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蘭

书稿是在对浙北水村开展了近3年的田野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个案研究。村子位于杭州西部，距离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直线距离仅5公里。阿里等强大经济力量的介入，使得村庄外貌完成了较为急速地现代转型，而社会结构将长期处于深度转型过程中。书稿集中于对乡民生活中的信仰实践、婚嫁观念、乡村仪式等内在日常秩序进行持续观察与真实描述，研究认为，这些处于更为“缄默”状态的内生性秩序力构成了村庄经历激烈现代变迁仍能保持稳定与繁荣的基底。 与一般印象中乡村因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呈现出“失落”状态不同，以水村为代表的浙北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及村庄的整体面貌是充满活力的。甚至可以说，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水村经验为“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性”的融合与平衡提供了一个已被实践证明的理想型。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对乡村振兴战略成果的较新回应。 “内生-建构”秩序这一对核心概念及其互动关系成为理解水村现代性进程中社会秩序变迁的关键。这里，内生性秩序力指向从“传统”而来、仍对现代乡村秩序产生作用的一套日常安排；建构性秩序力指向行政力与经济力。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秩序经历“内生性”向“建构性”地转变，由相对自然的社会状态，转变为人为行政状态。相比较于传统社会中内生性秩序力的清晰作用脉络，乡村经历现代转型后，内生性秩序力是否继续有力？这一直是个开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