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如何能夠抵抗戰爭、暴力、宗教恐怖主義、酷刑等21世紀中心特征的攻擊?“理論”或“哲學”能否幫助我們懂得這個世界的道理並形成一門關于異議的政治學?在一種被布什總統稱為“無論誰,不在我們一邊的人就是在敵人一邊”的文化中,大學教師的職責是什麼?在一個根據經營標準來判斷學術成就而獎勵毫無風險、因循守舊、經常是平淡無奇的學識的環境中,批判的作用何在?這些問題在最近20年間持續不斷地跟隨和折磨著批判思想。我沒有簡單或正確的答案。不過,同其他許多人一樣,我相信現在是時候了,知識分子和大學教師要參加更廣泛的政治與文化討論和爭辯,並把學科知識所賦予的任何有限的洞察力應用于設想和建設一個更美好世界的任務。我們大學教師太過經常選擇一種調和的、無對抗的生活,盼望著下一次晉級或另一份出版合同。大學則太過頻繁地卑躬屈膝地為國家、民族和意識形態的要求效力。然而大學的首要使命仍然是尋求知識和真理。眾所周知,自蘇格拉底以來,知識和真理一直是正義與美的不可分離的伙伴。真理和知識已同正義聯姻。公正地針對權力講述真理成為歐洲大學的名聲和榮耀。
讓我來詳細敘述第一所歐洲大學在博洛尼亞創建的奇特故事。在11世紀與12世紀之交,爭奪授權的戰爭左右著歐洲。腓特烈一世,這位巴爾巴羅薩皇帝
野心勃勃地想要恢復帝位的光輝,以一位政治家的技藝、一名士兵的勇武、一個暴君的殘忍入侵倫巴第區各共和國。羅馬法的新近發現更新了最有利于專制主義的科學,博洛尼亞的法學博士們宣告,這位皇帝是他的臣民生命和財產的絕對主宰。
這是吉本對巴爾巴羅薩進攻意大利各城邦的描寫。對神聖羅馬帝國的重申是現代歐洲發展在教會與國家關系方面以及歐洲大學創建方面的關鍵性事件。1158年,四位有名望的教授暨法學博士布爾加羅、馬蒂諾、雅各布和烏戈‧迪波爾塔‧拉韋尼亞那——由偉大的注釋法學者伊爾內里烏斯在博洛尼亞創建的一所學校的成員——應皇帝之邀在龍卡利亞的帝國議會上露面。他們被要求就帝國法律和地方的特別是強大的倫巴第區各城邦的法律習慣及政治制度之間的關系發表意見。這樣的合作使雙方獲益。幾位法學家受著查士丁尼法典的帝國主義的燻陶,起草了一份工權或規章一覽表,偏袒皇帝而不利于地方權利,只有一個持異議的聲音,那是馬蒂諾的聲音。他們以詳盡的評注論證了羅馬法是至高無上的,其權威歸屬于帝國而不是各城邦。
皇帝得到的是法律上的承認。法學家們的報答是一份王室特許,即一項後來被接受為博洛尼亞這所最古老的歐洲大學基礎條例的法令或特許狀。這一由帝國授予的特權有三個部分。每一位學者可以選擇承認他的教授在所有影響到他的事務上的管轄權。其次,該特許狀對每個為學習而外出的人在行程中和學習地逗留期間給予帝國的保護,這一特權後來又擴展到學生的回程,也豁免學生及其僕人一切通行費、稅賦和關稅(這是免稅特許權的開始。如同正在逐步展開的那樣,大學教師應當聲稱他們在歷史上已擁有過這種特權)。最後,該法令禁止對學生實行報復性賠償———種常見的、引起強烈忿恨的做法,例如,倘若一名英國學生離開博洛尼亞而沒有納稅,博洛尼亞人就可以從其他英國學生那里獲得補償。這是歐洲大學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博洛尼亞作為一所法律學校起家,但後來又從11世紀早期盛行的大學文科中脫穎而出。除了法律以外,還教語法、修辭和口授,即作文藝術。這個世界第一所大學使法律同我們現在稱之為人文學科的學習結合在一起。後來,神學、音樂和數學又被加進了學校課程。諸教授的聲譽把學生從意大利乃至更遠的地方吸引到博洛尼亞來。13世紀初,大約有10 000名學生在博洛尼亞上大學,許多人來自歐洲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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