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桂琳．諾佛葛拉茲 -FindBook 找書網

03美麗與哀愁之地

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

從奈洛比到吉佳利需要兩個小時的航程，我們從廣袤、開闊的肯亞大草原，飛到了群山環繞的盧安達。從飛機窗口往外望，我深為非洲那千變萬化的景致而著迷，嘴裡也不斷我唸著盧安達首都那既簡單又可愛的名字：吉佳利，吉－佳－利。我的舌頭像市區附近的丘陵般起伏著。它聽起來像個女孩子的名字；我很喜歡它的聲調。

我們飛過一片無垠的灰藍天空，下面則是一條蜿蜒的黑色河流，纏繞著綿延的山丘，宛如一條躺在草地上的眼鏡蛇。那景致簡直美得讓人喘不過氣來。每一寸土地都被劃成一格一格的農田，裡面種著香蕉、高梁、玉蜀黍、咖啡和茶樹，一塊接著一塊，中間以紅土堆成的田埂相連，彷彿一床以各種不同深淺的綠色拼布所縫製而成的百衲被，鋪在整個大地上。

我們降落在吉佳利充滿慵懶氣息的機場。這裡只有一個航站，淺黃色、頂端向外開展的柱子，加上深褐色的屋頂，就像個方形的皇冠。一群人站在觀望台上拚命向下機的乘客揮手。事實上，飛機上並沒有多少的人，我知道接機的人一定遠超過抵達的旅客。雖然我知道自己一定不會看到任何認識的人，但還是往上看了看到底是哪些人站在那裡。

由於出關的人很少，不到五分鐘我就來到了行李輸送帶旁。一位高大、穿著聯合國藍色制服的司機正等著我。他名叫波尼斐司，負責接我到當地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簡稱UNICEF）辦公室。他膚色黝黑，鼻子很大，有張凹凸不平的快樂臉龐，混合著小男孩和大男人的表情。他說法文，但是帶著濃濃的非洲腔，幾乎每句話的尾音都上揚。

「妳對盧安達有多少認識？」他問道。不等我回答，他又搶著說：「妳一定要去看看我們的金剛大猩猩、國家公園，還有美麗的湖區。」

「這裡的工作怎麼樣？」我笑著問。

「當然，妳也可以工作。」他回答道。

我笑了出來。「這裡的生活似乎很不錯嘛，平常努力工作，週末還可以到處尋幽訪勝。」

「當然，」他笑著說。「但是盧安達人不會去那些地方，因為太貴了。但是我可以帶妳去，因為妳是外國人。」

這是一輛聯合國的車子，四輪傳動，白色烤漆、車門上印著熟悉的淡藍色的UNICEF標誌。十五分鐘的車程裡，一路繁花盛放，而這條主要幹道也顯得平坦而乾淨，但仍可看到城市裡到處都是紅色的泥巴路，蜿蜒在大大小小的山腳下。道路兩旁有許多漆成粉紅色、藍色、豔黃色的小房子，每家也都有一個小小的花園。路旁還豎立著各種保險套、肥皂、汽車修理廠、臉部漂白霜的廣告招牌，向當地窮人推銷他們還花得起錢買的各種能讓他們變得更白、更西化的商品。當時，這是一個還沒有電視的國家。一九八七年，消費文化還沒開始滲透到盧安達。

我們經過了一個滿是卡車、水泥廠的工業區，然後爬上一個小山坡，開往城裡。此時，我們眼前的世界突然一變，翠綠得讓人吃驚。豔紅的鳳凰木、紫色的非洲紫葳、黃澄澄的大花曼陀羅，彷彿有人突然打翻了調色盤一般。赤素馨花的香味飄盪在空氣中，頭上頂著籃子和香蕉的婦女，雙臀隨著微風左右擺盪。街上滿是花樹和香氣，鳥兒在花間、樹梢穿梭、跳躍：好一個迷你的天堂！

進入吉佳利市中心，我們爬上一條長坡道，經過一棟宏偉的大教堂，來到市中心最大的圓環，一間郵局坐落在三家盧安達當地的小銀行旁。我驚訝於這座城市的整潔與條理分明。一間黃色外觀的大型醫院、國會大廈，以及一整排的國際援助組織，整齊地坐落在市中心的大道旁，包括：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以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吉佳利和其他非洲國家的首都大不相同。當時她的人口只有二十五萬人左右。她沒有阿必尚的豪華與矯飾，也沒有奈洛比那種大都會的五光十色，或者是烏干達首都坎帕拉（Kampala）飽經戰火的殘破感。

另一些街道上，許多國家的大使館隱身於各式圍牆及鐵欄杆大門之後，其中包括德國、比利時、法國、俄羅斯、中國，以及美國。光看這些大使館所代表的國家，你就能了解盧安達所經過的殖民歷史。雖然這裡沒有重要的天然資源或海港，但只要搭直昇機，很容易就可以到全世界戰略礦藏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也就是擁有大量鈽礦、鈾礦等資源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即之前的薩伊共和國）。就是因為擁有這樣重要的戰略位置，盧安達才會在全球冷戰的棋局中，受到許多世界強權的特別青睞。

我們開上了一條泥巴路，最後終於抵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辦公室。它是一棟兩層樓的白色建築，有個圓形拱頂，外面也是一道鑄鐵大門，旁邊是一所小學，空氣中都是穿著制服的小朋友們的嬉鬧聲，小女生穿的是藍色短裙，小男生是卡其短褲，上衣則都是短袖襯衫。就在路旁，一個打著赤膊、穿著一條破爛短褲的小男孩正趕著幾頭長角牛。我們的車停在一部白色賓士後面。賓士車在此很常見，因為它是此地政府官員及高階外交官的正式配車。但是對絕大多數盧安達人而言，兩條腿似乎才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吉佳利的路旁總是擠滿了頭上頂著貨物的婦女、手牽著手的女學生，以及彼此勾肩搭背的男人。我很喜歡這個城市中略帶慵懶以及輕鬆氣息的氛圍。

抵達辦公室的那個下午，波尼斐司向我說明了兒童基金會的員工管理制度：「所有人都沒有車子，所以大部分盧安達員工都由基金會派廂型車在早上七點半前接到基金會來上班。中午有兩小時的午餐時間，所有人都會被載回就基金會附近的家中吃午飯，飯後再接回來上班。下午五點半，所有人會第四次坐上車，被一一送回家中，結束一天的工作。」

聽起來好像一天得開好多趟車呢。但我已注意到，基金會附近確實沒有幾家餐廳，更別提速食店了。此地也沒有四通八達的公共運輸系統，只有少數菁英階級才有私家車。因此，接送員工上下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波尼斐司陪我走上二樓去見UNICEF的盧安達辦公室主任碧爾姬‧巴莎妮（Bilge Ogun Bassani）。她是一位頗有權力、穿著優雅的土耳其女士，臉上帶著燦爛的笑容，握手結實有力。我們討論了一下我的任務：確認為盧安達女性提供貸款服務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協助她們規劃、設計出這個專為女性服務的金融機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將負責大部分的經費，並為我提供專屬辦公室和司機的服務。

碧爾姬相當有先見之明，她完全了解，像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這樣的機構，擁有足夠的權威為一項新的計畫提供正當性，同時也可以運用「顧問」的名義，為我提供一個創業家所需要的彈性空間。

「我希望為這裡的婦女做些事情，」她說：「女性太常被忽略了，但她們卻是我們接觸兒童最重要的管道。」她也了解，當地婦女必須賺更多的收入，才可能做出更多更好的決定。我很喜歡她。

碧爾姬領我下樓去到我的新辦公室。雖然我又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但是，這卻是我到非洲以後，第一次真正覺得或許自己終於找到一個家了。

向來自世界各國的同事們自我介紹後，我立刻打電話給薇若妮卡，就是最初邀請我到盧安達來的人。簡單寒喧後，她隨即為我列了一長串名單，都是我要做好這份研究必須要拜訪的人。我的法文已經進步了許多，但我仍然只聽懂了一半她所說的話。不同的是，這一次我不但沒有覺得受到威脅，反而更想把事情做好，也不怕與她釐清自己沒聽懂的問題。我們有了一個好的開始。

當我展開一項新任務時，一向會有一種奇妙的興奮感。我的任務很清楚，就是確認為當地女性提供某種金融服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對我而言，這個問題簡直多餘。這個國家有一半人口是女性，但她們卻沒有任何管道獲得任何的金融服務。專門為貧窮女性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當然是必要的。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讓理想成真。我的計畫是能跟多少人談就跟多少人談、能學多少就學多少，然後就直接開始打造這個金融機構。我當然沒有告訴任何人，這才是我的計畫與終極目標。我沒有必要把大家的期望值拉得太高，結果卻無法實現理想。

我的第一步是：拚命打電話，猛開會。薇若妮卡要我見了許多產業界的關鍵人物，以及盧安達僅有的三位女性國會議員──普登絲、康斯坦絲和愛格妮絲。至於她們的姓氏，我一個也唸不出來。

當我用我的三腳貓法文跟全吉佳利所有重要人物的助理打電話時，一位兒童基金會的外派人員跑來邀請我，當天晚上一起去城裡一對法國夫婦的家中吃飯。在吉佳利小小的駐外人員圈子裡，新來的人總是會受邀參加一些聚會，幫助他們調整腳步。我抱著探險的心情，高興地接受了這個邀約。

由於吉佳利質樸的城市風格，以及當地房子儉樸的外觀，當天晚宴中的奢華與精緻著實讓我感到十分意外。在這間裝飾得完美無瑕的房子裡，牆上、地上到處鋪著波斯地毯與非洲編織壁毯。一位女士穿著高級的絲綢裙子，其他人也穿著到高級餐館用餐的服飾。當女主人一邊奉上法國大餐、美酒之際，客人（大多是歐洲人）則對全球政治高談闊論，批評雷根、美國及盧安達的一切。

這些女人的晚宴裝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於是我向邀我前來的同事詢問她們到底是些什麼人？

「她們大多是國際援助機構或聯合國工作人員的太太，」她說：「她們無法取得在這裡工作的許可，有些人以義工身分做了很多重要的事，但多數人都窩在此地的鄉村俱樂部裡哀歎，希望自己身在別的地方。」

她調皮地說：「不過她們無聊的生活，也為這裡增添了不少婚外情的素材。」

一位滿頭金髮、有著一對深藍色眼珠、面容嚴肅，但看得出來工作得十分疲憊的比利時老兄，自告奮勇地為我簡介這個國家。「盧安達是個很有秩序、很有紀律的國家，」他說：「她被稱為『非洲的珍珠』並非浪得虛名。她也被稱為千山之國，到處一片翠綠。在這裡你很容易可以完成很多事情。這裡的人非常循規蹈矩，因為他們身上背負著三種歷史包袱──封建制度、殖民歷史及天主教傳統。這是很沈重的負擔，但也因此，開發計畫在這裡的成效比在非洲任何其他國家推動得都更順利。有時候我們甚至覺得過於容易了些。但是要小心，因為在紀律與進步的背後，常常也隱含著許多詭詐與欺騙。」

事實上，在未來的幾十年裡，我常會回想起他這句話。

※深入非洲珍珠的靈魂

隨著夜幕深垂，酒過三巡之後，大家開始聊起在盧安達碰到的許多悲慘遭遇，這些故事大多與他們的傭人或廚子有關。其中一個故事是有關一位管家，原本主人要他把車輪的鋼圈用鐵刷刷白，不料，他卻賣力地把整部賓士車都刷了一遍。另一個故事則是有關一位園丁在院子裡發現了一條蛇，但他卻決定把它「好好保管」在這位駐外人員的家中。這些帶有貶損意味的「當地人」的故事讓我感到不耐，在不支睡著前，我心裡還想著一個弔詭──一個外表如此美麗的國家，為何她的靈魂卻得不斷遭受到種族歧視、殖民主義、社會開發，以及地理上的隔絕等勢力的冷酷摧殘。

深處內陸的小國似乎也封閉了想法。這個晚上，談話的主題似乎一直圍繞在一些世俗瑣事上，不見任何人談論許多人在這個國家所達成的一些重要成果。我細細思考這些駐外人員的生活，發現這個晚宴上許多人都是一般人口中的「專家」，但似乎沒有人對盧安達或當地人民有太多的了解。我知道這只是一次單一聚會中的觀察，但這個派對上許多人臉上的無聊面容，卻讓我的心情變得極為低沈。

第二天一早醒來，我還在思索前一天晚上為何讓我感到如此之無趣。有些駐外人員似乎將低收入的盧安達人歸入了一個寫著「其他」的盒子，並認定他們是完全無力自救的人。然而，我們來此的目的不就是要創造一些真正的機會，而這些機會能夠成功的唯一要素，不就是我們必須對自己所服務的人群具有真實的信心嗎？我決定自己未來必須遠離這些毫無熱情，專事冷嘲熱諷，或只是以非洲為事業跳板的人。我也決定，自己絕不會只當個駐外人員。我發現，如果一個人一直把自己當個過客或局外人，沒有下定決心，埋鍋造飯，承擔責任，那麼失去熱情，變得心存譏諷，只是遲早的事情。我也開始了解，為什麼自己會深受為在地婦女提供金融服務的想法所吸引。因為我發現，此事除了關乎社會公義之外，藉著貸款給這些婦女，而非直接給她們救濟金，我們也等於向她們表達了一種極大的期待，為她們提供了一個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的機會，而不只是等待著「專家」來餵給她們一些她們不見得真正需要的東西。

我的想法改變了。雖然當初要來非洲時，我曾經對於自己針對婦女提供協助的工作性質並不十分認同，但我卻漸漸明白，如果我們支持了一位婦女，就等於幫助了一個家庭。我當時也發現，在談到國家發展時，我實在非常討厭「專家」這個稱號，而且至今依舊不喜歡它。

現在，我所要考慮的問題是，盧安達是否已經準備好要為在地婦女提供金融服務？也就是說，我們能否找到足夠的人和機構來支持這個做法？同時，我也懷疑，尤努斯在孟加拉創立的「窮人銀行」是否適合盧安達。孟加拉有一些盧安達所沒有的東西：貿易的經驗及團結的人民──尤其在與巴基斯坦戰爭之後，孟加拉的人民產生了極為強烈的國家意識。我所讀過的有關盧安達的一切都告訴我，盧安達一向是個封建制度的國家，大部分人民都以農牧為生。有些民眾為了生活所需，確實開始進行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易，但除了集中在吉佳利的穆斯林人口外，盧安達人對貿易並不熟悉。我列出了一長串的問題，準備向人請教。我第一個討教的對象，就是我的研究夥伴薇若妮卡。

波尼斐司送我去到吉佳利的家庭暨社會事務部。我們經過一條昏暗的走廊，探頭進每個房間尋找薇若妮卡。然而，在我們找到她之前就先聽到她那渾厚的聲音。薇若妮卡的辦公室內擺了兩張黑色的辦公桌，上面堆滿了文件、書籍，有些已經泛黃，顯然已經在那裡有一段時間了。

在那昏暗、破舊的辦公室裡，一位穿著長裙及黑色平底鞋的女子，害羞地站在薇若妮卡身後。她體形矮小，有一張大大的臉蛋以及咖啡豆一般黝黑的皮膚。她有一雙大眼睛，投射出溫柔的目光，正好配她露出大大齒縫的笑容。她的頭髮向後梳，髮尾翹起宛如一個稀疏的頭冠，身上唯一的配件就是一只婚戒以及脖子上一條小小的十字架項鍊。

她害羞地自我介紹：「阿瑪庫魯（Amakuru），賈桂琳。我的名字叫宏諾拉塔。」

「妳好。」我用法文回答。

此時，我親愛的法文老師薇若妮卡笑著推了我一把。「妳現在應該說依美薩（Imeza）。當有人對妳說阿瑪庫魯時，妳應該回答依美薩才符合禮節。」

「依美薩是什麼意思？」我問道。

她又笑著在我背上捶了一下。「問題可真多呢！」她解釋說：「其實非常簡單，阿瑪庫魯的意思是『有什麼新鮮事呀？』，就等於「妳好嗎？」回答依美薩，就是告訴對方一切都還好。」

「如果一切不只是『還好』呢？」我故意逗她。

她一邊搖頭一邊大笑，我知道我們將成為好朋友。我伸手去跟宏諾拉塔握手，她卻忽然用她的右手拍我的左肩，左手拍我的右手肘，我還沒會意過來，她就將自己的臉湊近我的右頰。我的身體隨著她的動作自然前傾。接著她又換邊做。這個姿勢剛開始讓我覺得有點怪異，但雙重的擁抱比起簡單的握手，確實親熱得多。

整個過程中，宏諾拉塔一直在偷笑，還不時用手摀著嘴。她是個非常低調的人，但對於幫助當地女性改善生活似乎有著極大的熱情。雖然薇若妮卡是比較熱情有力的溝通者，但我發現，宏諾拉塔才是真正了解我們應該拜訪哪些人、知道該給誰打電話，以及排定行程的人。她陪著我進行所有的拜訪，同時一路為我進行盧安達的口述歷史。

當我告訴薇若妮卡和宏諾拉塔，除了她們為我列出的政府部會、非營利組織負責人以及聯合國的援助機構外，我還希望去拜訪一些番茄小販、企業老闆以及神職人員時，她們顯然有點困惑。這些女性才是我們最終要服務的對象呀，所以為何我們不直接從她們身上著手，深入了解她們的需要？她們兩位最後同意了我的想法，而宏諾拉塔更進一步建議，我們也應該去拜訪一些她所認識的女性團體，和她們進行一些溝通。

計畫前期，我的行程表上滿是會議、非正式討論，以及從旁觀察這個世界如何協助吉佳利的婦女。我們詢問許多部會首長及發展工作者有關他們對當地女性所進行的經濟援助計畫，我們發現，其中大多數是發放救濟金。多位政府官員告訴我們，他們打算推出一些計畫，為數百萬婦女提供玉米研磨機，以及其他各種「節省勞力的設備」。我當時立刻想起自己看過一張照片，上面是一個騎在一頭驢子上的男子，旁邊走著他的太太，頭上還頂著一大堆木頭。「你們打算為哪些人誰提供節省勞力的設備呀？」我直接問道：「而我們又怎麼知道這些設備確實是她們所需要的東西？」

最後，大多數人都同意，我們應該進行一項實驗。我們到那三家銀行中分別坐了好幾個鐘頭，沒有見到一個低收入婦女踏進銀行大門，但吉佳利市場裡的婦女卻告訴我們，她們有時得付給高利貸業者高達一○％的日息來維持生計。顯然，我們走對了方向。

大家意見有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們是否應該向這些婦女收取利息？這也是當時全世界所有的微型貸款機構都在辯論的一個問題。我們碰到許多國際機構的工作人員，他們堅持認為，向世界上最貧窮的人收取利息，簡直是一件極不公平，甚至就像是放高利貸的行為。

一位女士直接問：「妳們要如何說服自己去賺取、剝削那些最窮的人的錢？」

雖然我們一再說明，這是非營利組織，我們無法負擔貸款業務的成本，但解釋通常完全無效。

「這些婦女沒有抵押品可供擔保，」一位部長則質疑：「妳們怎麼知道她們是不是有還款的能力？」

「你們對這些婦女發放救濟金時，根本就不期待她們還錢，所以只要有人還款應該就是一種額外的收穫吧！」我們說：「更何況，全世界其他微型貸款機構的經驗都顯示，貧窮婦女真的都會還款。」

當我們回到市場把這個消息告訴當地婦女時，她們知道有一個願意以較低利息提供她們貸款的計畫，簡直興奮極了（當時我們還不知道利息是多少，但絕對比她們當時付的低很多）。我們也決定協助她們學習一些技藝，幫助她們結合其他婦女一起合作。事實上，這些婦女才是我們最仔細聆聽的對象。

幾天後，宏諾拉塔、薇若妮卡和我決定，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資料。當地婦女需要這項貸款計畫的原因有二：一是她們根本沒有擔保品，因此無法向一般銀行借款；二是她們的收入真的太低了，達不到一般銀行還款能力的門檻。這些婦女本身當然都希望獲得貸款的管道，但是我們知道，任何事情都會有反對的意見。事實上，這個想法最後反而成了我們為這個機構命名的靈感：獨特應變（Duterimbere），意思就是，懷抱熱情、勇敢前進。而在這個時候，一群陣容強大的「創辦人」已逐漸浮出檯面。多位吉佳利的女性領導人堅定支持在當地成立一個微型貸款機構的想法，而且願意全力促成此事。雖然我們還得研究許多細節，但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已然成形。

然而，即使是面對「獨特應變」的創辦人，我們還是得面對是否該向貸款的婦女收取利息的問題。有一次，與幾位創辦人開會時，我仍被要求要說明，為什麼我們必須要賺這些貧窮女性的利息錢。

「事實上，我們不是要賺她們的錢，」我再次說明：「至少短期間內不會。長期而言，如果我們真的能夠自負成盈虧，將可以有更大的成長空間，成為一個可長可久、自給自足的機構。我想請大家將收取利息這件事，看成是幫助這些婦女學習未來與主流金融機構互動、接軌的一種練習。這樣的做法能幫助她們建立真正的事業，而且她們自己想要這種貸款的機會！難道各位不認為這些貧窮婦女有成功的潛力嗎？」

「她們當然有成功的潛力。」一位女士很快回說。

「那麼，就讓我們給她們一個機會，向我們以及她們自己證明她們有多大的潛力吧。我相信，一段時間之後，她們將有能力借更大筆的資金。有生以來第一次，她們將擁有自己的信用紀錄。」

我們的創辦人團隊決定不顧一般人的想法，決心相信這些婦女的潛力與能量，同時相信，有朝一日，這些婦女將成為主流經濟的一部分。我們確定要向她們收取接近一般商業銀行的利息。

我們的機構慢慢成形，但還有一項最重要的工作：我們必須與政府建立起良好的關係，以便擁有更穩固的基礎。我們與政府建立良好關係最重要的武器，就是那三位強而有力的女性政治家的支持。普登絲、愛格妮絲，以及康斯坦絲是盧安達國會中僅有的三位女性國會議員。她們也是一九八七年盧安達剛開始建立現代化政治體制時，在社會上獲得重要發展機會的第一代女性。

當時，盧安達正式獨立還不到三十年，女性所擁有的權利仍遠少於男性。這三位女性議員在六十人的國會中屬於極少數，但她們強韌、有遠見、幹練，卻正在為盧安達年輕女性的未來鋪路。

※領袖、夢想家與政治家

三位之中，普登絲似乎政治基礎最深厚、動力最強，也最有權威。她每次都準備了充分的資料來參加我們的會議，和參與決策的各路人馬也都十分熟稔。她提醒我們，要創辦專為女性服務的新金融機構會對許多既得利益者構成威脅，因此我們每走一步都要特別小心，手腕也得特別靈活。

「我夢想著有一天，」她告訴我：「盧安達女性將能擁有更多權力，我們能享有男人在社會中所擁有的權力與尊嚴。妳知道嗎，我覺得這一天不遠了。」她一面說，眼中閃爍著經常可見的光芒。

我非常仰慕她。

普登絲很喜歡與我一起下鄉。她結實的身上總是穿著長袍，帶著一股莊嚴的氣質，而且完全不與她仁慈的本性相衝突。她常以溫柔而有韻律感的聲音，夾雜著廬安達的各種俚語講述一些故事，為山腳邊最窮困的婦女帶來一些人生的指望。因為她總是說盧安達語，我幾乎聽不懂半句，但我真是喜歡看她揮灑自如的樣子，感覺她渾身所散發的自信，以及她為身邊的貧窮婦女所帶來的溫暖與安慰。

普登絲與當時的盧安達總統哈比亞里馬納（Juvenal Habyarimana）都來自於盧安達北部，所以能打進政府高層的圈子裡。她對自己身為女性的優勢非常自覺，而且絲毫不怕利用這些優勢。「要獲取一個男人的信任，」有一次她教我：「妳可以假裝替他撢掉肩膀上的一些小灰塵。這會讓他覺得妳注意到他了，而且對他有好感。這可以讓他卸掉一些心防，而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不是嗎？」

如果普登絲是最具遠見的女性代言人，那麼，康斯坦絲就是一匹最堅毅的騾子。她是一位有著一張圓圓臉，雙頰上還架著一副圓形絲框眼鏡的修女，永遠穿著她的修女服。她不只以禱告，還全心以行動來服務窮人。雖然她是一位國會議員，但每天一定會花許多時間在她最愛的教會及婦女團體上。有一次，當我需要與她討論新機構的運作架構時，她請我直接到她的教區去找她，因為她正忙著做某件事，而她希望我能親自去看看。

波尼斐司載著我來到吉佳利的市郊。我們看到一間磚造的教堂佇立在玉蜀黍田和向日葵花田中央。我們停了車，我直覺地往葵花田中走去，尋找我最摯愛、穿著修女服的國會議員。她跳著向我走來，和孩子們一樣兩手不斷揮舞。她的臉龐在太陽底下散發著快樂的光芒。

「那些向日葵完全比不上你燦爛的笑容。」我向她大喊。

康斯坦絲大笑。「快別這麼說！妳能來這裡看這些美麗的向日葵，真是讓我太高興了，」她也大聲說：「它們簡直美極了，不是嗎？」

「真的！」我和她一起大笑。「它們簡直太美了！但是妳要拿它們來做什麼呢？」

康司坦絲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只抓著我的手，兩人像小女孩一樣蹦蹦跳跳地穿過葵花田，而我也一路讚歎這些向日葵有多美。然後，我們來到一個穀倉，裡面有許多小男孩正踩著一圈固定的腳踏車，藉此合力轉動一台看來十分原始、拼湊出來的機器，慢慢將葵花子榨出油來。

「很棒的運動，對吧？」康斯坦絲露齒而笑。

「康斯坦絲，這是妳的工廠嗎？」

「這並不是我的工廠，」她說：「但妳也知道，我一直是透過教會來支持這些為婦女增加收入的計畫。這是我心之所繫，也是我全力支持在盧安達成立女性微型貸款機構的主要原因。在這裡，婦女種植向日葵，然後把葵花籽榨成葵花油販賣。或許這也能成為我們銀行支持的企業之一，妳說是嗎？」

「聽起來很有意思，」我說：「但我對葵花油的事一竅不通呢。這些土地是屬於教會的嗎？這些婦女是分享所得的利潤，還是賺取工資？妳知不知道如果她們直接賣葵花籽，可以賺多少錢？她們賣葵花油，又可以賺多少錢呢？」

康斯坦絲看來有點不好意思。「我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是看看那些認真工作的婦女，還有那些孩子。妳知道，她們需要這些工作機會，而她們現在還能回饋鄉里呢。」

「康斯坦絲，」我摟著她的肩膀笑著說：「我並不是說這不是個好的計畫。我只是想更深入地了解其中的數據，以便確認：第一，這些婦女和孩子是否可以指望獲得一些工資；第二，這個計畫如果沒有人贊助，是否能夠自己撐過一季。如果妳們必須每年依靠外來的贊助，那麼，這個計畫就只能在有人贊助的情況下才繼續得下去。但是如果我們能夠讓這個計畫自己賺錢，那麼，不管別人是否願意繼續贊助，這個計畫都能長久經營下去。」

「如果能這樣，那就太棒了，」康斯坦絲說：「我或許沒什麼生意頭腦，但是我真的很喜歡看到大家都有工作可做。」

我告訴她，我希望能看一下種植向日葵和把葵花籽榨成油的一些相關價格和數字，以便瞭解這個計畫是否可能變得更健康，以獲得貸款的支持。因為我看過太多類似的計畫，雖然立意良善，但卻無法長久，原因之一就是贊助者並沒有太大的興趣知道，這些計畫是否能夠成為可長可久的事業；他們常常支持一些不太有可能轉變成為企業的計畫。但是，我對這個計畫仍然抱持著希望。

康斯坦絲說得沒錯，她確實沒什麼生意頭腦，但是，她的心卻是純金打造的。而她決定在行動中而非只在禱告裡尋找上帝的大能，也讓我深深感動。然而，經營管理確實有它無情的一面。我發現，原來葵花田計畫是源自一位加拿大贊助者的想法，而康斯坦絲當然非常樂意接受他贊助的經費，來嘗試他所提出的計畫。然而，當我們拿她的小農莊和全球葵花油的價格比較之後，我們很快發現，除非她們能大幅增加葵花田的面積，否則，這個葵花田計畫恐怕永遠只能維持它慈善的性質。

「除非妳的贊助者願意每年付出更多的捐款，否則，這個計畫恐怕無法真正成功。」我說。

「但上帝會供應我們一切所需。」她說。

「這又要另當別論了。」我說。

最後，康斯坦絲決定，她真心希望她的朋友們能夠獲益更多。她自己下結論說，葵花田計畫確實是一個教導當地婦女如何栽種向日葵、處理葵花籽的好方法，但從長期眼光來看，它確實很難成功。同時，它也將無法符合我們的貸款條件，因為我們貸款的對象，主要是那些能夠由盧安達人自主經營，而且可以長遠改善人們生活的小型企業。

我們做的是貸款業務，不是慈善贊助。「貸款感覺起來好像沒有贊助來得好，」康斯坦絲跟我說，「但卻能夠讓我們的婦女學得更多、變得更有能力。」從那時起，康斯坦絲就成了我們這個新機構的最佳推銷員，她努力讓富人與窮人都了解，給予個別婦女貸款的機會，可以讓她們真正發揮潛力、改變自己生活。她會告訴大家說，「我們不是白白送她們『禮物』（又做「能力」之意），」而是將她們內心真正的『能力』激發出來。」

愛格妮絲，我們的第三位女性國會議員，則是這個鐵三角中真正的政治高手。她不是一個會真正下田工作的人，但卻常常到偏遠地區去，以演講為民眾打氣。她對我們的機構非常慷慨，對自己所允諾的支持也絕對做到。但我覺得她也很愛自己的位置──國會議員的頭銜、盛大的排場，以及演講時擁有一群熱情聽眾。她想要提升女性經濟能力及社會地位的熱情非常真實，但虛榮心及自戀同樣也是她的本質。

領袖、夢想家、政治家，這三位女性為我們的新機構提供了份量、能見度，以及熱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背書當然也強化了我們的可信度，但我們同時也獲得了許多個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了安妮‧慕格瓦尼薩（Annie Mugwaneza），一位白皙的比利時女性。安妮有一頭及肩秀髮，剛好圈住她滿是雀斑的臉龐。她也有一對深邃的眼睛及金色睫毛，但我從來沒在她臉上看過一絲化妝品的蹤跡。她每天穿的，就是藍色棉布裙加上白色襯衫或T恤，她的一切就和她的人一樣低調。

安妮原來叫作安妮‧羅蘭（Annie Roland），我遇見她時，她已在盧安達住了將近二十年。她原先來盧安達擔任傳教士，後來與一位高大、英俊的盧安達男子尚恩‧慕格瓦尼薩（Jean Mugwaneza）墜入愛河。他們決定互許終身後，安妮從此未再離開過盧安達。嫁給一位盧安達人意味著如果他們後來分手，除非獲得丈夫的同意，否則盧安達的法律將不允許她將孩子帶出國，因為依照盧安達的法律，孩子是父親的財產。我從來沒問過安妮，當她決定嫁給尚恩時，是否曾經思考過未來可能產生的問題。她看來永遠是那麼享受自己的生活，而且對盧安達全然投入。

安妮生了好幾個兒子，這讓她有了較有高的地位，因為盧安達人極為重男輕女。安妮是位好媽媽、好妻子，而在為當地女性謀福利時，也會變得十分坦率直言。當我們在尋找贊助者及不同機構來協助我們進行組織規劃及人員訓練時，類似安妮這樣的女性小團體，一直為我們擔任前鋒的角色。我們一起擬定了內部章程與細節，並訂定未來六個月的工作計畫。我已經延長了我在盧安達的簽證，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同意負責我一切的費用。我從兒童基金會的房舍搬出來，在一位加拿大援助工作者的家中租了一個房間。這棟寬敞的房子裡，牆上掛了一整張斑馬皮，屋後則有個大花園，而且不時會有些蛇類朋友來造訪。

我繼續不斷了解這類組織的運作模式。有一次，為了一項「社會動員」行動，兒童基金會聘請了一位非常昂貴的義大利設計師為她們設計海報，用以說服當地婦女帶孩子去接種疫苗。那張海報上有許多婦女與小孩的美麗照片，也以盧安達語印上簡單的訊息，說明讓每位孩子都接種疫苗的重要性。這張海報非常完美，只不過盧安達女性的識字率極低，即使海報用的是盧安達語，傳播的效果恐怕也有限。比較好的做法或許是以圖片或漫畫來說故事。或許，更好的方法是將這些資訊編成歌曲，讓當地婦女在山腳下走路時邊走邊唱，以此一傳十、十傳百。光是觀察這整個過程，就讓我開始思考未來要如何以不同的方法來設計我們需要傳達的訊息及計畫──如何不以固有的思維來做事，而是仔細觀察當地民眾的生活模式及溝通方式。

我的「學習曲線」其實是一條陡峭的「直線」，但我也因此很快地迷上了這個國家。週末時，我常覺得自己就像個探險家，四周都是來自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漢，每個人都努力探索生命的極致。他們也都非常年輕，和我來此第一次晚宴上碰到的人大不相同。這些人心中充滿希望，工作非常努力。我們基本上是美、加、義大利、法國人的混合體，還包括一位奇特的薩伊音樂家李奧諾（Leonel）。李奧諾寫了一首歌叫做〈好個愜意的吉佳利〉，我們常會在尼亞米蘭伯一家黑漆漆、狹小的「宇宙夜總會」裡，隨著這首歌及其他歌曲起舞。

我們也常到一個叫做「藍都之家」的當地餐館去吃烤肉串、烤香蕉，配正宗的盧安達啤酒。午休時間，我會在吉佳利高低起伏的街道上慢跑，後面則跟著一大群小孩，笑著喊說：「Muzungu,，Muzungu！」也就是「白人」的意思。當地歐洲人都覺得，我在日正當中帶著隨身聽慢跑的行徑簡直瘋狂，但後來他們一致認為，只有無厘頭的美國人才做得出這種事。

我仍保留著奈洛比的那間便宜公寓。因為原先我只計畫在吉佳利待三個星期，完成我的可行性報告後可能就得打道回府了。然而，我的停留時間隨著工作的不同階段而一再展延：我得再多待半年，等到這個階段穩定後才能離開……。由於覺得自己只會在此短暫停留，所以我常借住朋友家，或有時租一個大大的空房子自己住。

由於家中既沒電話也沒電視，反而讓我讀了不少的書，包括葛蒂、柯慈、阿奇貝，以及提昂哥等人的作品。我深深愛上了這些非洲作家，迷戀上他們質樸的文字以及豐富的書中世界。每到週末，我和朋友常會擠進吉普車裡到處跑，。有時週六一大早上路，開上七個小時，前往薩伊共和國造訪瑪希希區（Massissi）青翠、繁茂的山區，一路玩到星期天晚上再開夜車回盧安達，根本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我們也常去以風景綺麗聞名於世的基伍湖（Lake Kivu）釣魚、玩風帆板，然後開車穿過阿卡蓋拉國家公園（Akagera National Park），可惜這裡在一九九四年的盧安達大屠殺中遭到極大的破壞。我們也會開車去蒲隆地的首都布瓊布拉（Bujumbura）街上閒晃，在湖邊大啖當地的炸小魚和薯條。對菁英階級而言，盧安達確實可以讓你在全世界最美的地方，進行最棒的探險之旅。.

※隨自己的節奏起舞

但盧安達也是個美麗與哀愁並存的地方，她給了我這一生最奇妙的一些經歷，但生活在吉佳利，你也常會遇到一些幾乎會讓人精神分裂的事。開創新事物簡直是一種包山包海的挑戰，讓我每天過著工作長達十六個小時的生活。而使用一種陌生的語言，在一個遠離家鄉、做任何簡單的事都會讓人嚴重受挫的地方，對我而言，簡直是一種痛徹心扉的挑戰。無數的夜晚，生活周遭所看到的不公義，常常讓我突然心頭一陣重挫。除了寫信，別無對外溝通的管道，也常讓我感到全然孤絕。有些晚上，我是在極度疲憊及挫折的淚水中昏昏睡去，因為覺得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似乎並不想看到就在他們眼前的可能性及機會。在這種時刻，我會在音樂中尋求慰藉。彼得‧蓋布爾瑞、蜜雪兒、卡洛金、凱特‧史帝文斯因此也都成了我在寂寞夜晚的親密戰友。

早上的情況通常比較好。我會在破曉時分出門慢跑，回來時已是神清氣爽、精神振奮。一段時間後，我和這些盧安達女性的合作已大有進展。在吉佳利，大家心中洋溢著興奮之情，因為一個專為女性服務的金融機構已經慢慢成形，而它背後真正的推手竟然大多都是當地人，而非只是一些外國人。幾個月之內，我們的機構完成了註冊登記、確立了內部章程、組成了董事會，而且募到了一些來自當地的贊助經費。我們有了基金，蓄勢待發。

一天晚上，新機構的創辦人聚集在「婦女網絡」（Women’s Network）的辦公室中，共同宣布「獨特應變」正式註冊成功。四十個女人差點擠爆了那間小小的辦公室。當時空氣中簡直電光火石、活力四射。再一次，我感到歷史正在自己眼前發生，不同的是，這一次我也是創造歷史的一份子。普登絲介紹我上台之後，我開始以法文演說，聲音中滿是決心與興奮之情。所有人都伸長了脖子看著我，在整個演講過程中不斷鼓掌。我深深陶醉在踏出第一步所帶來的喜悅之中。

會後，穿著紅白相間長袍、頭髮高雅地向後梳起的普登絲，用少女般的嘻笑語氣對我小聲說，她覺得大多數人恐怕只聽懂了我不到一半的演講。「妳的法文有時真的很有趣，」她說。但是，她立刻補充，至少每個人都完全感受到了我的熱情，她們的鼓掌是因為我的熱情，而不是因為我的語言能力。

我為自己的法文依舊沒有太大長進而深覺羞愧，並向普登絲誠懇道歉。普登絲笑著將她的雙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直視我的雙眼。

「永遠不要為這樣的小事擔心，」她對我說：「語言能力與妳所說的話沒有太大關係，真正重要的是妳說的方式與態度。每個人都了解妳所做的一切，即便語言有時無法完全表達。」

她繼續說：「再告訴妳一件事，我們都非常喜歡妳跳舞的樣子，因為妳是隨著自己的節奏在跳舞。」

儘管沒多少人聽懂我的演講，我們的新機構還是順利開張了，日後也將成為盧安達最大的一間窮人銀行。雖然我們還沒批准任何一筆貸款，但我們已經有了管理架構、資金、合作夥伴，以及無以估計的熱情與投入。我們是一個真正由盧安達女性為自己身陷貧窮的姊妹們所成立的在地機構。

協助「獨特應變」站穩腳步後，我仍然無法離開，因為我還得協助它順利跨出步伐。我的合約再度獲得延長，我也決定回奈洛比一趟，好多帶幾件衣服回來，還有一些我最心愛的東西。我很清楚，我們在盧安達的工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即使那些理論比實務強得多的「專家」一再告訴我們，當地婦女真的很窮，不可能捐出任何金錢給我們，我們還是決定邀請盧安達女性捐出一點自己的錢。雖然當地婦女確實很窮，但幾乎每一位我們碰到的婦女都捐出了她們負擔得起的一些小錢。這個做法協助我們建立了與當地人真正的夥伴關係。

我們的創辦人把她們的信譽、時間，以及可以找到的任何金錢都押在這個計畫上了。在我們向當地人募到一些基金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決定提供我們第一筆五萬美元的贊助款。碧爾姬大力支持我們，為我們提供臨時辦公室、必要時的司機服務、正式的機關印章，還有我的薪水。我也因此了解到，要讓創新的想法變成事實，儘早將不同的人拉進行動計畫中，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

現在，我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決定如何操作貸款業務，以及如何把錢收回來。這事聽來可真是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