟材神父悲嘆道：去年聖誕節前夕，也是在陝西，天主教會「被當成祕密社團來對待」，並以「夷人會黨」定罪。乾隆是不會仔細區分反叛分子和基督教徒的。

在不變的表面豪華的背後，帝國的內部卻動盪不安。滿族政權不是一個無偏見的政權。它所受到的威脅完全可以解釋為什麼它對所有可能否定這個政權的事物做出如此膽小的防禦反應：英國人是此一面臨危機的秩序的擾亂者。

一封北京來信

前幾次會談按照規定向北京作了匯報，十一月二十日交給長麟的關於貿易的備忘錄也送到了北京。內閣讓皇帝簽發一份十二月一日的詔書，它未就馬戛爾尼提出的從開設商埠到准許騎馬等十五條要求中的任何一條做答覆。但是，它把擬議中派遣第二個使團的前景變成了許諾。

十二月九日晚上九點，使團一到安南府，總督就把皇帝的詔書拿給馬戛爾尼看，詔書的抄件將在以後給他。以下是詔書的內容：

嗣因爾等不諳中國體制，冒昧瀆請。今據爾稟稱，將來尚欲另具表文，再來進貢。大皇帝鑑爾國王恭順悃忱，俯賜允准。但不必拘定年限，總聽爾國之便。此次爾國所請，未邀允准，系格於定例，大皇帝並無怪意，爾國王盡可放心。

馬戛爾尼避免把這封語氣傲慢的信與他的日記摻合在一起，儘管是以緩和的語氣改寫過了。他只記下長麟對他所做的客氣介紹：「他向我解釋裡面的措辭十分友好。如果國王想再次派遣一位使節，後者將受到接見」。但特使明白，他的後繼者將像所有貢使一樣嚴格服從禮節，首先是從廣州上岸：這是對他自己溯流而上到天津的不言明的譴責。他補充說：「然而，我毫不後悔選擇這條航線；它讓我們掌握了中國東北海岸的地理」——再次透露這次考察的軍事目的。再說，一八一六年的阿美士德勳爵的使團也沒有順從皇帝的要求：它再次從黃海過來。

朝廷有的是建議，唯獨對叩頭禮沒有提。回到這個棘手的話題就等於強調使團曾敢於違背這個千年習俗。中國人把這件事與他們所犯的種種「失禮」行為混在一起，並認為它們已經被糾正。文件一個接一個，官方的正式說法讓人以為（當然沒有說出來）英國人真行了叩頭禮。歷史就將這樣寫！

多麼奇妙的煉金術！長麟把馬戛爾尼的備忘錄送到北京，他在裡面加上蠻夷表示後悔並一再申辯對皇上深為敬仰之類的內容。而皇帝像原先一樣粗暴拒絕英國人的一切要求，對他們做出雖仁慈但很尖刻的譴責。總督向特使轉達這些譴責時語氣又很客氣，而李子先生在翻譯時還要把語氣改得更為溫和。馬戛爾尼歸納時用了親切的語調。斯當東對此則隻字不提。

一次又一次的交談，我們看到雙方有意安排的誤解在擴大。皇帝好像不斷聽著馬戛爾尼在對自己說他並未說過的話。馬戛爾尼則做得好像沒有聽到皇帝對自己說他確實說過的話。長麟挽回了乾隆的面子，馬戛爾尼則挽回了喬治三世的面子；總督和特使又共同保障了這次一起旅行時的平安相處。錢德明神父的陰影籠罩著十二月的那幾次會談：「順從習俗，要耐心」。這是一位在中國朝廷生活四十多年的神父臨死前寫的話。在此同時，勳爵在日記中毫不掩飾已準備好用武力打入中國的喜悅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