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不同時期、文化層次、文本生產切入,探討日常生活中,被視為小道的戲曲、飲食等文化行為,與主流、正統文化碰撞後生發的種種文化意義。借重多位不同背景學者的研究考察,《小道可觀》旨在對米歇爾.賽托(Michel de Certeau)提出的日常生活實踐等社會文化史理論進行補充。凸顯權威、經典話語如何從日用美學中汲取能量,使主流的內涵因日常敘述的加入而更包容並蓄、富有活力。同時,這些考察也勾勒出不同社會文化、民族群體如何在富含張力的接觸中,不斷地對「自我」與「他者」進行重新聚焦,有助於我們了解或隱或顯的權力鬥爭中蘊含的文化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現為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國際語言與文化學院中國文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文學,包括小說戲曲、書籍文化。著有專書Feeling the Pas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以及〈「錦繡才子」與社會性閱讀:新論金聖歎《第六才子書西廂記》〉、“Law, Deities, and Beyond: From the Sanyan Stories to Xingshi yinyuan zhuan”等多篇論文。著作涵蓋律法、閱讀出版文化、創傷記憶與群體記憶等多種文化史面向。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博士,現任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中文項目助理教授。其研究領域聚焦明清文學中的情感表現與儀式、醫學、性別話語之交互,兼及江戶日本與明清文學間的翻譯、互動。著有“The Death of His Husband: Contesting Desires in Li Yu’s (1610-1680) Two Huaben Stories on Male Homoeroticism”、“A Fatal Encounter: Anger, Ritual, and Righteousness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等論文,並有《天女臨凡:從宋到清的後宮生活與帝國政事》(馬克夢著)等譯作。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學博士,現為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國際語言與文化學院中文及漢韓文化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東亞社會的語言文字與書籍傳播。著有Engraving Virtue: The Printing History of a Premodern Korean Moral Primer專書,發表過多篇有關中、韓語言學、東亞漢字文化圈以及漢語言之多元性、東亞書籍與繪圖文化的論文,並譯有十九世紀朝鮮文人李鈺《俚諺》一書。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國際語言與文化學院日本文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中日文化翻譯與傳播,近年關注日本早期現代旅遊文學研究。著有專書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Chinese Fiction: The Water Margin and the Making of a National Canon,並曾發表“Translation, Colonization, and the Fall of Utopia: The Qing Decline as Explained Through Chinese Fiction”、“Chinese Fiction as a ‘Signal Bell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Transregional Birth of an Author”等多篇論文。
《小道可觀》中各章節來自多位不同背景的學者,旨在對賽托提出的日常生活實踐等社會文化史理論進行補充。凸顯權威、經典話語如何從日用美學中汲取能量,使主流的內涵因日常敘述的加入而更包容並蓄、富有活力。同時,這些研究也勾勒出不同社會文化、民族群體如何在富含張力的接觸中,不斷地對「自我」與「他者」進行重新聚焦,有助於我們了解或隱或顯的權力鬥爭中蘊含的文化意義。本書論述「小道」之「可觀」,不僅闡發作為末技的表演、小說文本對構築經典的重要作用,更將作為文人書寫重要面向的「百姓日用」從社會文化史中釋放,揭示其作為文化行為(cultural praxis)的重要性。透過縱向的歷史性梳理,本書考察了日用體驗在不同時期的文化構成。而文學場域之開放性,又促使我們橫向思考東亞語境中自我與群體想像如何倚賴多重語言、地域身份協商的深度文化接觸。這是因為中華帝國從來都不是封閉的整體,與外族的碰撞、對話,乃至對異域的想像,正是在日用美學層面孕育著新的知識體系、與此相關的生活方式、以及對現代性命題如「發展」、「民族性」、「國文學」的思考。也因此「日用美學」更應視為知識主體選擇自立於多元、多變世界中的存在(a way of being in the world)。由此可見,所謂「經典」與「草根」並非是自上而下(或反其道而行之)的線性動態,也不是各自為政的獨立領域,而是在中華帝國以及跨東亞文化地域之多重空間的交叉話語中,因權宜而靈變的隱性機制,其動力正來自於蘊藏在日用美學中的文化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