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阿隆

 

　　似乎在被圍困得最厲害的時候，精神分析才得以茁壯成長。著實令人好奇的是，就在批評家們如此肯定地宣告精神分析死亡之時，精神分析師們正享受著令人振奮的知識增長和臨床發展的新時期。精神分析已經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和多元化；而最令精神分析界的學生和從業者振奮的是，我們的學科在史上第一次強大到足以容忍理論觀點的多元化，能作為一個統一而非同質的精神分析科學和專業並團結一致（Wallerstein, 1988, 1995）。在精神分析內部產生發酵作用的要素包括：具有競爭性的精神分析模型的激增，以及對傳統理論中那些長期被珍視的基本假設仔細地作了重新審視和重新表述，有時甚至是完全摒棄。為了與後現代敏感性盡可能保持同步，精神分析已作出革新，能夠容納多種聲音和多種自我，並能讓這些聲音和自我保持持續的對話和辯論，不去消除、驅逐或隔離其中的任何一種聲音。精神分析似乎有能力改變和重塑自己，以回應當代知識和文化的需求。精神分析作為一門學科，正是其所具有的多變性賦予了它自身活力，能夠在不斷被宣告死亡或過時的情況下得以存續。

 

　　獨特的關係取向精神分析方法的出現和擴展是當代美國精神分析領域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關係取向將人類關係，而不是生物驅力，作為理論的核心。關係視角以辯證的方式對待一些傳統的區別，試圖在內部和外部關係、真實和想像的關係、心理內部和人際間的關係、主體內和主體間（intersubjective）1、個人和社會之間保持平衡。關係理論借鑒並試圖整合當前精神分析學派的全部思想，包括客體關係理論、自體心理學、人際精神分析、新克萊恩理論，以及當代佛洛德思想中的某些潮流（後自我心理學）。關係理論基於古典觀點向關係性觀點轉變。古典觀點認為精神分析研究的物件是病人的心靈（心靈被認為是獨立自主地存在於個人邊界內部）。關係性觀點則認為心靈本質上是動態的、社會的、互動的和人際的。從關係性的角度來看，在研究心靈時，分析過程必然需要對主體間領域進行研究。有關心靈和分析過程的古典觀點和關係性觀點之間這種區別，經常在從單人心理學到雙人心理學的轉變這一有問題的標題下被討論。

 

　　古典觀點2 將最佳的分析描述為一個單向影響的過程，即分析師影響並改變病人，一般來說反之則不然。而關係性觀點則強調病人和分析師之間相互和互惠的雙向影響是不可避免的。在本書中，我追溯了關係精神分析的形成和擴散，並且認為關係取向最核心和獨特的地方就在於強調了精神分析關係中的各種相互性（mutuality）維度。

 

　　我所說的相互性是什麼意思呢？本書詳細研究了相互性的各個方面，但最好還是從這個術語的常識性、日常的含義入手。根據完整版《韋伯字典》（第二版），「相互性」和「互惠性」（reciprocity）是同義詞；然而，「相互性的獨特含義指的是，各方透過交換同一行為而聯合起來；如，相互的契約。互惠性的獨特含義指的是，一方的行為是對另一方先前所做事情的回報和回應；例如，互惠的善意」。當使用「相互」一詞時，其含義可以被替換為「之間」或「共同」。

 

　　例如，一個相互的協議指的是我們之間的協議；一個相互的朋友指的是我們共同的朋友。相互性這個詞的本質似乎是一種共同的分享，或人與人之間的分享。如果我們感到相互或對等的仇恨，那麼我們就分享了我們的仇恨，我們有著共同的仇恨，或者也可以說我們之間有仇恨。相互性意味著互惠和共同體，以及透過互換實現統一。相比之下，缺乏相互性則意味著差異和分離，即一種分享的缺失。雖然我強調精神分析中的相互性維度，但我們應該認識到，精神分析需要一種辯證的關係，一方面是相互性，另一方面是分離性、差異性和自主性（autonomy）。如果沒有一些自主性的概念，那麼相互性的意義將退化為融合或混淆。

 

　　相互性的定義並不包括對稱或相等。當兩個人互相推崇或分享互惠的鏡映和理想化時，可以說他們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相互欽佩的共同體。然而，當我們使用相互一詞時並不需要假設一種數量上的相等或功能上的對稱。一個老師和一個學生可以相互欽佩，而無需認為他們的欽佩在品質或數量上是相等的，或他們的角色和功能是對稱的。母親和嬰兒在某些互動中相互施加影響，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以相等或相同的方式影響對方（Beebe, Jaff e, and Lachmann, 1992）。

 

　　相比之下，對稱性指的是分界線或分介面的兩邊在形式或安排上的對應。例如，在數學中，我們把一個等式兩邊可以互換而不影響其有效性的方程式，認定為是對稱的。對稱性意味著雙方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數量上的相等，而相互性指的是一種共同性和共用性，其形式、數量或程度對雙方來說都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本書的核心目的之一是探索相互性在精神分析關係中發揮作用的諸多重要方式。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我發展、闡述並區分了相互性一詞所指的多種含義：相互結盟（alliauce）、相互共情（empathy）3、相互阻抗（resistances）、相互退行（regressions）、相互移情（transfereuces）4、相互情感捲入（aff ective involvement）、相互參與（participation）、相互共演（enactments，或譯為活現）、相互生成資訊（generation of data）、相互分析（analysis）、相互協調（regulation）和相互認可（recognition）。我發展出這樣的觀點：精神分析在許多方面是一個基於相互關係的相互過程。然而，我自始至終認為，這種關係必須同時且不可避免地保持一種相對的非對稱性。我所謂相對的非對稱性指的是，雖然分析師和病人共用了大量的內容，雖然彼此的影響和協調是雙向的，但這種影響並不一定是同等的，並且病人和分析師也不具有同等或相應的角色、功能或責任。因此，精神分析是相互的，但又不可避免是非對稱的。之所以說不可避免，是因為向分析師尋求幫助的是病人，來到分析師的辦公室並向分析師付款的也是病人；而分析師是專業人士，因此被賦予了某種權威和責任。

 

　　此外，我還想強調，協調的相互性或雙方的協調必須始終結合自我協調進行考量。相互性作為一項原則，需要由自我協調或自主性來平衡。我詳細說明這一點，以便發展出一種更精確的方式來談論精神分析作為單人或雙人心理學的問題。這種對單人和雙人心理學之間、對自主性和相互性之間，以及能動性和共用性之間辯證關係的強調（Bakan, 1966），可以追溯到桑多爾．費倫齊（Sāndor Ferenczi）和奧托．蘭克（Otto Rank）工作中初具的關係精神分析源起。

 

在臨床應用方面，關於精神分析情境的關係視角，摒棄了認為分析師對病人的心理或精神動力有著更優一等認識的想法。相反地，借用溫尼考特（Winnicott, 1971a）的術語，關係視角更認同的觀點是把分析情境視為一個「潛在的空間」（p. 47），以便相互地對意義進行創造性地共同建構。在分析情境中，意義不是由分析師對被分析者的聯想進行理性（層級）處理而產生的；相反地，意義被看作是相對的、多重的和不確定的，由分析師和被分析者共同進行持續且不間斷的詮釋產

 

生。意義是以關係和對話的方式產生的，換言之，意義是經過協商共同建構的。意義是透過「心靈的相遇」達成的。比昂（Bion, 1990）寫道：「在精神分析實踐中很難墨守成規。首先，我不知道精神分析的規則是什麼。」（p. 139）

 

　　是否存在有關精神分析實踐的規則？或者指導方針？我們現在把分析師看作是分析中的參與者，但分析師應該如何參與呢？如果分析不可避免地是一種相互投入的過程，那麼分析師又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展現他們的主體性（subjectivities）？在多大程度上進行自我揭露（self-disclose，或稱自我披露）？在多大程度上與病人一起捲入到治療行動中？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到共演活現和互動（interaction）中？如果沒有規則，沒有確定性，沒有基準，我們又如何維持我們的倫理責任？我們對病人採取了更加平等的立場，但精神分析過程究竟具有多少相互性？多少對稱性？多少平等性？這些都是本書努力解決的問題。聚焦於精神分析的最新發展，特別是對關係性和社會建構主義（social-constructivist）論點的闡述，我探究了一些基本的臨床原則，看看它們是如何被保留和轉變的。

 

　　正如意義是在分析情境中相互建構的一樣，精神分析理論也是在精神分析師群體中以對話的方式共同建構的，而正是這些理論的實際結果決定了它們的「真諦」。米契爾（Mitchell, 1993a）寫道：「歸根究底，正是精神分析從業群體在日常的臨床工作中在各個層面為精神分析理論化的相關性和有效性提供了關鍵的試驗場」（p. 65）。

 

　　本書是我與外部和內部他人進行持續對話或交流的一部分。我在本書中所寫的每一部分都試圖與各類分析思想家坐而論道。我也認識到，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成了我自身在外部的代表和容器。撰寫精神分析理論一直是我與自己進行辯論並思考各種立場的一種方式。本書的標題「心靈的相遇」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我試圖下定決心調和自身內部的對立傾向，化解我自身對於各種精神分析論點的衝突和矛盾心理。也許更有益的做法不是達成和解並消除差異和衝突，而是建議與自己進行持續的對話。對於本書所討論的大多數問題，我的想法不止一個，而且，在寫完本書之後，我的觀點也不再統一或一致了。儘管如此，即使在我相互衝突的立場中，但願也能有諸多的連貫性。

 

　　第一章我首先介紹了關係取向，因為它近年來已經成為美國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的主流方法之一。根據我在紐約大學心理治療和精神分析博士後學程專案—關係取向在該項目中首次被制度化—以及我參與《精神分析對話：關係視角期刊》（Psychoanalysis Dialogues: A Journal of Relational Perspectives）的個人經驗，我會講述關係取向如何發展和成長的故事，並探究它的一些基本原則。在第一章中，我考察了一些廣泛的社會運動，包括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對精神分析的影響。

 

　　第二章我開始探索關係理論的邊界。什麼是關係理論，以及它與其他傳統的和當代的精神分析取向有何不同？關係取向與人際理論、自體心理學、客體關係理論以及當代佛洛伊德理論之間有什麼關係？當前在關係理論內部和關係精神分析學家之間有哪些爭論和分歧？在此我要問的是，我們所說的單人和雙人心理學是什麼意思？關係理 論是一種雙人心理學，還是同時包含了單人和雙人心理學？這些概念如何影響分析技術？

 

　　第三章我探討了各種分析理論家所理解的互為主體性5。我關注病人對分析師主體性的體驗。我所說的主體性是什麼意思，以及分析師的主體性和反移情之間有什麼聯繫？病人對分析師的主體性瞭解多少？病人又應該瞭解多少？探索病人對分析師主體性的體驗如何能促進病人對分析的興趣？這些理解如何改變我們的臨床實踐？

 

　　第四章我重新評估了關於詮釋的概念，並認為詮釋以及其他分析介入（intervention，或稱干預）往往是分析師主體性的表達。什麼是詮釋？從關係角度來看，該治療行為的性質是什麼？詮釋完全依據由病人提供的資訊，還是依據病人和分析師之間相互產生的精神分析資訊？分析師如何以及為何將他們的主體性要素轉化為詮釋？在有關詮釋的交流和洞察的分享中存在多少相互性？

 

　　第五章我考察了精神分析情境中相互性的臨床方面。我所說的相互性是什麼意思？與精神分析工作有關的相互性的各個維度是什麼？在這裡，我將考察相互移情、相互阻抗、相互退行、相互參與，特別是相互認可和相互調節。

 

　　第六章透過追溯佛洛伊德和費倫齊之間，以及佛洛伊德和蘭克之間的對話和辯論，我研究了精神分析中自主性和相互性（單人和雙人心理學）之間的辯證關係。我呈現了當代關係理論如何可以追溯到費倫齊和蘭克的早期貢獻。費倫齊的貢獻在於對雙人關係中相互分析的關注，蘭克的貢獻在於對產生自我的創造性分析過程的關注，兩位思想家都強調了直接的情感體驗和參與在分析中的重要性。我將使用阻抗的概念來說明這兩位思想家的貢獻如何產生出對臨床情境的現代看法，即阻抗被視為一種相互創造和肯定的人際交往。

 

　　第七章我著眼於已成為最新被接受的精神分析術語，即互動和共演（活現）的概念。我探討了共演、互動和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之間的關係。為什麼創造新的技術性術語是有必要的？這些術語對我們的臨床概念化有何幫助？這些關於共演和互動的理解對於我們如何進行精神分析有何影響？我對共演的研究也將突出各類分析理論之間的一些微妙差異。我利用共演的概念來區分關係分析師和當代自由派或「左翼」（Druck, 1989）佛洛伊德派分析師，尤其是被我認定為是佛洛伊德互動主義者的子群體。

 

　　第八章我又回到了分析師主體性的問題，這次是更直接地詢問分析師如何、為何、在何時以及在何處向他們的病人直接揭示他們的體驗是合適的或在臨床上是有用的。在這裡，我們要討論的也許是當代精神分析中最具爭議性的話題，即有關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或自我揭示（self-revelation）6 的問題。我把自我暴露的問題放在病人和分析師相互衝突的背景下，這涉及到想要瞭解對方和被對方瞭解的渴望，以及想要躲避和避免與對方接觸的心理。這也許是病人和分析師之間相互性最深刻的方面：病人和分析師對隱私和安全以及肯定和接觸持有相互衝突的需求。

 

　　在結語中，我提出了關係取向對分析師的倫理、價值和責任的影響有關的更多問題，以及在精神分析臨床實踐中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以此來結束本書。如果我們接受在分析過程中存在著某種內在的相互性，並且在某些方面病人可能需要充當其分析師的治療師，那麼我們如何在倫理上保護病人不受剝削，如何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是在放縱自己的需要而非關注病人的需要。鑒於後現代對基礎提出批判，那我們的倫理選擇、價值和責任又將基於什麼？在精神分析師的權威和道德方面，關係精神分析又將我們置身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