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家宜

9 「選擇性傳統」的運作

兩個重要轉折—二二八事件與雷震案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與一九六○年的雷震案，是戰後初期（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台灣報業發展的兩個重要轉折。後者也是本書之所以選擇一九六○年為斷代點的主要原因。

在一九四五年終戰到二二八事件之前的短短一年多時間，日治時期即投入新聞事業或參與文化運動的台灣文化人，以《民報》、《人民導報》、《台灣新生報》為主要據點，活躍於台灣的報業舞台，包括黃旺成、林茂生、王添灯、王白淵，以及吳濁流等人。當時處在戰後百廢待舉、內戰一觸即發狀況下的中國，並不能提供剛回歸「祖國」的台灣良善的治理，而導致了二二八事件的不幸。二二八發生之後，由台灣本土報人經營，充分發揮自由輿論精神的報紙幾乎統統被迫關門，官營的《台灣新生報》也經過內部大整肅，讓包括吳濁流等一批日治時期養成的台灣報業精英全數退出了報業舞台。

本書以吳濁流為代表，從生命史的追溯，探究其「感知結構」樣貌，所呈現的雖然是個體的經驗，背後所欲對應的，卻是一整個與吳濁流有類似經歷的世代。也就是周婉窈所說的，在日治時期受過良好教育，日文、日語嫻熟，但從日治一夕過度到國府後，卻面臨文化脈絡喪失的那個「失落的世代」。如同吳濁流一樣，能在戰後繼續辦報、從事新聞工作者，多半都有漢文的根底，但他們很快就發現，與睽隔五十年的中國之間存在有許多的格格不入。

在第二章〈「感知結構」的「原生結構主義」方法論〉一節中，我們曾經提到威廉斯用來解釋文化發展的「選擇性傳統」這個概念。本章將嘗試將此一概念用在戰後初期台灣報業發展的特殊軌跡上。所謂的「選擇性傳統」，簡要的說，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並不是客觀不變的，而是經由每個世代不斷的重新建構而產生的。在一個社會中，某些特殊利益會決定「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方向，包括階級的利益、族群的利益、政權的利益等等。從二二八事件到《自由中國》雷震案，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某些「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方向。所謂「選擇性傳統」，不僅是不斷重新選擇有意義的歷史事件、歷史敘事，也是對過去歷史的重新詮釋，在「選擇性傳統」的運作下，會產生特定的歷史敘事方式，也可能將明明存在過的文化傳統加以拒斥或掩藏。

二二八事件後，「選擇性傳統」的運作，刻意忽略日治半個世紀對台灣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讓戰後成長的台灣人幾乎不認識這段才發生不久的歷史，甚至連「二二八事件」本身，都消失在經過刻意安排的歷史迷霧中。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隨著「失落的世代」淹沒的歷史，既不會出現在新聞媒體上，也不會出現在公共場合的各式言論中，更不會出現在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上。

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對來自國民政府的統治者而言，任何將台灣社會視為不同於中國社會（民情、文化），或應該等同於中國社會（享有相同公民權利），而可能危及統治權力的言論，都是有害的。事件前原本相當充分的新聞自由，一夕緊縮，但緊縮的對象只針對台灣本土報人，對於黨報、官報、外省來台報人、半山報人，辦報之門依然是敞開的。因此，《中華日報》發行了北部版（一九四八年），《台灣新生報》擴增南部版（一九四九年）；李萬居辦了《公論報》，林頂立、謝東閔辦了《全民日報》—兩者均屬廣義的半山集團；周莊伯、顧培根辦《自立晚報》，魏建功辦《國語日報》，朱庭筠辦《華報》，張友繩辦《台灣力行報》—三者均屬中國大陸來台報人。報紙的家數並未減少，甚至較二二八之前更多，但本土報業人士，卻幾乎從檯面上消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選擇性傳統」透過籠罩性的整體政治力量引導，在事關話語權的報業發展上，發揮了強大的影響力。（註1）「失落的世代」從此消失於台灣的報業舞台，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之間，讓人感覺彷彿這批一度極為活躍的知識精英從未存在過。「選擇性傳統」所發揮的力量著實驚人。

一九六○年的《自由中國》雷震案，則是「選擇性傳統」力量的又一次呈現。與二二八事件最大的不同在於，二二八事件是整個台灣社會的大動盪，言論自由被緊縮，只是其影響層面之一—雖然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層面；《自由中國》雷震案，則是專門針對新聞媒體所採取的鎮壓行動。雷震案發生的時候，國府在台灣的治理，已經透過一九五一年開始的土地改革，一方面消除了從日治時期延續到戰後的大地主階級勢力，另一方面穩定了基層的小農經濟。在外在條件上，韓戰爆發後逐步浮現的冷戰格局，讓台灣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也使得國府在對外關係上獲得更多籌碼，不必再如之前對美國民主派人士的批評多所忌憚。

當時，由蔣經國擔任蔣介石接班人的權力交接格局隱然成形，於是由他所掌握的政戰、情報系統，便開始掃除權力接班之路上的絆腳石，主張回歸憲政常態，公然反對蔣氏父子交班的《自由中國》自然首當其衝。由於日治時期養成的本土報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都已經噤聲，當時還能勇於挑戰國民政府種種不適憲、反民主作為的，除了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自由派人士，就是之前曾協助國民政府穩定對台統治的少數「半山」人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雷震，後者的代表人物是李萬居。

日治階段養成的台灣本土知識階層，在體察時事時，不免將過去的被統治經驗拿來作為評論現況的參照而有所批評。但像雷震這樣的外省自由派，則是「打著藍旗（指國民黨）反藍旗」，身為老國民黨員，他希望國民政府政權能夠好好延續，堅信唯有真正實施民主，才能確立政權立足台灣的合法性，對於國民政府僅願意象徵性的釋放出一點點民主，做做樣子的應付心態，深深不以為然。他這種超越時代的觀點，正好對立於當政者，在《自由中國》留下了許多擲地有聲的讜論，結果免不了觸怒當道，惹來牢獄之災。

李萬居的情形也類似，《公論報》在組黨等議題上一直與《自由中國》唱和，最後也成為雷案的廣義受害者。《公論報》的經營在李萬居與雷震等人合作組黨後，顯得益發艱困，雖然比《自由中國》多撐了兩年（一九六二年停刊），但最後還是難抵客觀局勢。如果說當局對《自由中國》是「明抄」，對《公論報》便是採取「暗槓」手段。《自由中國》走入了歷史，《公論報》也退出了報業舞台。也約莫在這個時間點，國民政府不再核准新報紙的設立。（註2）此後，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元旦報禁解除，台灣社會經歷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高度言論管制期。

雷震案發生之前，像吳濁流這樣的知識階層，在保持噤聲（除了文學場域）之外，還對《自由中國》所代表的國民黨內自由派及其相關的外省知識階層集團的影響力寄予期望。因此，當雷震案發生時，吳濁流一度極為失望（吳濁流，一九八七：二二九）。其實在《自由中國》晚期，雷震及其筆陣同志的想法，已經從期待國民黨自我改革，逐漸轉向另組新黨來制衡國民黨。透過《自由中國》的言論，以及與本土政治人物合作組黨、南北串連，對台灣社會的政治啟蒙所產生的影響，即使在雷震被捕入獄後被迫轉入地下，卻並未停止發酵。

在二二八事件以及雷震案之後，都可以看到「選擇性傳統」的力量透過具主導性的文化霸權橫掃當時的社會。不過，在那個世代某些群體的「感知結構」中，那些被壓抑的因子與質素並未完全消失，而是轉為未竟的「殘餘」，伺機於未來可能的再度浮現。如同威廉斯所說，那些被保存下來的文化可以從幾近滅絕後又再度重生，或在完全被摒棄後又鹹魚翻生（威廉斯，一九七五：五二）。由於每個時代都有其具主導的「感知結構」，「選擇性傳統」就是在這樣不斷變化著的「感知結構」中進行運作。二二八發生前，台灣社會中的吳濁流式「感知結構」依然盛行，二二八之後這種吳濁流式「感知結構」隨著「失落的世代」的隱沒而沉潛；而李萬居式「感知結構」也從「半山」群體中被區分出來，逐漸與雷震式「感知結構」產生匯聚，而跟曾虛白式「感知結構」進行對抗。

一九六○年雷震案後，李式與雷式的合流，不敵曾式主流力量，在整體霸權的強大威勢下敗下陣來。但觀諸後來的發展，不論是李式「感知結構」、雷式「感知結構」或吳式「感知結構」，即使經過「選擇性傳統」強大力量的橫掃與碾壓，其所散落、殘留下來的許多碎片，仍舊成為開啟下一世代新興「感知結構」的重要因子與線索。

「感知結構」與認同

在本書第三章〈多重「感知結構」之島—認同歧異問題〉一節中，曾經提到過「感知結構」與認同的關係。「認同」是一個關於「我是誰？」的基本問題，可以包括國家認同（對政治實體）、民族認同（對族群、血緣）、文化認同（對語言、文字、生活方式）等不同層次，各層次間又彼此密切相關。一個霸權本身就是一套認同的體系，圍繞霸權的核心價值，在霸權發揮影響力的場域中，個體會不斷被整合進入這個體系，但其「感知結構」中也可能存在有反抗與顛覆此一霸權的潛在因子。本書第八章中，曾嘗試勾勒四位報人所代表的「感知結構」，每種「感知結構」都有其對應的認同樣態，本節將藉由四位報人的「感知結構」，進一步探索他們在當時的「中華文化霸權」下，所各自呈現的認同樣態。

兩位台籍報人中，吳濁流所接受的，主要是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式教育，對漢學與漢詩的造詣，多半來自早年祖父的薰陶，加上從母語客家話、客家山歌汲取養分，以及努力自學的結果。除了從祖父、親族長輩那邊聽到的各種耆老傳聞，客家母語也是他生為日本統治領土下之皇民，與漢文化的重要連繫。童年陪伴祖父，對他來說，文化上的中國似遠還近，但在日本人對台灣嚴厲而有效的統治下，政治上的中國對吳濁流而言則是全然陌生的，一直到他在二戰期間赴南京工作，才第一次踏上中國的領土，相較於他在師範學校畢業時前往日本畢業旅行，整整晚了二十年。

客觀而言，他是一個以族群語言（客語）為母語，以日語為正式表達之官方語言，以日文為書寫工具（並藉以成為文學創作者），而又能作舊體漢詩贈答友人以遣胸懷的殖民地知識階層。雖然被殖民者歧視的許多次等國民負面經驗，讓他無法全心擁抱殖民母國，但遊歷日本本土的美好經驗，也讓他體認到日本文化並不等於殖民體制。語言和文字的日本化，讓吳濁流至少已經是半個日本人。可以想像，沒有一個漢學家祖父，或客家族群特別強調保存傳統文化成長氛圍的、與吳濁流同輩的台籍知識階層，在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中，「日本化」（註3）的程度恐怕只會更深。

經歷殖民統治半世紀，在一九四五年這個關口，台灣人還沒有完全變成日本人，卻已不是中國人。要把分隔五十年的台灣人變成中國人，並不像改掛國旗那麼簡單。當時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統治，但還未完全變成日本人的台灣人，戰後卻被迫要立即跨越五十年分隔的鴻溝，迅速整合進入當時的中國。

前面曾多次提到，台灣人民在戰後對中國相當陌生。而即使是在台灣割日之前，曾經歷鄭成功多年經營的台灣，對於歸順中國滿清朝廷也還夾雜著「反清復明」的某些微妙心理（吳濁流的祖父吳芳信就是最好的例子），而錯綜複雜的民國政情，更是在台灣人的理解與視野之外。這種特殊的「感知結構」，讓前殖民地台灣人的認同樣態處在一種脆弱的不穩定狀態：戰後一開始表現為急於認同中國；對陳儀的統治失望後，開始對新統治者提出質疑，有因而產生回頭眷戀日本統治餘緒的，也有轉而認同中國共產黨的。（註4）吳濁流則似乎是重蹈祖父吳芳信的覆轍，選擇成為保留認同對象的「超越派」。相較於後來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中國大陸知識階層，像吳濁流這樣的台灣本地知識階層，在認同樣態上可說是大異其趣。

同樣生長於前殖民地台灣，李萬居的自我認同卻很清楚。早年的困頓，讓他義無反顧的要棄絕那種與被殖民經驗捆綁在一起的受壓迫感，去追求他理想中的祖國。但在他的「中國認同」中，還包含著一個在人生早期相對幽微，到了晚年益發凸顯的「台灣認同」，亦即在「中國認同」之下，還有一個「台灣認同」。他的台灣認同表現在「解救三百六十萬同胞」的豪語中，也表現在《台灣民聲報》（重慶時期）以及《公論報》的發行與言論內容上。不同於受了完整日式教育的吳濁流，只讀了三年日制公學校的李萬居，在自我認同部分的「感知結構」上，幾乎沒有「日本人」這部分，而是「中國人」加上「台灣人」的雙層構造。在二戰結束前，這兩部分是完全水乳交融、相輔相成的。他為中國抗戰冒險深入敵營蒐集對日情報，建立起與國民政府合作的信任基礎。但等到戰爭末期在重慶待命準備回台灣時，他就已經發現，雖然台籍人士一再提出許多實際有用的建言，但台灣子弟在國民黨政府中，其實是處於相對邊陲的點綴性位置。而由於昧於台灣社會的各類實情，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是在訊息不夠完整、準備不夠充分的狀況下進行的—這點可以從後來的發展得到驗證。

「半山」集團雖然成為國民政府在接收台灣後起用的第一批台籍人士，但其忠誠度還需接受考驗。對國民政府來說，二二八事件不啻是對「半山」效忠度的大考驗，而事件中一度希望持平論事的李萬居，顯然未通過此一「考驗」，自此成為半山中的「黑羊」。這個轉折雖未斷送李萬居的中國認同，但認同中國，不等於認同國民黨，他開始對國民黨政府改採諍友立場，希望國民黨能夠改進。但國民政府的威權統治不是一、兩個執意諍諫的民意代表可以撼動的。他與國民政府的緊張一直持續到一九五○年代末期，因本土黨外政團與中國大陸來台的雷震等決定合作組黨而達到最高峰，也是他「台灣認同」的高峰。

李萬居的「台灣認同」也表現在他省議會的質詢內容中，他是雲林選出的省議員，關心農村貧苦，揭穿官方宣傳的粉飾太平，與高官「何不食肉靡」、不識民間疾苦的顢頇。（註5）他也為地方排水工程爭取經費，（註6）為二二八繫獄者要求從寬量刑。（註7）在政治高壓年代，李萬居一手辦報、一手問政，以行動落實他對家鄉人民的關心，落實他的台灣認同。

與李萬居一起合作組黨，並為此繫獄十年，隨國民政府來台後創辦《自由中國》的雷震，在認同樣態上也有類似李萬居的曲折。他當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他對台灣這塊土地並沒有先天的感情羈絆，但卻基於一種務實的態度，主張建立「中華台灣民主國」。這是因為他將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做了一個務實的切割，亦即在文化上認同台灣屬於中華文化，但在政治上，他卻充分認識到，依照民主原則，國民政府必須切實開放省籍人士的參政權、開放組新政黨、開放言論自由，才能確保政權的合法性。這也是雷震與曾虛白最大的不同。

生長在一個安家立戶於浙江，卻歧視浙江人的河南人社區中，早年經驗讓他深深瞭解「高級外省人」（註8）這類迷思的危險與虛妄，以及社群與個人為此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瞭解一旦「偏安」，就必須「土斷」，（註9）才能融入當地社會、獲得統治的合法性。他因此反對國民政府統治集團以反攻大陸為由，剝奪人民各項權利。他與其他外省知識精英同樣念茲在茲於如何在台灣維護中華民國政府的正朔，但與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始終堅持必須以民主的價值為前提。從早期的反共擁蔣，到反對蔣氏父子獨裁統治，進而主張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努力爭取本省人的支持，以求保住外省人政權的正當性，以及外省族群在台灣的生存空間。他並預言國民黨如果再不和台灣人分享政權，台灣人終究會走上追求獨立之路。這是他在一九七二年提出的見解，（註10）於今觀之，耀然如新。

曾虛白的認同樣態則是四位報人中最首尾一致的。不同於雷震已經將「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做了切割。在曾虛白的認同樣態中，文化的中國等同於政治的中國，而在這樣的一套論述中，民主憲政也好、言論自由也罷，一切都有待反攻大陸來實現，（註11）因此現下的一切作為，都必須以反攻大陸為前提。

9 「選擇性傳統」的運作

兩個重要轉折—二二八事件與雷震案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與一九六○年的雷震案，是戰後初期（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台灣報業發展的兩個重要轉折。後者也是本書之所以選擇一九六○年為斷代點的主要原因。

在一九四五年終戰到二二八事件之前的短短一年多時間，日治時期即投入新聞事業或參與文化運動的台灣文化人，以《民報》、《人民導報》、《台灣新生報》為主要據點，活躍於台灣的報業舞台，包括黃旺成、林茂生、王添灯、王白淵，以及吳濁流等人。當時處在戰後百廢待舉、內戰一觸即發狀況下的中國，並不能...

1.報人典型的選擇
為理解台灣新聞媒體提供線索
戰後台灣三種地緣背景的四類報人

2.雷蒙德．威廉斯的「感知結構」理論
「感知結構」理論在本書中的運用
何謂「感知結構」
「感知結構」的「文化物質主義」立場
「感知結構」與「霸權」概念的對照
「感知結構」的「原生結構主義」方法論
「選擇性傳統」與「感知結構」
邊陲意識與「感知結構」

3.戰後的台灣社會：匯聚與分歧
看似相似而彼此陌生的人們
語言與文字轉換的困局
隔閡、誤解與歧視——以省參議會「完全奴化」風波為例
多重「感知結構」之島——認同歧異問題
為何選擇吳濁流、李萬居、雷震與曾虛白

4.苦悶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吳濁流
前清遺老書香第
殖民地知識階層的多重語境
在報社當記者與編輯
「不容青史盡成灰」的記者使命感
「社會寫實」的小說寫作
殖民地知識階層的認同崎嶇路——「亞細亞孤兒」意識

5.徘徊在認同與放逐之間：李萬居
海角偏鄉的困苦成長經驗
日（殖民地台灣）、中、法三重經驗
從國際問題到台灣問題
前殖民地孤臣孽子
問政與辦報
組黨與挫敗——最後一役

6.萬山不許一溪奔：雷震
生長於浙江的「河南佬」
負笈東瀛的心智鍛鍊
對國民黨從參與到失望
「自由中國」的言論先鋒
與本土政治勢力合作組黨
台灣民主運動的播種者

7.國民政府政權的忠誠守護者：曾虛白
常熟望族翩翩公子
與父親共同經營書店的「文藝青年」時期
與董顯光、張竹平合作辦報
由記者轉為國民政府文宣舵手
主持黨國媒體
三民主義新聞學
影響台灣新聞教育與實務數十年

8.戰後初期「感知結構多重奏」的台灣報業舞台
戰後初期台灣的報業概況
四位報人的「感知結構」
交錯的生命史與「失落的世代」
「感知結構」多重奏的台灣報業舞台

9.「選擇性傳統」的運作
兩個重要轉折——二二八事件與雷震案
「感知結構」與認同
伏筆與線索

10.結語
回顧與前瞻
在新聞史研究領域的幾個初步成果
殘餘與重返——混種的「新興感知結構」

附錄：曾虛白、雷震、李萬居、吳濁流之相關年代與事蹟對照表

參考資料

1.報人典型的選擇
為理解台灣新聞媒體提供線索
戰後台灣三種地緣背景的四類報人

2.雷蒙德．威廉斯的「感知結構」理論
「感知結構」理論在本書中的運用
何謂「感知結構」
「感知結構」的「文化物質主義」立場
「感知結構」與「霸權」概念的對照
「感知結構」的「原生結構主義」方法論
「選擇性傳統」與「感知結構」
邊陲意識與「感知結構」

3.戰後的台灣社會：匯聚與分歧
看似相似而彼此陌生的人們
語言與文字轉換的困局
隔閡、誤解與歧視—...