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一年六月自聯邦調查局退休，當時決定不寫這本書。身為調查局局長，我從不追求宣傳或引起公眾的注意，因為這樣的行為有時候會造成公職人員的困擾。事實上，我曾經刻意迴避這種角色，也婉拒了一個草率的退休歡送會，通常這種歡送會都不可免俗的對離職的這些長官們頌讚一番。相反的，在二○○一年六月廿五日任內的最後那一天，我下了樓來到調查局的中庭（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宣誓就職成為局長的地方），同行的還有我的家人，我向局裡的所有人致謝，感謝他們讓我有這個榮幸能與他們共事兩個任期。
我自己可以說是一個最有趣和最具歷史性意義的局長。自胡佛（J. Edgar Hoover）於一九二四年接掌這個單位以來，我僅僅只是第五任的局長而已，而且就在共和黨任命我為聯邦法官後，緊接著又由民主黨任命我成為聯邦調查局局長。對於局長的位子，我沒有利用任何一點的政治關係，也不希望被他人誤解，因此一開始我拒絕了這個職位，也沒有花任何心思去爭取這個位子，所以才能夠完全不受干擾的擔任聯邦法官的職務。
我幾乎用了擔任局長的這整整八年的時間，想調查出當初是誰指派我接下局長的位置。雖然我是在美國歷史上政治最極端化的一段時間裡，擔任其中一個最敏感的位子，但是並沒有任何一位國會成員因黨派立場、或其它不公平的因素要求我下台。我在國會及媒體前，以及聯邦調查局、美國政府及其它六十八個國家嚴峻的監督之下，發表過數千次的演說和數百次的公開露面，但是我從未有過任何言論或做過任何事情使聯邦調查局或這個國家蒙羞或受到傷害。沒有任何一個聯邦調查局的人或非聯邦調查局的人曾經質疑過我的誠信與正直，並且在過去的八十多年以來，我是惟一的一位局長，在未受到任何壓力的情況下，自願地放棄如此有權力的職位，而回歸到一位老百姓的平凡生活。根據布希總統（President Bush）的說法，我的退休讓他大感意外，不過讓他大感意外很明顯地並非我的本意。我曾受到信任而得以接觸到這個國家一些最高的機密，但即使到了今日我也不會洩露隻字片語。
是什麼原因將我從法庭拉回到聯邦調查局，並且讓我在那裡待了將近八年的時間？原因其實很簡單，也是早在我年僅十二歲時，讓我想成為一個聯邦調查局幹員的相同原因，而這個原因從未曾改變，就是在我廿五歲時所做的第一個宣誓│保護並防衛我們的國家。我對聯邦調查局所有的人的尊崇與敬愛，及對他們每日工作時的超凡正直與犧牲奉獻深深感動，未曾有過停歇。身為局長，我儘可能的找時間和他們相處在一起。在我任職的那段期間，我去了聯邦調查局的每個分局好幾次，每次我都會待上個一整天和在分局裡的人見面、聽聽他們的心聲，然後和在那裡的每一個成員照相。我也花時間單獨地和每個小隊在一起（分局的長官們並沒有在場），如此我可以瞭解他們在做些什麼和需要些什麼。
在所有我參與的每一次會議、簡報、危機及任何的事件中，我從未發過脾氣或咆哮，或是無禮地或不稱職地威嚇局裡的任何一位成員。我對他們工作的最基本教條有著高度的尊敬，他們每一位隨時都準備好要為我們的國家拋棄他或她的生命，這令人肅然起敬。
我每個月到關地可（Quantico）（聯邦調查局訓練學院）好幾次。在那裡，我會和新生幹員的班級一起慢跑，和他們一起拍照，教導他們，並且和他們一起做射擊訓練，我也一定會出席他們的畢業典禮。在八年內我只錯過了其中三次的畢業典禮。在畢業典禮上，我會和所有他們的家庭見面並感謝他們，因為他們也是在為聯邦調查局工作。
我對所有「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FBI National Academy）的班級一視同仁，在我任職期間，每年四個學期共有超過八千位以上的高階警官│來自當地、各州、聯邦政府及國外的學員，進入聯邦調查局訓練學院受訓。當我人在海外時，我總是要拜會（並且一起慢跑）當地的聯邦調查局幹員、海軍陸戰隊駐大使館分遣隊、以及會見當地國的高層警官。
我對聯邦調查局所有人的尊敬始終如一，我利用每一個機會去感謝並且讚揚他們。如果他們當中有人不幸喪生或遭逢個人悲劇，我會去探望他，撥個電話給他，或是寄張卡片。當我還是局長時，我對每一位在美國本土因執勤而喪生的執法人員也是如此。不過對於打電話給各界的警察首長、警長、及機關首長這種事，可以說是我所做過最痛苦的事情之一。
令我更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任內因執行任務而遇害的四位聯邦幹員，我從沒有放下那種悲痛的感覺以及對於失去這幾位英雄所應負的責任：馬汀尼茲（Martha Dixon Martinez）、米勒（Mike Miller）、克里斯成（Billy Christian）以及瑞德（Chuck Reed）等四位幹員，聯邦調查局及我們的國家會永遠感謝他們以及他們的家人，感謝他們為保護我們每個人所做的至高無上的犧牲。為了表彰對他們以及自一九二四年以來其他三十位在執行任務中喪生的幹員，我請人製作了紀念牌並醒目地陳放在每一個聯邦調查局的辦公室。
最後，我帶著無比的驕傲、感恩的心以及一份殊榮感離開了聯邦調查局。在過去八年的歷程中，我大約獲頒了數以百計的獎狀、獎牌及榮譽學位等。所有的這些獎項都很重要，但是我沒有用任何一個獎項來裝飾我在聯邦調查局總部位於七樓的辦公室。相反地，我只擺放了一些私人的相片，而且當我離開的時後，有一整面牆都是我那六個兒子從一九九三年到二○○一年的塗鴉作品。這些作品不帶任何設計或順序的被我用膠帶黏在辦公桌旁的牆壁上。我之所以選擇那面牆貼上孩子們的作品，是因為這麼一來，當我需要保持對事實的清楚思考時，我才可以在電話中或會議進行時看著它們，特別是在華盛頓特區的每一天即將結束之時，保持清楚的思緒是很重要的，而這一點我做的不錯。當我接任局長後曾經對自己許下承諾，我不要成為特區裡那種宣佈離職時，會說是因為想要花更多的時間和家人相處的那種類型。事實上在我擔任局長的任內，我都能夠撥出所需要的每個時間和家人相處。當記者問我，我在首府最重大的兩項成就是什麼時，我毫不遲疑的說：「黎姆和柯林」（Liam and Colin）（弗利的兒子）。
但是上面所提到的一切都不是激發我寫這本書的原動力。我決定要寫《我的FBI》（MY FBI）是要為了要告訴世人一些非常特別的英雄們的故事：也就是聯邦調查局的男人和女人們。對於這些卓越非凡的美國人，在聯邦調查局核心價值（FBI Core Values）（由我協助撰寫和闡述）一文中有最完美的詮釋。在最緊張和最危險的環境中，他們所展現出來一貫的犧牲奉獻、正直不阿以及在壓力下的從容優雅，都是我們所有人的典範。他們每天都在激勵著我，和他們一起服務的榮耀將永遠成為我職場生涯裡的驕傲。
在本書中的各個案例及軼事、歡愉及悲劇，將讓美國人了解並尊敬他們如此特別的功績。同時也能糾正許多被誤解或甚至算是懦弱的解讀，讓世人瞭解聯邦調查局以榮譽和技巧真正地克服了幾乎不可能克服的情勢。有許許多多的人曾經錯誤地報導聯邦調查局的作為，這些無知且信口開河的人最好也需要知道這書裡面的駁斥聲明。但大體而言，並且我也在此重申，《我的FBI》一書中，與我有關的事比起我所推崇和敬愛的聯邦幹員們的事來的少。他們的故事可以藉由我與他們共事的經驗來告訴世人，而所有美國人和愛好自由的人們都可以加入我對他們優異工作表現的讚頌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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