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穆爾‧杭廷頓

軍人與國家 　

　　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名教授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軍人與國家》這本書是在1957年出爐，1988年再版。時隔半個世紀，至今它仍然是軍事政治學或文武關係理論上廣受重視與引証的經典之著。1997年的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Sept/Oct,214-37)將他這本書選為最近75年來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其中軍事、科技類6本中之一。伊利奧．柯漢(Eliot A. Cohen)負責軍事、科技類各書的簡介。他將杭廷頓這本書與芝加哥加大學社會學教授莫里斯．簡諾維?(Moriss Janowitz)的《專業軍人》(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1960)一併介紹。

　　根據柯漢的簡介，這兩本重要著作呈現出對於軍事專業和它與民間社會關係的兩種分歧的見解。就杭廷頓來說，軍人和政治家之間的緊張關係，其根源在於專業主義的本質。他將軍人心態（military mind）描述為具有保守的、現實主義的和悲觀的人類本質,提出以「客觀統制」(objective control)作為文武關係最適宜的形式。這種文人統制(或稱為「文人領軍」)形式是以盡力擴大軍官團的專業主義，包括軍官團在一種清楚界定的軍事氛圖內的自主性，來達成目標。簡諾維?是美國軍事社會學的開創者。他提出不同的觀點，辯稱軍官團已產生一種根本性的轉型，即他所主張的「保安警察」(constabulary)模型，也就是說，軍隊逐漸轉變成類似警察武力，在嚴密掌控和受到限制的環境下來組織和運用暴力，並與他們所保護的社會保持緊密的連結。柯漢認為，這兩本出色的著作，看法不同，但都包含了對處於紛亂時代的軍事專業最具洞察力的評價。

　　西方學者對文武關係的研究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但對這一主題或領域作進一步分析的特定興趣，要到1950年代末期以後才得到真正的發展。?最重要的發展即表現在上述兩部經典著作。這兩項研究共同的一個宏觀面觀點，強調了軍官職業是一種專業，具有某些增進效率和責任感的特質。

　　在《軍人與國家》這本書中，杭廷頓認為軍官階層是一種充分發展了的專業，因為它相當程度地顯示出理想型專業模式的三個主要特徵：專業技術、責任感和團隊意識(1957, 8-10)。不過，軍隊是在一個無視於政治或其它非軍事性考慮的政治環境裡實現它的目的，所以它的專業主義可以總結為具有運用致命性暴力的專門知識和技術能力，自我認同的團體意識，以及對更大團體的最終責任感。

　　根據杭廷頓的看法，只有涉及和致力於暴力管理的重要知識和技術的軍官才是軍事專業人員。這意味著，像軍中被派任的律師和醫生，以及招募來的士兵，都不能被分類為軍事專業人員。而且，後者的特徵來自，並且是由軍事任務的內容和功能所造成的。因此，專業軍官尤其應服從和效忠於國家的權威，增長軍事知識與技術，致力於運用其技術保障國家的安全，並且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他的專業承諾意識是由反映了一套精心灌輸的價值、態度，亦即軍事倫理，所塑造成的。這些被認為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專業觀或軍人心態，其特徵是「悲觀、集體主義、歷史傾向、權力取向、國家主義、軍事主義、和平主義和工具主義－簡言之，是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1957, 79)。杭廷頓從利益團體政治觀點建構他對文武關係的分析途徑，文武關係成為多元政治系統的次系統；因此，文武關係最多問題的核心就是武裝力量與社會中其它團體之間相對權力的問題。杭廷頓主張，軍官團越專業化，就越可能成為有效率執行國家政策和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工具。主流的政治信念影響了文武關係的本質。杭廷頓認為，保守的意識型態(而非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或馬克斯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軍事倫理和專業主義最能兼容並蓄。

　　杭廷頓關於武裝力量對美國社會民主政治的影響倍加關注。他在《軍人與國家》這本書中，不僅對軍隊與政府關係的重要性進行分析，同時還建構了這種關係的理論。一則為美國處於主導地位的文武關係提出解釋，再則也為同樣關注軍隊影響力上升的其他國家提供了指導原則。杭廷頓的特殊理論貢獻，在於對有關外部與內部防衛的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度層面和運作層面加以區分。制度面著重處理「運作政策的制訂和執行的方式」(1957,1)。國家安全決策包括政府制度、軍隊本身，以及政治實施過程。國家安全的目標是在不犧牲其它社會價值的情況下獲得確保，這一目標的達成，有賴於軍隊功能需求與公眾的普遍社會價值之間取得一種適切的平衡。

　　杭廷頓試圖找出防止武裝力量干預民主政治運作和人民自由生活的途徑。他的核心概念就是透過軍事專業主義來達到文人統制。根據他的看法，專業主義是達到文人統制軍隊的關鍵。在客觀的(objective)和主觀的(subjective)兩種文人統制方法中(1957,80-84)，前者是儘可能地培養軍人的專業主義，使軍人自發性地服從文人領導，以達到文人對軍隊的統制；後者則是最大限度地擴張文人權威，嚴密掌控軍隊。杭廷頓認為，以專業主義為核心的客觀統制方法遠比主觀方法可取。與其將文人的價值觀和指令強加給軍隊，因而對軍隊的效率和國家安全造成傷害，不如激勵軍人認清自身從屬於國家的身份，從而提高軍隊的效率。

　　杭廷頓的理論顯示，美國對軍隊與社會關係的態度的變化，反映在戰後由19世紀的自由主義向「新保守主義」(new conservatism)的轉變。自由主義哲學對於軍隊一直抱持敵意，總體上著重主觀統制方法和軍人的文人化(civilianization)，而新保守主義則認為，如果國家安全要得到保証的話，擁有高度專業技能的軍隊是必要的。作為軍人倫理的專業主義，在實際保障安全需要和適當文人統制之間的平衡，提供了某些保証。因為倫理是一種責任理想，意味著軍隊負有最高標準的防衛和戰備的承諾，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義務不是去實行或採取與其服務的社會價值、社會選擇相抵觸的政策與行動。

　　儘管杭廷頓這一本書被認為是文武關係這一領域的經典之著，他們建構的文人統制這一模型也廣被引用，但仍然有其局限性，招致不少批評。首先，同樣重視軍事專業主義的簡諾維?，就不認為軍人能保持政治中立。他指出，由於社會變遷和科技發展，軍隊的規模和運作方式已在改變。軍隊的領導方法和它與社會的關係，也都在轉變。軍隊與社會和政治的關係相當密切，換言之，軍隊事實上無法只被限制在軍營中從事戰備與訓練，或只是對外擔負抵禦外侮的安全任務。也因此，他在書中提出了政治作戰的概念、軍民關係和新型公共關係，凸顯了軍隊無法完全與政治和社會隔?，反而深受其影響(1960)。

　　此外，簡諾維?認為，傳統的專業主義見解已因戰爭本身的改變而顯得薄弱。例如，作戰機器的複雜化已削弱了軍事和非事組織間的界線，軍事機構更具有任何大規模組織的典型特?(1960,15)。他認為杭廷頓的「客觀文人統制」概念在世界大戰年代有其意義，但核子革命導致了「軍人與文人組織的聚合（convergence）」。他所提出的軍官階層的「保安警察概念」，主張審慎評估情勢中有限使用武力(1960,418)；以及區分「胸懷傳統主義和榮耀的英雄式領導者(heroic leader)與重視科學和理性從事戰爭的軍事管理者(military manager)」(Ibid,21)。換言之，簡諾維?認為，掌握強大軍事力量的武裝部隊，其任務已擴大或轉型到兼顧類似警察使用非武力的執行方式；軍事領導者也應具備民間企業組織的管理能力。這一趨勢顯示了文人與軍人之間的聚合而非杭廷頓所認為的文武間的分離(divergence)。

　　繼簡諾維?之後，塞繆爾．范納爾(Samuel E. Finer)也提出批評。他並不認為軍人專業主義能夠防止軍人干政，它反而往往是軍人干政的動機。前述杭廷頓認為軍官專業化程度愈高，愈能投身軍事專業技術工作與訓練，也就愈不會去涉及與他們無關的政治性政策議題。換言之，要防止軍人介入政治最好的辦法就是鼓勵軍官們「完全地」專業化，如此便能使他們保持「政治無為和中立(politically sterile and neutral)」(Huntington 1957,84)。但是，范納爾不以為然。他認為杭廷頓所主張的作為軍事專業主義之本質的政治無為或政治中立，事實上，經常使軍隊與文人權威產生衝突。他所持的理由是，第一，軍人自覺得本身是專業，可能導致他們自視為是國家僕人，而非掌權政府的僕人，他會將國家社群看作是一種永續的團體而政府機構則是暫時的在職者；第二，專業化的軍隊極力保護它的集團地位和特權，亦即渴望維護它的自主權，如此一來，可能導致軍事工團主義(military syndicalism)－堅持只有軍隊才有資格決定諸如甄補、訓練、人員和裝備等事務；也可能導致軍隊要求對所有其它影響軍隊的事務能做最後判斷。軍隊對這些事情的要求，必定會與傳統上處理這些事務的文人政府發生衝突；第三，軍隊不願被用來鎮壓政府的內部的反對者。專業軍人自視為國家抵禦外敵的護衛者，是一支戰鬥武力，而非警察團體。因此，范納爾指出，「這三種源自專業主義的傾向皆可能導致軍隊和文人權威的衝突。因此，專業主義並非杭廷頓所說的，是唯一或甚至是主要的防止軍人權力至上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civil power)(Finer 1962,24)。他指出，在某些情況下，一個國家的軍隊可能基於法律、憲法的要求或國家訴諸最後手段，而需要干預政府，承擔社會統治責任。在這些情況之下所作的回應，應是一種專業責任，因此，只依靠專業主義並不足以保証軍人不會干政(1962)。亞莫斯．波爾穆特(Amos Perlmutter)呼應此一論點，他發現導致軍人干政的主要原因並非專業化的制度，而是社團主義(corporatism)，也就是為了集團利益而團結一致的團體意識，軍隊的專業化僅是軍人不干政的一項保証而己(1980,xv-xvi)。

　　歷史學家亞倫．葛特曼(Allen Guttmann)則批評杭廷頓在提出他的論辯時，曲解了美國歷史(1965,221-37;1967, 100-122, in Cohen 2002,230)；葛特曼也不認為美國文人和軍人的價值間存在著緊張關係。就前者言，葛特曼指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及兩次大戰期間，軍隊並未孤立於美國政治體制之外，事實上，美國軍官對於政體頗具代表性。此外，美軍並未執著於與廣大社會不和的保守世界觀，他們分享了美國社會一般的務實和民主的觀點。就後者言，杭廷頓的理想型軍官是一位標準的貴族類型軍官，既富有愛國精神，也充滿袍澤情感，並且視榮譽感為軍人的核心價值。但是，葛特曼認為，美國軍事將領們持有倔強的實用主義傾向。就以美國典型人物史東華．傑克遜(Stonewall Jackson)而言，也少有歐洲軍官所讚許的，也是杭廷頓理論特徵之一的，一絲不苟的騎士精神(Guttmann 1967,108)。山姆．薩先奇(Sam Sarkesian)也認為，美國軍官團的習性具有中產階級的價值和志向，這些特質深植於他們所處的社會(1981,283-97)。

　　軍事社會學家查理士．莫司考斯(Charles Moskos)於1977年提出「制度－職業模型」(Institutional- Occupational Model,簡稱I/O模型)的主張，間接表達了不同於杭廷頓的專業主義觀點。他認為，軍隊的社會組織形態和軍人生活方式已經緩慢而穩定地由制度性向職業性轉變。「制度性是以價值和規範使其具有正當性，亦即以超越個人自我利益，追求所認定的更高的善為目的」；職業性則是「從市場獲得正當性，亦即對同等能力給予通行貨幣的報酬」(1977,52-43)。1986年，莫斯考司對I/O模型的最新發展趨勢提出詳細的說明。他指出，杭廷頓的軍事專業主義與I模型相接近，簡諾維茲的軍事專業主義則近似O模型；當軍事組織和軍人生活方式從I型轉變到O型時，軍隊與民間社會或軍文關係，即由高度的分離關係演變到高度的聚合關係(1986,377-78)。這一觀點呼應了簡諾維?「保安警察」概念中軍隊與政治、社會關係密切的論點，但間接批評了杭廷頓「客觀文人統制」概念中的文、武明顯區隔的主張。

　　對杭廷頓所主張的文武間界線清楚，雙方居於團體利益競爭而時有衝突的論點提出質疑的其他學者，如里貝卡．席夫(Rebecca L. Schiff)，他在嘗試建構一項綜合性理論－「調和理論」(a theory of concordance)時，認為現有文武關係理論主張文武分離和透過文人對軍隊的統制權威以防止軍人干政，未考慮到文人社會和文化（價值、態度和象?）的重要影響。席夫的調和論點則強調軍隊、政治精英和社會三者的對話、調和和共享價值或目標。如果這三方面能在軍官團的組成、政治決策過程、甄補方法和軍人風格(military style)這四項指標上調和一致的話，國內軍事干預的可能性就會減少(1995,12)。

　　此外，道格拉斯．布蘭德(Douglas L. Bland)有鑑於許多文人領軍的不同模型只能分別解釋某種現象而無法宏觀瞭解文人領軍的全貌所提出的一種「統一理論」(a unified theory)，他稱之為「責任分擔理論」(the theory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主張文人統制軍隊的管理和維持是透過文人領導者們和軍官們之間的共同負責和分工來進行。共同責任的關係和安排，受一國政權中的文、武「行為者所秉持的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的制約」(1999,7-8)。

　　山姆．薩奇先(Sam C. Sarkesian)認為杭廷頓的論點不適於民主體系之處，是專業主義概念有可能造成對文人統制的傷害。他指出，杭廷頓所主張的專業人員對政治冷漠的觀點可能發展出一種對民主價值與民主過程甚至民主政體沒有感應的軍事專業主義；期待一個軍事系統對它所屬的政治－社會系統無動於衷是不切實際的，特別是在文人社會化和民主價值系統方面。此外，杭廷頓所認為的專業軍官對世界抱持霍布士觀點，也會誤導專業人員對他的民主社會持有這種觀念(1981,45-47)。

　　英國學者馬丁．艾德蒙(Martin Edmonds)認為，杭廷頓以擴大專業主義來達到文人統制的理論也有其侷限性。問題在於他所依賴的是美國軍隊自身對於專業主義的界定，而這種界定又是以軍隊認為自己對文人政府事務不感興趣為前提。他忽略了許多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與西方的專業化概念是格格不入的。他所描述的理想的意識形態是保守主義；這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早期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不相同。要使杭廷頓的理論適當可行，以及在軍隊需求和尊重國家安全政策的社會價值之間取得平衡，不僅必須使理想的情況普及，而且必須對社會面臨的安全威脅有一清晰理解的鑒別，但這種理想條件顯然不存在。因此，他所建議的以客觀軍事專業主義作為促進文人對軍隊的統制，應該更加審慎地評估(Edmonds 1988, 80)。

　　杭廷頓以培養軍事專業主義達到文人統制的主張也受到柯恩(Richard H. Kohn)的質疑。他指出：「杭廷頓的公式之弔詭處是，軍人的自主性越高，文人統制在實際運作上即越少；『客觀』文人統制或許可減少軍人干政至最低程度，但也可能減低文人對軍隊事務的控制，結果是，軍人與文人的責任範圍如何和從何界定，將難以得到一致的意見。」(1997,4)

　　伊利?．柯漢在2002年的〈文人統制理論〉一文中指出，杭廷頓認為客觀文人統制之重視軍事專業主義遠比主觀文人統制之重視文人政治意識形態的灌輸為佳。但是他卻認為，受意識形態鼓舞的戰士可以成為一位優秀的初級軍官，且具有戰場士兵領導者所需要的自我犧牲、誠正和衝勁這些特質。他舉例說，像納粹軍人、中共人民解放軍、西班牙內戰中的國際旅(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和以色列獨立前的帕馬赫(Palmach)部隊，它們之所以能以弱擊強、以寡擊眾，就是它們的領導軍官具有這些特質(Cohen 2002,244)。

　　此外，根據柯漢的觀察，杭廷頓將軍事專業主義內涵看作是「暴力管理」(management of violence)，排除了其它大量軍事活動（如後勤），這些活動與民間相似，但卻是軍事行動所不可或缺的，使用到的相關技術許多易於與民間交流。事實上軍官的管理才能不僅是限於武力的管理，退役後在民間企業中也有卓越的表現，反之，來自民間，未經常規教育訓練的軍職人員同樣也有優越的領導管理能力。柯漢也指出，在軍中真正具有參與作戰經驗的軍官並不多，甚至沒有(pp.244-46)。

　　不過，柯漢也承認，儘管杭廷頓的專業論點受到各種批評，但他的一般概念仍然屹立不變，而且受到大眾歡迎。軍人生活是有很大的改變，但是仍然與社會價值相當疏遠。他發現軍人仍然在獨立自足的基地中獨特生活，可能已不合時宜的犧牲奉獻、紀律和榮譽等價值觀持續盛行於軍中。例如，通常被民間社會所忽略的通姦罪，在軍中仍然會受到懲處(2002,240)。

　　有一派所謂「戰略懷疑論」(strategic nihilism)學者，他們反對典型的文武關係理論，認為這一理論將逐漸損害戰時文人領導能力的可能性，因為它是一種戰略?無主義的準則，否定戰爭的目的性，也是一種人類學上決定論(anthoropological determinism)的準則，以戰士的軍官條件取代專業的軍官條件。杭廷頓和上述對他的批評者都瞭解武力的使用是一種受理性控制的活動，但對於被理解為孤立於民間社會之外的專業主義的重要性和核子時代中控制暴力的本質，在看法上並不相同，而戰略懷疑論這一派思想則極力排斥理性行為的前提(Cohen 2002,234)。

　　戰略懷疑論者包括利奧．托爾斯泰(Leo Tolstoy)、葛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羅素．魏格雷(Rusell Weigley)和約翰．基根(John Keegan)等人。托爾斯泰在其名著《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中，透過書中人物對戰爭的體驗，聲稱「沒有、也不可能有戰爭科學，也因此沒有軍事天才這回事」；將領之所以被稱為天才，是由於他們的職位所享有的特權，以及人們對掌權者過度阿謏奉承的傾向所造成(Tolstoy 1968,774-75)。

　　托爾斯泰的觀點引起了德國歷史學者里特和美國軍事史學家魏格雷與基根等人的共鳴，這些學者都以不同的方式質疑或甚至拒?一般人所認為的以戰爭達到政治目的的戰略。首先，里特在其名著《軍權與王權：德國軍事主義問題》(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 The Problem of Militarism in Germany)中，雖然同意克勞塞維茲戰爭服從政治的論點，但認為他本質上低估了運作上的困難度。里特指出，政治人物在戰時總是很難運用其權威掌控卓越的將領。「軍事立場和建設性和平原則」相左，文、武不同的價值觀會導致彼此間的緊張關係(Ritter 1969,Vol.III,486;Vol.I,70 )。其次，魏格雷也認為戰略幾乎不可能存在。「戰爭設定了它本身的目的」(Weigley 1988,341,in Cohen 2002)，不管是民主、君主或極權那一種體制，都無法使戰爭成為「政策的工具而非自主的武力」(Ibid. 39)。戰爭也許能改變某些發展，但無法達到確切的目的(Ibid.,536)。最後，里特排斥基於杭廷頓目的與手段關係的戰略的可能性，認為戰略和執行者的本質不相容，軍人作風在許多方面超越文化，並且與政治相抵觸。他認為杭廷頓和簡諾維?的軍事專業主義概念天真樂觀,並反對克勞塞維?關於戰爭與政治關係的觀點，「戰爭不需要包含政治，因為許多發動戰爭者都拒?嚇阻和外交行為」(Keegan 1976；1987；1993,15, in Cohen 2002,238)。

　　以上學者對於杭廷頓文武關係理論的批評，除了懷疑論者對於戰略的虛無主義否定觀不足取以外，大致上集中在這幾個觀點：文、武之間的界限難於清楚區隔；文武關係不一定是衝突、緊張的關係;軍人難於和政治、社會完全脫離；軍事專業主義不見得有助於避免軍人干政或使國家走向現代代，它甚至是可能導致軍人干政的因素。杭廷頓的文人統制理論儘管有其侷限性，而受到少數人的批評，甚至對這一理論的理想性和他個人的種族優越感也曾有微辭，但是，無可否認的，他的理論和分析模型至今仍然無人能取代它，並且仍然廣受引用。一方面，客觀文人統制模式不僅能解釋美國和其它先進民主國家的文武關係，也為發展中國家走向民主鞏固進程上，為建構穩定而良善的文武關係提供了最佳的制度選項。另一方面，主觀文人統制模式，不僅可以解釋共黨國家以黨領軍的體制和極權主義國家，如德國納粹、史大林時代的蘇共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的體制，也相當程度地可以解釋傳統西方貴族政治和東方專制體制下統治者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對軍權嚴格掌控的政軍關係。

　　杭廷頓原著是本所「軍事政治學研究」課程的重要參考書之一。有鑑於杭廷頓這一部巨著在學術研究與教學上的價值，譯者群不揣學淺和譯文功力上的火候不足，嘗試努力將它譯介給國內讀者。國內對於杭廷頓在政治學方面的貢獻相當熟悉?，但對於他在軍事政治這一領域的成就，則較為陌生。本書的引介，即希望彌補這一缺口。

　　還需特別一提的是，十分感謝時英出版社吳心健和吳心頤兩位仁兄，對於譯介本書的支持和鼓勵，向哈佛大學取得翻譯出版授權，並且對於譯稿不得己拖延了兩年之久能夠加以寬容。由於他們的促成，才使得本書譯本得以在國內問世。

　　本書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種文武關係的理論。讀者將可自文中瞭解許多史實，這些史實以美國為主，也包括歐洲及亞洲。本書並不是刻意要去敘述歷史上一般性或特殊性的文武關係，只是企圖發展一種觀察或思考文武關係的方式；簡言之，就是發展一種理論架構。理解必須藉助理論，理論必須將事物抽象化，抽象化則須將現實界簡化且秩序化。沒有任何理論可用以解釋一切事物，讀者或將發現本書中的概念和區分過於尖銳，也過於嚴謹，以致與現實界相去甚遠。現實世界顯然是雜亂無章、不理性且不和諧，換言之：現實界的個人、機構和信仰並無法以邏輯的方法鉅細靡遺地進行歸類。但是，如果一個人認為，他能在生活的現實世界中獲取教訓，並以此廣泛地運用，就仍然需要精細的分類。因此，不得已就只有從一些並非完全根據人類理性法則運作的現象加以通則化。衡量理論的標準之一，是理論包涵及解釋一切相關事實的程度為何；另一項更重要的衡量標準是，它所包涵並解釋的事實是否比其他理論作得更好。在文武關係的研究上，最大的缺憾也就是理論的不足。文武關係唯一的理論，是一套模糊不清且無系統的假定與信仰，也就是深植美國人心，美國式自由主義所隱含的前提。這些理念的集合並無法涵蓋許多重要的事實，且它在當前世界含糊不清的價值層級體系中，顯得十分陳腐。本書希望提供一個更加有用及相關性的架構，引發、界定有關文武關係研究的主要理論問題，而其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夠激發對於文武關係和國家安全作進一步思考。

　　本書基於兩種方法論上的假定。首先，假定任何社會的文武關係，應該被視為一種包含相互依賴元素的系統來研究。這個系統主要的成份包括：政府中軍事制度的正式與結構性的地位；更加廣泛的是軍事團體在社會和政治上的影響力，及其所扮演的非正式的角色；以及軍事團體和非軍事團體意識型態的本質。這三項因素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因此，任何一種因素改變，都將牽動其他因素的變化。例如，日本和德國軍官團中不同的意識型態，直接關係著不同社會權威與影響力不同的運用方式，及這些社會中不同意識型態的組合。同樣地，美國軍官團從1935年到1945年，其權力的改變，對於該等軍官團的思維產生極大的衝擊。由此，任何文武關係的體系，一方面涉及軍隊的權威、影響力及意識型態間的一種複合平衡(complex equilibrium)；另一方面，也涉及非軍事團體在權威、影響力及意識型態之間的複合平衡，而這種平衡則可以經由各種不同的方式達成。然而，本書第二種方法論上的假定，乃是從涉及軍事制度的本質與目的這一前提出發，能夠對可以擴大軍事安全的特殊類型的平衡－「客觀文人統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進行抽象性的定義。用這一標準，就可以分析任何社會的文武關係體系，趨向於對該社會加強或削弱其軍事安全的程度當。然也可以認定，如果這個體系大致接近「客觀文人統制」的平衡，則這一個體系因素的變化實屬必要。

　　本書部份資料已刊登在1956年9月份(L: 676-679)《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文人統制與憲法〉(Civilian Control and Constitution)一文，以及登載在尤勞(Heinz Eulau)、艾爾得思維德(Samuel J. Eldersveld)及簡諾維茲(Morris Janowitz)合編的《政治行為：理論及研究的讀本》(Political Behavio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6, pp. 380-385)的〈對軍隊的文人統制：一項理論性的陳述〉(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A Theoretical Statement)一文中。

　　本書的完成，非常感謝「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教授研究講助學金」(Faculty Research Fellowship)的協助。特別是該理事會的總裁賀林(Pendleton Herring)不斷地鼓勵與資助，凱伊二世(V. O. Key Jr.)教授對此一研究獎助學金的支持。許多同僚如：霍爾康柏(Arthur N. Holcombe)、艾力歐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和哈茲(Louis Hartz)等人，雖然他們可能不承認對本書的影響；事實上，他們精湛的智慧與卓見，使本人在政治學上的思考，獲益良多。全文草稿經密西根大學簡諾維茲(Morris Janowitz)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哈蒙(Paul Y. Hammond)教授、哈佛大學梅伊(Ernest R. May)教授與陸軍杜普上校(Colonel Trevor N. Dupuy)審閱，他們賜予各種不同而受益良多的批評與建議，這些人的研究領域跨越了社會學、政府、歷史及軍事科學各領域。本書成稿初期，也經薛臘(Alexander J. Cella)審閱。他修改本文贅詞與文體，備極辛勞，真是一位良師益友。

　　此外，筆者也必須感謝尼茲(Paul H. Nitze)、羅索夫思基(Henry Rosovsky)對本文提供許多卓見，賀茲曼(Lewis Hertzman)在許多研究上的協助，以及哈佛大學出版社(Harvard Press)的柯芬(Ann Louise Coffin)小姐耐心且精湛的編輯評論。感謝家母詳細閱讀本文並查證史實，及艾克里安(Nancy A. Arkelyan)、卡本特(Carolyn N. Carpenter)、凱樂南(Martha Ann Kelleran)辛勤地協助。最後工作伙伴郝思(Kirkland House)、艾德曼(Howard L. Erdman)、哈希門(Warren B. Harshman)、霍區豪舍(Stephen I. Hochhauser)、慕森(Howard H. Muson)、羅威爾(Roger C. Ravel)與托賓(Stanley E. Tobin)等人細心實在地查考引證及參考資料，謹獻上最高的敬意。諸多益友的協助與批評均使本書受益非淺，當然最後必須聲明，本書一切責任由筆者自行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