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讀者推薦文
貝紐夫斯基是位18世紀的探險家，也是自由鬥士、軍人、學者、旅行作家、殖民者，他的足跡遍及歐洲、亞洲、美洲及非洲。他曾參與波蘭的獨立戰爭，因而遭到俄國人俘虜並被流放到勘察加半島，而後自獄中逃脫，駕乘「聖彼得與聖保羅號」船艦經過一番冒險歷程，於1771年抵達福爾摩沙島，他是第一位登陸福爾摩沙的匈牙利人。
貝紐夫斯基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於福爾摩沙島有令人憧憬與景仰的描述。根據他的回憶，他對福爾摩沙第一印象的形容：「她是已知世界中最美麗最富庶的島嶼之一。」
之後，他也前往美國，最後則身亡馬達加斯加。他的聲名在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馬達加斯加備受尊崇---我希望從此以後，也能在台灣受到同樣的愛戴。
本書的作者莊宏哲曾經是派駐匈牙利多年的新聞外交官，也是我的至交好友。他對於貝紐夫斯基的著作以及歐洲世界，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認知。此書的出版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是第一本較完整介紹這位匈牙利探險家的中文著作；而這位匈牙利探險家的一生，已將遠方國度的人民、文化拉近在一起。因此，我希望讀者也能喜歡莊宏哲所寫的這本書。
致上誠摯敬意
匈牙利地理博物館館長
KubassekJános博士
謹誌於匈牙利Érd市
推薦文
Benyowsky航海回憶的再回憶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
研讀台灣史的人，鐵定都會知道有兩位奇特的歐洲番（stranger）：一是法國人G.Psalmanasaar（約1679~1763)，另一個就是本書的男主角M.Benyowsky（1746?~1786）。前者冒充原住民王子，講了一大堆的話唬爛；匈牙利或波蘭人的Benyowsky則通常被罵為無恥冒險家，以吹噓行走社交界。譬如他書中一開頭便說俄國長官女兒Aphanasia（有一本戲劇則把此女的名字寫成Athanasia）愛上他；後來又說深受日本四國沿岸的領主招待，相談甚歡。研究者大都已指出，事實上沒這個女孩，而當時日本仍在鎖國氣氛中，全無這回事。
也因此，正經的台灣史老師或研究者，通常不太願意深究這件發生於1771（清乾隆36）年之事，所以國內讀者知道有此號人物與事蹟者不多。但我老是覺得，把轟動一時又流傳甚久的國際浪漫史（romance）棄之一旁，實在是有點糟蹋。我很喜歡跟學生講他吹噓航經奄美大島時，與一位應該是掰出來、名叫TintoVolangta（我戲譯芳名為「明月」）的年輕姑娘淡淡之愛；以及他炫耀在東台灣的作戰事蹟，並高調說台灣番仔（原住民）頭目Huapo與他歃血訂盟，試圖建設歐洲人殖民地，這簡直是18世紀的詹姆士龐德（JamesPond）諜報劇情，不看，太可惜。
如今，拜網路文獻數位化的恩賜，要取得Benyowsky的原書影本已輕而易舉。不過相對的，縱使仍有新研究問世，寡聞所及，具重大突破的好像還少見。很高興，終於有曾任職匈牙利多年的退休新聞局外交官莊宏哲先生，花了相當的心力蒐輯、考訂，並翻譯台灣部分，而交由前衛出版社堂堂出版這本好書。書中，他澄清了主人翁Benyowsky的國籍，以及他的船在東台灣何處登陸，跟哪些原住民互動，等等。我特別要一提的是，莊先生根據1898年的英譯本，提出登陸地點是Kaleewan，為「加禮宛」，也就是宜蘭冬山河河口，進而是蘇澳一帶，這是迄今比較少被提到的觀點。
（二）
莊先生的說法，算不算定論，並非我或少數人說了就算，這是「歷史」迷人之處。我寫這篇小文呼應他，除了佩服其認真用心外，主要仍在提醒研究界與讀者，有些看似荒誕不經的歷史敘述，若經史學的結構想像，還是可挖掘出一些若隱若現的「事實」，從而迫使我們反思既定的歷史圖像。
當然，若從謹嚴角度來看，Benyowsky的航海記錄確實糟透了。船隻明明經過奄美大島後往南走，內容說船員發現可照AnsonVoyage的航線，也就是可從台灣南端的巴士海峽航行到澳門。但接下來的紀錄，經緯度與地名亂七八糟，「害」得我們的莊先生花了相當篇幅去考證；結局，看記錄，Benyowsky的船好像又折回，大費周章繞過北部海岸前往澳門。
不過，他確實到過到日本，日本研究者也老早考訂出確實地點。Benyowsky曾在琉球群島北端的UsmayLigon，即奄美（Amami）大島，用德文寫信向長崎出島的荷蘭商館求救，並警告俄國有侵略日本之野心。出島的荷、日人把信文翻譯後，認為侵寇是無稽之談，信件束之高閣，迄今存於檔案館。然而，Benyowsky當時誇張恐嚇，居然影響到稍後的經世論家林子平（1738~1793），從而開啟日本警戒北方俄國的論述。林子平有幅著名的「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図」，原來也是由此產生的國防論作，如今很受中國保釣運動者鍾愛，因為該圖釣魚台的顏色與中國相同，被認為是釣魚台屬中國的如山鐵證。至於該圖台灣色不同中國，當然得蓄意漠視。就這樣，吹噓中有不易事實，事實中有肆意虛構，這是「歷史」難免的特色。包括Benyowsky之名，被當時人誤解為德文名而譯為「はんべんごろう」，後來在我們國內居然又迸出「半邊五郎」的譯名，有趣吧？
（三）
還是回到台灣的有趣事。Benyowsky離開奄美島後，大約漂航一週，才到台灣東部。由於書中提到是在23.22度靠泊，因此一般的書通常都認為是在花蓮秀姑巒溪的大港口一帶，莊先生以新資料主張是宜蘭冬山河與蘇澳等地，並提出種種的解釋，我暫不妨害讀者順著閱讀與判斷。我只希望在讀完後，不妨抽閒讓腦筋運動一下，一併思考我以下所提出的兩個問題：
一、Benyowsky在東部宜蘭、花蓮一帶約18天的活動，是否接觸對象全屬原住民？他們的對話，如：“SignorHouvritto,vai,vai.”，分析起來，倒是很像西班牙語與閩南語的混合，也許原招呼語是：“SeñorHorrido,Lai,Lai.”「大人先生，來來。」換言之，在解析他的回憶時，族群對象，不妨稍放寬一點。例如，頭目Hoapo及其屬下的行頭與武裝描述，看起來很像滿清帝國的裝備，是真的原住民嗎？進而，當時的戰鬥有千萬人參與，是否吹法螺吹過頭？Benyowsky的同行者IvanRyumin也留下記錄，爆料說東台灣之戰，只是小事一樁。
因此，英語版的編譯者就曾懷疑他可能是離開台灣，經澎湖（Piscatoria）後，因缺水進入Tanasoa，而與當地人爭執交戰。後來回憶，也許把此段戰事錯置到東台灣。我看這個可能性也不是沒有。Tanasoa，顯然就是西洋人海圖上的Tansoa，即福建省外小島銅山或東山。他們的船離開東山後，遇到會講一點點葡萄牙語的華人漁民篷船，而於當年9月22日被帶到澳門。
二、縱然Benyowsky東台灣戰記可能誇張或錯置，並不表示說宜蘭、花蓮一帶的故事就沒精彩事可講。其實，我們可以從日本文獻，如《華夷變態》、《唐通事會所日錄》等，得知1692~1693（清康熙31）年前後，有宜蘭原住民「漂流」到日本被遣返，內情也許不單純，東台灣應該不像研究者所說的那樣與外界隔絕。而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又提到大約1695年時通事賴科前往東部台灣，「……東番……各番社，禾黍芃芃，比戶殷富，為苦野番間阻，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番夾擊之。」這段記事，看起來又與Benyowsky吹噓的情節有些神似。Benyowsky的膨風故事，還是值得再回憶。
（四）
研究界所忽略的軼事，還不止上舉之例。多年前，我就看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士兵冒險記中，有位名叫范‧德‧哈賀（CarolusVanderHaegh）比利時人士兵，他於1704年6月時與同夥在菲律賓偷取一艘船，航經東部台灣，也看到「像華人」的漁民與村庄。這個村庄從文字描述看來（參見Zutphen,2002.DeavonturenvaneenVOC-soldaat.），倒很像是宜蘭的蘇澳。也因此，莊先生提到Benyowsky船有到蘇澳，我多少能同意。
最後，我順著莊先生的勞心勞力著作，既然要繼續推想東台灣的少文字時代史事，我就再提出一個可討論的史學結構想像。Kaleewan（加禮宛）與蘇澳是東台灣重要舞台，那蘇澳為何地名叫蘇澳？蘇澳在西班牙文獻上，是被命名為“St.Lorenzo”，在荷蘭文獻中，蘇澳與加禮宛都是東台灣重要的交易地點，而且是唯一可入大船的港口。我不禁開始懷疑，蘇澳這個地名是否與野柳（PuntoDiablo）、三貂角（SaintJago），以及「哆囉滿（Douroman）」一樣，都是西班牙語地名？西班牙語的Lorenzo，閩南語音大約是「路連蘇（Lō•-liân-so•）」，省略之後為「蘇」。Benyowsky在這裡碰到西班牙人，也就不那麼奇怪了。
無論如何，Benyowsky到日本之後，日本有林子平的防衛北方外犯之論；他1771年離開台灣一、二十年後，中文文獻開始有東台灣的非法移民、海盜的記錄。這本書若放在如此長期歷史文脈中來閱讀，也許會更好玩。
推薦文
在真實與虛擬之間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貝紐夫斯基（MauritiusAugustusCountdeBenyowsky）是十八世紀著名的匈牙利傳奇人物。他在1770年因涉入波蘭與俄羅斯的戰事，遭俄人俘虜，最後關押在西伯利亞堪察加半島的監獄。1771年，貝紐夫斯基與同夥奪船逃離堪察加半島，向南航向自由。在行程中，貝紐夫斯基的航海日誌曾以數十頁篇幅，描述該船在1771年8月26日到9月12日之間，在台灣東岸登陸、遭逢原住民的經歷。這一今天讀來仍相當精彩刺激的探險遭遇，儘管當時清帝國的台灣官府未必知曉，一般民眾也可能完全不曾聽說，卻是十八世紀真實發生於島嶼東部的重大事件，其紀錄更成為十九世紀來台西方人瞭解台灣風土人情的重要參考。
因此，長久以來，貝紐夫斯基的相關書寫，主要流傳於史蒂瑞（JosephBealSteere）或禮密臣（或戴維遜，JamesW.Davidson）等西方人的調查資料與台灣書寫中，不見於漢文史料；日治時期的伊能嘉矩，自將貝紐夫斯基的事蹟納入《台灣文化志》的框架後，始成為較普遍的歷史知識。針對這一事件，有人說：貝紐夫斯基在「無意中闖入了台灣歷史」，也有人把事件視為與原住民世界相關的漂流史之一；然而，貝紐夫斯基的台灣「快閃」，說明了什麼歷史現象？貝紐夫斯基與夥伴們究竟遇見了「誰」，似乎從未得到明確的討論。進一步來說，貝紐夫斯基的身世、航海日誌的書寫與版本，到目前為止還不曾獲得台灣人的注目與重視。當此之時，兩度派駐匈牙利擔任新聞外交官的莊宏哲先生，在機緣、興趣、歷史愛好與執著的努力之下，致力於這份資料的譯解，並試圖提出一套解釋的說法。
我們細看內容，全書分為四篇，第一篇說明貝紐夫斯基的人與書，第二篇是與台灣相關的航海日誌文本中譯，三、四兩篇則是作者以文本為基礎，針對來台前的海上航程、船艦兩次登島的港灣地點（第一登陸現場、第二登陸現場）、登島時間、誰是登島第一人，尤其是貝紐夫斯基一行人在島上相遇的西班牙人、原住民村落及所屬民族等的詳細討論。對讀者來說，藉由本書的帶引，除能直接讀取貝紐夫斯基〈福爾摩沙紀實〉的完整中譯外，對作者的創見，無論是否認同，應該也能各自找到理解的切入點。
就筆者而言，本書最有趣的部分，則在於作者有關登陸地、原住民族的推論。不同於伊能嘉矩對第一登陸地──秀姑巒溪口（即東海岸花蓮縣豐濱鄉的大港口）的推測，作者認為1771年8月26日船艦的首次登岸探路地點是蘇澳灣的北方岬角灣內處；其次，儘管歷次版本對8月28日停泊上陸的第二處港灣都註說貝紐夫斯基留空未寫，但作者根據1898年的英文版，則指出該處為KaleewanBay（加禮宛灣），即今冬山河口。而基於貝紐夫斯基兩次登陸都在宜蘭境內的假設，作者在整理文本記錄的十二次原住民接觸經驗，並歸納出五種類別──蘇澳灣原住民、交易物品原住民、Huapo原住民、汲水處原住民、Hapuasingo原住民後，對可能的對應部族盡皆鎖定於北台灣的原住民族。對前三者，作者分別推估為猴猴族、噶瑪蘭族（或疑似巴宰族）、泰雅族；對後兩者，作者態度謹慎，雖點名凱達格蘭、巴賽、龜崙、道卡斯，甚至賽夏族等，還是不敢輕易斷定。
由於資料過於稀少，加上筆者對經緯度、洋流、岬角地形、風向、海洋深度等所知有限，著實不敢斷言作者登陸地推論的可否。但作者根據維基百科「與那國島可以遠眺台灣」之說，以文本提到「此時福爾摩沙島已在視線內了」一語，猜測貝紐夫斯基船艦駛進的大岩石即為與那國島東部石岩之臆測；或未慮及今日「既寬且深」的蘇澳灣，也是日治時期即已開始整建的人工港口；或冬山河不能直接出海，必須匯入蘭陽溪一起流向海口，所以加禮宛灣未必小而美等，卻還有參酌思考的空間。
筆者雖不能完全肯認貝紐夫斯基船艦的兩次登陸地，卻也可以假設：如果貝紐夫斯基船艦的第一處登陸地真是蘇澳灣，該地住民確實可能是猴猴人。只是猴猴人並非來自大洋洲的外鄉人，而是原居花蓮立霧溪流域的在地人；他們是在太魯閣人的東遷壓力下，離開老家，並在陶賽人的驅趕下，一路穿山越嶺，北上到蘇澳一帶的猴猴高地；又因泰雅族南澳群的虎視，轉遷海岸沙丘，十九世紀中葉始返回南方澳海邊，日治時代則入住南澳。至於作者推測第二處遭逢的「交易物品原住民」為噶瑪蘭人，應該無誤。自有文獻記載，噶瑪蘭人即以划獨木舟往來於沿岸海域的活動力著稱──最北曾抵達今新北市金山區、在八里區留下噶瑪蘭坑地名，向南則越過秀姑巒溪口，威嚇阿美族人；而這樣的移動，有時會在海上與外來者交易物品，有時則是戰鬥獵首，很難以單面形象揣測他們的對外關係。同時，筆者也要指出，Kavalan（噶瑪蘭）作為平原數十個村落的集稱，需到二十世紀才發展出「民族」意涵；回歸到十八世紀，其中實包含各種文化特性、生計型態不一，且彼此不相統屬，甚或關係對立的社群。換句話說，我們若考慮到蘭陽平原內部社群的差異性，就不會以單一同質的民族性解釋十八世紀的噶瑪蘭人，也會把仍在西部發展農墾勢力的巴宰族、在中央山地活動的泰雅族溪頭群，暫時排除在相關的考慮外。
貝紐夫斯基最引人爭議的敘述，大概是馬匹、原住民動員人數、大量的金銀塊、盟約、紙張與文字書寫等，前人如史蒂瑞等均曾提出質疑，筆者也認為貝紐夫斯基有誇大不實之嫌。不過，考慮到「福爾摩沙經歷」是貝紐夫斯基對歐洲王室貴族說服募款的「文案」，為了讓金主感覺「海外投資‧物超所值」，在事實之中增補素材、誇張數據，甚至模糊化台灣已納入清帝國版圖的政治現實等，都是必要的策略。解讀文本，原就是遊走於虛擬與現實之間的考驗，在繁花異草中淘解出真相的果實，才是趣味的所在。
自序
莊宏哲
我於任職行政院新聞局期間，曾兩度派駐匈牙利擔任新聞外交官職務，前後兩任駐留布達佩斯長達8年時間（2000年~2003年、2008年~2011年）。因為職務關係，有幸接觸不少匈國媒體界及文化圈人士，也因此機緣得知貝紐夫斯基（BenyovszkyMóric）這位匈牙利傳奇人物，以及他曾於1771年探訪福爾摩沙的這段歷史事件。既身為台灣人，又有這段匈牙利經驗，我對於這件牽繫著台灣與匈牙利淵源的歷史，自然產生了莫大的好奇心及求知慾，當時在心中便已興起撰寫本書的動機。直到2011年12月退卸公職之後，我終於得空拈起筆來著手這項計畫中的撰著。
這本記載著貝紐夫斯基傳奇事蹟的“MemoirsandTravelsofMauritiusAugustusCountdeBenyowsky”《貝紐夫斯基伯爵之回憶與遊記》，最早於1791年在倫敦首度以英文編印發行，計有第一卷、第二卷共兩冊。有關台灣的紀事編印在第二卷，共計45頁；起自1771年8月26日探路登陸，直到同年9月12日離開台灣。這段紀事雖然只是貝紐夫斯基航程中短短的18天，卻為台灣18世紀的近代史增添了難能可貴的一頁。
在本書第二篇〈福爾摩沙紀實〉中，記錄著這短短的18天期間內，貝紐夫斯基一行人在島上與台灣原住民的接觸與互動，以及他們所經歷的各種事件，重要情節如下：（航往台灣）、探路遭襲、親自登陸、遇到貴人、再遭襲擊、展開反擊、軍頭來訪、頭目來訪、締結盟約、殖民之念、支援戰事、擒賊敗敵、辭別頭目、眾勸留足、殖民計畫、準備啟航、離開台灣、（航向澳門）。
這些事件當中，除了好幾次與原住民發生錯愕驚險的戰鬥以外，最重要且最具戲劇性的互動，當然就是「締結盟約」與「殖民計畫」這兩段情節了─因為「締結盟約」一旦實現，當時的台灣也許就不是漢人能險渡黑水溝遷徙屯墾的仙島；「殖民計畫」如果成真，當時的福爾摩沙就可能要再經歷一段西方強權的統治。歷史的「偶然」與「必然」，就在某個時空交會之際擦身而過，但卻又就此分道揚鑣。「偶然」就像輕風飄去，常讓人看不到結局；「必然」卻猶如洪流奔來，總教人隨波而逐流。這或許正是歷史的宿命，是幸或不幸？我們無從得知。所以，各位讀者讀到這兩段內容時，不妨放慢節奏仔細閱讀，好好瞭解一下這兩件差點改寫台灣歷史與命運的事件。
再者，我們透過這篇〈福爾摩沙紀實〉細膩而生動的文字描寫，對於這段被遺忘的台灣與西方之接觸史，或許剛好可以補上一課；關於一些鮮為人知的原住民風俗習性，也可以藉此機會有所認識。雖然平心而論，貝紐夫斯基在福爾摩沙這18天的紀事，有些情節看似誇張而值得進一步推究。但我覺得即便不拿它們當史料看待，純粹當作遊記閱讀，也是相當有趣而值得的。
本書除了這篇〈福爾摩沙紀實〉是摘譯自原著外，其他如〈幻滅的福爾摩沙之王〉、〈登陸福爾摩沙之謎〉、〈福爾摩沙島民之謎〉等篇章，則純屬我個人的觀點與論述。這三篇主要針對〈福爾摩沙紀實〉當中的關鍵描述進行探討考究，讀者不妨視為延伸題材來閱讀。
至於本書的完成，在此我要感謝一位我十幾年交情的匈牙利老友。他是「匈牙利地理博物館（MagyarFöldrajziMúzeum）」的館長Dr.KubassekJános，他慷慨提供了本書部分的匈文圖資。也正因為某次我拜訪博物館時，經他介紹貝紐夫斯基「福爾摩沙之行」的事蹟，才啟發我計畫著手撰寫本書的動機。
個人學能有限勉強草就此書，雖難免野人獻曝不自量力；我之所以膽敢提筆撰作，純粹基於對此歷史事件之好奇及求知。但我相信它的成書，對於國內有關貝紐夫斯基之研究，多少能添注一些助益，並開啟可能的新觀點。
本書全文約十萬餘字，計經兩年時間陸續成篇，於2014年2月終告撰作完成；感謝前衛出版社之編印出版，讓本書如今得以面世。唯自知僅憑旅居匈牙利之數年生活經驗以及有限資料的涉獵閱覽，本書之論述及觀點難免仍有未臻周全之處。職是之故，井蛙之見若或顧此而失彼，猶盼諸方大家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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